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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陕西饮食文化-浅说陕北文化

发布时间:2018-03-07 所属栏目:中西文化差异

一 : 浅说陕北文化

陕北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早在3万多年前,这里就已有晚期智人“黄龙人”生息。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在这里积淀深厚,孕育出了全国独一无二的历史景观和文化现象。

陕北,通常是指长城以南、黄河以西、子午岭以东、桥山以北的广大地区。总面积约平方公里。包括延安、榆林两个地区,二十六个县市。黄河由府谷县北折向南流,萦回曲折,在东部形成与山西省的天然分界。境内有无定河、洛河、延河、秀延河、大理河等诸多水系,有桥山、子午岭、雕阴等诸大山脉。陕北,是陕西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陕北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地区。在周秦汉唐等朝代,陕北是周京沣镐、秦都咸阳、汉唐长安的屏障;就是在宋金元明等时期,陕北也是军事要冲、边防重地。历代王朝为了经略陕北这块土地,曾付出了很多代价,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

陕北自古就是民族融合的“绳结区域”。从商周时代起,鬼方,猃狁,白狄,匈奴,林胡,稽胡,卢水胡,鲜卑,氐,突厥,党项,羌,女真,蒙古,满等少数民族先后以战胜者的雄姿,走上这块历史舞台,从而演出了一幕幕历史壮剧。陕北成为华族(汉代以后的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融合与交流的“绳结区域”。在陕北形成了以秦汉文化为主体,融合了北方草原文化等少数民族文化的独特文化个性。秦汉以前,陕北一直是畜牧区。西汉以后,农耕业才大量发展,成为半农半牧区。一直到隋唐时期,陕北南界的黄龙山仍然是农耕区和半农半牧区的天然分界线,这种状况在宋代以后才逐渐有所改变。从陕北地名中,可以看出古代民族的地理分布和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曾指出:“被征服民族的文化借字残留在征服者的语言里,大部分是地名。”因为地名是各民族文化起源,行政管理的真实记录。

陕北:陕西北部也。通常是指长城以南、黄河以西、子午岭以东、桥山以北的广大地区。镶嵌着延安和榆林两颗耀眼的明珠。用美国记者斯诺的话来说:“人类能在这样恶劣的环境生存,简直是一种奇迹。”的确,正是陕北的贫瘠和落后,才孕育出陕北人吃苦耐劳的人文品格,涌现出一批又一批优秀人物。

陕北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重要的是一个文化概念。作为中华民族象征的黄河、黄帝陵、万里长城、黄土地,在这里神奇地融为一体。( 文章阅读网:www.61k.com )

历史上,陕北文化有过几次辉煌。第一次是轩辕黄帝时期。黄帝作为人文初祖,开创了人类文明的先河。第二次是战国后期至秦朝初期。劳动人民用自己的智慧,修筑了长城,修筑了直道,创造了前无古人的奇迹。第三次是东汉时期。目前在陕北境内出土的大量的东汉墓葬画像石、画像砖,表明陕北的文化和经济在汉代曾经拥有一个发展高峰期。第四次是明朝末年。陕北人十有八九投入了农民起义的洪流,写下了中国农民运动史上极其光辉的一页,我们不能不说这是陕北文化显示的巨大力量。第五次当属20世纪。

20世纪,现代文明、古老的农耕文化、草原文化、西方文明在这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撞击。外国文人、中国文人中的优秀分子以及陕北土生土长的文人汇聚在一起,自然而然,南北文化、中西文化在这里撞击、嬗变,为陕北的文化发展创造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20世纪,陕北文化放射出了耀眼的光芒。

1872年冬,比利时天主教士叶茂枝到靖边县宁条梁大沟湾传教。1900年8月7日,靖边民众与教会爪牙发生冲突,成为民众武力反教斗争的直接导火线。直至1946年三边解放,人民政府废止了不平等条约收回三边教区土地。正是由于外国传教士的宗教信仰和陕北的传统文化格格不入,才发生了长达47年的三边教案。

20世纪初,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随着北京“五四”运动的爆发,陕北人的文化观念也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涌现出了杜斌丞、李子洲、魏野畴、刘含初、呼延震东等一大批优秀人物。他们纷纷回到陕北传播新文化、新思想。

1935年10月19日,是个不平常的日子。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刚刚踏上这片土地,便给陕北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从此,陕北开始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延安时代。

延安时代,一批批文人通过重重封锁线奔赴延安,“割掉皮肉还有筋,打断骨头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爬到延安城”便是当时大多数文人的心里写照。文人们来到延安,自由地学习,自由地工作,自由地思想。这里的天是蓝的,水是甜的,窑洞是冬暖夏凉的,人是纯朴、亲密无间的,相对于国统区来说,犹如天堂一般。延安成了文学艺术的乐园。各种文化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成立起来了。在这里,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模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可以说,伟人毛泽东因了汲取了陕北文化的丰富营养,才变得更加伟大。《毛选》四卷共159篇,在陕北写成的就有112篇,其中93篇是在延安写成的。

延安时代,清凉山成了中国无产阶级新闻出版事业的发祥地。中国的最强音就是从这里传往全国的四面八方,从而唤醒了千百万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陈毅曾作诗赞道:

百年积弱叹华夏,八载干戈仗延安。

试问九州谁作主?万众瞩目清凉山。

1938年8月,只有7人的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在中共中央直接关怀下成立起来了。他们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摄制了一批影片,如《延安与八路军》、《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又称《南泥湾》)、《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九一运动会》、《秧歌运动》、《国际青年节大会》、《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红军是不可战胜的力量》等等,拍摄出数以万计的有关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珍贵照片,巡回放映了《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远东边疆》、《祖国儿女》、《假如明天战争》、《我们来自克隆斯达得》、《夏伯阳》、《十三勇士》等十几部苏联早期的优秀故事影片,培训了大批电影业务骨干,从而开创了中国革命的电影事业。

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广大文艺工作者纷纷奔赴农村,和陕北群众打成一片,在陕北文化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写出了长诗《青年近卫军》、《吴满有》、《十里盐湾》、《王贵与李香香》等。出现了歌剧《白毛女》。出现了《黄河大合唱》。同时,陕北民间艺术也获得了新生。《东方红》、《绣金匾》、《翻身道情》、《南泥湾》、《高楼万丈平地起》等民歌就象长上了翅膀,飞遍了全中国。以《十二把镰刀》为开端,以《兄妹开荒》为代表的大秧歌运动轰动了延安,波及到全国。

值得一提的是,1942年春,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的音乐工作者刘炽、张鲁等人,到米脂县向唢呐艺人常文青请教,得到了意外的收获。常文青向他们传授了《将军令》、《大摆队》、《粉红莲》等乐曲。1943年,刘炽、张鲁等人将深沉悲壮的《粉红莲》加工改编成由多种民乐演奏的哀乐。1956年,刘炽在电影《上甘岭》音乐创作中,再一次将《粉红莲》加工为双管管弦乐队加大锣的追悼哀乐。其后便有了我国通用的《哀乐》。

延安时代,群星灿烂。作家有丁玲、萧军、欧阳山、茅盾、柳青、高士其、陈明、陈学昭等,诗人有艾青、柯仲平、何其芳、李季、郭小川、严辰、刘御、贺敬之等,音乐家有冼星海、吕骥、贺绿汀、马可、张寒晖等,版画家有古元、力群、彦涵、罗工柳等。漫画家华君武。摄影家吴印咸。说唱艺术家韩起祥。考古学家尹达。民歌手李有源、李增正、张天恩等。还有外国文人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海伦、王安娜、郑律成、爱泼斯坦、卡尔逊、李敦白等。据粗略统计,延安时代,陕北有多文人。毛泽东曾经骄傲地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德)总司令的,一支是鲁(迅)总司令的。

陕甘宁边区政府十分重视陕北群众文化素质的提高,经常举办短期训练班,建立识字组,开办夜校、半日学校、冬学,不拘形式,扫除文盲。著名秧歌剧《夫妻识字》就是当时陕北农民学习文化真实的写照。

全国解放以后,人民群众过上了当家作主人的日子。陕北人民认真贯彻毛泽东《复电》精神,“迅速恢复战争的创伤,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陕北的文艺工作者,不敢放弃自已的责任,继续按照毛泽东“5.23”《讲话》指引的方向,深入工厂、农村、部队、学校,创作出一大批优秀作品。诸如《创业史》、《平凡的世界》等,在全国耀眼夺目。《安塞腰鼓》、《洛川蹩鼓》、《宜川胸鼓》、《志丹扇鼓》、《黄龙猎鼓》响彻环宇。安塞剪纸、洛川麻绣、延川布堆画、绥德石雕、子长唢呐,还有陕北民歌、陕北秧歌、陕北说书、陕北道情等民间艺术象巨大的磁场,吸引着中外游客,使他们流连忘返。

陕北有壶口瀑布、延河、无定河、洛河,陕北有宝塔山、万花山、清凉山、凤凰山、二郎山、红石峡、镇北台、红碱淖,陕北还有黄帝陵、统万城、蕲王庙、蒙恬墓、扶苏墓、香炉寺、白云山,这里的美景美不胜收。陕北的作家、艺术家们用不同的艺术形式反映着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创作出一大批令人瞩目的艺术作品。

需要提及的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多名北京知识青年来到陕北上山下乡,和农民群众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干在一起。这种结合,不但改变了陕北人的生活习惯,而且出现了一批知青作家,象梅绍静,象高红十,象叶延滨,象史铁生,象王晓建,等等等等,他(她)们的作品响当当,不乏重量级。

陕北文化的特点:是在陕北独特的历史条件、地理环境和政治经济发展诸因素下形成的。

陕北的开发并不算迟。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统治者只顾在这块土地上征伐讨略,致使战争连年不断,人民生活朝不保夕。其结果导致这块土地生产力滞后,文化落后,经济发展迟缓;连年的战争,也使陕北由一个“森林茂密,水草丰富,河流湖泊星罗棋布,宜农宜牧”的好地方,变成了如今的光山秃岭、沟壑纵横,风沙干旱的情景。植被的严重破坏,造成水土流失,又使陕北成为灾害频繁发生的地区。

秦汉以前,陕北一直是畜牧区,西汉以后,农耕业才大量发展,成为半农半牧区。一直到隋唐时期,陕北南界的黄龙山仍然是农耕区和半农半牧的天然分界线。这种状况在宋代以后才逐渐有所改变。这种农牧结合的经济结构对陕北传统文化的形成给予深刻的影响。陕北既是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争夺的“前沿阵地”,陕北成为华族(汉代以后的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融合与交流的“绳结区域”。在陕北形成了以秦汉文化为主体,融合了北方草原文化等少数民族文化的独特的文化个性。

基于以上因素,形成了陕北文化的以下特点:

陕北文化是古老的文化

在陕北这块厚重的黄土地上每一个层面都保留着纯净的原始文化基质,传统的原始的淳风在这里长久地存留。同时又由于它地处偏远,交通闭塞,与外界较少接触,所以形成了一个封闭的、迟钝的文化圈。秦皇汉武在此开直道、修长城北御匈奴,出现过灿烂的秦汉文化高潮。明代以后,由于天灾人祸,生态平衡遭到破坏,直接导致其形成历史上的文化封闭和交通封闭。因而其它地域早已失传的古老的民族文化能得以在民间保存下来,成为历史文化的活化石。著名美术家靳之林先生在陕北考察多年,他以民间剪纸抓髻娃娃、出土文物和古史传统三者印证,破译出了二十多个出土文物的原始文化符号。安塞民间剪纸家高如兰所剪《抓髻娃娃》,她把女孩头上的两个抓髻剪成两个鸡,用鸡的欢跃、飞腾来表示少女的成熟。少女一手举鸟(阳),一手举兔(阴),阴阳结合便产生了生命,是生殖崇拜的遗存。它反映了男婚女嫁、企盼子孙繁衍,是一种万世不变的吉祥物。这幅剪纸同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青玉女佩完全一样,专家考证这是别处早已失传了的商代民俗文化。

陕北秧歌,古称阳歌,它起源于巫仪,隐含着远古“太阳崇拜”和“生殖崇拜”的双重含义。陕北方言中保留的古词语和宋元方言,如后生(青年人,后辈)、先后(妯娌)、夜来(昨天)、外后儿(后天)等等,都说明陕北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

陕北文化是多元的文化

陕北曾是各民族相互征战的战场,也是各民族相互交流、相互融合的地方。民族融合的过程也是各民族文化、生活习俗广泛交融,互相影响,产生与当时环境相适应的文化的过程。陕北文化的多元性是不同类型的文化整合的结果。在陕北历史上,几乎每一次社会动荡、变迁,都为民族的交往、杂居提供了条件,也使不同的文化取长补短、重新组合。这种文化整合是双向的:一方面是少数民族的文化被汉族文化整合,如北魏孝文帝的改革足以说明,另一方面是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融入到汉族的文化之中,如魏晋南北朝时期融合了鲜卑人、匈奴人的文化,五代至宋融合了契丹、女真、西夏等民族文化,陕北文化受蒙古族文化的影响也较大。陕北对犬的禁忌中,蕴涵着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整合与冲突的因子。陕北风俗中,民间历来不吃狗肉;清明节前后,家家户户吃摊黄,摊黄鏊转送过程中,必须用笼布把摊黄鏊包严实,千万不能让狗看见,若是让狗看见,摊黄就会变白口唇(黄边较厚实的部分不再能摊成焦黄、好吃好看的颜色)等等禁忌。据研究,这是殷周以来一直活跃在陕北大地上的、信奉狗图腾的赤狄、白狄、犬戎等民族的文化,与中原农业文化冲突与整合的结果。汉民族虽不认可狗为祖先,但也承认戎狄等民族对狗的崇拜,天长日久,“狗肉不上抬秤”就变成陕北民间一项普遍遵守的习俗。摊黄鏊不可让狗看见,就是两种文化融合中一种潜在的冲突和对抗成份,包含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种汉民族对于戎狄民族排斥的一面,又有承认其所信图腾具有巫术和魔力的一面。

陕北方言词汇明显地留下异族接触的痕迹,分音词的出现和大量异族地名的存在,都与陕北历史上的民族大交替、大动乱有关。例如:延长县可也村,来源于稽胡族,“稽胡呼堡为‘可野’”(《太平寰宇记》);陕北话称父亲为“达”、“老子”,其称呼源于羌人。《广韵》:“爹,陡邪切,羌人呼父也。”据反切原理,“陡邪”得音“达”。陆游《老学奄笔记》载:“西垂俚俗谓父曰老子,虽年十七八,有子亦称老子。乃悟西人所谓大范老子、小范老子,盖尊之以为父也。”另有“蛮婆”、“蛮汉”两词也是从四川松潘和青海东南部北迁而来的羌族的遗物。还有,陕北北部靠近蒙古族的地区,在饮食习惯上吃炒米、用酥油、饮奶茶,在地名命名中受蒙语的影响;在整个陕北中,对羊肉的喜好、揪面片等饮食习俗;跳火堆燎百病、对神树的崇拜等习俗都有游牧民族文化的遗存。

陕北文化是开放的文化

人口流动迁徙和屯垦是形成陕北文化兼收并蓄特点的重要原因。

陕北的战争从周王朝建立后就开始,据史书记载,周王朝建立后,康王姬钊曾两次命管理少数民族的死司戎盂率军征伐鬼方。周唐王两次伐鬼方,共俘斩鬼方人民近2万人。这或许是在陕北大地上进行的最早的战争。但陕北大规模的移民屯垦开发要从秦汉开始。

秦时,蒙恬北逐匈奴,在匈奴退出去的地方设置九原郡,有44个县城,同时将内地人口迁徙到河套九原郡屯垦。西汉时,为了抵抗匈奴的侵扰,西汉政府曾多次“募民迁徙塞下,屯田筑城”这便是自秦朝后的又一次大移民。汉武帝一面出兵打击匈奴,一面徙民实边,巩固边防。公元前120年,关东大水,汉王朝命令迁徙关东贫民70余万口充实陇西、北地、西河、上郡等地。此后,汉王朝还命令在“上郡、朔方、西河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汉书.食货志》)。汉还曾经七次向西北边郡移民实边。大量的移民和戍卒,在荒凉的原野上开辟耕地,种植谷物。同时亭燧等防御设施也得到加强,邮亭驿署相望于道。移民实边的结果,使陕北、宁夏和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一带农业经济得到空前发展,以致使这里被称为“新秦中”,也就是说这里的富庶程度不亚于关中平原。这种有计划的移民一直延续到明末清初。

征战往往迫使一些人迁移。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战争,除了交战者进行的往复运动旬,经常随之出现百姓的大迁徙。这种迁徙和方式除屯垦外,还有被俘和逃亡等。因征战而造成的这种迁移,在陕北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

陕北文化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自己开放的特性。大量的移民带来异地各具特色的文化,陕北人对异地文化所采取的态度则是“来者不拒,为我所用”,使陕北文化既具有传统文化的因素,又显得丰富多彩。

陕北民歌正是广泛汲取了相邻地域民歌的特点,汲取了其它民间文学形式的养料,从而使陕北民歌具有多元性和开放性。如陕北民歌在遣词用语受山西民歌“山曲”、宁夏,陇东等地的“花儿”、内蒙古南部的“爬山调”等民歌的影响较大。如今流传的一些民歌就是异地民歌的“陕北化”。像如,陕北民歌中的“采茶歌”的流传,可能是通过江南移民带入后辗转传播而予以普及的。南方土生土长的“采茶歌”一经传入陕北,又被陕北地方特色所同化,沾染上了浓郁的陕北色彩。陕北民歌中的“榆林小曲”就是明末清初从江南传入榆林的。

陕北民居、民俗也体现了陕北文化兼收并蓄的特点。如榆林民居建筑中“四合院”结构;黄龙民谣中唱到的二月二的礼仪风俗:“二月二,敲梁头,大囤满,小囤流。二月二,敲案桌,打得粮食没处搁。二月二,敲锅台,大小元宝滚出来。二月二,敲门墩,坐下不动也生金。二月二,敲门垴,大的领着小的跑。”象这样的风俗很难说出是南方还是北方风俗。

陕北文化的这种特性也注入了陕北人的行为性格之中。陕北人豪爽仗义,扶危济困,热情开朗,轻利重义等等,正是长期漂泊流徙的结果。

陕北文化是进取的文化

陕北文化尽管在某些历史阶段发展迟缓但不迟钝,有时相对封闭但不僵固,在陕北文化长河的底层蕴积着进取的、充满生命活力的因素。

陕北有句民谣:“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是说陕北多出美人和英雄。古代四大美女之一貂婵就出生在米脂。即使现在陕北小伙的英俊刚毅、陕北姑娘的俊美多情也是闻名于世的。陕北历史上更是英雄辈出的地方。这与多民族的互相融合不无关系。

民族互相交融对人类整体素质的提高是有益处的。这种益处表现在各种信息观念的扬弃、吸收,血缘关系优化组合,锤炼了人的精神意志。

无庸讳言,陕北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陕北文化研究的对象是迄今以来陕北境内所发生的一切文化现象,包括宗教信仰、文物考古、历史人物、伦理道德、文学艺术、摄影绘画、戏剧音乐、电影电视、科技教育、出版印刷、饮食起居、方言俗语、民间美术等诸多内容。

当今的文化现象也足以证明陕北文化顽强的生命力和优异的特质。当人们听厌了软绵绵的港台流行歌曲后,从“黄土风”中体味到顽强豪放与生命的热力;从浸润了陕北文化的甘露而走上文坛的史铁生、高建群、路遥等人的小说、梅绍静等的诗歌创作中,人们感受到厚重的文化底蕴;从安塞腰鼓那剽悍粗犷、潇洒豪迈的午姿,昂扬激越、蓬勃向上的风貌中,受到鼓午,感到振奋,激励起中华民族奋发向上的热情。

总之,陕北文化一旦被人们认识,就能从其中汲取到丰富的养料。随之,你就会发现:陕北文化是华夏文化的源泉,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

二 : 浅谈福建人饮茶文化习俗

福建在宋代开始,武夷山茶就已享誉境内外,今天就为大家浅谈一下福建人的饮茶文化习俗。

福建茶文化:“宁可百日无肉,不可一日无茶”

福建人对于茶有着情到独钟的情情,在福建闽南一带更有着“宁可百日无肉,不可一日无茶”的传统,而福建闽北也有“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的俗语,在福建很多地方人们都已形成了早上和晚上都饮茶的习惯,对于茶的依赖程度到了用“痴迷”一词来形容。

浅谈福建人饮茶文化习俗_饮茶文化

福建茶文(www.61k.com)化:讲究“水、火、茶”

福建人饮茶对于“水、火、茶”3个要素是相当讲究的,而茶具更是有多种形状,福建人认为茶具越用越珍贵,长时间用来泡茶的茶具,里所结的“茶垢”让你的茶具就算不放茶叶也散发出茶香,这也形成了1种别样的攀比:谁家的茶壶结的“茶垢”越多,谁家最有礼!也因此若小孩子不小心摔破了“茶垢”厚的茶壶,老人很是痛心的。

说到水,福建人认为最适合用来泡茶的水是泉水,用到的火则是炭炎为主,烧水也有一番功夫,要把水煮三沸才用来冲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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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茶文化:最具特色的茶米

在福建的闽南一带,当客人来临时主人必定会拿出“茶米”,然后泡出一小壶浓茶,称为“泡tay”,他们会热情来邀请你喝上几杯,然后边喝边拉家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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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茶文化:热闹有趣的擂茶

在福建闽北及闽西北山区有1种十分热闹的擂茶,他们称为“客茶”,原名叫“三生汤”,擂茶的主要做法是把茶叶、芝麻、生姜、爆米、猪油和盐等混在一起,经过过放到“擂钵”内,反复擂成糊状成“擂茶脚子”,把脚子放到茶碗里,再加上沸水,就成了具有甜苦香辣的福建特色茶—擂茶。

浅谈福建人饮茶文化习俗_饮茶文化

值得一提的是,福建闽南人喜欢用小怀品味“功夫茶”,而闽北人则喜欢使用大碗来饮用擂茶,十分有趣。

三 : 浅论广东饮食文化

浅论广东饮食文化

学号:0113733 文化产业管理111 陈巧泉 摘要: 中国人讲究吃,不仅把吃作为维持生命的基本需要,而且把吃升格为一种乐趣,一种享受,一门学问,一种文化。而广东的饮食文化更为之突出,正所谓“民以食为天”,而广东更把这句话在生活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广东是吃的天堂,但同时因为广东的杂吃爱吃敢吃也令很多人对广东的饮食文化产生一些误解,而以下所写的正是一个广东饮食文化的真实一面。 关键字: 广东 吃 粤菜 正文:

有一款菜式,是中华饮食中王者中的王者,它包括108款菜点,分作三天、四餐供客人享用。菜式有咸有甜,有荤有素,令人尽可从中领略中国饮食文化的博大精深。这款菜有个耳熟能详的名字,叫做满汉全席,清朝乾隆皇帝仅拿它用于盛大的酒宴。这款堪称食客梦想的菜,如今还能吃到不? 能!在哪儿能吃到?中国,广州,广州酒家! 古人云:“民以食为天,食为天下先”。饮食是人类维持生命,进行繁衍生息的物质基础,而同时饮食也是一种文化。在中国,饮食的文化可谓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八大菜系,各种宫廷风味,官府风味,寺观风味,清真风味大放异彩。而其中,粤菜作为中国八大菜系之一,以选材博杂,做工精细著称,早就享誉海内外。 粤菜形成于秦汉时期,它以本地的饮食文化为基础,吸收国内京、鲁、苏、川等菜系的精华和西餐的烹饪技术,如粤菜中的泡、扒、川就是北方的爆、扒、氽中移植过来的,煎、炸等法就是从西餐中借鉴过来的,逐渐形成独特的南国风味。其特点有其三,一是选料杂博无所不吃,二是博采众长讲究实际,三是制作精细追求享受。

广东人爱吃、会吃、敢吃,总是被人说是广东人凡是长了四只脚的除了桌子外什么都吃。这说法比较生动,的确,广东人爱吃杂吃,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水中游的,几乎都能上席,不管你叫得出名字的还是叫不出的,都可以一经厨师之手,顿时变成异品奇珍、美味佳肴,令中外人士刮目相看,十分奇异。事实上,广东人的着中国无所不吃的性格,是有原因的。一方面是广东气候湿热,举国无双,食材在这恶劣的天气喜爱难以保存,而且处于一个山地和丘陵之中,平原面积不大,种植水稻和小麦不宜,在红薯被移植之前,可以吃的“正常”之物很缺乏,加之广东古代是所谓南

蛮之地,历朝历代中国各地南迁的难民,在为这片南蛮之地带来人口的同时,也带来了“烩不厌细,食不厌精”的中原饮食风格,对食物的要求也日益增多。另一方面,一方水土一方文化,不同的地理环境造成了不同的地域性格。广东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必经之地,形成了广东人一种开放性的思维方式,同时由于处于边疆之地,历代王朝对其控制比内地弱,具有更大的自由度和容纳力,从而造成广东人在饮食方面的开放的心态。 粤菜的形成本是吸收各家所长而成的,而它的发展同样是不断吸收其他菜系甚至海外菜系的优点,进而完善自我发展自我的,粤菜的博采众长之下正是反映着广东的开放性,同时,广东人也是讲求实际的,不同于北方人的铺张追求面子,礼仪上的拘泥,他们更在意的是实际,以吃饱吃好为原则。在饮食上,广东人体现的是务实的风格,这反过来说也是得益于广东人的博采众长,是受到西方人求实态度的熏陶。 制作精细,或许这更是粤菜享誉海内外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吧。在粤菜中,配料、刀工、火候、烹饪时间、起锅、包尾、器皿、上菜方式等诸多环节都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一样食材,在一个粤菜师傅手中可以多种做法,君不见粤菜中常可以听见诸如全鸡宴、全蛇宴等么,你看同时鸡但却可以做法千样,自成一宴。而更体现粤菜的制作精细的,莫过于广式点心了,在茶楼中,没有你看不到的点心只有你不知道的点心,而且用料精博,品种繁多,款式新颖,口味清新多样,制作精细,咸甜兼备,能适应四季节令和各方人士的需要。

粤菜其实可以一分为三,分别是广州菜、潮州菜、东江菜(客家菜)。而一般来说以广州菜为代表,有“食在广州”之说! 而三种菜则各有特点。其中广州菜包括珠江三角洲和肇庆、韶关、湛江等地的名食在内。地域最广,用料庞杂,选料精细,技艺精良,善于变化,风味讲究,清而不淡,鲜而不俗,嫩而不生,油而不腻。夏秋力求清淡,冬春偏重浓郁,擅长小炒,要求掌握火候和油温恰到好处。而潮州菜则潮州菜以烹调海鲜见长,刀工技术讲究,口味偏重香、浓、鲜、甜。喜用鱼露、沙茶酱、梅羔酱、姜酒等调味品,甜菜较多,款式百种以上,都是粗料细作,香甜可口。 东江菜即客家菜,客家人原是中原人,在汉末和北宋后期因避战乱南迁,聚居在粤东一带。其语言、风俗尚保留中原固有的风貌,菜品 多用肉类,极少水产,主料突出,讲究香浓,下油重,味偏咸,以砂锅菜见长,有独特的乡土风味。(此处引用百度百科)三种菜之间相互交融也同时相互发展,共同丰富了粤菜的发展。 广东饮食文化不谓不丰富,然而,丰富的背后却也造成了不少人的误解。一方面,总有人觉得广东人吃法残暴,就像粤菜中很多的是把活鲜的

海鲜在热水中煮或者是在放在滚热的石头或煮食工具上烫,看着海鲜从青转红。其实这只因于广东人追求食物的新鲜,而这追求也是被环境所逼出来的,广东地处南方,湿热程度举国无双,如果不追求食物的鲜活的话,在这恶劣的环境之下,广东人只能集体去吃腐食了。正因如此,广东的饮食中更多的是追求爽滑脆嫩、原汁原味、喜清蒸,好打边炉,崇尚现宰现烹,这一切皆因广东人对原材料在鲜活上追求。而另一方面,有些人更是因为广东人的杂食而感到其残忍,特对广东人吃猫不能接受,更甚之每逢遇到一广东人则问其吃过猴脑不。在这方面,一个是广东人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吃猫、猴脑之类,而另一方面,各个地方的饮食文化不同,这个不能求同吧,再者,试问真的吃这奇珍的都只是广东人么?再说,中国人各个部落的祖先谁没有吃过野生动物?正如上文所言,广东人杂食更是因为逼于无奈都的环境和粮食缺乏而渐渐形成的,广东人绝无什么“残暴”的初衷,只是当北方人在饭桌上热情高呼“趁热趁热”的时候,广东人心里多半在哀求似地默念“趁生趁猛”吧。 (一)另一方面,更多人是对广东人喜用药材而厌恶,就如广东的老火汤,多半是药材,外省人总是觉得广东人的吃喝,一半是在喝药。但又是否知道,这同样是被气候所逼出来的呢?《广东新语》中有云:“岭南之地,愆阳所积,暑湿所居。故入粤者,饮食起居之际,不可以不慎 ”广东的湿热气候是广东人身体怀有一种“热气”现象,如果不调理的话就会出现暗疮,口臭,心烦意乱等症状。而广东人的经验证明,吃可以解决问题,即在原材料中入手,在菜肴中加入清火药材和各种药物,这就慢慢形成外省人看不懂的怪异的饮食了。再者,这不是正好符合中国饮食文化中医食同源的思想观念,这正是中国独有的食疗传统和制度吧。 广东饮食中,选料杂博也同时会被人所认为取材杂异。如上所见,有人说了广东人凡是长了四只脚的除了桌子外什么都吃,这其实还是被逼的。请容许我用一句广东话来表达吧——有头发边个想做癞痢啊?(即有头发谁想做秃子 )广东的平原面积确实比较少,无法大量种植水稻和小麦,在红薯移植之前。根本难以保证以种植满足其食物的需求,而同时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思想所引导下,广东人则喜爱上吃“野生”的,总不能饿死吧?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下为广东的食材增加了种类,再经过漫长岁月的积累,广东人什么都吃的说法就诞生了。 广东饮食文化的确存在不少缺点,但更多的其实是一种无奈,不可否认会存在一些外省人无法认同的陋习,但以便概全也是不正确的,广东饮食很多“陋习”只是现实所逼,也是一种文化差异,这不能求同一,要不然怎么显示出文化的多样性,同为中国人,又何必分东南西北中呢?请不要

把不理解变成一种攻击,我们需要的是相互理解,相互交融,共同推进中华民族的发展。 而广东饮食文化的著名,除了那些具有争议的,更多因为其特色所然。而其中比较出名的则是叹早茶、煲汤、喝凉茶了。 叹早茶,这一词是广东的特有名词。所谓“早茶”并非一般的喝茶,在广东,叹早茶不仅仅于喝茶,而是有着各种点心美食的,往往一个早茶的时间就是好几个小时,亲朋戚友们传播者新闻怪谈趣闻、叙说友情、洽谈生意。在这环境中一边交谈一边享受着茶香,时不时的一件点心,可谓人间一大乐事啊!在人满为患的茶楼中,很多时候是互不相识的人搭成一桌,各占一角。在人与人的交流和沟通方面,城市生活最为烦恼的是缺少时间、对象、主题和环境,而喝早茶显然是解决这一烦恼的最佳途径。两个人不会嫌少,一群人不会多,天南地北,你我相聚,谈天说地,不论公事私事都在这一和谐的环境中进行着。“喝早茶”以成为广东人不可缺少的一大内容,也是广东城市特色中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

有种说法:“广州的男人很顾家,广州的女人很会煲汤”。前者暂时就先不要考究了,但广东女人,特别是广州的女人的确是会煲汤的能手。在广东,家庭主妇见面的时候必然会谈到的问题既是“今天煲什么汤”,更多时候,考验一个广东女人是否贤惠的是能否煲出一手好汤。一煲几个小时煲煮的老火靓汤,或者没有名贵的药材,但体现了广东饮食文化的深远。饭前一碗汤,既能补充你流失的汗水和营养,也有治疗预防疾病的作用呢。正如前所说,广东的汤可谓一半是药材,为了对付气候的恶劣,广东人想出千万种方法,而一煲老火靓汤便是一个妙法,放进针对各种问题的药材,经过主妇们好几个小时的精心煲煮,便成为广东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生活必需品了。

民间有过一句话:“广东三样宝,烧鹅,荔枝,凉茶铺”。广东终年气候暖和,饮凉茶是广东人常年的生活习惯。其实很多外省人是无法理解了,广东人为什么会老喜欢掏钱去买这苦茶来喝呢,而且还喝的各种欢乐的样子呢。其实这还是多得广东举国无双的湿热天气,因为广东地处之岭南,天气炎热,多雨地湿,自古多有瘴气。因此民间流行以药性寒凉,消暑解热的中草药,熬水来喝,称为各式各样的“凉茶”。 或许你喜欢过夜生活,卡拉ok之后一碗凉茶可以使你的喉咙变得舒服起来,而且凉茶中也有专门治疗感冒的清感茶,驱寒开胃的健胃茶等等。而如今,一句“怕上火喝王老吉”的广告词更是把广东凉茶商品包装向各个省份推销了起来了呢你是否觉得在吃了辛辣上火的食物后,一瓶王老吉可以令你身心舒服起来呢?

民以食为天,食为天下先。饮食不仅仅是我们满足身体需求,也是我们的一种精神追求。吃,能吃出文化,广东的饮食文化可是由我们世世代代的人吃出来的,也是我们世代祖先的各种辛勤血汗中出来的,欢迎你用开放的视野来观看广东饮食文化的精彩,广东美食,你值得享受!

四 : 中西文化:中西文化-中西文化故事,中西文化-中西餐饮文化谈

“君子以返身修德。”人不可能一下子成为思相道德高尚的人。书记:“德必修而后成。”通过修养才能成德。君子要背离自身的私欲,学习道理,努力遵行,不断修养自己的思想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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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_中西文化 -中西文化故事


1:耶稣与孔子
耶稣被钉十架,同钉的还有2个罪犯。3个十架代表了世上的三等人:世字底下一横,上面3个十字。
中国古代不也称孔子为圣人吗?你听孔子怎样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他说自己不能见到圣人了。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早晨听了道,晚上死了也行。孔子讲的圣人是谁?四书集注解释:“圣人,神明不测之号。”不能测知。孔子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讲到圣与仁,我怎么敢当?不厌其烦的学习,不知疲倦的讲学教人,如此而已。他不敢称自己是圣。他不敢称的仁又是什么?书解:“仁者,爱之理。”“仁者,天下之正理。”“仁者,人之所以为人之理也。”这仁是爱人的理,这仁是天下真正的理,这仁是做人的论理。理学也称道学。书记:“道,犹路也,事物当然之理,人所共由,故谓之道。”道是理,理是仁,仁是爱人,一回事。孔子告诉我们,他不敢称自己是圣,不敢称自己是仁爱,道理。他说自己不能见到圣人了。他说早晨听了道。晚上死了也行。
孔子说“天生德于予”他说上天把德赋予给了自己。四书集注解释:“德者得也,得其道于心而不失之谓也”德就是明白道理并遵守住。书解:“君子,成德之名。”有德的人名为君子,明白了君子的行为就明白了孔子。孔子说:“君子羲以为质。”君子的实质是羲。明白了羲就明白了孔子的人生宗旨。
书记:“君子学道则爱人。”孔子的行为是学道爱人。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谋求道理,不谋求吃穿,忧虑自己的道德修养,不忧虑贫穷。孔子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不能有吃顿饭之际违背仁道,无论是慌忙之际,还是颠沛流离之际.孔子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离开了仁爱的道理,就不能称为君子.
“君子以返身修德。”人不可能一下子成为思相道德高尚的人。书记:“德必修而后成。”通过修养才能成德。君子要背离自身的私欲,学习道理,努力遵行,不断修养自己的思想品德。
“君子以惩忿窒欲。”警戒忿怒,窒息私欲。
“君子以赦过宥罪。”赦免人的过错,饶恕人的罪业。
“君子以有过则改,见善则迁。”改过迁善。
“君子以遏恶扬善。”制止罪恶,宣扬善良。
这些行为,孔子都做到了吗?孔子说:“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亲身实践做个君子。我还没有做到。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羲不能徒,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学道修德,讲学教人。向羲迁徙,改正过错,做不到这些是我担忧的。学习明白道理并遵守住。不断修养自己的思想品德。以仁爱的道理讲学教人,改正自已的错误,向羲迁徙成为羲人是先师孔子的人生宗旨.
羲字的造形,上面是个羊字头,下面我字,我字中间分开,左边手,右边戈,戈是古代做战用的1种兵器。文词里面泛指刀枪。如:挥戈上阵,反戈一击,同室操戈等。手与戈相连,既手拿刀枪形象了我是恶。上面加上羊字头则成了羲。“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业的。”“羔羊的血洗清了我们的不羲。我们靠着他的血称羲。我们在恩典之下。”认识自己,认识神的羔羊,改过迁善,是谓羲人。
三等人中,除了圣人,羲人,还有一等罪人。耶稣说:“父啊,饶恕他们,因他们所做的是出于不知。”孔子说:“盖有不知而做之者,我无是也。”不学无知,胡做非为,这样的人我不是。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书解:“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恶,而我则从其善而改其恶焉。”三等人中,孔子是从善去恶的人。
下面看孔子讲的圣人之道”天下之正理”的仁是什么.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子张问仁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颜回问仁,子曰:“克已复礼为仁。一日克已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已。”书解:“克之者何?杀之也。”“夫礼,天之经也,地之羲也,民之行也。”
子曰:”有杀身以成仁””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
从上面看出仁是一些行为,具有这些行为的人不会是一般人,孔子说:”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何事于仁?心亦圣乎.”仁是圣人的心灵行为,他的行为是爱人,具体的说就是待人恭敬不欺侮人,宽恕能得到众多的人,信实人能相信依靠,他要杀害自己,如同承担了大祭,恢复了上天给人的行为规范.以此完成了仁爱,哪一天做到了这些,天下要归他所有,这样做是出于自己,他有功于天下,给人的恩惠足以使用别人,自己做不到的,不让别人去做,他所做出的让人也去做,他要到达的地方让人也到达.
孔子讲的圣人不能测知。孔子讲的仁道“门弟子不能遍观而尽识。””将使圣与仁为虚器,而人终莫能至矣”圣与仁被认为是孔子虚设的器材,没有人能做到,他抑之弥高,且钻之弥坚,既瞻之在前,又忽焉在后,让人不可捉摸.孔子说:“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书解:“王者,圣人受命而兴也,三十年为一世。”圣人是个君王,出现以后必经三十年才有仁道。孔子遗憾的说:“夫明王不兴,而天下其孰能宗予。”圣人不出现,仁道不显明,世界上没有人明白孔子,没有人按他的思想宗旨去做。
书记:“孟氏发明宗旨,目为天子之事。”孟子发明了孔子的宗旨。他把圣人之道解释为先王之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孔子的宗旨被认为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君王的统治利益服务。后人评价:“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胜言,故求观圣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书记:”君子慎始,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关于孟子的生卒年,史籍无明确记载。有关孟子的家世资料,史籍中也很少记载。关于孟轲一生的行踪,古籍中同样很少记载,至于孟子一书是经谁的手写成的,历来就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书中讲的仁政,王道,莫明其妙,难以理解。书中的一些言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男女授受不亲,言不必信,行不必果,轻养厚葬,胜王败贼。这些言论对我们民族的思想意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孔子说:“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不要因人说的好便信任这个人,也不要因人不好便废掉他正确的话,不管是什么人,只要他的话正确,都可采纳。书中:“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这句话对了解孟子一书,了解传统文化真的不错。
孔子去世后“九流分而微言隐,异端作而大意乖。”他所创造的基本理伦就走了样,经过孟子的发明,汉王朝的利用改造,至宋代程朱理学集大成的传统文化已面目全非。变异成了为君王统治利益服务的伪道学。书中孔子的某些话。后人认为:“未必孔子之言。”“绝非孔子之言。”“所谓孔子曰,记者为之词也。”良莠混杂,真假孔子难分,”网罗遗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把这些收集起来,在兼收并蓄之中,让后人从其中寻找正确的东西,这便是前人给我们留下的文化遗产,下面是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朱熹的一段话:“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尧之一言,至矣尽矣,而舜复益之以三言者,则所以明夫尧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几也```````自是以来,圣圣相承,若成汤文武之为君,阜陶,伊傅,周召之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意思是中国文化道统之传的源头来自上古圣神,经书中看到的证据是尧舜禹传位时说的几句话:“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必有这些而后方能差不多.从这以后,成汤文武周公孔孟才能以此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传下去。这关键的几句话出自古文尚书“大禹谟”。古文尚书是晋代梅赜献给朝廷的,其后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影响很大,明清时期,一些文人经过长期考证,古文尚书与古史不合。与古代地理不合,与古代历法,训诂,义理都不合,包括所谓孔安国序,全是伪造。
黄河的源头在哪里?雪山脚下草地上。起初,他清澈,明亮,温柔,文静。经过黄土高原,变得急躁,狂暴,混浊不清。在入海口,他与蓝色的海洋发生了碰撞,流入大海。黄河之水天上来,天上的雨雪来自大海。

中西_中西文化 -中西餐饮文化谈


中国餐饮网消息:中国悠久历史5000年,西方世界五六百年的社会历程。中国有灿烂丰富、博大精深的饮食文化;西方国家则有精巧专维、自成体系的饮食文明。中西饮食文化的碰撞、交流以及融化为全人类文明起到了填补和着彩的作用。
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造就了中西饮食文化的差异,而这种差异来自中西方不同的思维方式和处世哲学。中国人注重“天人合一”,西方人注重“以人为本”。这种价值理念的差别形成了中餐以食表意、以物传情的特点,过分注重饭菜的意、色、形,基本追求色、香、味,具有粗放型思维特征的中国人在数千年的漫长岁月中却很少考虑饭菜的营养性。
西方人在烹饪时自始至终坚持着饭菜的实用性基本特征。从营养角度出发、落足于食物对人的健康,他们不讲究花样、轻视了饭菜的其他功能,致使除了一些吃西餐烦琐的规矩之外,并没有给人留下太深的印象。不同的饮食习惯造就了不同的饮食文化。中国人大而全的一贯作风,吃饭时自然是7大盘、8大碗,一是显示了富足,二是摆足了排场;近而各地比吃、全国争雄,最终形成了8大菜系,也就是吃方面8个不同的高手;说得虽有些低俗,但还是很能传情达意的。
西方人都是小心眼,他们喜好小而精。对于烹饪食物,营养性和美味性就是他们的出发点和目的地。他们全力开发和研究食物在不同状态下的营养差异,从时间、空间、温度、湿度等细微入手,烹饪出从物理、化学角度都营养、美味的食物。吃之际,一人一盘一刀一叉,分而食之。至今虽还没有衍生出其他派别来,但还是可以与中餐分庭抗争的。
中西饮食文化在碰撞中融合,在融合中互补。现在的中餐已开始注重食物的营养性、健康性和烹饪的科学性;西餐也开始向中餐的色、香、味、意、形的境界发展。中西餐饮文化将在交流中共同发展!

中西_中西文化 -中西文化的相遇与冲突


什么是文化?文化的定义正如许多其它重要概念的定义一样,每个人都知道一些,大家所理解的又不尽相同。在我看来,"文化"定义的歧异往往发生在外延方面(而这往往又只是由于观察立论的角度不同),而对"文化"的理解有1个基本的内核是差不多大家都意见一致的:即文化是人创造的,是人留下的痕迹,并对人们继续发生着影响。最广义的文化包括人改造过的自然或自然物(所谓物质文明、工具材料等等)和政治、经济、艺术、哲学、宗教、民俗、心理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可以分为实物、风俗习惯和制度,思想产品和心理意识等多种层次。至于文化的特点,我们至少可以举出两点:一是它的整体性;一是它的传统性。按照被广泛接受的五十年代美国人类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孔对于"文化"的定义,文化是成套的行为系统,而文化的核心则由一套传统观念,尤其是价值系统所构成。
所以,文化的比较应当总是整体的比较,即使是比较某1个侧面,也应对进入比较的双方整体有1个大致的、了然于胸的认识;而且文化的比较也应当是历史的比较,我们不能割断历史,我们需要追溯源流,这种历史的逆溯常常可以使我们明白差异的根源。
各种文化,包括西方文化和中华文化都有过自己一段独立的互不相交的发展史。也就是说,在2种文化真正融汇交流之前,它们就已各自形成了自己一套独特的行为系统,一套独特的价值观念。也正是这种独特性,才预示着今后交会的可能和暗伏着冲突的根据。
西方近现代文化主要是从古希腊罗马的异教文化,再经过以希伯来信仰为源头的中世纪基督教文明演变过来的。也就是说,迄至今日仍在西方文化中活跃地起作用的2大源泉,1个是古希腊罗马的文化,1个是基督教的文化。古希腊人所居的巴尔干半岛及其附近岛屿,古罗马人所居的亚平宁半岛及其附近大陆,都濒临地中海,海洋在他们的独特文明的形成过程中起过巨大的作用(这种作用随着文明的发展却趋于减弱),而当时古希腊发达的奴隶制经济在客观上也使财力物力趋于集中,使当时的少数人能腾出身来发展文化;在剥夺一些人的发展机会的同时却为另一些优秀的头脑提供了宝贵的闲暇和更好的条件,直至形成在文化上光辉灿烂的雅典的伯里克利时代。古希腊人发达的政治生活表现为直接民主制的城邦治理。古希腊伦理学和价值观的基本特征则表现为尚知和崇理,至善在于"作为1个自然存在的人的完善",尤其是理智、哲学的沉思被强调为最高的德性。古希腊人和罗马人是乐生的,立足此世的,他们的宗教是多神论的,他们的人生观是自然主义的。这种重视此世和热爱生命的精神,在古罗马帝国时期进1步得到发展,具有公民资格的人们不遗余力地从生活中榨取快乐,许诺给大众的"面包加娱乐"成为1种有效而一贯的统治术,这种推到极致的快乐主义不免又成为社会普遍委靡腐化和道德堕落的1个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就发生了基督教的兴起这样1种价值大转换。
原初的基督教精神看来处处都是和古希腊罗马的文明对立的,它是一神的,以上帝作为一切秩序和价值的来源;它是超自然的,此世不过是奔赴彼世的一段旅程;它轻视学识,轻视古代世界的各种自然德性,如勇敢、荣誉、公正等等;它轻视财富、艺术和家庭生活;蔑视和否定世俗的快乐;对国家最初也持1种政治上的冷淡主义。它极力弘扬的德性是:对上帝的希望、热爱和信任,对同胞的慈悲和仁爱。西方人接受和推崇基督教精神,使钟摆摆到了另一极端:从自我的肯定转到了自我的否定,从在生命中尽量榨取欢乐转到了弃绝生活中的欢乐,从重视人的自然力量的发展和自我潜力的实现,转到了仅仅把尘世的生命作为追求永生的1种手段。当然,这只是就这2大源泉的基本内核和自然推论而言的,在世俗大众的生活中,它们并不是如此对立的,但无论如何,这种根本价值上的矛盾和冲突却深刻地影响了西方文化的面貌。
而这正是我想强调的西方文化的1个鲜明特点:即近现代西方文化是从2个相当不同乃至对立的源泉中汲取活力的:1个是理性,1个是信仰;1个是对尘世生命的讴歌,1个是对永恒生命的希冀。在西方文明的发展中有着明显的断裂。当时在地中海沿岸散布的古希腊城邦早已不复存在,古罗马帝国也已不复存在,然后是1个漫长的中世纪,直到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随着启蒙精神的兴起又开始了另一次价值大转换,近现代的西方文化就这样在自身中包含着2种对立的因素,也许比起基督教的因素来更多的是古希腊罗马的因素,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世界一体化和同东方文明的接触撞击过程。
然而,中华文明却保持着长期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它首先不是在沿海,而是在黄土高原上孕育和发展起来的。然后在华北平原,再后是往长江以南发展,它虽然也有来自北方的蛮族的军事侵扰,但并没有真正可以同它抗衡的文化力量。所以军事征服者反过来又要被它的文化所征服。以佛教为中心的印度文化通过罗什、达摩西来,法显、玄奘西访,取经、讲经、翻译、研究,逐渐渗透到华夏文化的许多方面,尤其是哲学和艺术中。华夏不仅有了中国化的佛教哲学的产生,而且在回应佛教的挑战中又产生了宋明新儒学。尽管佛教传入后影响很大,但中国文化并没有象西方文化那样产生明显而持久的断裂,中国文化的主干和基本内核并没有改变。佛教并没有激起根本的价值大转换,并没有形成1个象西方那样足以同皇权抗衡甚至凌驾于皇权的宗教力量。中国的文化璀璨绵延,历史悠久,直到近代,它所承继包含的基本上还是秦汉以来就已大体形成的内容。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文化就已经是光辉灿烂,然后是秦始皇的大一统的建立,更重要的是汉朝对这种大一统的巩固,从而确立了基本的文化格局。此后一千多年,虽有改良和革新,但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革命。今天的中国人仍然是龙的传人,中国的思想文化是儒学定于一尊而又兼容释道的文化。中国文化以其特有的悠久、单纯的传统,以其特有的凝聚力和消化力,进入了近代世界一体化和文化大交流的时期。
十七世纪以前,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程度相当有限却满怀好奇,他们知道东方有1大国,有一独特的文明,有着繁荣的政治文化、经济生活。但是对这一文明的性质和内容却是若明若暗。中国对他们仍带有某种神秘和传奇的色彩,此前,西方人听过马可·波罗带来的神奇消息,看见过由中国制造的精美的产品(常常是通过阿拉伯人的中介),但与中国人的接触主要还只是少数先驱者的事情。葡萄牙人较早就和中国人做开了生意,而重要的是,一批耶稣会教士到达中国传教,其中1个著名的代表人物和先驱是利玛窦(1552-1610年),他于12世纪初到达北京以后,换上士人的长袍,在谈论孔孟学说中宣传基督教义,但只得到了某种有限的成功。而基督教传教士在菲律宾却取得了极大成功,甚至在日本也进展迅速,而在中国却碰到了1个根基深厚、稳定单纯的文化传统的壁垒。因此,此后两百年间,虽有几百名传教士陆续到来,却收效甚微。
比较一下此前中国人对于外界的态度是很有戆的。西方人渴望了解中国,而中国人对外界却有点淡漠置之。实际上,早在西方的哥伦布、麦哲伦的远航之前,中国人就已经具备了越海远航的能力,这可以通过十五世纪的郑和七次下西洋来证明。但是当时的"西洋"不过是南亚和西非,中国的船队尽管绰有余力,却缺乏绕道非洲前往欧洲的动力。这种动机的缺乏不仅和中国的自给自足经济有关,也和追求和谐而非扩张的中国文化的价值内核相关联。
那么,到十七世纪,中国学者又是怎样看待西学的传入呢?随着西方传教士陆续带来的书藉和科学技术,中国学者的反应是:一方面,一批先进的学者表示了欢迎和好奇,如徐光启、方以智等,甚至康熙大帝玄烨在支持这种交流的同时,自己也撰写自然科学论文。但可以说,即使这些优秀者,也还是以1种居高临下的姿态看待西方文化,还是1种被动的,对送上门的东西的感兴趣。而另一方面,顽固者则极力排斥西学。如此看来,中国人对西方的暧昧不明程度比西方人对中国的暧昧不明程度更甚且不很好奇。
十八世纪比起十七世纪来是1个倒退,由于教皇与中国皇帝的冲突,康熙的继位人禁止了基督教,而教皇则压制了耶稣会,贸易也被严格地限制。雍正、乾隆时期,对内的文字狱和对外的封锁,窒息了思想的活力,延缓了历史的进程。但有趣的是,当时,遥远而封闭的中国却成为西方启蒙运动思想家的灵感的1个源泉,成为他们赞美的1个楷模,并因此在实际的社会交往中发生过有益的作用(这种作用往往被忽视),实际上,一直到十八世纪,中国对西方的影响远胜过西方对中国的影响。西方人当时的文化及其价值观是以基督教为支柱的,然而,他们现在却发现1个不信基督教的古老王国依然保持着繁荣强大和相当高的道德水准。而当时的欧洲又正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夜,中国的榜样(即使在许多方面是以讹传讹的)就被他们援引来作为摆脱教会束缚,进行社会变革的理论武器。例如,十八世纪最大的1个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1756年出版的《道德论》中写道:中国的最高成就是:"道德和法律",中国官吏是人民的仁慈监护人,整个国家就象1个大家庭,公共福利是政府的首要职责。重农学派的领袖魁奈博士在其《中国的专制主义》中论证说:虽然中国的皇帝是一位专制君主,但他是按"自然法"进行统治。中国社会在魁奈看来接近于完善社会的理想。总之,中国在一些启蒙学者的著作中,几乎被描绘成1个美好的天堂,1个尽善尽美的社会,而这种偏见却带来积极的社会结果,这确实是一件有趣的值得研究的事情。当时,西方对中国的憧憬向往还不仅限于知识阶层,在社会上也出现过中国热,人们热衷于在艺术、建筑、园艺、陶瓷等方面运用中国式图案,在富有的宅第中摆设进口或仿制的明代青花瓷,建造中国式的宝塔。而当时中国对西方的反应仍然是淡漠,关上原先开启的大门,并没有在士人中激起什么波澜。
然而,正如美国的中国学家费正清所言:十八世纪启蒙运动者所持有的这种第二手的理想化了的中国观,不久就被那些从通商口岸回来的、对哲学不感兴趣的商人和领事粗暴地粉碎了。浪漫的描绘让位于实际的考虑。这方面的变化从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的态度的变化也可略见一斑。例如,十九世纪的大哲学家黑格尔对于中国哲学,就不象他的前辈莱布尼茨那样一味赞美,而是评价颇低,他认为记述孔子言行的《论语》里面讲的只是1种道德常识,毫无出色之处。当然,这有可能代表了另1种偏见。顺手拈来的这1个例子只是想说明,当西方人比较实际地来看待中国文化时,浪漫的色彩就消失了,他们看到的是1个步履维艰、包袱沉重的巨人,他们发现了中国的落后。鸦片战争之后开始的一系列事件引起了中西文化的第一次大冲突、大激荡。随着洋货的涌入也涌来了西方的观念,随着炮火硝烟和铁蹄践踏,一向有着优越感的中国士人不得不痛苦地承认落后的事实(至少在某些方面)。中国的士大夫怀着自尊而又屈辱的情感来对待这一事实。以儒家传统为主干的中国文化面临着西方文化的撞击和挑战,不得不回应而又不知如何回应,步步退后,直到"全盘西化"论的出现。从魏源等人对"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鼓吹,到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发起和组织的洋务运动,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变法维新的图谋改良,到孙中山领导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最后一直到五四运动的兴起和"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倡导,说明中国的知识文化阶层已不再抱引进西方的先进枪炮,或者先进工业技术,甚至政治制度就可使中华民族重振雄风的幻想,而是认识到需要在文化的深处,文化的核心层面(价值系统)进行一场脱胎换骨的变革,塑造新的民族之魂,才能使中华民族巍然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总之,西方文化的大举涌入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势力扩张而进入中国的,这就使中西文化的第一次大规模相交,是以一场激烈的冲突和震荡的形式来表现,在此,一方是挑战者,一方是应战者,一方咄咄逼人、步步紧逼,一方步步设防、逐渐撤退。如果一定要概括的话,也许可以说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反应大致在十七世纪是好奇,在十八世纪是赞美,在十九世纪却是颇有点鄙视了;而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反应则表现为十七世纪居高临下的优容礼遇,十八世纪的淡漠置之,十九世纪的震惊警醒了。而经过一番激烈的动荡之后,二十世纪对双方来说都应当是1个冷静和深入思考的世纪。
总之,自从近代以来,中西文化就象两条原先互不相交的河流,现在相交汇流了。时至今日,运用先进通讯技术,信息传播极快,地球上的各种文化真正进入了1个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互相作用的时代。但是,中西文化的这种相交汇流,并不意味着在融合2种文化的基础上产生出了另1种新的文化,2种文化仍然保留着自己的鲜明个性,交而不融,汇而不合,或者,如果一定要说这是1种合流的话,这也是1种泾渭分明的合流。交会是1个事实,而融合则只是1种可能,而且这种可能本身是大有疑问的,是值得检讨的。文化总是具体的、个别的,总是表现为一定的历史形态,没有普遍、抽象的文化存在。各民族的文化并不都是出于一源,也不能以某1种文化(例如西方文化)作为衡量其它文化的普遍标准。这种多元的文化观即使在西方也日趋流行,得到了维柯与赫尔德的历史哲学的支持。而文化研究的重点也日益转到对各种文化的个性的研究,文化的比较常常就表现为比较各种文化之间的差异。
所以,如果问,各种文化(或中西文化)的相交是否预示着它们将融合为1种新型的世界性文化呢?我们的回答是至少在目前还看不到这种可能。在存在着多种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情况下,也不会有这种可能。随后的1个问题就是怎样看待中西文化相交的前景,怎样估价这种相交中冲突的因素和互补的因素。如前所述,西方文化在与中国文化交流之前,在其自身的发展中实际上已经过一次大的冲突激荡,这就是古罗马时期的古希腊文化在与基督教文化的撞击中,又获得了新的活力,它们的相交融汇真的逐渐转变成1种融合,融合为1种新型的文化──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近现代西方文化。它们冲突的结果初看起来是基督教文化的全面胜利,然而,古希腊文化中的理性主义,乐生主义又越过漫长的中世纪而显示出自己的力量(它甚至在中世纪,在阿奎那等人利用亚里斯多德著作中的理性诠解神学的努力中就已经显示自己了)。与这种冲突有关的教权与王权的斗争所造成的某种空隙,客观上也为思想文化、艺术的发展拓宽了道路。总之,且不论冲突的不可避免性,矛盾和冲突的存在也并非坏事。2种文化相交,各自对对方形成挑战,实际上也就为各自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剌激,提出了新的课题,不管它们是不是会融合为一,它们实际上都是可以从这种对比和冲突中获益的,它们在这种相遇和冲撞中能得到借鉴和互补。
而且,我们需要提醒自己: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以及中国文化与其它文化的交流中,我们站在自己的基点上来决定:我们究竟需要借鉴些什么和拒斥些什么。我们不能够亦步亦趋地照搬别人。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中间实际上就不断有人做着各种各样的西方梦:梦想有西方的坚船利炮,梦想有西方的新型工业,梦想有西方的民主制度,梦想有1种全面的西方式的现代化……而在西方世界中,做东西梦的也不乏其人,尤其是在所谓的"后工业社会"即将来临的时候,他们梦想着1种中国式的天人和谐、人际和谐,梦想着1种单纯的悠然自得……,怎样解释这2种梦呢?我们大致可以说,这2种梦都是站在各自的立场上,对自己所没有、所缺乏或失去了的东西的向往。所以,处在喧嚷的高速公路上的人可能羡慕乡间小路的质朴单纯,但是,如果我们忘记了羡慕者的这一基点,反而引证羡慕者的话来为自己死守在乡间小路上辩护,那就是糊涂和迂腐的了。反过来说也是一样。再举1个例子,西方世界现在深深感到科技高度发展的弊害性一面,感到物压迫人的苦恼,但我们不能由此就得出庄子似的结论。1个孩子不能因为长大后的苦恼就不肯长大。事实上,在冲突已经发生,复杂局面已经形成之后,真正的和谐只能是经过冲突得来的和谐,真正的淳朴只能是通过克服尔虞我诈而达到的淳朴,真正的单纯也只能是由复杂而凝结成的单纯。当然,我们可以在发展中借鉴别人的经验教训,避免别人走过的弯路,消除发展中的畸形片面因素,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基本的方面。我们不能混淆发展过度与发展不足。我们应当参考别人的意见,但我们更应当熟悉自己的基点和座标,把住自己的舵。当二十世纪的中国人,尤其是在二次大战后出生的这一代人接触到西方文化时,我们正好看到的也许正是西方人对自己文化批判反省最甚的时期。他们抨击他们过份膨胀的个人主义、快乐主义和功利精神;他们批评他们民主制度的弊病(例如日益繁复的诉讼程序);甚至于批判理性本身。我们应当怎样看待这种情况呢?比方说,当西方人在争论他们的民主制度的弊病,争论社会公正的问题时(如诺齐克与罗尔斯的争论),我们应当注意什么才于我们最有益呢?我认为,我们应当重视的与其说是他们之间不一致的东西,不如说是他们之间一致的东西,也就是说,是那种得自洛克、密尔、伏尔泰、托克维尔、康德等人的近代启蒙精神,而更深层面的基督教精神的启迪与挑战,则更将在今后的日子里愈来愈显示出它的份量。

五 : 中西文化:中西文化-中西文化故事,中西文化-中西餐饮文化谈

“君子以返身修德。”人不可能一下子成为思相道德高尚的人。书记:“德必修而后成。”通过修养才能成德。君子要背离自身的私欲,学习道理,努力遵行,不断修养自己的思想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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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化_中西文化 -中西文化故事


1:耶稣与孔子
耶稣被钉十架,同钉的还有2个罪犯。3个十架代表了世上的三等人:世字底下一横,上面3个十字。
中国古代不也称孔子为圣人吗?你听孔子怎样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他说自己不能见到圣人了。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早晨听了道,晚上死了也行。孔子讲的圣人是谁?四书集注解释:“圣人,神明不测之号。”不能测知。孔子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讲到圣与仁,我怎么敢当?不厌其烦的学习,不知疲倦的讲学教人,如此而已。他不敢称自己是圣。他不敢称的仁又是什么?书解:“仁者,爱之理。”“仁者,天下之正理。”“仁者,人之所以为人之理也。”这仁是爱人的理,这仁是天下真正的理,这仁是做人的论理。理学也称道学。书记:“道,犹路也,事物当然之理,人所共由,故谓之道。”道是理,理是仁,仁是爱人,一回事。孔子告诉我们,他不敢称自己是圣,不敢称自己是仁爱,道理。他说自己不能见到圣人了。他说早晨听了道。晚上死了也行。
孔子说“天生德于予”他说上天把德赋予给了自己。四书集注解释:“德者得也,得其道于心而不失之谓也”德就是明白道理并遵守住。书解:“君子,成德之名。”有德的人名为君子,明白了君子的行为就明白了孔子。孔子说:“君子羲以为质。”君子的实质是羲。明白了羲就明白了孔子的人生宗旨。
书记:“君子学道则爱人。”孔子的行为是学道爱人。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谋求道理,不谋求吃穿,忧虑自己的道德修养,不忧虑贫穷。孔子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不能有吃顿饭之际违背仁道,无论是慌忙之际,还是颠沛流离之际.孔子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离开了仁爱的道理,就不能称为君子.
“君子以返身修德。”人不可能一下子成为思相道德高尚的人。书记:“德必修而后成。”通过修养才能成德。君子要背离自身的私欲,学习道理,努力遵行,不断修养自己的思想品德。
“君子以惩忿窒欲。”警戒忿怒,窒息私欲。
“君子以赦过宥罪。”赦免人的过错,饶恕人的罪业。
“君子以有过则改,见善则迁。”改过迁善。
“君子以遏恶扬善。”制止罪恶,宣扬善良。
这些行为,孔子都做到了吗?孔子说:“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亲身实践做个君子。我还没有做到。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羲不能徒,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学道修德,讲学教人。向羲迁徙,改正过错,做不到这些是我担忧的。学习明白道理并遵守住。不断修养自己的思想品德。以仁爱的道理讲学教人,改正自已的错误,向羲迁徙成为羲人是先师孔子的人生宗旨.
羲字的造形,上面是个羊字头,下面我字,我字中间分开,左边手,右边戈,戈是古代做战用的1种兵器。文词里面泛指刀枪。如:挥戈上阵,反戈一击,同室操戈等。手与戈相连,既手拿刀枪形象了我是恶。上面加上羊字头则成了羲。“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业的。”“羔羊的血洗清了我们的不羲。我们靠着他的血称羲。我们在恩典之下。”认识自己,认识神的羔羊,改过迁善,是谓羲人。
三等人中,除了圣人,羲人,还有一等罪人。耶稣说:“父啊,饶恕他们,因他们所做的是出于不知。”孔子说:“盖有不知而做之者,我无是也。”不学无知,胡做非为,这样的人我不是。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书解:“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恶,而我则从其善而改其恶焉。”三等人中,孔子是从善去恶的人。
下面看孔子讲的圣人之道”天下之正理”的仁是什么.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子张问仁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颜回问仁,子曰:“克已复礼为仁。一日克已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已。”书解:“克之者何?杀之也。”“夫礼,天之经也,地之羲也,民之行也。”
子曰:”有杀身以成仁””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
从上面看出仁是一些行为,具有这些行为的人不会是一般人,孔子说:”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何事于仁?心亦圣乎.”仁是圣人的心灵行为,他的行为是爱人,具体的说就是待人恭敬不欺侮人,宽恕能得到众多的人,信实人能相信依靠,他要杀害自己,如同承担了大祭,恢复了上天给人的行为规范.以此完成了仁爱,哪一天做到了这些,天下要归他所有,这样做是出于自己,他有功于天下,给人的恩惠足以使用别人,自己做不到的,不让别人去做,他所做出的让人也去做,他要到达的地方让人也到达.
孔子讲的圣人不能测知。孔子讲的仁道“门弟子不能遍观而尽识。””将使圣与仁为虚器,而人终莫能至矣”圣与仁被认为是孔子虚设的器材,没有人能做到,他抑之弥高,且钻之弥坚,既瞻之在前,又忽焉在后,让人不可捉摸.孔子说:“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书解:“王者,圣人受命而兴也,三十年为一世。”圣人是个君王,出现以后必经三十年才有仁道。孔子遗憾的说:“夫明王不兴,而天下其孰能宗予。”圣人不出现,仁道不显明,世界上没有人明白孔子,没有人按他的思想宗旨去做。
书记:“孟氏发明宗旨,目为天子之事。”孟子发明了孔子的宗旨。他把圣人之道解释为先王之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孔子的宗旨被认为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君王的统治利益服务。后人评价:“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胜言,故求观圣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书记:”君子慎始,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关于孟子的生卒年,史籍无明确记载。有关孟子的家世资料,史籍中也很少记载。关于孟轲一生的行踪,古籍中同样很少记载,至于孟子一书是经谁的手写成的,历来就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书中讲的仁政,王道,莫明其妙,难以理解。书中的一些言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男女授受不亲,言不必信,行不必果,轻养厚葬,胜王败贼。这些言论对我们民族的思想意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孔子说:“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不要因人说的好便信任这个人,也不要因人不好便废掉他正确的话,不管是什么人,只要他的话正确,都可采纳。书中:“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这句话对了解孟子一书,了解传统文化真的不错。
孔子去世后“九流分而微言隐,异端作而大意乖。”他所创造的基本理伦就走了样,经过孟子的发明,汉王朝的利用改造,至宋代程朱理学集大成的传统文化已面目全非。变异成了为君王统治利益服务的伪道学。书中孔子的某些话。后人认为:“未必孔子之言。”“绝非孔子之言。”“所谓孔子曰,记者为之词也。”良莠混杂,真假孔子难分,”网罗遗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把这些收集起来,在兼收并蓄之中,让后人从其中寻找正确的东西,这便是前人给我们留下的文化遗产,下面是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朱熹的一段话:“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尧之一言,至矣尽矣,而舜复益之以三言者,则所以明夫尧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几也```````自是以来,圣圣相承,若成汤文武之为君,阜陶,伊傅,周召之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意思是中国文化道统之传的源头来自上古圣神,经书中看到的证据是尧舜禹传位时说的几句话:“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必有这些而后方能差不多.从这以后,成汤文武周公孔孟才能以此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传下去。这关键的几句话出自古文尚书“大禹谟”。古文尚书是晋代梅赜献给朝廷的,其后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影响很大,明清时期,一些文人经过长期考证,古文尚书与古史不合。与古代地理不合,与古代历法,训诂,义理都不合,包括所谓孔安国序,全是伪造。
黄河的源头在哪里?雪山脚下草地上。起初,他清澈,明亮,温柔,文静。经过黄土高原,变得急躁,狂暴,混浊不清。在入海口,他与蓝色的海洋发生了碰撞,流入大海。黄河之水天上来,天上的雨雪来自大海。

中西文化_中西文化 -中西餐饮文化谈


中国餐饮网消息:中国悠久历史5000年,西方世界五六百年的社会历程。中国有灿烂丰富、博大精深的饮食文化;西方国家则有精巧专维、自成体系的饮食文明。中西饮食文化的碰撞、交流以及融化为全人类文明起到了填补和着彩的作用。
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造就了中西饮食文化的差异,而这种差异来自中西方不同的思维方式和处世哲学。中国人注重“天人合一”,西方人注重“以人为本”。这种价值理念的差别形成了中餐以食表意、以物传情的特点,过分注重饭菜的意、色、形,基本追求色、香、味,具有粗放型思维特征的中国人在数千年的漫长岁月中却很少考虑饭菜的营养性。
西方人在烹饪时自始至终坚持着饭菜的实用性基本特征。从营养角度出发、落足于食物对人的健康,他们不讲究花样、轻视了饭菜的其他功能,致使除了一些吃西餐烦琐的规矩之外,并没有给人留下太深的印象。不同的饮食习惯造就了不同的饮食文化。中国人大而全的一贯作风,吃饭时自然是7大盘、8大碗,一是显示了富足,二是摆足了排场;近而各地比吃、全国争雄,最终形成了8大菜系,也就是吃方面8个不同的高手;说得虽有些低俗,但还是很能传情达意的。
西方人都是小心眼,他们喜好小而精。对于烹饪食物,营养性和美味性就是他们的出发点和目的地。他们全力开发和研究食物在不同状态下的营养差异,从时间、空间、温度、湿度等细微入手,烹饪出从物理、化学角度都营养、美味的食物。吃之际,一人一盘一刀一叉,分而食之。至今虽还没有衍生出其他派别来,但还是可以与中餐分庭抗争的。
中西饮食文化在碰撞中融合,在融合中互补。现在的中餐已开始注重食物的营养性、健康性和烹饪的科学性;西餐也开始向中餐的色、香、味、意、形的境界发展。中西餐饮文化将在交流中共同发展!

中西文化_中西文化 -中西文化的相遇与冲突


什么是文化?文化的定义正如许多其它重要概念的定义一样,每个人都知道一些,大家所理解的又不尽相同。在我看来,"文化"定义的歧异往往发生在外延方面(而这往往又只是由于观察立论的角度不同),而对"文化"的理解有1个基本的内核是差不多大家都意见一致的:即文化是人创造的,是人留下的痕迹,并对人们继续发生着影响。最广义的文化包括人改造过的自然或自然物(所谓物质文明、工具材料等等)和政治、经济、艺术、哲学、宗教、民俗、心理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可以分为实物、风俗习惯和制度,思想产品和心理意识等多种层次。至于文化的特点,我们至少可以举出两点:一是它的整体性;一是它的传统性。按照被广泛接受的五十年代美国人类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孔对于"文化"的定义,文化是成套的行为系统,而文化的核心则由一套传统观念,尤其是价值系统所构成。
所以,文化的比较应当总是整体的比较,即使是比较某1个侧面,也应对进入比较的双方整体有1个大致的、了然于胸的认识;而且文化的比较也应当是历史的比较,我们不能割断历史,我们需要追溯源流,这种历史的逆溯常常可以使我们明白差异的根源。
各种文化,包括西方文化和中华文化都有过自己一段独立的互不相交的发展史。也就是说,在2种文化真正融汇交流之前,它们就已各自形成了自己一套独特的行为系统,一套独特的价值观念。也正是这种独特性,才预示着今后交会的可能和暗伏着冲突的根据。
西方近现代文化主要是从古希腊罗马的异教文化,再经过以希伯来信仰为源头的中世纪基督教文明演变过来的。也就是说,迄至今日仍在西方文化中活跃地起作用的2大源泉,1个是古希腊罗马的文化,1个是基督教的文化。古希腊人所居的巴尔干半岛及其附近岛屿,古罗马人所居的亚平宁半岛及其附近大陆,都濒临地中海,海洋在他们的独特文明的形成过程中起过巨大的作用(这种作用随着文明的发展却趋于减弱),而当时古希腊发达的奴隶制经济在客观上也使财力物力趋于集中,使当时的少数人能腾出身来发展文化;在剥夺一些人的发展机会的同时却为另一些优秀的头脑提供了宝贵的闲暇和更好的条件,直至形成在文化上光辉灿烂的雅典的伯里克利时代。古希腊人发达的政治生活表现为直接民主制的城邦治理。古希腊伦理学和价值观的基本特征则表现为尚知和崇理,至善在于"作为1个自然存在的人的完善",尤其是理智、哲学的沉思被强调为最高的德性。古希腊人和罗马人是乐生的,立足此世的,他们的宗教是多神论的,他们的人生观是自然主义的。这种重视此世和热爱生命的精神,在古罗马帝国时期进1步得到发展,具有公民资格的人们不遗余力地从生活中榨取快乐,许诺给大众的"面包加娱乐"成为1种有效而一贯的统治术,这种推到极致的快乐主义不免又成为社会普遍委靡腐化和道德堕落的1个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就发生了基督教的兴起这样1种价值大转换。
原初的基督教精神看来处处都是和古希腊罗马的文明对立的,它是一神的,以上帝作为一切秩序和价值的来源;它是超自然的,此世不过是奔赴彼世的一段旅程;它轻视学识,轻视古代世界的各种自然德性,如勇敢、荣誉、公正等等;它轻视财富、艺术和家庭生活;蔑视和否定世俗的快乐;对国家最初也持1种政治上的冷淡主义。它极力弘扬的德性是:对上帝的希望、热爱和信任,对同胞的慈悲和仁爱。西方人接受和推崇基督教精神,使钟摆摆到了另一极端:从自我的肯定转到了自我的否定,从在生命中尽量榨取欢乐转到了弃绝生活中的欢乐,从重视人的自然力量的发展和自我潜力的实现,转到了仅仅把尘世的生命作为追求永生的1种手段。当然,这只是就这2大源泉的基本内核和自然推论而言的,在世俗大众的生活中,它们并不是如此对立的,但无论如何,这种根本价值上的矛盾和冲突却深刻地影响了西方文化的面貌。
而这正是我想强调的西方文化的1个鲜明特点:即近现代西方文化是从2个相当不同乃至对立的源泉中汲取活力的:1个是理性,1个是信仰;1个是对尘世生命的讴歌,1个是对永恒生命的希冀。在西方文明的发展中有着明显的断裂。当时在地中海沿岸散布的古希腊城邦早已不复存在,古罗马帝国也已不复存在,然后是1个漫长的中世纪,直到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随着启蒙精神的兴起又开始了另一次价值大转换,近现代的西方文化就这样在自身中包含着2种对立的因素,也许比起基督教的因素来更多的是古希腊罗马的因素,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世界一体化和同东方文明的接触撞击过程。
然而,中华文明却保持着长期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它首先不是在沿海,而是在黄土高原上孕育和发展起来的。然后在华北平原,再后是往长江以南发展,它虽然也有来自北方的蛮族的军事侵扰,但并没有真正可以同它抗衡的文化力量。所以军事征服者反过来又要被它的文化所征服。以佛教为中心的印度文化通过罗什、达摩西来,法显、玄奘西访,取经、讲经、翻译、研究,逐渐渗透到华夏文化的许多方面,尤其是哲学和艺术中。华夏不仅有了中国化的佛教哲学的产生,而且在回应佛教的挑战中又产生了宋明新儒学。尽管佛教传入后影响很大,但中国文化并没有象西方文化那样产生明显而持久的断裂,中国文化的主干和基本内核并没有改变。佛教并没有激起根本的价值大转换,并没有形成1个象西方那样足以同皇权抗衡甚至凌驾于皇权的宗教力量。中国的文化璀璨绵延,历史悠久,直到近代,它所承继包含的基本上还是秦汉以来就已大体形成的内容。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文化就已经是光辉灿烂,然后是秦始皇的大一统的建立,更重要的是汉朝对这种大一统的巩固,从而确立了基本的文化格局。此后一千多年,虽有改良和革新,但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革命。今天的中国人仍然是龙的传人,中国的思想文化是儒学定于一尊而又兼容释道的文化。中国文化以其特有的悠久、单纯的传统,以其特有的凝聚力和消化力,进入了近代世界一体化和文化大交流的时期。
十七世纪以前,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程度相当有限却满怀好奇,他们知道东方有1大国,有一独特的文明,有着繁荣的政治文化、经济生活。但是对这一文明的性质和内容却是若明若暗。中国对他们仍带有某种神秘和传奇的色彩,此前,西方人听过马可·波罗带来的神奇消息,看见过由中国制造的精美的产品(常常是通过阿拉伯人的中介),但与中国人的接触主要还只是少数先驱者的事情。葡萄牙人较早就和中国人做开了生意,而重要的是,一批耶稣会教士到达中国传教,其中1个著名的代表人物和先驱是利玛窦(1552-1610年),他于12世纪初到达北京以后,换上士人的长袍,在谈论孔孟学说中宣传基督教义,但只得到了某种有限的成功。而基督教传教士在菲律宾却取得了极大成功,甚至在日本也进展迅速,而在中国却碰到了1个根基深厚、稳定单纯的文化传统的壁垒。因此,此后两百年间,虽有几百名传教士陆续到来,却收效甚微。
比较一下此前中国人对于外界的态度是很有戆的。西方人渴望了解中国,而中国人对外界却有点淡漠置之。实际上,早在西方的哥伦布、麦哲伦的远航之前,中国人就已经具备了越海远航的能力,这可以通过十五世纪的郑和七次下西洋来证明。但是当时的"西洋"不过是南亚和西非,中国的船队尽管绰有余力,却缺乏绕道非洲前往欧洲的动力。这种动机的缺乏不仅和中国的自给自足经济有关,也和追求和谐而非扩张的中国文化的价值内核相关联。
那么,到十七世纪,中国学者又是怎样看待西学的传入呢?随着西方传教士陆续带来的书藉和科学技术,中国学者的反应是:一方面,一批先进的学者表示了欢迎和好奇,如徐光启、方以智等,甚至康熙大帝玄烨在支持这种交流的同时,自己也撰写自然科学论文。但可以说,即使这些优秀者,也还是以1种居高临下的姿态看待西方文化,还是1种被动的,对送上门的东西的感兴趣。而另一方面,顽固者则极力排斥西学。如此看来,中国人对西方的暧昧不明程度比西方人对中国的暧昧不明程度更甚且不很好奇。
十八世纪比起十七世纪来是1个倒退,由于教皇与中国皇帝的冲突,康熙的继位人禁止了基督教,而教皇则压制了耶稣会,贸易也被严格地限制。雍正、乾隆时期,对内的文字狱和对外的封锁,窒息了思想的活力,延缓了历史的进程。但有趣的是,当时,遥远而封闭的中国却成为西方启蒙运动思想家的灵感的1个源泉,成为他们赞美的1个楷模,并因此在实际的社会交往中发生过有益的作用(这种作用往往被忽视),实际上,一直到十八世纪,中国对西方的影响远胜过西方对中国的影响。西方人当时的文化及其价值观是以基督教为支柱的,然而,他们现在却发现1个不信基督教的古老王国依然保持着繁荣强大和相当高的道德水准。而当时的欧洲又正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夜,中国的榜样(即使在许多方面是以讹传讹的)就被他们援引来作为摆脱教会束缚,进行社会变革的理论武器。例如,十八世纪最大的1个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1756年出版的《道德论》中写道:中国的最高成就是:"道德和法律",中国官吏是人民的仁慈监护人,整个国家就象1个大家庭,公共福利是政府的首要职责。重农学派的领袖魁奈博士在其《中国的专制主义》中论证说:虽然中国的皇帝是一位专制君主,但他是按"自然法"进行统治。中国社会在魁奈看来接近于完善社会的理想。总之,中国在一些启蒙学者的著作中,几乎被描绘成1个美好的天堂,1个尽善尽美的社会,而这种偏见却带来积极的社会结果,这确实是一件有趣的值得研究的事情。当时,西方对中国的憧憬向往还不仅限于知识阶层,在社会上也出现过中国热,人们热衷于在艺术、建筑、园艺、陶瓷等方面运用中国式图案,在富有的宅第中摆设进口或仿制的明代青花瓷,建造中国式的宝塔。而当时中国对西方的反应仍然是淡漠,关上原先开启的大门,并没有在士人中激起什么波澜。
然而,正如美国的中国学家费正清所言:十八世纪启蒙运动者所持有的这种第二手的理想化了的中国观,不久就被那些从通商口岸回来的、对哲学不感兴趣的商人和领事粗暴地粉碎了。浪漫的描绘让位于实际的考虑。这方面的变化从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的态度的变化也可略见一斑。例如,十九世纪的大哲学家黑格尔对于中国哲学,就不象他的前辈莱布尼茨那样一味赞美,而是评价颇低,他认为记述孔子言行的《论语》里面讲的只是1种道德常识,毫无出色之处。当然,这有可能代表了另1种偏见。顺手拈来的这1个例子只是想说明,当西方人比较实际地来看待中国文化时,浪漫的色彩就消失了,他们看到的是1个步履维艰、包袱沉重的巨人,他们发现了中国的落后。鸦片战争之后开始的一系列事件引起了中西文化的第一次大冲突、大激荡。随着洋货的涌入也涌来了西方的观念,随着炮火硝烟和铁蹄践踏,一向有着优越感的中国士人不得不痛苦地承认落后的事实(至少在某些方面)。中国的士大夫怀着自尊而又屈辱的情感来对待这一事实。以儒家传统为主干的中国文化面临着西方文化的撞击和挑战,不得不回应而又不知如何回应,步步退后,直到"全盘西化"论的出现。从魏源等人对"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鼓吹,到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发起和组织的洋务运动,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变法维新的图谋改良,到孙中山领导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最后一直到五四运动的兴起和"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倡导,说明中国的知识文化阶层已不再抱引进西方的先进枪炮,或者先进工业技术,甚至政治制度就可使中华民族重振雄风的幻想,而是认识到需要在文化的深处,文化的核心层面(价值系统)进行一场脱胎换骨的变革,塑造新的民族之魂,才能使中华民族巍然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总之,西方文化的大举涌入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势力扩张而进入中国的,这就使中西文化的第一次大规模相交,是以一场激烈的冲突和震荡的形式来表现,在此,一方是挑战者,一方是应战者,一方咄咄逼人、步步紧逼,一方步步设防、逐渐撤退。如果一定要概括的话,也许可以说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反应大致在十七世纪是好奇,在十八世纪是赞美,在十九世纪却是颇有点鄙视了;而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反应则表现为十七世纪居高临下的优容礼遇,十八世纪的淡漠置之,十九世纪的震惊警醒了。而经过一番激烈的动荡之后,二十世纪对双方来说都应当是1个冷静和深入思考的世纪。
总之,自从近代以来,中西文化就象两条原先互不相交的河流,现在相交汇流了。时至今日,运用先进通讯技术,信息传播极快,地球上的各种文化真正进入了1个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互相作用的时代。但是,中西文化的这种相交汇流,并不意味着在融合2种文化的基础上产生出了另1种新的文化,2种文化仍然保留着自己的鲜明个性,交而不融,汇而不合,或者,如果一定要说这是1种合流的话,这也是1种泾渭分明的合流。交会是1个事实,而融合则只是1种可能,而且这种可能本身是大有疑问的,是值得检讨的。文化总是具体的、个别的,总是表现为一定的历史形态,没有普遍、抽象的文化存在。各民族的文化并不都是出于一源,也不能以某1种文化(例如西方文化)作为衡量其它文化的普遍标准。这种多元的文化观即使在西方也日趋流行,得到了维柯与赫尔德的历史哲学的支持。而文化研究的重点也日益转到对各种文化的个性的研究,文化的比较常常就表现为比较各种文化之间的差异。
所以,如果问,各种文化(或中西文化)的相交是否预示着它们将融合为1种新型的世界性文化呢?我们的回答是至少在目前还看不到这种可能。在存在着多种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情况下,也不会有这种可能。随后的1个问题就是怎样看待中西文化相交的前景,怎样估价这种相交中冲突的因素和互补的因素。如前所述,西方文化在与中国文化交流之前,在其自身的发展中实际上已经过一次大的冲突激荡,这就是古罗马时期的古希腊文化在与基督教文化的撞击中,又获得了新的活力,它们的相交融汇真的逐渐转变成1种融合,融合为1种新型的文化──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近现代西方文化。它们冲突的结果初看起来是基督教文化的全面胜利,然而,古希腊文化中的理性主义,乐生主义又越过漫长的中世纪而显示出自己的力量(它甚至在中世纪,在阿奎那等人利用亚里斯多德著作中的理性诠解神学的努力中就已经显示自己了)。与这种冲突有关的教权与王权的斗争所造成的某种空隙,客观上也为思想文化、艺术的发展拓宽了道路。总之,且不论冲突的不可避免性,矛盾和冲突的存在也并非坏事。2种文化相交,各自对对方形成挑战,实际上也就为各自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剌激,提出了新的课题,不管它们是不是会融合为一,它们实际上都是可以从这种对比和冲突中获益的,它们在这种相遇和冲撞中能得到借鉴和互补。
而且,我们需要提醒自己: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以及中国文化与其它文化的交流中,我们站在自己的基点上来决定:我们究竟需要借鉴些什么和拒斥些什么。我们不能够亦步亦趋地照搬别人。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中间实际上就不断有人做着各种各样的西方梦:梦想有西方的坚船利炮,梦想有西方的新型工业,梦想有西方的民主制度,梦想有1种全面的西方式的现代化……而在西方世界中,做东西梦的也不乏其人,尤其是在所谓的"后工业社会"即将来临的时候,他们梦想着1种中国式的天人和谐、人际和谐,梦想着1种单纯的悠然自得……,怎样解释这2种梦呢?我们大致可以说,这2种梦都是站在各自的立场上,对自己所没有、所缺乏或失去了的东西的向往。所以,处在喧嚷的高速公路上的人可能羡慕乡间小路的质朴单纯,但是,如果我们忘记了羡慕者的这一基点,反而引证羡慕者的话来为自己死守在乡间小路上辩护,那就是糊涂和迂腐的了。反过来说也是一样。再举1个例子,西方世界现在深深感到科技高度发展的弊害性一面,感到物压迫人的苦恼,但我们不能由此就得出庄子似的结论。1个孩子不能因为长大后的苦恼就不肯长大。事实上,在冲突已经发生,复杂局面已经形成之后,真正的和谐只能是经过冲突得来的和谐,真正的淳朴只能是通过克服尔虞我诈而达到的淳朴,真正的单纯也只能是由复杂而凝结成的单纯。当然,我们可以在发展中借鉴别人的经验教训,避免别人走过的弯路,消除发展中的畸形片面因素,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基本的方面。我们不能混淆发展过度与发展不足。我们应当参考别人的意见,但我们更应当熟悉自己的基点和座标,把住自己的舵。当二十世纪的中国人,尤其是在二次大战后出生的这一代人接触到西方文化时,我们正好看到的也许正是西方人对自己文化批判反省最甚的时期。他们抨击他们过份膨胀的个人主义、快乐主义和功利精神;他们批评他们民主制度的弊病(例如日益繁复的诉讼程序);甚至于批判理性本身。我们应当怎样看待这种情况呢?比方说,当西方人在争论他们的民主制度的弊病,争论社会公正的问题时(如诺齐克与罗尔斯的争论),我们应当注意什么才于我们最有益呢?我认为,我们应当重视的与其说是他们之间不一致的东西,不如说是他们之间一致的东西,也就是说,是那种得自洛克、密尔、伏尔泰、托克维尔、康德等人的近代启蒙精神,而更深层面的基督教精神的启迪与挑战,则更将在今后的日子里愈来愈显示出它的份量。
本文标题:浅谈陕西饮食文化-浅说陕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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