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莺莺传与西厢记-浅论《莺莺传》与《西厢记》的审美感受差异

发布时间:2017-09-17 所属栏目:莺莺传和西厢记

一 : 浅论《莺莺传》与《西厢记》的审美感受差异

摘要:元稹的《莺莺传》是崔张故事的首创,王实甫在此基础上,改编成著名元杂剧《西厢记》,二者却带给读者不同的审美感受。本文从读者的阅读体验入手,比较《莺莺传》和《西厢记》带给读者的不同的审美感受,并分析产生不同的审美感受差异的原因。

关键词:《莺莺传》;《西厢记》;审美感受
中图分类号:I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2)09-0007-02
众所周知,王实甫的《西厢记》改编自元稹的唐传奇《莺莺传》,二者的故事情节除结局外大致相似,但是读者阅读这两部作品时,却有着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审美体验。阅读《莺莺传》,久久留于心际的是一份怅惘悲哀,而阅读《西厢记》,读者则往往难以抑制住内心的喜悦以及取得喜悦后的满足。本文将从读者的阅读体验入手,比较《莺莺传》和《西厢记》带给读者的不同的审美感受,并分析产生不同的审美感受差异的原因。
一、《莺莺传》与《西厢记》不同的审美感受差异
元稹《莺莺传》的主要内容是讲“贞元中,有张生者,性温茂,美风容,内秉坚孤,非礼不可入。”曾游于蒲州,住在普救寺内。正巧他的姨母“崔氏妇”也带着女儿莺莺住在这里,当时正逢乱军“大掠蒲人”,崔氏母女“旅寓惶骇,不知所托。”由于张生的保护,“遂不及于难”。此后,张生与莺莺经历一番周折,而相爱至深,私自结合。但张生最终因求取功名,抛却了莺莺。几年后二人各自成立自己的家庭,张生“求以外兄见”,莺莺“终不为出”。{1}
读完《莺莺传》,笔者内心是一种不可名状的悲哀与无奈,他们悲剧式的爱情故事,也深深地颤动人心。莺莺是长于深闺的大家闺秀,美丽而富有才情。她的内心既渴望爱情的滋润,但又受封建礼教的束缚,是个矛盾的人物。而几番思量,她又惧而更爱,终于主动投入张生的怀抱,去追求美好的爱情。但她又怎知,封建的牢笼是处处都在的,它笼罩了一切,包括张生的心。他们在最后的分别之际,莺莺痛苦地预感到“始乱终弃”的结局。“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乱之,君终之,君之惠也;则没身之誓,其有终矣,又何必深感于此行?然而君既不怿,无以奉宁。”{2}这段话是莺莺内心流着泪的哀诉。
莺莺的悲剧,归根到底,不是张生造成的。在这场爱情中,张生同样是个悲剧人物。张生遇到莺莺之前,“未尝近女色”,二十三岁终于找到了意中人,开始了迫切的追求。他把莺莺视为女神,所以写下《会真诗》。恩爱刚刚开始,他就不得不离开莺莺而去京城应试。张生的心理是及其矛盾的:一方面是梦寐以求的红颜知己,一方面是读书人的理想。而最终张生割舍了自我私情,而选择大多数人都会选择的功名。是当时的社会现实要他割舍掉这份儿女的私情,若要怪罪起来,也只能怪当年的他们都还太年轻,怎懂得这人世间的苍凉?
而读《西厢记》,则全然不是这番悲凉与凄楚。莺莺同样是深受封建传统道德思想熏陶的大家闺秀,因渴望爱情而不顾传统礼教的束缚,与张生私自结合;张生作为一个儒学之士,尽管处处严守礼教,但也是克制不住自己对莺莺的爱慕之情。二者的结合过程中,发生了许多曲折而又具有喜剧性的故事,老夫人的阻挠和红娘的奋力相助使读者对于崔张最后的结合产生更大的满足感。故事以向封建传统的妥协作为结束,张生考取功名,和莺莺结为永世的夫妻。王实甫那句“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更是将才子配佳人的故事题材升华到抒发人类永恒的美好愿望的高度。
二、产生审美感受差异的原因
类似的故事情节,性格相似的主人公,为何会给读者带来差异如此之大的审美感受?通过对比《莺莺传》和《西厢记》的文本,我们可以从中总结出来一些原因。
(一)不同的矛盾冲突
通过前文对于《莺莺传》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造成崔张爱情悲剧的原因归根结底不是张生的冷酷无情,而是当时“一个无形的、不可言明而又无处不在的社会环境”。{3}二人都在同当时压制人情欲的传统作斗争,但是最终没有逃出世俗的牢笼。这种由社会现实造成的悲剧是让人无法反抗的。而这种现实古今皆有,因而今天的人们在阅读《莺莺传》时,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当时封建社会的残酷,更多的是产生一种跨时代性的共鸣,从而产生悲悯之情,这也是悲剧带给欣赏者的观赏感受。
而和《莺莺传》不同的是,《西厢记》里,矛盾对立的双方都是有形的――老夫人和崔张集团(包括崔莺莺、张生以及红娘)。如此一来,《西厢记》便成了演绎崔张集团如何追求自由婚恋而同老夫人反抗的故事。老夫人是崔莺莺的母亲,女儿挑战母亲,自然要比挑战无形的封建思想容易得多。虽然故事中也隐含着崔莺莺对封礼教的反抗,老夫人便是作为封建礼教的“代言人”,但毕竟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最终老夫人以要张生考取功名为娶崔莺莺的要求,化解了二者之间的矛盾,既保全了封建礼教的制约性,也成全了二人美好的爱情。当读者看到有情人终成眷属,内心自然会感到心满意足,并激发起对生活的热切盼望。
(二)《西厢记》中喜剧性情节及人物对白
王实甫在《西厢记》中,添加了大量的具有喜剧性的故事情节以及人物之间的对白,从而使得故事朝着大团圆的结局发展。不像《莺莺传》,全文笼罩着一股忧哀之情。以下列举并分析几个具有喜剧性的情节和人物对白,说明此对于观众产生愉悦感受的原因。
张生在王实甫的笔下,是个“傻角”。处处显得幼稚可笑。初见崔莺莺时, 因为从未见过如此美丽少女而有些失态。当莺莺回梨花深院了,要不是法聪阻止,几乎都准备跟进去了。从法本那里出来,遇到红娘,他迫不及待地向红娘作了自我介绍:“小生姓张,名珙,字君瑞,本贯西洛人也,年二十三岁,正月十七日子时建生,并不曾娶妻。”④看他这番自我介绍,他迫不及待地把自己的八字以及婚姻状况报告给红娘,他的心思显而易见,让人忍俊不禁。他因思念莺莺而成“病”,进入神思恍惚状态。接到红娘送来莺莺诗笺,自认为是解谜的能手,兴高采烈地跳墙过去后,见到一个少女就过去搂抱,却发现并非莺莺而是红娘。这些情节,富于喜剧性,而张生如果是情场老手,就不会成为莺莺和红娘所说的“傻角”,这些笑料当然不会再发生。
喜剧情节不仅仅只令人发笑,让人感到快意的也是喜剧情节。“拷红”一折便是典型。金圣叹批《西厢记》,评点这一折时,将读“拷红”列入了生活中的三十三件快事中。⑤的确,“拷红”一折中红娘的对答如流、势如破竹之气让人备感痛快。这一折精彩地描写了红娘如何应对老夫人的拷问,红娘一一指出了老夫人所犯的错误,并提出解决问题的万全之策,令笔者读后对红娘赞叹不已。
除了情节具有喜剧性,很多人物对白也能给读者带来愉悦。比如,红娘送来张生所写书简,正是莺莺所盼望的,她却煞有介事地责备红娘不该“将这简贴戏弄我”,要向老夫人告发,要把红娘打下“这个小贱人下截来”。红娘看出莺莺的装腔作势,假作真的要向老夫人告发。我们来看这段对话:
红娘 姐姐休闹,比及你对夫人说啊,我将这简帖儿,去夫人行出首去来!
莺莺(旦作揪住科)我逗你耍来。
红娘 放手,看打下下截来!
莺莺 张生两日如何?
红娘 我则不说。
莺莺 好姐姐,你说与我听听咱!⑥
这段对话,将红娘的顽皮和莺莺少女羞涩又急切的心理展现出来。她向红娘讨饶, 求红娘为之保守秘密。莺莺所做的一切,都瞒不过聪明伶俐的红娘。但是莺莺仍旧想尽可能[www.61k.com]瞒一些,这是莺莺的身分和性格所决定的,但也正因为这样,环绕着莺莺的一举一动,无不笑料丛生。

对比《西厢记》,《莺莺传》中喜剧性的情节和对白很少。张生和莺莺的对白,多是写离别,哀戚之情溢于言表,读者寻不到一点喜剧的因素。故而二者给人以不同的审美感受。
(三)不同的结局给人造成相反的审美感受
这一点可以说是《莺莺传》和《西厢记》带给人不同审美感受最关键的原因。《莺莺传》以崔张爱情的破裂为结局,令人唏嘘。《西厢记》以大团圆的方式结束,没有将“那有价值的毁灭给人看”。不同的结局,给人不同的震撼力,我们很难评判哪一种结局更具有艺术性。悲剧有悲剧法发人深省的效果,喜剧也有喜剧给人希望和朝气的力量。
亚里士多德说,悲剧可以通过触发人的同情和恐惧,达到对人心灵的净化。《莺莺传》在那个时代,同样具有这样的功效。唐代,封建礼教占有统治势力,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要求“讲礼法”。但那种“礼法”是窒息人的真实情感的东西,因而不可避免地要激起反“礼法”的情绪。这种情绪,曾在当时的民间文艺形式“说话”和 “传奇”中反映出来。如《离魂记》《柳毅传》,特别是《李娃传》,都在婚姻问题上表现了反礼教的倾向,《莺莺传》也是如此。中唐时期,一方面人们追求自由,另一方面统治阶级摧残民众的这种要求,而《莺莺传》这一悲剧,恰恰可以释放人们内心中的压抑与痛苦,从而带给人净化心灵的审美感受。今天读《莺莺传》,人们释放的是对现实的某些无奈,进而从莺莺的反抗中思索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这种缺憾美,具有其独特的魅力。
对于《西厢记》的大团圆结局,历来众说纷纭。有不少研究者认为《西厢记》第五折不是王实甫所写,金圣叹就是这其中的代表之一。他认为《西厢记》应止于“惊梦”一折,并分析了第五折不属王实甫所写的各种证据。⑦蒋星煜也认为“第五本的继续从任何方面来说都不足取,对于增强喜剧效果,也不可能起到任何作用。人们之所以传说王实甫到《长亭送别》即逝世, 所以怀疑别人所续, 原因即在此。”且不论第五折究竟出自谁手,也不论这个结局是否符合当时社会的真实性,有一点我们不可忽略,那就是这个大团圆的结局既使整个故事发展完整,也很好地诠释了王实甫“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主题。如果《西厢记》止于“惊梦”,那么前文提到的郑恒该做如何交代?莺莺和张生的结局究竟怎样?王实甫通过《西厢记》传达出来的美好愿望能否实现?这一系列问题都无从解答。王实甫《西厢记》的进步之处,就是在于他借用《莺莺传》的题材,向那个时代发出了抗议,抒写出人们心目中永恒的愿望,给人们以希望和朝气。现实中实现不了或者是不易实现的梦想,在文学作品中,人们可以找到慰藉,可以看到希望。这也是为何千百年后,《西厢记》依然散发着艺术魅力的原因。
三、结语
《莺莺传》和《西厢记》,同样的题材,由于不同的矛盾冲突、不同的情节及对白描写以及不同的结局,使读者产生了不同的审美感受。尽管如此,二者都有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人们也可以在阅读时体验到不同的价值。正是文学的多样性,才使得文学的世界永远充满迷人的光辉。

注释:
①②④⑥王实甫.西厢记[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第143、145页、第21、71页.
③于丽,陈晓青.<莺莺传>与<西厢记>审美感受差异之辨 [J].山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八期.
⑤⑦王实甫著.西厢记.金圣叹批评[M].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11年1月第一版,第162、182页.

二 : 35_董西厢_与_莺莺传_的文化差异

2005年04月          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Apr.2005

()《董西厢》与《莺莺传》的文化差异

郝青云

(内蒙古民族大学蒙古学学院,内蒙古通辽028043)

Ξ

〔摘 要〕唐传奇小说《莺莺传》是西厢故事的源头《董西厢》,。文化的变迁是《董西厢》情节和人物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董西厢》,牧文化发生冲突与融合的特殊时期。通过对比,。

〔关键词〕《莺莺传》《董西厢》;;文化;比较

〔中图分类号〕I206.2 〔 〔(2005)02-0032-05

钟嗣成“:,,以

其创始,故列诸首。”《西厢记说唱诸宫调》作者董解元的最早记录《西厢记说唱诸宫调》,被简称为《董西厢》。根据《录鬼簿》的记载《董西厢》,

通常被认为是金代的作品,对此学术界有不同看法,笔者仍然坚持这种观点,这里不便论争。《董西厢》的贡献超越了任何一个西厢故事改本,在内容上它把一个“始乱终弃”的爱情小说,改编成情节丰富、并让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爱情佳话;在形式上它又把一个文人手头把玩的传奇小说改编成大众娱乐的讲唱故事,为后代戏剧的再加工打下了声腔、音韵及篇章结构的基础,并且为西厢故事的普及推广及后来的戏剧改编打下了群众基础。然而《董西厢》的诞生不是一个偶然的因素,它的问世要得益于北方少数民族文化对中原文化及文学的影响。

一《、董西厢》对《莺莺传》的改编《董西厢》中大量引用了“莺莺本传”、“正传”等《莺莺传》的原文,并以此作为其有据可查的依托,因此可以肯定地说《董西厢》直接取材于《莺莺传》,但作者并未局限于《莺莺传》的预先设置,而是在原有内容线索的基础上,通过合理想象,对情节进行了丰富和修改,对人物和结局都进行了改造。

第一,人物的变化。在《董西厢》中,主要人物的身份地位较原来都有提高,人物关系也发生了变化:

Ξ〔收稿日期〕2005-03-02

张生由一个普通书生跃为已故礼部尚书之子;而莺

莺由普通的富家之女变成了相国千金,从待字闺中变成表兄郑恒的未婚妻;老夫人也由一个有钱的寡妇变成了相国遗孀,而且治家严谨,原是张生的远房姨母变成了萍水相逢的陌路人;另外又增加了郑恒、孙飞虎、法本、法聪等几个原本没有的人物。

第二,情节的变化。在大背景没有改变的前提下《董西厢》,的情节更加复杂化了。张生在普救寺与莺莺一见钟情,于是借故寓居僧舍,寻机接近。遇孙飞虎逼亲,张生以许亲为条件,搬兵救援,兵退后老夫人悔亲。张生后花园对莺莺弹琴和诗,后相思成病,莺莺感动,以身相许。老夫人察觉,红娘劝其息事宁人,老夫人思虑再三,许嫁张生,然孝服未满,不能完婚。试期近,张生赶考,因病延误一年,次年得中进士第三名,捎书言待除授告假完婚。郑恒先至,诈言张生已娶卫吏部之女为妻。老夫人恼怒,令郑恒择日与莺莺成婚,张生至,无奈,欲与莺同死,众人劝,于是连夜携往杜确处求助。真相大白,郑恒无颜,坠阶而死。杜确主婚,张生与莺莺终成眷属。

二《、董西厢》与《莺莺传》的文化差异及背景分析

(一)人物性格和人物关系的转变

在《董西厢》中,除了增加了一些人物之外,主要人物的性格和人物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这些

〔作者简介〕郝青云(1968-),女,蒙古族,内蒙古科左中旗人,内蒙古民族大学蒙古学学院讲师,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生院在读博士,主要从事古典文学和民族文学关系教学与研究工作。

?32?

变化与作品产生时代的文化特征有着直接的联系。

1.老夫人的变化《董西厢》中老夫人地位上升为相国夫人,并与张生和崔莺莺的婚姻自由形成了对立关系。在《莺莺传》中老夫人是个无关紧要的人物,作为张生的远房姨母,她的唯一作用就是强行将莺莺唤出来与张生相见,并导致了事态的进一步发展,此后再没有参与崔张之间的感情纠葛。但在《董西厢》中,老夫人的性格明朗化了,她很鲜明地站在了莺莺与张生的对立面,以封建家长的绝对权威干预莺莺的婚姻自由,成为莺莺与张生圆满结局的巨大障碍。

《董西厢》中,首先在红娘的口中交待“:夫人治家严肃,朝野知名。夫人幼女莺莺,数日前,夜乘月色潜出,夫人窃知,令妾召归。失子母之情,立莺庭下,责曰‘:尔为女子,容艳不常昼,使小僧、游客得见其面,‘今当改过自新,,莺不

〔2〕

敢正视……”,并且与莺莺对自由的向往形成了矛盾,再加上后面许亲又悔亲,导致了莺莺与张生无路可走,甚至产生轻生的念头。至此,老夫人完全站在了莺莺与张生爱情自由、婚姻自主的对立面。从这要点可以看出当时青年男女挣脱家长束缚、争取婚姻自主的意识已经觉醒,但封建家长的权威还依然牢固。这两种对立关系在女真族统治的北方格外明显,在中原传统文化习俗中,婚姻通常是由父母做主,但北方游牧民族却与此有很大差异,女真族原本在北方的森林草原从事游牧狩猎生活,传统婚俗中,有“婚嫁富者,以牛马为币。贫者以女年及笄,行歌于途。其歌也,乃自叙家世、妇工、容色,以伸求侣之意。听者有逑娶欲纳之,则携而归,后方具礼偕来女家以告父

〔3〕母。”可见在习俗上,女真族的青年男女在选择配偶时是有一定自主权的。金朝占领北方之后,尽管女真人很重视学习汉文化,但传统的文化习俗还不能一时完全消失,他们不可能比宋朝更强调中原的传统礼教,相反,在杂居生活中,女真族的文化习俗对北方地区的汉族还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这个时期北方地区的汉族文学作品折射出传统礼教松动的迹象。

2.张生的变化

变故事结局的前提条件,同时也体现了时代文化精神赋予青年男女追求爱情自由的勇气和可能。

第一,张生对莺莺从“欲”到“情”的转变。在《莺

〔4〕莺传》中,张生见到莺莺“颜色艳异,光辉动人”,非常动心,于是想买通红娘,以求私通其好,红娘劝

4〕

其“因德而求娶”,〔张生则答以“若因媒氏而娶,纳

〔4〕

采问名,则三数月间,索我于枯鱼之肆矣”。意即等不得明媒正娶,只想眼下私通。此处张生表现出来是“欲”而不是“情”,这也为后来的“终弃”结局埋

下了伏笔。但在《董西厢》中,张生从“一见钟情”到“花园窥视”“、搬兵解围”“、北堂负约”,再到“琴心写恨”“、越垣遭斥”,再到“最后才是“西厢偷,两个人才私结,中经历一个从“情”,符合人的情感发展规律的,,因而二人的结合也不能完全称之为“乱”。《莺莺传》中张生和莺莺虽然互相爱慕,但他们这种才子和佳人之间的情感不是对等的,取舍的绝对主动权都掌握在张生手里,虽然最终是莺莺拒绝张生而没有重温旧梦,但那也仅仅是一种防止再一次受到伤害的自我保护之举,这种不平等的恋爱关系表明他们还不能算是真正的爱情自由。

第二,张生在“情”与“志”之间的选择。在《莺莺传》中张生与莺莺“朝隐而出,暮隐而入,同安于曩所

〔4〕

谓西厢者几一月”之后,张生便去往长安,数月后又回到蒲州,后又去赶考,科场失意,再未归。在情与志的关系中,他始终是重功名而轻别离,这是唐代士子文人的真实写照。在《董西厢》中,张生则相反,

〔2〕见到莺莺之后,他便觉得“有甚心情取富贵?”想着要在道场中与莺莺相见,便“闷如丝,愁如织,夜如年。自从人个别,何曾考五经三传!怎消遣?除告

〔2〕

得纸和笔砚。”他对莺莺产生好感之后,便有了放弃功名的想法。老和尚责怪他“以一女子,弃其功名〔2〕远业乎?”当老夫人答应嫁莺莺与他,并说“:然莺未服阕,未可成礼。”张生此时才想到功名之事,于是统筹安排“:今蒙文调,将赴选围,姑待来年,不为晚

〔2〕矣。”此时的张生是在婚姻有了保障之后,才安心于功名,可见他是把感情放在第一位的。唐代的士

在《董西厢》中,结局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是张生形象的转变。《莺莺传》中张生是一个科场失意、不负责任的花花公子,在这里转变成为一个有情有义、功成名就的读书人。张生的变化是《董西厢》改

子文人恐怕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继隋代之后,科

举大兴,读书人的前程不可限量,往往今日还是一介寒儒,但明朝便可能一举成名,随之而来的就是荣华富贵,一些朝庭重臣及贵族门阀往往招赘新科进士为婿,甚至皇上也在其中选择附马。因此,文人寄托

?33?

于科举的不仅仅是前程,也包括人生的所有梦想。这便是《莺莺传》中张生为何没有对莺莺明媒正娶的主要原因。金兵南下,北方长期动荡,科举不能正常进行,文人仕途难料,对科举的热度下降,有时甚至产生即时享乐的念头。孙飞虎作乱、张生在赶考途中梦见强人抢掠都留有时代生活的痕迹。

第三,从无偿救助到乘人之危。在《莺莺传》中张生是老夫人的远房外甥,因而,他帮助崔家度过难关在情理之中,不必讲什么条件,况且此时他还没有见到莺莺,因此这种帮助完全是没有个人目的的。但在《董西厢》中,在崔家上上下下一筹莫展的时候,老夫人答应嫁莺莺给退兵之人,这时张生才肯相助,后来才说出已送信求救。这时的张生不免有乘人之危之嫌,虽然张生是出于对莺莺的喜爱,但用这种方式来赚取莺莺,未免与儒家传统的“仁义”,生“始乱终弃”,相反中张生为了个人目的不择手段的做法无疑与儒家所提倡的“见利思义,见危授命”构成矛盾,正如《莺莺传》中莺莺批评张生的那样:“以谋易乱,夺彼取此,又何异

〔4〕矣?”可见放在儒家的人格标准下,张生的行为不是完美的。作者给张生以有情有义,无疑是在肯定张生的人格,而张生的这点“乘人之危”,显然作者不以为然。一个读书人之所以能不念圣人之言,主要原因还是儒家思想的约束力在这个时候下降了,这也正体现了金代传统礼教的松弛。

3.崔莺莺的变化

第一,莺莺对爱情由被动承受到主动追求。从莺莺与张生见面的方式上,可以看出金代女子生活的变化。在《莺莺传》中,张生托友人护佑崔家人财两安,崔老夫人设宴答谢,席间强迫莺莺出来与张兄见面。在《董西厢》中,张生游普救寺,与莺莺偶然相遇,并一见倾心。在《莺莺传》中,莺莺只是个小家碧玉,尚且羞见外人,而《董西厢》中,她是个相国千金,却私自外出游殿,虽然此时莺莺的身份提高了,但她所受到的传统礼教束缚却宽松了。

《董西厢》还增加了张生与莺莺在西厢院的第二次相见,莺莺对张生甚是留恋,但被红娘强行拉走,莺莺很是不满:“这妮子慌忙则甚那?管是妈妈使

〔2〕来!”回去之后,遭到老夫人的训斥。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莺莺内心对母亲管束的不满,及对与张生自由交往的渴望。故事发展到这里,莺莺一改先前那

〔4〕

副“常服悴容,不加新饰,垂环接黛,双脸断红”逆?34?

来顺受的柔弱之态。她对张生的好奇及对红娘的不

满表明了她对与张生交往的渴望,与此同时,老夫人则成为她追求爱情自由的障碍,实现婚姻自主的绊脚石。也就是说,在观念上,女子的传统礼教已经开始松动,她们敢于大胆追求爱情,并对家长专制产生了怀疑和抵触,但封建家长的权威仍然作为青年男女婚姻自由的一个主要障碍而存在。莺莺的思想解放不可能是由某一个作家突发奇想而发生的,她的转变必定以现实生活为依据。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太多太多的由封建家长酿成的爱情悲剧,他们或者以双双殉情同家长抗争,或者以断绝亲缘关系为代价,,不得团聚。但在《董,第二,莺莺与张生之间的关系变化。在《莺莺传》中张生应莺莺“明月三五夜”之邀,到花园相会,却遭到莺莺的斥责,之后“,张自失者久之,复逾(墙)而出,于是绝望。数夕,张生临轩独寝,忽有人觉之。惊骇而起,则见红娘敛衾携枕而至。抚张曰‘:至矣!至矣!睡何为哉?’遂设衾枕而去。张生拭目危坐,久之犹梦寐,然修谨以俟。俄而红娘捧崔氏而至

〔4〕

……”在张生没有经历多少感情折磨,在没有过多的自责的情况下,莺莺便投怀入抱,所以张生自疑曰“:岂其梦耶?”不敢相信这是事实。一个月后张生去长安,不数月还蒲又累月。张生又以“文调及期,又当西去”为由,向莺莺告别,〔4〕莺莺知道可能要彻底分手了,于是对张生说道“:始乱之,终弃之,固其

〔4〕

宜矣,愚不敢恨。”最终再未与张生会面。在《董西厢》中,在许亲、退兵、悔亲之后,张生应莺莺“明月三五夜”之邀,欣然赴约,被斥责后,抑郁相思,病得“骨消肉尽”、死去活来。莺莺看望张生之后,自责道“:莺之罪也!因聊以诗戏兄,不意至此。如顾小

〔2〕

行、守小节,误兄之命,未为德也。”这时才让红娘持“药方”见张生,张生见了“药方”,知道莺莺已经决定真心相许,顿时病证全无。在张生赶考期间,莺莺因思念张生病了一春。郑恒诈称张生别娶,莺莺痛苦得倒地气绝。由此可见,莺莺对张生的情真意切。当老夫人将莺莺又许嫁郑恒之后,张生赶到,真相大白,但张生和莺莺又觉得无力抗争,便欲双双殉情,后法聪出主意让他们二人去找杜确来主婚。至此,有情人才真正为爱情找到了出路,但这条出路还必须要依赖于封建权势才能走通。

在《董西厢》中突出了张生与莺莺的情感交流,

张生与莺莺在平等的情感基础上,并经历了是是非非的考验,莺莺最后不忍看张生在痛苦中挣扎,才避开母亲的监视,与心上人私结连理。这是莺莺在爱情与家法之间无奈选择,应该说莺莺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冲破母权、家法、礼教等重重障碍,得以和心上人结合。但在《莺莺传》中,张生能娶时不娶,莺莺则不当“乱”而乱。原本是张生引诱莺莺失身,而对于张生的去留、亲疏,莺莺也只有逆来顺受,她从没有正面地提出过自己的要求和主张。最终张生欲与莺莺决别,却反而说莺莺是“妖”,抛弃了莺莺,这种行为竟然还被时人称之为“改过”。这一切充分暴露出张生对莺莺感情基础的不牢固,更深刻地揭示了在封建婚姻制度中,男女在恋爱关系上的不平等。从时代文化背景来看,唐代没有佳人与才子平等恋爱的机会。唐代虽不似魏晋实行士族制,的遗风依然顽固,在“:有耦,色类须同”婚姻关系中等级森严。入上层社会的唯一途径,而与上层社会通婚又是巩固他们社会地位的最佳方式。但唐代才子与上层社会女子的婚姻多是由父母做主的,高门深闺中更没有相识、恋爱的可能。因而,唐传奇中的爱情故事多是文人与妓女、异类的恋情,这种恋爱关系在社会地位上显然是不平等的。因而女子在追求爱情的过程中,自然也就失去了主动权。在唐代传奇小说《李娃传》中,荥阳公子玩物而丧志,后来李娃挚情相救,并帮助荥阳公子功成名就。而这时的李娃却想到自己身份的卑贱,欲与公子分手,荥阳公子虽不舍,但也答应与其分手。李娃的想法应该在唐代士妓之恋中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后来公子的父亲感激李娃让儿子重获新生,并且取得了功名利禄,积极主婚,才成就了二人,此时李娃也就作为烈女节妇的楷模而被歌颂了。

(二)创作的主旨发生变化《莺莺传》是从元稹这样一个读书士子的立场,讲述了一段花花公子的风流韵事,最后以张生“改过自新”抛弃莺莺为结局。其创作主旨可以说主要在劝诫读书人专心功名学业,不要沉于女色。但在《董西厢》中则完全摒弃了《莺莺传》的原创意图,将叙事的看点放在了张生与莺莺自由恋爱、反抗封建包办婚姻并终成眷属这个过程上,堪称是一部向封建婚姻制度挑战的爱情宣言书。

《莺莺传》中张生与莺莺难成眷属的原因在于张生自身的思想约束,可以说是儒家的齐家、治世理念

让张生放弃莺莺而求取功名,张生与莺莺的婚姻障

碍在于思想观念,而作者对张生的行为却给予了肯定。也就是说,莺莺的悲剧是因为张生自身“情”与“志”的矛盾造成的。而这种矛盾的深处,却让我们看到了封建社会实现自身理想所要付出的代价。但《董西厢》中张生和莺莺的婚姻障碍则在老夫人身上,作为封建家长的代言人,封建包办婚姻的执行者,她与青年男女之间构成了追求爱情自由与家长专制的对立关系。而这种对立关系则是深入到了封建社会的制度本身《董西厢》,中让张生与莺莺终成眷属,就说明了封建社会内部这种家长制受到了冲击,。在北方游牧文,、制度的松动。

()发生转变的时代因素《董西厢》人物身份地位的提升为“有情人终成眷属”增加了难度,但也使情节的发展更加悬念迭生。首先,莺莺身份的变化使她所背负的礼教枷锁更重了,她争取爱情自由的路途也更加艰难。如果莺莺是一个平民的女儿,即使有些出轨的行为,也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而作为相国千金,必然有良好的礼教家规,她的母亲也的确是一个治家严肃的家长,礼法家规对莺莺行为的约束要远远大于一个普通女子。其次,张生从一个无情无义的落第文人变成了尚书之后、新科进士,这种转变使张生在择偶中占有更大的优势,他攀附高贵门第的可能性更大,就像郑恒的谎言一样,娶一个尚书的千金小姐是完全可能的。如果封建家长积极地为张生和莺莺主婚,就表示对他们“始乱”行为的肯定,这是与封建的礼法相背离的。但作品能够大胆地为张生和莺莺的爱情婚姻做主,说明时代的精神文化已经今是而昨非了。按照《莺莺传》里张生的身份地位,将莺莺娶到手不是难事,但张生只是为了个人欲望的一时满足,使凄凄艾艾的崔莺莺自食苦果。但在《董西厢》中冲破家长的阻拦、旧婚约的束缚及莺莺的心理防线等重重阻碍,使有情人终成眷属。这个结局的改变,是以现实为依据的,也就是说金代的社会生活中有这种可能性,人们有这种渴望,作品中才会有这种反映。

结局的改变意味着改编者及接受者的审美和价值判断也发生了变化。在唐宋时代,张生与莺莺是没有获得团圆的可能的。张生是读书人,孔孟的书自然读过,孟子曰“: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

〔6〕

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践之。”这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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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以来就为世人所不齿的行为,自然不会让其获得美满的结局。同样崔莺莺也是不符合封建妇德要求的女子,如果给她以幸福美满的结局,就等于是对这种行为的鼓励和倡导,元稹之所以没有谴责张生,是认为他的做法正确,这是符合那个时代的人格审美和价值判断的。

由于《董西厢》产生的时代背景发生了变化,北宋灭亡之后,长江以北地区长期处在女真族的统治之下。女真族原本是北方游牧狩猎的民族,他们的生产方式和文化习俗与中原有很大差异。这种差异在其南下过程中,也带到了中原,并且在金代历史上,曾多次鼓励女真与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通婚,以稳定局面。金章宗时就有两次下令允许通婚。明昌二年(1191)“齐民与屯田户往往不睦,若令递相婚

〔7〕

姻,实国家长久安宁之计”。〔8〕

(1206)“,,金,而通婚是加速民族文化交流最快的方式,所以女真族的汉化速度

9〕

表的烈女有122个,金代只有28个〔,这一方面有统治时间长短的原因,但同样也有少数民族文化观念与中原传统文化之间存在差异的原因。女真女子的这种开放性格在与北方汉族通婚及交往中,都会彼此产生影响,而这种影响正是崔莺莺性格解放,并

敢于追求爱情自由、婚姻自主的生活基础。这两种文化之间的对立冲突在作品中也体现了出来:莺莺自身的矛盾斗争、张生表现出来的懦弱,以及最终团圆时对家长及封建权势的依赖等等。《董西厢》不可能做到彻底地反抗封建的婚姻制度,它能在北方游牧文化的影响下,使青年男女觉醒,去争取婚姻爱情自主的权利,。

1〕.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二卷)〔C〕.

: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103.

〔2〕凌景埏.董解元西厢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18.16.19.100.125.14.105.

〔3〕崔文印.大金国志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6.554.〔4〕元稹.莺莺传〔A〕.王季思.西厢记〔C〕.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1978.199.200.200.200.200.200.200.201.201.〔5〕[唐]长孙无忌.唐律疏议(第十四卷)〔M〕.北京:中华书

局,1983.

〔6〕刘方元.孟子今译?滕文公下〔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

社,1985.116.

〔7〕[元]脱脱.金史一?纪九章宗一〔M〕.北京:中华书局,

1975.218.

也非常快,同时女真文化对北方地区汉族的影响也

在加速。女真族的女子没有严格的礼教约束,在金朝早期的皇室中也是如此,第四任皇帝海陵王完颜亮篡位后两个月,即纳昭妃阿里虎,昭妃到此已是三嫁,且带前夫的子女同嫁,可见女真的女子与男子都没有严格的贞节的观念。就是这位昭妃还常常酗酒,海陵王劝诫,她也不改,因此导致海陵王对她的疏远。金代女真人无论男女,贞节观念都很淡泊,中原的传统礼教在后来才被女真人接受,但与中原地区的汉人相比,还是要宽松得多。因此宋代与金代对节烈思想的倡导也有很大差异,据统计,宋代所旌

〔8〕[元]脱脱.金史一?纪十二章宗四〔M〕.北京:中华书局,

1975.278.

〔9〕朱义禄.儒家理想人格与中国文化〔M〕.沈阳:辽宁教育

出版社,1991.

TheDifferentCultureCharacteristicsbetween

YingyingZhuanandDongXixiang

HAOQing-yun

(CollegeofMongology,InnerMongoliaUniversityforNationality,Tongliao028043,china)

Abstract:TheTanglegendarynovel“YingyingZhuan”isthesourceofthestoryaboutXixiang,the“DongXixiang”whichisthetalkingandsingingstoryistheimpotentlinkontheXixiangstorydevelopingfurther.Thevicissitudeofcultureisthekeyreasonthattheplotandthecharacterhadbeenchangedin“DongXixiang”.

“DongXixiang”wasborninJinDynastyunderthedominationofNuzhennationality,thisisaspecialperiodthatagro-farmingcultureconflictedandsyncretizedwithnomadicculture.wecanfindouttherearedifferentculturecharacteristicsintwoworksbycomparing.

KeyWords:YingyingZhuan;DongXixiang;Culture;Compare

〔责任编辑 葛 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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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西厢记》作者对张生与崔莺莺幽会时的性描写也算够大胆、够开放

西厢记的作者 《西厢记》作者对张生与崔莺莺幽会时的性描写也算够大胆、够开放

西厢记的作者 《西厢记》作者对张生与崔莺莺幽会时的性描写也算够大胆、够开放

《西厢记》作者对张生与崔莺莺幽会时的性描写也算够大胆、够开放

对于两人相会时的情形,作者也没有含混带过,而是将过程做了比较细致的描述,“将柳腰款摆,花心轻拆,露滴牡丹开。但蘸着些儿麻上来,鱼水得和谐,嫩蕊娇香蝶恣采。半推半就,又惊又爱,檀口揾香腮。”这一段描写,不仅有对性交感受的描述,也有对其中男女性心理差异的描摹,张生积极主动,莺莺半推半就。这段描述同时也表现出作者的大胆与“务实”——性,是自然的东西,没有什么见不得人。它是人性的体现,是生命的本真状态之一。鱼水之欢后,莺莺说的是:“妾千金之躯,一旦弃之。此身皆托于足下,勿以他日见弃,使妾有白头之叹。”“怕张生得到她之后抛弃她。女人走出这1步,的确冒了很大的风险,难怪此前要柔肠百折,欲迎还拒了!而张生做的是:看手帕,“春罗原莹白,早见红香点嫩色”——验证她的处女之身。见莺莺果然是个处女,便“畅奇哉,浑身通泰”。在莺莺临走之时,张生赶紧再约:“若小姐不弃小生,此情一心者,你是必破工夫明夜早些来。”男女不同的性心理,写了个入木三分!

  此后,老夫人见木已成舟,只得允诺两人的婚事,但还是提出了条件:要张生考取功名。“我如今将莺莺与你为妻,则是俺三辈儿不招白衣女婿,你明日便上朝取应去。我与你养着媳妇,得官呵,来见我;驳落呵,休来见我。”性的功利价值再一次得到验证。

  纵观全剧,所表现出来的性心理与性行为可说相当开放,虽然脱不了时代的烙印,但是对性的追求体现出人性化的态度;男女两性不同的性心理与性别差异描述得细膩深入。

  由此我想起同时代元曲名家关汉卿的一首曲子《一枝花·不服老》:“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口,瘸了我腿,折了我手,我还要向烟花路上走。”这几句词将对性的直接大胆追求用振聋发聩的声音呐喊出来,代表张生这样当时的知识分子大声宣告着:肉体狂欢是我们的追求!



本文标题:莺莺传与西厢记-浅论《莺莺传》与《西厢记》的审美感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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