一 : 凡客难题：快速扩张与高昂成本管理困难悖论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谢鹏 发自北京、南通
在四年高速成长期之后，凡客这个平地崛起的网络服装品牌遭遇两难局面，一方面它要不断奔跑，快速扩张规模，但另一方面，扩张带来了高昂的成本和管理上的难题。现在，凡客如何维持住自己的既有优势，成了众人关注的焦点。
凡客在全国已经建了28 处仓储中心，图为凡客武汉仓储中心。（CFP/图）
大批裁员、个别高管离职、上市未果，传言亏损严重……
对四岁的凡客诚品公司来说，2011年下半年几乎没有一个好消息。公司创始人、43岁的CEO陈年，直到最近仍积极配合各家媒体采访，试图稀释这些弥漫在身边的怀疑与担忧。
山西人陈年曾经是北京《中国图书商报》的书评周刊编辑。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时，他却随雷军创办了网上书店卓越网，并成为这家网站的执行副总裁。在退出卓越网及创办虚拟物品交易网站我有网失败后，他于2007年10月创建了凡客这家服装电子商务网站。
四年间，凡客创造了一个高速成长的奇迹——据凡客高管提供的数据，2008年税后收入仅有1.1亿元，但到了2011年，税后收入已达到30多亿。与其他电商明显不同的是，陈年给凡客注入了“人民时尚”的内涵，将之打造成一个家喻户晓的互联网服装品牌。
“历史机会来了，你正好在那里，你就创造历史了。”2012年2月4日，陈年坐在凡客总部那间宽大的办公室里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凡客总部位于北京东三环双井桥旁边的乐成大厦，占了其中四层的空间。陈年一个人的办公室占了一层的七分之一，一面半墙壁的书架都放满了书。
陈年的这个解释，与美团网CEO王兴的看法类似——“传统行业创业好比登山，互联网创业好比冲浪。你只要踩上一个浪，保持住，它的高度就决定了你的高度”。王兴曾是校内网、饭否网、海内网的创始人，但屡次创业都没能“保持住”，最终均归于失败。
陈年能否“保持住”凡客的高速成长势头，现在成了一个悬念。虽然陈年像祥林嫂一样不断对外界反驳那些质疑的声音，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凡客确实到了该反思的时候。
PPG的启示
凡客的崛起，除了归功于一波电子商务浪潮的兴起，还要感谢一位先驱——PPG公司。2005年，PPG以“轻公司”模式异军突起，迅速成为一家耀眼的网络服装公司，被称为“服装界的戴尔”。它只做男士服装，其业务几乎全部外包，没有厂房、设备、门店，只有市场部、设计部、呼叫中心及仓库。
它以铺天盖地的网络广告和传统广告去抢夺消费者的眼球。虽然成长速度惊人，但也为日后埋下了巨大隐患。2007年之后，这家公司因拖欠供应商款项，最终倒闭。这一年，凡客诞生。
陈年创建凡客，最初完全是模仿通过电话售卖男士衬衫的PPG。其广告投放策略也与PPG无异，2008年2月之前，凡客市场营销以投平面媒体为主。在2008年到2009年两年间，凡客投放的广告额占其销售额的比重达到了六成。
但幸运的是，凡客在2008年3月就开始尝试网上营销，订单迅速增长。那时互联网广告的效果并不被企业看好，价格很低。门户网站甚至会免费再送一些广告。凡客尝到了网络营销的甜头，迅速抛弃电话直销模式，转做互联网品牌。这使凡客避免了如PPG般重金砸向传统媒体却难以为继的结果。与凡客一样，麦考林、梦芭莎等网上服装品牌也开始利用互联网广告来吸纳人气。
此外，凡客从2007年10月就开始了第一轮融资，此后到2011年底一共融资六轮，总融资额达4亿美元（人民币约24亿多元）。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电商副总裁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这也可以看出陈年的精明之处，凡客融资的轮数多，很可能是一种精明的作价技巧。多轮融资，可以提高溢价。
陈年的过人之处还体现在其塑造品牌的策略上。2010年5月，凡客买了一些路牌，准备放韩寒和王珞丹代言的凡客广告。但陈年发现路牌广告的画面有一大片空白，于是就将客户比稿带来的电视脚本的字幕，删减之后放了上去。然后韩寒和王珞丹的粉丝把这个拍下来，跟众多网友一起，发酵出了凡客体。
迅速走红网络的凡客体重新定义了凡客。对于凡客的品牌定位，陈年说，他现在只强调三点：无限时尚、高性价比和最好的服务。其他的交给用户。
至此，凡客走出了一条自建互联网服装品牌的独特路径。而电商第一梯队的代表京东商城走的是平台型电商的模式，从3C产品发展到跟吃穿用行有关的所有商品。京东的赚钱模式是，自己从供应商那里采购商品，在网上加价卖给消费者，赚取差价。这也是当当网、乐淘网等电商走的路。
但陈年费尽心力打造的这个品牌，却很难产生溢价效应。而陈年认为，品牌溢价可能是中国传统品牌走的弯路。理由是，GAP、ZARA、H&M和优衣库等国外服装巨头，走的都是平民化的路线。而国内那些赚了点钱就开始走高端的品牌都失败了。
对此，另一位电商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做品牌，脱离不了提高客单价的规律。做零售，最高目标是提高溢价率。比如，品牌商百丽的鞋子售价，一般是在成本的基础上乘以5。在他看来，陈年要打破这个魔咒，有点违背行业规律办事。
2011年12月3日，2011黑马大赛第二季暨第四届创业家年会在北京举行。图为凡客诚品创始人陈年。 （CFP/图）
快的代价
凡客虽然走的是自建品牌的路径，但它和其他电商一样，不得不面临着快速奔跑的宿命。这也意味着，要成为最后的赢家，就必须持续投入各项成本，以便比别人跑得更快，在规模上做到别人无法企及的高度。
陈年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他现在关注的是新用户的增长和二次购买率。在他看来，这两个数据是公司是否健康的唯一前提。他认为，PPG当初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做到足够的用户量和增长速度。
为了扩张规模，很多电商模仿的是亚马逊的模式——从单一货品增加至无所不包的百货，并提供第三方平台，允许别的商家在自己的平台上与自己同台竞争。同时，增加对物流配送和仓库及后方信息平台的投入，以便更好地改善用户体验和扩大覆盖面。
凡客也是如此。2010年5月，凡客开始了品类的急速扩张，开始做男女装、鞋子、家纺，甚至还做了化妆品、电饭锅、拖把。品种扩张自然会带来销售规模，但也带来了滞销产品的库存成本增加。T恤和帆布鞋是凡客最好销的产品，但电饭锅、拖把则少人问津。
当月，凡客还启动了V+频道，建立平台吸引第三方合作者，开卖百货产品。将竞争的矛头直指京东和当当。
但V+扩张没有达到预期，一年多来只做到5亿元左右规模，仅占凡客总销售额的百分之十左右。原因是，消费者习惯了凡客自有品牌的低价，从凡客进入V+频道后，很难接受V+产品的高客单价，所以流量的转化率不高。
而且，供应商跟凡客合作有顾虑。网上鞋城乐淘跟凡客的V+谈过合作，凡客要求乐淘的鞋子进入到凡客的仓库。乐淘没法答应，因为乐淘卖的东西，是供应商在乐淘的仓库里寄售的，乐淘获取销售提成。货在乐淘的仓库里，十天半个月能周转一次，放到凡客的仓库里，凡客处理速度慢，配送得先尽着凡客自有品牌，产品周转一次要一个月，供应商自然不答应。
另一方面，凡客自建的如风达物流公司还没有形成足够的冗余能力，从第三方身上赚钱。如风达总经理李红义对南方周末记者透露，未来如风达是可以开放的。但如风达现在接的一些外单，仍是关系户的订单，比如小米手机。
亚马逊早年投巨资建设的物流和云计算中心，现在都已经成为其重要的利润来源。但对凡客来说，要达到这一点，仍路途遥远。
凡客的麻烦还不仅于此。由于电商业的激烈竞争，互联网广告价格骤升，推高了凡客的成本。据一位电商界人士透露，2011年的互联网广告价格比2010年同期增长了50%之多。
但陈年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广告价格增长50%的说法，只适用于360等少数几家公司。而凡客的广告投放额占销售额的比重，这几年一直在下调。从2009年的六成下降到2011年的两成。他说，2012年，这个比重会继续降至一成。
尽管如此，凡客仍无法回避综合成本高企的痛苦。南方周末记者从凡客在江苏南通的供应商世纪燎原公司了解到，凡客的毛利率至少在20%以上。比如，凡客有一款卖99元的衣服，从世纪燎原的采购价格是76元左右。
一位电商界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分析说，凡客毛利率是很高的，但凡客是30天无条件退换货一次，所有退换货的物流折损比其他电商公司要高，再加上如风达坚持高水准服务的定位，凡客总的物流成本算下来对总收入的占比应该在20%左右。行政成本8%-10%，市场成本20%-30%。这几项加起来已经是50%左右的成本了。“所以，凡客肯定是亏损的。而且，凡客的规模越大，亏损会越大。当然，随着规模的做大，物流成本和市场成本会下降。这就要看凡客能坚持多久。”他说。
“大跃进”之后的残局
凡客在2010年开始品类扩张之后，员工人数也从最初创业时的100多人增加至1万人左右。而陈年当时看到的数据是，2011年1月份，凡客的增长是2010年同期的6倍。这让他对2011年全年能达到100亿元的销售额充满信心。
陈年开始放权。很多二十多岁的员工，现在管理的是上亿元的销售额，那是凡客2008年全年的销售额。
但到了2011年6月，陈年经常发现楼下等电梯的员工太多，很多人索性聚在一起闲聊。还有些员工在上班时间开溜。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对公司做了一个体验，结论是：高层心浮气躁，基层骄横腐败。
到了7月份，凡客开始裁员，试用期的员工被大量清走。当月，凡客也开始对过多的品类进行分析，将做得不好的品类删掉。
同时，陈年也开始对组织架构动手术。以前凡客只有两个产品事业部，现在被拆成八个部门——除了五大事业部，还有三个生产中心。
这五个事业部的设立思路主要是按品类分。过去凡客的产品、推广、营销和品牌完全分开。成立了五个事业部后，每个事业部贯通了从产品、营销到推广的所有职能。
以往，在规模逐渐变大之后，凡客作为传统服装业的色彩就越来越重，生产部门成为主导者，上马了拖把和指甲剪等不成功的品类。现在，凡客的生产中心变成三个，一个是服装，一个是鞋帽，一个是其他的杂类。
事业部的权限是，从产品规划到最后营销全部打通，并且对库存负责。而在过去，产品就负责产品，营销就负责营销，产品部门进了一堆东西，营销部门看不上，产品部门天天骂营销部门连个照片都拍不好，两边互相看不上。
未来凡客还将细分出更多的事业部，这也要求有更多的管理者。南方周末记者问陈年，是否会考虑给公司招个职业经理人来做CEO，陈年摇头说：“公司大了，要尊重历史。更重要的问题是团队的学习能力和纠错能力。”
但这个团队并不稳定。2011年下半年，凡客个别高管选择了离职——副总裁吴声投奔了京东商城，公关经理李剑雄去了学而思。对陈年来说，如何留住人是一项新的挑战。
在裁员和高管离职风波之前，陈年一直没有给管理团队分配期权。凡客目前的管理层有三分之一是老卓越人，这些人靠感情尚能留住，但凡客同时也有很多80后的年轻人在担任管理职位，对这些年轻人来说，凡客不拿出真金白银，很难留人。
2012年2月份，陈年在反思之后，对凡客整体战略正在进行一次新的规划。他说，凡客的调整，哪些要收，哪些要放，都将由一个数据系统来说话。未来它将是凡客继产品、用户之后最核心的公司发展驱动力，而且是可持续的。
其实这早已是亚马逊的成功秘诀之一——亚马逊追踪一切，大部分决策都基于数据。
二 : 企业理论：管理行为、代理成本与所有权结构（一）
1、个人权利的界定决定了成本和报酬将如何在任何组织的参与者之间分配。既然权利的界定一般是通过缔结契约（明示的或默认的）来完成，那么，组织中的个人行为，包括管理者的行为，将取决于这些契约的性质。
2、大多数代理关系中，委托人和代理人分别承担正的监督费用和保证费用。另外，代理人的决策与使委托人福利最大化的决策之间会存在某种偏差，由于这种偏差，委托人的福利会受到一定水平的损失，这也是代理关系的一种费用，且把这种费用称之为“剩余损失（residualloss）”
代理成本总和定义为：（1）委托人的监督支出 （2）代理人的保证支出 （3）剩余损失
3、代理问题的一般性质：诱导某一“代理人”开始去使“委托人”福利最大化。
4、本文重点分析由公司的所有者和局统治地位的管理者（topmanagement）之间的契约安排所引起的代理成本。研究每一个当事人面临的激励及均衡性契约形式的决定因素，这种契约形式可以刻画为企业管理者（即代理人）与外部股票和债券持有者（即委托人）之间的关系。
5、企业可视为个人间契约关系的一个连结。企业不是一个个体，而是一种法律假设，它可作为一个复杂过程的聚焦点。在这个过程中个人互相抵触的诸多目标会被一个契约关系的框架带入均衡。在这个意义上，企业行为就很像市场行为，也就是说，是一个复杂过程的结果。
6、如果一家独资企业由所有者自己管理，它将制定使他效益最大化的投资决策。当增加1美元支出带来的边际效用（衡量任何生产性效用的净值）对每一个非金钱项目都相等切等于增加1美元的税后购买力（财富）带来的边际效用时，各种各样的金钱和非金钱收益就实现了最优组合（在没有税收的情况下）。
7、垄断的存在并不增加代理成本。使边际监督成本等于降低管理者额外消费津贴所产生的边际财富增量。
8、产品和要素市场竞争的存在并不像人们所断定的那样消除缘于管理控制问题代理成本（弗里德曼，1970）。如果我的竞争对手都发生等于或大于我的代理成本，那么，我就不会由于他们的市场竞争而被排除掉。
9、代理成本的存在与否和数量大小取决于监督成本的性质、管理者对非金钱收益的偏好和在用尽自己个人财富之后能筹措到的全部资金的潜在管理者的供给。如果监督成本为零，则代理成本也为零；或者，如果100%的所有者-管理者能拥有和管理某个企业（竞争性的或不是）中的所有企业，那么，该企业代理成本也将为零。
三 : 2015企业管理论文选题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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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创业板市场为依托的黑龙江省创新型企业财务战略研究
油田企业战略价值链分析及其管理应用_成本管理
对我国国有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评价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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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如何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_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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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预警指标体系研究_支持向量机
中小型企业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与对策分析_企业效益
中小民营企业知识型员工流失管理_企业管理论文
中小生产型企业如何有效实施5s_中小企业
中美工业企业r&d投入差异化原因比较与启示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所有权优势分析
四 : 批判理论与中国大众文化批评——兼论批判理论的本土化问题
一这里涉及资本主义、自由主义与极权主义的关系这个重要的问题。由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某些学者没有清晰地分辨资本主义的不同形态，如极权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是其典型）与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所以常常把极权主义、资本主义以及法西斯主义简单地等同起来。又由于国内学术界对于法兰克福理论的非批判性的接受，进而导致了国内学界的相应混乱，甚至直接把自由主义与极权主义或法西斯主义加以等同（参见王彬彬《读书札记：关于自由主义》，《天涯》1997年第2期。徐友渔对此进行了出色的澄清与分辨，参见徐友渔：《自由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及其它》，《天涯》1997年第4期）。资本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关系，由于不同形态的资本主义具有不同的"政治法律体系"，因而它既有可能向极右或极左的、反自由的方向发展变成极权主义，也有可能与自由结合成为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显然，我们应当加以认真分辨的正是资本主义内部这个"不同的政治法律体系"而不是似是而非地说什么自由主义等于极权主义。就法西斯主义式的资本主义而言，季米特洛夫认为它是"金融资本中最反动、最沙文主义的、最具有帝国主义成分的公开的恐怖主义专政"，纽曼认为它是"垄断经济"，"是一种命令经济，它是由权威国家统治的私有资本主义经济。"（参见《法兰克福学派史》第4章）显然，这一类型的"资本主义"与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存在巨大差别，毋宁说它更接近哈耶克意义上的苏式"社会主义"（建构理性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这一缺陷在霍克海姆在1968年为重版的《批判理论》写的序言中得到了承认。在序言中他坚决反对把批判理论在西方付诸革命实践，认为"一种即便存在有缺陷的可疑的民主，也总比我们今天的革命必然会产生的～～要好一些。"显然，霍克海姆是在目睹了当时自称的"共产主义"国家的～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变革以后修改了自己的观点。他甚至这样写道："用自由世界的概念本身去判断自由世界，对这个世界采取一种批判的态度，然而又坚决地捍卫它的理想，保卫它不受法西斯主义、斯大林主义、希特勒主义及其它东西的侵害，就成为每一个有思想的人的权利与义务。尽管其危险的潜在力量，尽管有作为其历程的标志的遍布内外的不公正，可是，自由世界此时仍然是时空中的岛屿；这个岛屿在暴力控制的海洋中的沉没也就意味着包括批判理论的这个文化的沉没。"（《批判理论》，中译本，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4-5页）
三
如果说法兰克福学派由于没有能够明确地区分资本主义的不同形态，其对于极权主义的批判既有深刻的一面，也存在不可忽视的含混。那么相比之下，法兰克福理论与与中国社会文化现实之间的关系就更加复杂。如果我们紧密结合中国的现实，创造性地运用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就能够从中获益。换言之，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必须经过转换才能够获得它在中国语境中的批判性。
法兰克福的批判理论对我自己的最大启示在于，可以对它加以创造性转化以后用来分析与批判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思想控制与极权主义意识形态。霍克海姆曾经批评过一种他认为"明显不能成立的论断"，即：诸如"阶级统治"、极权主义"、"帝国主义"之类概念只能用于资本主义国家，而不能用于"自称是共产主义的国家"。这是霍克海姆在深刻总结了斯大林的自称的"共产主义"以后于1968年得出的教训。也就是说，极权主义与"总体化意识形态"（法兰克福学派认为文化工业是其代表）同样存在于非资本主义国家。在纳粹德国与前苏联，都存在严重的极权主义统治，以及剥夺人的个性与自由的"总体化意识形态"，虽然后者不是源自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社会的大众文化。
我认为，正是由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是以法西斯德国的国家主义为经验基础与分析蓝本的，所以，它更适合于用来分析与批判改革开放以前、尤其是～中的极"左"意识形态～与群众文化。因为很明显，那时中国的情形与纳粹德国或前苏联更为相似。法兰克福学派所分析的极权主义统治的特征，在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都不难发现，比如整体优先与所谓"爱国主义"、偶像崇拜与毛泽东神话、消灭个体与斗私批修，等等。法兰克福学派（尤其是马尔库塞、阿多诺与弗罗姆）对于法西斯群众心理的分析，也十分适合于分析～时期的"领袖崇拜"。阿多诺与弗罗姆把精神分析学说纳入自己的批判理论。弗罗姆指出了在极权者与大众之间存在的"施虐-受虐"关系，阿多诺则在《精神分析理论与法西斯宣传的模式》中指出：极权主义利用非理性的方式灌输与煽动大众，使他们无意识地投入盲目性与非理性狂热，自愿屈从极权主义，集体性地退化到幼稚状态（后来他们把这个理论用于分析大众文化，认为在大众文化对于观众的操纵与观众对于大众文化偶像的狂热崇拜之间，存在类似施虐-受虐的关系）。这种集体的"受虐"性格在～时期的革命文艺中不难发现，在大量关于毛泽东的颂歌中，那个反复表忠心的"我"与"我们"，就像是总叼着母亲的乳房无法长大的孩子。不过，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化意识形态不同，那时中国的"总体化意识形态"是极"左"的阶级斗争哲学，其在文化艺术中的代表则是所谓"样板戏"
阿多诺的巨著《否定的辩证法》中对于总体性的批判更是为我们深入地理解～式的极权主义提供了有力的武器。阿多诺把批判的矛头指向黑格尔的总体性规范--绝对精神，认为在这种绝对精神中蕴涵着～的因子，因为它的前提是最终消灭个体与差异。在阿多诺看来，真正的辩证法不是对于绝对精神的朝圣，而是"一贯意义上的非同一性"，"辩证法指向差异之物。"阿多诺的非同一性哲学是以维护个体性与差异性为目的的，他不能容忍为了所谓"总体"而牺牲个体与差异，不能容忍强制性的因而也是虚假的同一化或总体性。我们知道，事实上这样的总体性总是建立在可疑的"普遍原则"（不管它是"绝对精神"还是其他的"主义"）之上。即使是最好的普遍原则也可能被极权主义者利用。阿多诺提出了著名口号"整体是虚假的"以对抗黑格尔的"整体是真实的"论断，他呼唤一种"非同一性思维"。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阿多诺看来，"同一性（identity）、总体（totality）、整体（whole）和集体性（collectivity）是共谋的，它们只是虚假、抽象的"存在"概念的影子，它们唯一的社会内容是对无法一致?母鲂缘那恐菩砸煌郴??晕薹ǖ骱偷拿?茏刺?谋砻嫔系牡骱汀ｒ虼硕宰芴逍缘呐?行酝甘泳褪且?沂境龈鎏逑喽杂谧芴宓姆磁亚蹦埽?沂境錾缁崂?分杏篮愕姆穸ㄐ浴⒎至押屯呓狻?quot;（均请参见杨小滨：《否定的美学》，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138页）在黑格尔的"绝对"中，没有真正的自由的立足之地。尤其是，哲学上的总体性思想如果施加于社会建构的工程，就必然会导致以某种"集体"、"人民"、"国家"或"主义"名义的～，甚至发展为法西斯主义的口号："个人是无，人民是一切。"而这个口号实际上不只是德国法西斯的专利，而是所有极权主义的共同口号。中国知识分子记忆犹新的～时期的极权主义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被利用的口号上，没有一个现代的极权主义统治者会仅仅依靠武力维持他的统治，他一定会有一个堂而皇之的意识形态合法化手段，这就是某种"总体性"的诉求。～～主义的合法性依据也是这样一个"总体性"诉求，一种虚假的自由与解放的承诺。真正的自由与解放绝不会建立在这样一个总体性上。所以阿多诺说得好："解放了的人类将不会是一个总体。"（杨小滨：《否定的美学》第139页）阿多诺的这些思想实际上已经非常接近自由主义思想家哈耶克的理论（虽然一个是以西方的资本主义为批判对象，一个是以前苏联模式的计划体制为批判对象），它们都是我们反思～式极权主义的很好的武器。
四
如果说法兰克福学派对于总体化意识形态的批判理论，用来分析与解剖～时期的文化～是十分有效与犀利的武器；那么，用它来批评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中国"大众文化"反而显得牵强。如上所述，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社会，在很多方面具有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极权主义的特点，它的文化也具有空前的总体化（剥夺个人自由）效果（人人学唱样板戏、人人读红宝书、人人跳忠字舞、人人穿绿军装等等）。但是这种总体化意识形态的基础绝对不是商品经济或商品拜物教。恰恰相反，"商品"与"商品经济"是那个时代反复批判、臭不可闻的字眼。保证那种意识形态产生效果的是当时的极左的"社会主义"体制（计划经济、"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等）。
从80年代开始的中国社会的世俗化与商业化以及它的文化伴生物--大众文化，正好出现于て诘乃枷虢?烙胍馐缎翁?惶寤?被?淮蚱浦?薄＠?返乜矗??率瞪鲜亲魑?杂谡庵忠馐缎翁?惶寤?被?呐?杏敕穸?α砍鱿值摹ｈ绻?底钤绲摹⑾执?幕?ひ狄庖迳系闹泄?笾谖幕?ǘ?皇歉锩??quot;群众文化"）是80年代初期从港台传入的邓丽君的流行歌曲（比如著名的《何日君再来》），那么，如果像法兰克福学派那样把它们一律理解为肯定性的、完全缺乏反抗性的统治性文化或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就显然缺乏历史的眼光（语境抽离）。恰恰相反，这些"流行歌曲"是作为对于极"左"时期一花独放、一统天下的"革命文艺"、"革命歌曲"的反拨与否定出现的。如果对于～时期的"革命文艺"的极度单调、僵化、单一没有切身的体验，我们就无法理解挂在人们（尤其是青年一代）口上的"美酒加咖啡"、"何日君再来"所具有的颠覆与反叛意义。正如有些青年批评家所敏锐地观察到的，80年代初期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都是对于极左的文化～主义的批判，它们之间存在历史性的"合谋"，它们都属于"人学"纲领、属于反～的叙事，突出个性解放与人道主义等主题。"邓丽君那种有点感伤的歌曲，恰恰与从国家话语里把个人分离出来的作用是一致的，这跟当时整个知识分子的要求是一致的"，"整个流行歌曲，它表现的就是个性，个人对自我内心情感的体验，它确实具有某种思想解放的味道。"（陈晓明语，参见《文化控制与文化大众》，《钟山》1994年第2期）这样的观察比之于简单否定流行歌曲更具有历史的眼光。
一旦回到中国的语境，我们即会发现，如果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是资本主义商业社会作为商品拜物教形式的大众文化，那么第一，从1949年到1979年，中国进行的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实践。改革开放在相当程度上纠正了这一实践，但选择的依然不是资本主义道路；其次，中国的商品经济只有很短的历史，商品逻辑与植根其上的大众文化对于社会生活的全面侵入与绝对控制即使在今天也不是现实。
这里的关键是要把握以商业化为核心的社会变迁在中西方所处的历史阶段的错位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文化功能的差异。因为，商业化无疑是大众文化得以产生与发展的社会历史土壤。以电子传媒为载体的现代大众文化在西方与中国所面临的社会历史语境以及它的相应的功能都存在极大差别。其中最为主要的是，西方的现代启蒙思想（或启蒙现代性）以及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在电子传媒与大众文化出现之前就已经确立或基本完成。在西方，启蒙话语与社会现代化过程开始的时候，还没有出现现代电子传媒。象电视之类现代电子传媒是在现代化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时才出现的。所以西方现代观念（如民主、自由、～等等）似乎已经不十分需要现代传媒的支持，它在早在现代传媒出现前很久就已经深入人心并且落实于相关的体制。在这种情况下，现代大众文化的出现更带有后现代的因素，它一定程度上威胁着现代西方思想，尤其是已经经典化的西方现代思想；而在中国以及其他的一些第三世界国家，情况就很不相同。对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稍有记忆的人不难体会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与电视等大众传媒同步走向社会民众，尤其非知识阶层的。正如徐贲说的："在中国，启蒙运动从来没有能像媒介文化（引注：即现代大众文化）那么深入广泛地把与传统生活不同的生活要求和可能开启给民众。群众媒介文化正在广大的庶民中进行着五四运动以后仅在少数知识分子中完成的现代思想冲击。在这个意义上，群众媒介文化在千千万万与高级文化无缘的人群中，起着启蒙作用。"（参见徐贲：《文化批评向何处去》，第172-173页）当然，中国的电子传媒并不都是在传播现代的启蒙思想，其中当然也夹杂着封建主义、极权主义或后现代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思想意识。但无疑，把中国的电子传媒的作用与功能单一化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它发挥的至少不只是消解现代性的"后现代"消极作用（如今日大众文化批判者所认为的）。这是中国现代性的特殊性，也是中国大众文化的特殊性。更准确地说，当今中国的现代传媒发挥的是一种极其复杂的多面功能，对之要作细致具体的分析（包括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传播现代启蒙思想、限制它发挥启蒙功能的原因是什么等）。把大众传媒与后现代文化混为一谈，或者认为它与现代自由民主思想绝对对立，或者断言它仅仅导致了单质化的控制性文化空间，扼杀了真正的公共领域，都是一种极为简单化的判断（实际上，西方的大众文化也是历史地变化的，以一种不变的、绝对的、本质主义的观点看待大众文化本来就是一种非历史的态度。如上所说，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以特殊的经验为基础的，这种特殊经验一方面是指他们对于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群众文化的经验，另一方面是他们在30、40年代到美国以后对特定时期美国大众文化的经验。而30、40年代的美国正好处于特殊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垄断资本主义，其时的文化企业能够从生产、发行到展示连成一体，成为真正的文化垄断企业。阿多诺所批判的文化工业的典型--好莱坞体制--就是这样的一个文化垄断企业（某几个大的电影厂拥有自己的制片厂、房产与影院）。但是四十年代末开始的反垄断法改变了美国的电影生产-放映-发行体制，规定制片厂不能拥有影院产地、不能垄断放映，从而沉重打击了制片厂对于电影市场的控制）
由于历史与社会文化的错位，商业化与大众文化在中国语境中的特定意义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评家不可能理解的（当然也不能要求他们理解）。即使是今天的中国社会，从总体上说尚处于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前工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政治社会向市民社会的转化过程之中，离西方式的后现代社会或大众消费社会还十分遥远（而且我们切不可把中国少数大城市中少数人的生活看作是中国的全部）。商业化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大众文化则是它的必然伴生现象。如果没有80年代文化界与知识界对于准宗教化的政治文化、个人迷信的神圣光环的充分解除，改革开放的历史成果（包括大众文化的出现）是不可思议的。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大众文化的性质与功能也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的过程与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紧密关联。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商品经济的出现以及它的逐渐发展壮大。它在90年代的比重已经远远超过80年代。中国大众文化或许会朝着类似于法兰克福学派所描述的方向变化。因而我们不能因为法兰克福理论与中国大众文化存在差别就拒绝使用这种理论。更加可取的态度：在使用法兰克福理论的时候紧密结合中国大众文化的社会生存环境，这个环境是十分复杂的、极为独特的。我曾经把这种语境概括为在官方与民间、政治与经济、社会效益与商品利润的"夹缝中求生存"。这样的语境决定了它不可能只遵循单一的商品逻辑。而且更加重要的是，我们还要对于中国的大众文化做历史的考察。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大众文化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众文化，那么，80年代中国的大众文化也不同于90年代中国的大众文化。由于篇幅的限制，我只能把这个更为复杂的问题留待以后再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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