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白岩松：阅读与人生，附2014年书单
摄于2月22日清晨，下雪后兔子的脚印：
我极少在blog中转发别人的文章等，主要是自己的生活原创，不过白岩松在厦门大学的演讲文稿我打算，贴在这里，因为说得实在、透彻，时不时看看，能起到更正生活习惯的作用。最初看到这个是因为看到了橡皮擦的朋友圈，那也是两个月前的事了，
原文链接是：
各位，大家晚上好。今天我来了之后才知道不好讲，为什么？年龄层相差太大，36到42(岁)的一群人，还有年轻的大学生，你怎么把一家两代人融合在一起还要给他讲呢？讲养生上一拨听，下一拨不听；讲励志，下一拨听，上一拨不听；讲成功，底下(有)一半儿人都有经验，很难，所以，聊聊天吧。
这一个月正处在厦门的读书月，我是受出版社的“裹挟”，来跟大家谈阅读之美，其实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稍微悲哀的事情。今年台里头做一个关于读书的公益广告，这几年(都在)做读书的推广，我总纳闷一件事，你见过国际上把哪个日子定为“吃饭日”吗？说到国际吃饭日，没有。那既然国际没有吃饭日，那为什么要有一个读书日呢？对于人们的身体、肉体来说，不吃饭活不下去，那我很纳闷，对于我们的精神来说，不读书难道不也是跟不吃饭一样活不下去的一件事吗？那么为什么现在都已经堕落到了要全社会去推广“阅读”这样一种现状？我觉得这件事情恰恰印证了此时此刻中国的某种悲哀和某种觉醒。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前不久在APEC上，普京送给了总书记一部手机，这部手机我看完细节之后发现，只有俄罗斯能做，中国做不了。是他们技术很高科技吗？没有。这个手机是两面屏幕，这面跟咱们的手机一样是正常的，另一面是跟kindle一样的、像水墨一样的屏幕。我为什么说中国做不了？俄罗斯的人均阅读量在全世界排名是很靠前的，脑海中能诞生(这样)一个手机，一个屏幕是正常的彩屏，另一个屏幕是墨迹的屏幕，只有爱读书的国度才可能把它研发，他才会把一个手机跟阅读和使用紧密结合在一起，而我们设计成两个屏幕，一定是为了变得更加便利，更加色彩斑斓，而不是考虑是否更适合阅读。
同样的道理，今年八月份我去法国巴黎的时候，大家知道，八月份的时候，巴黎人民非常可爱，把整个巴黎全部给中国人民留下了，见着中国人的可能性会比见着法国人的可能性更大，他们都去度假去了。就在探讨这个度假的事情当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中方的高级官员跟我说了一番话，给我的触动非常深。他说该怎么看待法国人像命一样地捍卫这一个月的休假？中国人经常会觉得法国人太懒啦，一到夏天钱都不挣全跑啦，都去度假了。我们非常容易从这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但是法国人是怎么去面对、思考、解读这一个月呢？在全世界，如果论有创造力的国家来说，法国，是最好的比如说在诺贝尔文学奖，法国有多少人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包括法国的电影，现在我依然是法国电影的狂热爱好者，只要看一部法国电影，当然，也是他不错的电影中的一部，我就几乎从来没有失望过。在我最喜欢的三部电影当中，就有一部是法国的。法国人认为法国之所以有创造力跟这个月休假紧密相关，因为每年他们有一个月去保证安静的地方，回到自己的内心，让自己经常有发呆的时间，让他们了解生命。每年都要休息一个月，宁可少挣点钱，在这背后是一种对生命更透彻的理解。
生命不只是使用，还需要奖励，而我们对生命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我们口号上会说：活到老，学到老；其实我们往往是“活到老，挣到老”。钱永远没够，大家都在忙碌着，其实中国古人早就告诉了我们什么是“忙”。“忙”就是心亡。法国之所以可以成为一个有创造力的国度，跟他们经常要停下来，面对自己，成为自己的朋友，与自己对话，与时间和空间对话紧密相关。后来我总结，想要有创造力，需要有三个条件：有钱(有一定的闲钱)，有一定的闲人，还有一定的闲时间。没有这三点，想有创造力，不可能的。
去年是《东方时空》创办二十年，它在1993年创办，为什么几年就成为中国具有影响力的新闻专题节目？那种创造力是从哪儿来的？我觉得就从这三个“由于”来的：由于进行了改革，大量的人可以进来，不合适的人可以走，每一个栏目的人都会有一点富余。这种富余就产生了强大的竞争力，同时也有了生存的压力，这就需要更有创造力和干得更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当时搞改革，钱制片人可以支配，干得好的人可以多给，干得不好的人可以少给，有一点闲钱。第三个由于不是满员，同时还可以吸纳社会的大脑，优秀的人云集在这里，就会有多余的时间和智慧，创造力就诞生了。那样的几年时间里，永远是前面在播节目，后面就有人在研发新节目，所以，很多新节目都不是领导指令的，而是我们自发推动的，像《实话实说》这样的节目，领导没让做这个，一看还不错。创造力就是这样诞生的。
四个苹果创造世界。第一个是亚当夏娃的苹果，与人类有关，第二个就是牛顿的苹果，发明了万有引力，第三个是乔布斯的苹果，第四是中国的小苹果，解决了庞大的大妈们多余的精力，这是对人类的巨大贡献。说牛顿的这个苹果，我相信在此时此刻的中国，这样的传奇不会诞生，此时此刻有几个中国人有那个闲工夫躺到苹果树下去？在一个讲究“爱拼才会赢”的国度里，这是闽南语对这个国度最大的贡献，好多不会讲闽南话的人都会讲“爱拼才会赢”的闽南说法，在这个“爱拼才会赢”的国度里有几个人愿意躺到苹果树下去闲呆着？好，即便有人躺到了苹果树下，被苹果砸完之后的反应也一定很“中国”。
第一个，像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抱怨。此时此刻的中国最大的特质是抱怨，我们可以到任何一家餐馆去听，小三在抱怨正房，领导在抱怨下属，下属在抱怨老板，老板在抱怨体制内，体制内在抱怨体制外，反正所有人都在抱怨，因为大家都觉得责任是别人的，与自己无关。每个人都在抱怨中把自己给摘(除)出去了。其实，你什么样中国就什么样，你进步了中国就进步了，但是中国人不会用这样的思维去思考问题，因此第一个反应就得抱怨，“谁管的树？你们领导在哪儿？把他给我叫来！”一定会演变成为这样一种局面。
人家说一个外星人如果掉入地球，掉到其他国家命运可能相同，掉入中国会有不同的命运，要看它掉入哪个省。如果掉到陕西，就会把它埋上，一百年后再挖出来。如果掉浙江义乌，就制造一批模型。如果掉在东北，训练训练上二人转舞台。要是掉北京，更搞笑了，“赶紧问下是什么级别要不不好接待。”所以我们会有我们此时的特征，你就会去想我们现在是一个有创造力的时代吗？当你看多这样事情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一种本源，此时此刻有多少中国人会去做无用的事呢？但是创造力就恰恰跟无用的事联系在一起。
第一个黄金周，我在厦门。全中国的第一个黄金周那天我在厦门，带着老婆孩子，孩子还很小，我们喝茶喝到十点半的时候就被临时通知“全走，所有的茶室要改成宾馆让人睡觉”。因为第一个黄金周，厦门没有想到游客是如此的海量。等我回到宾馆的时候，大堂里全是人，在等床位。
第二天去鼓浪屿，噩梦一般的旅程，但是，到了鼓浪屿之后没有几分钟我就成为最幸福的人。一艘艘船在鼓浪屿停泊，(大家)下船，99.5%的人直奔日光岩。还有人问：哪儿是鼓浪屿最有名的？日光岩呐！旁边的人也不用问，跟着人流走了。我带着家人跟着人流到了日光岩一看，人满为患人山人海，都快看不到日光岩了。我就势拐到了鼓浪屿的巷子里，一个人都没有。
那一上午直至下午，我们把鼓浪屿都逛了一遍，甚至还钻到那时候还有一个什么洞里。最美的鼓浪屿在最火爆的黄金周是没人的，几乎属于我们这一家人。但是，涌入的人们都在日光岩，因为他们要照一张相，留言“我到了鼓浪屿”。从此我几乎不到任何一个景点去照相，因为生命很短，照相的那个时间不如留在自己的记忆当中去感受。
所有传说中最美的鼓浪屿，比如说钢琴的声音，从窗户里头传出来，我全听到了。野猫跑过，张三丰的奶茶等等。这个时候要反过来去思考，我们的生活，出现了哪些问题？在我们的意识当中有哪些问题？闲逛是没用的，我们讲究直达目的地，干任何事情我们都是功利地直奔目标，过程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手机阻止了无聊，也阻止了无聊所拥有的所有好处。这句话开始很绕，但是当我开始想明白了，觉得这句话说得太好了。
无聊是有价值的，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无聊的时间，只要一“无聊”，人们下意识地就拿起手机来，“无聊”就被填满了，看个微信瞎搜一番，“无聊”就没了。无聊之中所临时诞生的某些千奇百怪的、天马行空的创意都消失了，甚至“无聊”本身也消失了。“无聊”也是创造的一个重要母体，而我们现在连给它时间的可能性都没有。
中国人不做无用的事，什么是无用的事，什么叫有用的事？与升官有关的，与发财有关的，与出名有关的。比如说在我们的学堂里，现在的学子提的(问题)跟过去不一样，现在的学子提的问题都是有指向性和目的性，功利性极强，“我该怎么办？”“应该怎么着？”“你直接告诉我一个什么？”我每次都回答我不是卖大力丸的，我治不了“急”病，只能说一些慢道理。但是现在的人觉得慢道理不叫道理，你必须要告诉我一剂药吞下去立马要见效，只有一种药真能达到这个效果，(那就是)剧毒的毒药。你只要吃下去，保证两分钟后啥事儿都没有了，你吃吗？所以，有用的药恐怕都需要时间。
现在中国人很有意思，看名片、递名片。回到家一看，这哥们没用，撕了，因为你用不着他。就在一个又一个筛选名片、把没有用的名片一张张撕掉的过程中，你(错过了)生命中有趣的人，留下的全是有用的人嘛，有趣的朋友越来越少。
我们该怎么重新去理解无用之大用，包括阅读本身？今天下午有个小伙子跟我聊，说我特倒霉，本来报了某个学院的某专业，后来被调剂到了汉语言文学，它有啥用啊？我给他四条出路。现在12月份了，回去复读可能有点来不及了，自己考虑清楚。第二条，学校能转系，试试。第三条出路，大学本科学的是思维方式的熏陶，研究生选专业的时候选择一个跟自己的兴趣爱好相关的专业。第四条非常重要，没准你会爱上它，试着爱上它……
随着我年龄的增长，我对汉字的喜爱是在增长的，好多人跟我说，谁这年头还在读诗啊……诗歌里有最浓缩的中文，我要告诉他们几件事情，第一，中文是每天面临再次发明的。发明这个词是理科啊，怎么会跟文科有关。我说不，汉字的常用字五、六千字，但是每天当你落笔要写字写文章的时候，你都承载着或主动或被动的重新发明汉字的可能。想想我们厦门的诗人，舒婷，很多年前同样路过神女峰，为什么她能写下：“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的肩上痛哭一晚。”这两行诗有哪两个字你不认识吗？但是她把我们熟悉的汉字重新组合在一起，诞生了“人人心中有，个个笔下无”的意境，而且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在诗歌里头，同样存在着看似无用的东西，但是汉字每天都可以重新生长，我们要探讨中文的无限可能。
海子写过“今夜我不想人类，我只想你”。这是海子最伟大的一句情诗，依然是大白话，但是它有我们最浓缩的东西。当一个民族有持续二十多年的时间不读诗厌恶诗，而且把它边缘化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生活中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现在都知道，有些东西开始重新有用了。但是这个世界上最贵的东西(往往)是无用的东西，这个世界上最无用的东西是什么？戒指。你告诉我一个实用功能，它有吗？但是它非常贵。顶针，几毛钱一个，但是戒指呢？无限。还有服装，比如说，服装有用的功能是什么？保暖和遮羞。如果要是满足它有用的功能，去个小商品市场，100元一身，拿下。但是很多女士的一身10000都拿不下，这9999花在哪儿了？花在没有任何实际功能的用途上，牌子、感觉、样式。它一点也不会为保暖和遮羞增加更多的因素，很贵很贵的东西在遮羞方面反而能力减弱了，尤其在夏天。无用的才最贵，(你们可以)去研究我们生活中大部分的事情，看看是有用的贵还是无用的贵？
曾经有一次我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陈丹青非常认同我的看法。陈丹青他们干的这活儿有什么用？请问画家有什么用？诗人有什么用？没用啊，大前年我去了浙江富阳，也就是著名的《富春山居图》的富春，到了那儿之后，我详细地了解了黄公望的故事。老爷子九百多年前到富阳，之后也被边缘化，六七十岁了才在边缘的山里画这幅《富春山居图》，城中心都是领导、企业家、达官贵人，黄公望用了六、七年的时间把这幅图在寂寞中画完，画完给了一个僧人“无用”。一个寂寞文人感叹自己无用，恰恰遇到一个叫“无用”的僧人还喜欢这幅画，送了。九百多年过去了，城中的达官贵人不知道哪里去了，但是这幅无用的人画的无用的画可是真有用，成了这个城市招商引资的最大名片，甚至总理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都谈到了这幅《富春山居图》。它有用吗？没用。真没用吗？
今天下午，也有学生跟我沟通关于读书的问题，“我喜欢读书，但我的很多同学都去看美剧等等，我是不是需要坚持”等很多这样的问题。(其实)炫耀读多少书和炫耀多少财富没什么区别，都挺招人讨厌的。另外，当用“坚持”这样的字眼去说读书时，已经坏了，读书是一种乐趣。有人问我，哪本书对你影响最大？每个人都想得到一个功利性的结果，对你影响最大的一定最有用。但我觉得对我最有用的书肯定就是新华字典啊。不可能再有第二个。剩下的、所有的书都像小溪流从源头出发，长江黄河在开源的地方都是涓涓细流，然后不断地有水系汇入其中，然后不断地、慢慢地壮大到长江和黄河如此之辽阔。你能知道是哪条汇入的溪流、哪条汇入的河流让黄河成为黄河，让长江成为长江？我当然无法回答，我这一路上汲取的这么多营养，到底是哪个营养塑造了我。有人问我读了多少本书？我说无法回答你一个数字，此时此刻我什么样就可以反过来告诉你我读了多少书，因为它变成了我。最重要的是，读书本身是一种最大的乐趣，不是我的结果让我得到了乐趣。
现在去中国的书店，最显著的特点是有这样几摞书。第一个是与考试有关的书，第二个是(关于)养生的书，第三个是所谓的畅销书。这涉及到人们所关心的(内容)，要过关，要长寿，要有谈资，怕被时代抛弃，其实全具有功利性。但是有很多好书不是为了功利，而是为了有过程。你看这本书的时候你会得到很多乐趣。
今天我在来的路上看的这本书，一次又一次地让我热泪盈眶。这种热泪盈眶我觉得很好，我还有热泪盈眶的时候，我还知道自己是谁。当你知道自己是谁的一个重要缘由是，知道你还容易被什么所感动。我来的路上看的是《西南联大行思路》，是张曼菱写的一本书。这本书有太多让人热泪盈眶的地方。比如说邓稼先的爸爸是清华大学哲学系的著名教授，在抗战爆发的时候，他的儿子即将要去昆明读西南联大的时候，他说了这么一句话：“儿子，学科学吧，科学有用。”这句“有用”的确反应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某种心声，但是如果没有哲学，没有他所拥有的境界，(他)怎么会让自己的儿子在国难当头，抛离这一家子？最后，邓稼先(成为了)我们的两弹元勋啊！
南开大学在1937年7月29日被炸成一片废墟，当时的校长张伯苓写了一句话“物质之损失我毫不挂怀，南开之精神将在这个废墟上永远。”蒋介石决定彻底抗日就是在头一天，南开被炸之后第二天作出的决定，蒋介石讲了一句话：“中国在，南开在。”张伯苓的儿子从军学了飞行，最后驾驶那种简陋的飞机，在与日本人的战争中阵亡了。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校长，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校长公子。我那时候眼泪就下来了。这都是一些无用的叙事，藏着这种无用的阅读乐趣。你的人格就是在这种无用的事情的一步步熏陶过程中，慢慢健全独立起来。
现在应该提倡越来越多的人去做看似无用的事……我每周必须跑五天的步，非常无用的事儿，但是在跑的过程中慢慢成为一种享受，你跟自己对话，把自己放空。累得一塌糊涂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跑步，的确，当我跑完步的时候，累的是双脚，但心和脑子都缓和过来了，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是一种辩证法。
大学是止于至善，这是我认为大学最重要的因素，永无止境。创新需要具备的素质：独特的思维方式，独立的人格，人心的自由。我们过去对自由的理解是狭隘的，真正的自由在内心。面对最小的宇宙和最大的人心，只要可以探究的而且能得出一定结论的就不算辽阔，无法掌握的是最辽阔的，人心是最辽阔的。创造就是对固有牢笼的挣破。所谓自主创新，没有自主就不会有创新，一所好的大学是将有用的和无用的相结合。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一件事有人说对有人说错，这是常理。我舅舅是中学数学老师，以前每天都跟我玩一个游戏，每天都给我出一道题，但缺德的是他往往先画一条辅助线，让我去找第二条辅助线。当时我是一个孩子，只是每天去完成一个任务，总能找到，因为任何一个平面几何题都有一条两条甚至三条四条辅助线能把它搞定，很多年后，我突然意识到，他已经深深地改变了我的思维方式。为什么？因为我从那时候开始，相信所有的事情都不止有一个答案，当别人有一个答案的时候，我总是下意识地要去找第二条辅助线，创造力和不同就在这一个小细节上诞生了。你要知道，第一条辅助线是功利的，第二条辅助线是无用的，但是第二条辅助线提升了我，塑造了我。作为一个学生，只要我找到第一条辅助线，得10分，OK啦，我完全不需要再去找第二个答案，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玩的训练，深深成为了今天的我。我不相信问题只有一个答案，当别人有了答案我也从不绝望，我再去找第二个答案就好了嘛。所以我称之为第二条辅助线，而它恰恰来自于不功利性的无用的训练。所以未来中国的创造，一定是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发呆，开始思想，开始与众不同，开始另类，开始有第二条辅助线，开始做无用的事情都被鼓励。
人类的进步是由科学家的好奇推动的，所有的东西都是相通的，杨振宁跟我说过，物理学到尽头是哲学，而哲学学到尽头是宗教，所有的东西是一个大圈，因此他的话对我是有相当的说服力的，他是这个领域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成为一个大家会看到一个相通的地方，而不是聚集在这，他之所以给我讲这句话的缘由在于他经常做无用的事儿，而且感谢这件事儿，就是读大量的金庸小说和各种文学作品。
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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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2月14日，二新出生啦，他出生前的几个月我主要是研究产经类的，生二新后不算绘本、希尔斯、斯波克、那种查询功能的育儿书和孟老师那种烘焙书，我大约看了这些：
《我们仨》杨绛
第二遍看，之前瓜说他很喜欢，我也就买来看。虽然时间过了这么久，我仍然记得我看书的前一章的心情：奇怪、看不懂，不知道在说什么。后来渐渐明白了，那是一种隐喻，是杨绛的梦境。杨绛真不容易，一边照顾生病的女儿，一边照顾住在北京城另一侧的老公，两头跑，之后女儿圆圆、钱钟书先后去世，她独自一个人在人间。
《送你一颗子弹》刘瑜
知道刘瑜也是因为瓜，之前看过几篇她的blog，这本书就是她几年间的blog的一个汇总再加以编辑的。刘瑜虽然是研究政治的，但这本书不是那么的“政治”，所以我才买来，刘瑜真风趣，说话特带劲。这本书陪我了很长一段时间，有两个月吧。因为没时间也舍不得一次看太多，就是几天才看一篇的进度。看那一篇的时候，浑身就跟蒸个桑拿似的，从里到外的舒服。里面讨论什么的都有，因为是生活随笔的合集嘛，有八卦、做饭心得、有趣的人，很和我的口味。
这本书让我很放松。
《看见》 柴静
这本书不是让人放松的书，而是让脑子空空的人装点东西进去，而且是很有意思的东西。文笔一看就是做文字工作的，特别、有力，有些话我看一遍不能够理解，以后还要重读。
这是柴静做“看见”这个节目的几集她觉得有代表性的记录、补充、当事人现状。
真是很有意思的一本书。前几天朋友圈刷屏柴静的“穹顶之下”的时候，我也顺便说了句，一定抽时间看看这片子，顺便推荐了这本书，于是雷前几天到我家来借去了。
记得看到一个评论，说“穹顶之下”刚出第一天的时候，铺天盖地的关注，觉得中国还有救。结果第二天就又铺天盖地指责柴静的私生活，比如美国生孩子等，他就觉得中国没救了。
同感，美国生孩子怎么了？人家觉得美国技术好就去生，鸟人才天天盯住人家私生活而不思考柴静的雾霾调查。我觉得国内有一批人，他们就受不了别人牛掰。比如柴静这片子一出吧，大家都对柴静很佩服，有的人就坐不住了，又是攻击柴静私生活又是说她做那个样本机器不可能支持24小时（人家更换了电池还得特别拍个照片展示给你还是怎么滴），以及其他细枝末节挑刺，显示自己更牛掰。整天唧唧歪歪，一群乌合之众。
我觉得很聒噪。
真的，不只是这一件事让我觉得：国内的整体环境实在太不踏实，太浮躁了！
比如记得前些天我登陆qq，弹出新闻，说王思聪怎样怎样，什么国民老公云云，还有左拥右抱俩女的照片，说很多女的伤心得死去活来云云。刚开始我都不知道王思聪是谁，还科普了一下。跟长颈鹿一说，他直笑。在瑞典，即使是有钱人，也是非常低调的，这种新闻根本不可能上头条，实在是太肤浅了。
《酥油》 江觉迟
一个汉地女子去西藏支教的故事，有自传体的色彩，里面也有很多藏民的生活、习俗，能开眼界。
这也让我知道西藏到底有多落后，有多迷信。不能说西藏都信佛这就是迷信，不能说一个人信教就是迷信，可是在这本书里，人们的信教导致的后果，比如一个男孩手臂被砍得残疾、比如西藏盛行的神药，其实就是各种污秽物做成的（里面还有粪便），让我着实吃了一惊。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落后的西藏，江觉迟却留在了那里，其实她的身体适应不了，已经很差，实在太差了就返回汉地治病，好点再回去，让人肃然起敬。
《好妈妈胜过好老师》尹建莉
不多说了，尹建莉的第一本书，绝对值得每个妈妈看看，尤其是国内的妈妈，因为尹建莉的女儿也在中国长大，有相似的成长背景，很多文章正中下怀。
《培养孩子从画画开始》鸟居昭
日本的鸟居昭美出了两本指导孩子画画的书，这是第一本。值得一看，但很快就可以翻完，不必像词典那样反复查阅。所以几个朋友合买一本就行。
就先说一条关键的吧：少在孩子一两岁的时候教孩子画形象画，那样会束缚孩子的创造性。
《和孩子划清界限》小巫
我跳着看的，不算全部看完了。小巫的妈妈跟小巫的关系很不好，因为她的妈妈也是那种非常强势的、有时候会用极端的教育手段的人。小巫在书里写到（大意），有时候写着写着书，想起她妈的种种，恨不得把她妈从坟墓里揪出来理论一番！
简直是说出我的心声。我亲妈还没死呢，我能够想象她死后我和小巫的心情也差不多。为什么这么恨？童年的境遇造成的，只有长年累月经历过的人才会有体会，比如，瓜。没经历过的，理解不了。
尹建莉有一个“正常”的妈妈，而小巫没有。她们现在都是教育界的翘楚，可以看她们的书你会发现不同，尹建莉更随和而小巫暗含着犀利。我像小巫，说真的我能够调整成今天的状态，已经是一个奇迹。
记得刚结婚的时候，长颈鹿妈不明白，还问长颈鹿，说怎么miao和她妈关系那么不好，还是母女呢。长颈鹿说你别管这事。经过这么多年，长颈鹿妈看到了我亲妈的一言一行，她也明白了。
那天，长颈鹿妈微信我，说我亲妈又跟我亲爸吵架了，找来我表哥一家三口来评理。就因为她让我亲爸擦防盗门，她觉得我爸擦得不干净。夫妻有小矛盾正常，但您总吵架找一堆人评理，谁不烦？
长颈鹿妈说，我表哥听我亲妈说完，说：“这也叫个事？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吗？就你那暴躁脾气，我姑父已经够能忍你的了！我得去看看我姑父。”于是回我娘家去看望我亲爸，当时他们评理是集中在长颈鹿妈家。长颈鹿妈说：“终于，终于有人敢说你妈了！终于有人敢说实话了！”她那扬眉吐气的语气让我觉得好笑。平时因为她厉害得不行，没人敢说，我也真佩服我表哥，我亲妈旁边围着好几个马屁精，都是惦记着让我亲妈找工作的。
长颈鹿妈还说，那天我亲妈还跟她说：“我这辈子真是倒了大霉了！跟xxx（我亲爸）结婚！”
长颈鹿妈安慰她：“我跟老岳也说不到一起。”
我亲妈：“那你还有个好儿子呢！孩子也跟我不亲！”
长颈鹿妈不吭气了，她只是微信里跟我说：“你说你亲妈怎么到现在还不明白啊？怎么就不觉得自己有问题呢？”是啊，老公在家不理你，能躲就躲，孩子也离你远远的，就你没问题？
所以说，真是狗改不了吃屎，我那天还跟长颈鹿说呢，我敢说我亲妈就算到死那一天，她也不明白。
《会做饭的孩子走到哪里都能活下去》部分
身患重病的母亲教会5岁的阿花生存下去的本领，真人真事，是一家三口共同撰写的。
白岩松的这演讲录给我一个提醒，真的应该抽空读读诗。记得见过一个博友说过：假如没有钱去旅行，就读诗吧。我真是好久好久没有读诗了，记得几年前我读的最后一本诗集是日本金子美玲的。最近有人海运，我买了快900多元的书托人带过来，买了海子、席慕蓉等几本诗。
今年不知我会不会读书比去年多一点呢？难说，虽然二新秋天去幼儿园，但我也开始学瑞典语了，时间仍然是非常紧张的。我现在每天学半个小时的瑞典语，孩子若生病我就暂停。
能够不慌不忙地有大把时间看闲书，恐怕得3年后了。
二 : 岩松看台湾全文阅读 作者：白岩松,刘爱民，王立明
侯孝贤：重拾台湾电影的最好时光(2)
台湾电影的盛景已不再
白岩松：相信您一定了解大陆其实有的时候也会争论获奖重不重要。将影片送去参加国外电影节的评奖重不重要？《最好的时光》您其实是在没有公映时，就急着要把它先制作完，送去参加评奖，这样做的答案是什么？而一些影片是出来（公映）以后送去评奖的，您这样做很重要吗？
侯孝贤：因为你知道台湾电影目前的状况，台湾几乎每年生产的片子差不多有四五十部就了不起了，所以可以说台湾整个电影工业基本上瓦解了。基本瓦解就没有人投资，电影工业是循环式的，没有人投资，你就没有电影工业，没有电影工业，就没有主流的电影，也就没有明星影响力的电影。我们能够存在是因为有海外投资，这个片子（《最好的时光》）就是法国投资的。法国投资的时候，他们的要求就是参加嘎纳影展，因为对法国人来讲，这不就是宣传最不必费钱、费力的最好的时机吗？所以这变成了一个问题，你知道为什么吗？在拍片的过程中你要考虑到嘎纳，所谓考虑到嘎纳的意思就是你在那个时间点要做完。其实我一直做，从来没管影展是怎么样的，我做我自己的影片，但是这个东西就变成躲不开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要能基本躲开的话，就可能去了别的市场。因为艺术电影也是要有市场的，像法国投资，他们是看你的艺术片在法国曾经有多少票房，他才会投资多少钱。
白岩松：这些年大家其实一直也在一旁关注着台湾电影的发展，包括蔡明亮也好，杨白长也好，很多台湾电影都在走艺术路线、获奖。反过来讲，很多观众因为电影获奖才去看，从您的角度讲，台湾电影这样的局面是您希望看到的吗？
侯孝贤：没有，现在台湾获奖电影没人看的，早就没人看了，现在看电影大部分是年轻人，他们对获奖已经没什么感觉。而且现在台湾完全是好莱坞电影的天下，你看台湾一年还有差不多20几亿的票房，但这里面台湾电影的比例，整个华语片的比例低得不得了，差不多一两亿就了不起，这个区别太大了。再加上台湾光放电影的电视台有多少个？太多台！国外的、国内的太多台不停地在放，所以年轻人所看的台湾的电影已经慢慢被好莱坞的电影完全取代了。以前是有限制的，最早是一年多少部外国片子，每部片子最多三个拷贝，用这种方式来限制好莱坞的电影。现在完全开放已经好久了，差不多快10年，从香港电影在台湾也没落以后就开始开放的。
台湾电影业制作业严重失血
白岩松：听您刚才的讲话中有一点关键的地方，您希望整个华人电影有进一步的前景，但是台湾电影在目前下滑的局面下，电影定位反而是要拍一些实验性电影，以便刺激很多大家去想有没有新的类型可以出来，是这样吗？
侯孝贤：对，你主动要做什么呢？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三个地区不同，时间、背景不同，一个地方的电影的兴起大概跟它的经济起飞，整个社会的教育种种有关。地方的资源丰富了以后，它才可能有电影，电影才会蓬勃。台湾差不多60年代开始，慢慢慢慢越来越蓬勃。韩国电影现在才起来，它经济起来以后，你看它电影发展很快。目前大陆也是这样。这告诉我电影投资的重要性。法国的投资变成我一个很重要的推动，比如拍新类型的华语武侠片，台湾电影的底层，底蕴，我感觉这基本上跟香港是不一样的，一个是走技术面，一个很注重文化内涵。所以我感觉台湾可以有机会拍好新类型的电影，现在就是眼看有一个机会，但是几次都落失掉了，因为没有人注意这个事。比如说《卧虎藏龙》，它是哥伦比亚索尼公司投资的，他们之前也没有想到这个片子会成功，这部片子成功以后，他们就开始在香港投资，在香港设立一个分公司投资拍《双瞳》，但是一看整个《双瞳》的制作，你就知道它不是台湾本地的，它综合了一些香港的摄影、技术等等，结果不行。那这个投资不行以后，你知道生意上这条路就断了。
白岩松：马上就终止了？
侯孝贤：对，所以其实有几次这样的经验，其实都是联合投资的，所谓联合投资其实显示出了工作班底的问题，这里显现出台湾电影工业中，在制作技术人员方面已经严重地失血。
白岩松：支撑不起来这样有可能的东西了。
未来的华人电影中心在大陆
白岩松：侯导，可能很多人在心里在问您这样的问题，面对这样的局面，而且似乎短期内看不到台湾电影业有立即改变的可能，您这样作为台湾电影业中流砥柱一样的导演，心情是什么样的？
侯孝贤：这里面牵扯到整个台湾的现实状况，台湾现实状况就是没有片商投资，以前片商跟制片业之间本来就有很大的矛盾，因为在分配上不均匀，所以台湾制片业一直不是很强大，但以前因为有“中央”电影公司，每年差不多有七八部片子，其他的公司也就会跟着，所以还有个量，有一定的声势。最多的时候，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一有年300多部片子。但后来慢慢往下滑，因为台湾的片商纯粹是片商，不过这点在全世界都差不多。什么片子好卖，他们就希望你赶快再拍一个那样的片子，这其实等于在消耗资源。在七八年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香港片在台湾非常卖座，台湾的片商就全部往香港投资。但以后差不多没人再看香港片了，而香港片以前最大的市场是台湾，所以香港片一下子垮了。还有一个现实，现在我们眼看着华语电影开始起来，这明显就是在中国大陆，我很早很早以前就讲过，以后的华语电影中心一定是在大陆沿海和上海两地。这些年电视开始蓬勃起来，这促使新的复合式的潮流开始兴起，这以后电影也慢慢开始起来了。
侯孝贤：重拾台湾电影的最好时光(3)
华人电影的希望在武侠片
侯孝贤：我一直在思考一个似乎很简单的问题。很多地区，包括华人电影圈中台湾电影、日本电影、欧洲电影，如何在好莱坞电影笼罩之下保存自己呢？这个时候就要有动作，因为台湾向美国开放，一年好像进20部好莱坞电影，那么台湾本土电影能够撑到什么时候呢？这中间你要怎么做？而做的重点是什么？华人能不能拍出好莱坞没有办法取代的电影？有没有只有华人能拍的主流电影？比如中国人的武侠片外国人是没办法拍的，只有华人能拍。其实在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怎么样可以让华人电影稳定地发展下去？这需要培养什么？现在和以前根本不一样，现在的电影与电脑特效有很大的关系，电脑特效这块是一定要的！还有要从老类型华人电影中要衍生出新类型。香港是整个华人地区中模仿好莱坞最快的，但是在文化层面上，香港毕竟是华人圈中一个“因子”，所以与好莱坞有一个区别。我观察到香港电影在大陆的成功机会不是那么大，其实他们try了非常多年。而台湾电影已经没落了，没落了以后，其实我们台湾电影人在想如何才能找出新的类型，并且能够拍出来，能够对整个华人电影产生影响！所有电影人要有一个新的眼光跟角度。同时制作人员基础的培养也非常重要，正规的电影工业是需要这些因素的。主流电影基本上是“明星制”，我们小时候对看的电影印象深刻，会追着明星跑，而明星是跟大众接触的，而且电影的内容、体裁、类型跟现实生活并不会有很大的距离。假使这10年我们华人电影没有在主流电影圈子确立坚固地位的话，我感觉就会比较凄惨。因为你会被好莱坞……他们太大了。
白岩松：被他们覆盖？
侯孝贤：对，因为好莱坞不是好莱坞的，它是世界的电影。
拍电影已经成为我的人生
白岩松：从您个人的角度来说，其实现在整个市场也并不是特别好，您拍电影现在是为什么？生存？爱好？一种内在的好奇？还有做电影的职业感，什么在推着您走？
侯孝贤：这个就比较难说了。我有的时候说话听起来像唱高调，其实也不是。你一个人做了这一行，你慢慢懂得了这个“工匠技艺”，了解了这门技艺的一部分，但这技艺的背后其实是生活。我常常在想为什么会干这一行？我小时候喜欢看小说，武侠小说开始，传统的演义小说，什么小说我都看，一直看到现在没有停。原因是什么？这让我越来越了解这个世界，越来越了解人，了解我要表达什么。但是电影毕竟是一个非常昂贵的艺术，电影表达非常昂贵，所以它很难。我没有办法一年拍个两部，年轻的时候可以，年龄大了根本不行。你没有办法这样一直拍，一直拍的话你就可以一直印证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对人的看法，你重重的感受。你永远在观察，这是一条路，是没得停的，你懂我意思吗？这跟你的人生已经合在一起，没得停。并不是说有什么理想或是别的什么，但是到现在你可以来看，我刚刚讲中寰，台湾的中寰现在就有点像以前的“中央电影公司”了，它开始有一个上下游的结构，已经开始慢慢明确，但是中间有没有接轨的，就是所谓的技术人员，整个电影工业的结构的确立，包括明星的产生，包括种种，这都需要一段时间积累，我有的时候会比较担心，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但是你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或者你没有认清楚，你不是一个非常清楚的制片人，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监制，你就不知道重点在哪里！所有这些是需要时间累积的，你不把那个累积出来，后面就没了。
白岩松：我相信80年代您最初拍电影的时候，就非常享受一种快感，享受那一种很让自己开心的感觉，现在拍完一部片子的快感还会像以前那么强吗？是不是往往有时候一部片子拍完，烦恼才真正开始？
侯孝贤：倒还好，其实拍完片子我就不管了，我有兴趣的是拍片。我没有好莱坞那种体系，包括演员在内的电影工业也没那么齐全，所以我的拍法是很奇特的。我基本一旦有了想法跟剧本，就开始接触实体。所谓实体就是拍的场景和演员，我要看到拍摄场景和演员，我不可能去搭景，因为我的资金有限。常年观察的习惯让我对要拍的地方有兴趣，因为它有一种特殊的味道。我会很快感觉到有什么人在那里活动，想象这个人的生活轨迹。我碰到这个人以后，找到相应的演员以后，会开始调整先前的想法，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因为这跟原先想象不一样。我永远在寻找，整个拍片的过程其实是充满想象力的，富于变化的，而不是规格式的，确定的样子。
《最好的时光》后面的故事
白岩松：好奇感一直还在？
侯孝贤：（点头），这里面很多很多的变化，像《最好的时光》这部片子，本来是我们公司向台湾“新闻局”提报申请的一个项目，由我带着两个年轻导演制作，因为不带可能比较难申请，但我带了两个年轻的导演都没通过。我带他们制作第一部片子，申请到了差不多900万台币，900万台币差不多折合200多万人民币。之后我们就试图先跟欧洲、法国甚至日本等有关方面联络投资，他们一听三个导演没兴趣，而且这种电影本来就非常难卖，除非制片人有非常强烈的企图。而且时间紧迫，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们两个最后放弃。我说这样最好，大家都不要拍，因为没有把握，到时候会很惨，而且资金问题到时候会给公司一个很大的压力。结果在去年12月中旬时，我们决定不拍了，但是“新闻局”有一个规定，我申请了这个片子，我得到了这笔辅导金，你不拍就要赔10％，就要赔90万。我想赔90万，那我就拍好了，我一个人拍。但是因为这部影片的规格分作三段，而故事内容可以修改再送审，我决定对片子作一些修改。他们同意了，第一段是我自己的故事，这本来就是我自己的。第二段的故事不一样，我要改。第三段讲的是现代，我就全部改。改了三段，好，我从第三段开始拍，我又找舒淇回来拍。但是3年来舒淇一直在思考是否继续做演员这个行当，因为她拍了《千禧曼波》以后开始意识到做演员其实是一条非常难走，而且非常不容易的路，想了很多，但拍得不多。我告诉她说，你错了，你应该是一边拍一边想。然后我回头找她，我把第一段故事说给她听，她有兴趣；第二段也有兴趣；第三段，找不到现代的感觉。正好我们公司拍另外一部新片子，那个主角本身的背景很有意思，我把它整理出来给舒淇看，我说这样有没有兴趣，她说这个角色她有兴趣。你就要让她有兴趣，觉得有挑战性，她才会做。第三段开始拍，但因为舒淇跟张震虽然以前合作过，但是默契还不是那么好，所以需要一点时间磨合。我们拍了很久，拍到第二段剩下12天的时候，其中有段情节要叫他们讲“古汉语”，因为闽南语中保留着许多古汉语，这不可能，我于是把它变成默片。拍到最后一段，也就是第一段的时候，我们开始拍60年代。60年代最难拍，为什么？因为所有东西都会有细节变化，所有的建筑、材料、门面都在，但问题是以前的木门现在变成卷门，整个细节都在变，街上很难找景！还剩下6天，第一段我是用6天拍完的，我喜欢这个时候，我喜欢一种压缩的限制性，我完全就在一个限制的时间跟空间里面来挑战自己，我感觉很有意思，反而不会想太多。
侯孝贤：重拾台湾电影的最好时光(4)
最好的时光是难以重拾的记忆
白岩松：其实如果把您拍的电影串联起来重新组合一下，基本可以把台湾上一个世纪近百年的历史串起来。您自己是否会离开电影想一下过去几十年的台湾，您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想？
侯孝贤：“最好的时光”这个名字是我一个叫唐诺的朋友取的，他叫谢才俊，笔名叫唐诺，他写过很多导读之类的文章，角度、眼光非常好，我们出DVD4的时候，他写过一篇文章叫《最好的时光》，他说那个时代（台湾）真的有最好的时光，因为那个时候南北还有距离，交通没那么方便，人跟人之间的整个氛围跟现在也完全不一样。不是说那个时候非常美好，而是它不可能再重现了，因为我们只能用记忆把它召唤回来。因为它不可能再现，所以才美好。这个题目对我来讲很有意思。一下子把我所有想做的东西全部串起来，怎么讲呢？比如说，在日据时代的台湾，有一个叫蒋卫水的医生，那个时候他在医学院的高年级念书，他们几个医生一天到晚都在讨论一件事，讨论什么呢？谋杀袁世凯！他们想在袁世凯喝的水里面下毒。但他们两个医生根本就找不到北京的地图，先到日本找地图，找不到！之后他们又到大陆找北京的地图，发现戒备森严，于是想都不想就回来了。有许多故事片断都是“最好的时光”，在整个台湾的历史进程中，这样的片段会有许多，我现在想用这种片断去把整个台湾历史重新记录下来，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现在是我最好的时光
白岩松：现在是您最好的时光吗？
侯孝贤：我告诉你，人成熟、成长到目前我的年龄，也就是到快靠60岁时，58岁是最好的时光。但是通常就像里约斯说的，他在快90岁的时候过生日，说他的脑子还是非常清晰而且充沛，对事情的看法越来越清楚，透彻，但是他命令不了他的身体，他的身体一直怠工，背叛他，没办法执行他的命令。我现在虽然58岁，但我的体力都还好。但是你知道人迟早会衰老的，这样你会重新面临着一个新的状态。我刚才说我要站在另外一个不同的位置，这个位置对我来讲可能是危险的，可能是我不熟悉的，但是我感觉当你危险、不熟悉的时候，你可能更注意到所有的细节跟变化，你会更清楚地盯着我们所谓的焦点。
天生不喜欢被人家安排
白岩松：谈到侯孝贤的时候，从大方面来说，大家会说这是一个华人的导演，但是放到华人圈里的时候，马上就会有人说这是台湾的导演，自然离不开台湾这样的一个地方。比如说在看您的过去一些经历的时候会看到很多很有意思的细节，比如说您曾经撕过两次国民党的党证，这似乎跟大家在屏幕上看到的一个平静的、不会那么直接表现愤怒的侯孝贤不太一样，您为什么会作出这样一种选择，愤怒是从哪儿来的？
侯孝贤：那是一种直觉。我回头去想，我从小接触戏曲，中国古老的演义小说，到后来的武侠小说，这些中国传统文化里面一直影响着我们的是什么？我的性格肯定受到了这些因素的影响。有一点可能是天生的，就是我不喜欢人家安排，在学校自然就是不停地叫你加入国民党，我功课又不好，不喜欢念书，但我姐又非让我留下来！每天都干什么事呢，就是打架！以前和我住城隍庙附近的一群人每天都干这种事。我高中的时候正是叛逆的时候，我有一句很怪的名言，和曹操的那句话正好相反：“宁可天下人负我，我不负天下人。”太浪漫化了，但是相应的我确实也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当时的我碰到有一点不舒服的地方就会反抗。后来其实我高中没毕业就去当兵，当完兵回来才考大学。我为什么要去考大学？就是我在当兵的时候开始冷静想问题，我出来以后要干吗？想自己什么都不会，我就还是弄电影好了。准备在电影上花时间，那个时候我自己就跟自己这样讲。
拍《悲情城市》没有害怕
白岩松：您年轻的时候会对自己讲，遇到自己不喜欢或者反感的时候会立即表达出来。但是拍电影的过程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您从最初入行一直到现在拍了许多电影，其实处在台湾各方面依然很艰难的一段时光，比如说拍《悲情城市》就涉及到“二二八”（1947年2月28日台湾同胞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民主运动———编者注）这样一个非常敏感的东西，为此您承担了多大的压力？
侯孝贤：我个人就是这样子的。我刚才讲过这可能也跟我的成长经历有很大的关联性。人成长的过程里面难免要跟人家面对面，我在城隍庙长大的那段时期基本上是这样，我感觉我永远在跟人家面对面。你也许还年轻，没办法想象以前在台湾像凤山这样的地区有多少这种冲突！当我无论碰到什么事情，包括当一个导演，这些事都可能让我不自觉地有一种能量。我感觉这些都是相关的，当我碰到、看到越来越多的事情的时候，当我看到陈胤真的小说，看到他描写的白色恐怖、台湾人跟“外省人”，我又看到了很多历史，有些历史虽然看不到，但是我会在无意间感受到或者去挖掘，慢慢累积起来，我确实会有一种愤怒。其实在拍《悲情城市》之前，我就找过陈胤真，要拍他的小说，描写白色恐怖的。但他劝我说，你拍了你到时候被关，划不来。所以等到1988年解禁以后才开拍。本来这个题材拍的不是这个题目，不是这个内容，甚至那个时候起初也不知道怎么拍。我并不会真的害怕。但事后想起来是有一点后怕，因为我假使没有得奖，可能会不同，虽然蒋经国去世了，换人了，但是那个体系还在，你知道吗，这个体系不会一刻就变的，听说后来杨明奎又被抓进去了，那个时候他当监制，以后听说他抓进去后就被调查整个片子的来源。
侯孝贤：重拾台湾电影的最好时光(5)
白岩松：您也知道很多艺术家处在一个相对来说不够足够开放的时代，甚至会有很多意识形态的压力，有的时候作品要有相对安全的表达方式，比如说拍其他朝代的东西、或者说拍一些唯美的东西、把一些想说的话含蓄地说出来，您拍了这么多部电影，基本上跟过去几十年台湾的历程是紧密相关的，像讲日据时期的《戏梦人生》，《悲情城市》的“二二八”背景，包括国民党老兵到这儿（台湾），有关原住民的一些东西，直到现在开始拍一些现代的东西，您不知道这里边所蕴藏着一些相对危险的东西吗？您为什么就是要主动去碰它？
侯孝贤：我想这个就是我所谓的成长，回到昨天，从前的我就种了这个因。你想想看，我从小看武侠小说，里面讲的就是这些东西。我以前拍片非常卖座，也没有受到教训，路很顺，也正好碰到了台湾经济起飞，整个民间（环境）比较松的时代，我感觉不管是教育程度还是别的种种，遇到这样的一个整体社会背景，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你看，假如说不是这样的话，比我们靠前一点的，你动一下就被警察抓走了。陈孝其就拍过一个什么《上三》，他正在演戏就被带走了。
热情的人拍出悲情的电影
白岩松：但是跟您同龄的导演也同样不少，他也生活在这个时代，为什么您依然特别坚决地坚守电影本土化，关注台湾几十年的发展历史？
侯孝贤：这有一个现实的因素，因为我生活在这里，我知道自己的成长过程。一直到我拍电影，我发现我其实跟他们不一样，跟我从小的玩伴不一样，这样的一个成长经历其实跟我小时候有很大的关系，也是我为什么要拍《童年往事》的原因，第一，你不管是不是创作者，一个人的成长经历对本人往往有很大的影响。最后这个人的世界观其实是受小时候的环境影响，小时候就形成的。我记得我以前做的，就像《童年往事》里一样，一天到晚往外走，因为我父亲常年生病，他不跟我们接近，因为他有肺病；而我母亲常年忧郁，她忧郁是因为她住过精神病院，有一点儿（精神）分裂，我母亲这里有一条很长的疤。所以其实家里面有一种很奇特的气氛，我不甘于在家里。人家讲星座的话，因为我是4月座，4月的第一个星座牧羊座就喜欢往外跑，所以我一天到晚往外跑。我后来拍片，为什么我的电影在最后其实都有一种苍凉，有一种悲伤的氛围在里面？可能都因为这样一个原因。我想不通，其实我很热情！我外面朋友一大堆，一天到晚帮人家干这弄那的。好了，我自己回想，我感觉就是我小时候那段历程对我的影响其实已经确立了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那是对人世的一个看法，所以才会这样。这样来讲的话，我就会有一个角度，就是我会看到自己，我很清楚拍《童年往事》时整个地看到自己，然后我就会看到别人的不同，才知道他们常年在这里生活，好几代，他们的想法是跟我们不一样的。他们没有我这种盲动，这种漂泊的情绪，他没有。因为这样子，所以我更有一个距离看这块土地的整个成长，然后你在看这块土地时你就会有一些不平的感觉或者说你感觉一定要出来说一下。
白岩松：在您的电影中，您刚才说了，因为个人的原因，会在您的电影里看到很多悲凉的感觉，或者一种沧桑，但是现在从大的方面回头来看，是您个人的原因还是整个几十年你身边的台湾环境才引起的？
侯孝贤：人是脱离不了环境，脱不了时代的，可能时代的意志在左右我们的意志，就像我拍《好男好女》，为什么叫“好男好女”？以前的革命跟恋爱是一体的，它是很浪漫的，以前有那群向往中国大陆，回去中国大陆参加抗战的人的时代，你活在一个时代，其实你无形中就受到这个时代的这种影响。你说现在的人他们关注的是自己本身，或者是最跟自己身体、跟自己个性、跟自己所有的外在最相关、密切的这些东西，因为消费时代不停地在提醒你———你要瘦，瘦才是美，你懂我意思吗？人无形中就受到这个（影响），所以人是没有办法说你独立于那个时代的。之后在你成长的过程里面，你可能慢慢慢慢地真正有了清楚的观察，你就慢慢会有一个距离来看待这些，所以常常说当导演其实有两个距离，两个View，就是有第三只眼的意思，你参与其中，但同时又在客观地看待一切。
政治会影响自己的心情
白岩松：过去在你的电影里，不管是哪个时代，都有那个时代让人高兴或难过的地方，现在比如说涉及到在台湾岛内一些族群的问题，或者说“本省人”，“外省人”的概念，或者有说不说台湾话的概念，会对您的心情有所冲击或者影响吗？
侯孝贤：我告诉你当然会有，但是这个影响是什么，你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你也知道他们的目的是在做什么，他们为什么这样，但是问题是你没有办法让所有人明白。你知道。你再怎么说别人还是没有办法清楚，还是有情绪性，你没有“归零”，回到原本朴素的价值，明白作为人的根本的价值，你没有办法告诉他们应该这样，你应该用这样的眼光来看，就不会被他们（直台湾执政当局）所迷惑，不会受他操弄。没办法，现在就是这样。然后你看到的就是这群人，执政的这群人他们不懂得怎么执政，因为执政是长期的，很难的。你要建制，要把整个制度、机构建立起来。但机制要建立起来是需要很长时间，可能在你执政期间你是看不到的。举个例子，前一阵子不是淹水吗？中南部淹水很厉害，为什么？因为台湾省政府废除，“中央”跟地方本来要有一个单位来协调治水，比如说要有一个排水的系统。现在你没有一个整合，以前是专款专用，后来却是统筹款，整个分配给地方，你地方怎么用，随便你。每个人（指台湾当局执政官员）都是选民选出来的，当然是做一些比较表面的事情，热闹的事情，没有人要真正做长远的事情。因为这个人看不到，这其实应该是整个的官僚体系（指政府）要做的，你政务官可以不去做，政务官可以有想法，但是官僚体系建立起来的东西你不能毁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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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孝贤：重拾台湾电影的最好时光(6)
白岩松：这逼着你要去做长远的事情？
侯孝贤：对，所以为什么文官制度那么重要的原因就在这里，他们基本上不懂这个，而且也不做这个！你知道吗，背后是什么呢？基本上就是全民的利益。你懂我意思吗？
准备用十年拍武侠片
白岩松：来自哪方面的痛苦更大，电影本身还是环境？
侯孝贤：对我来讲，因为我自己本身非常清楚，所以它就是这样，你懂我意思吗？它就是这样，在这个缝隙里面你想你能做什么？我现在想做的事情就是，第一个就是华人电影要怎么能够起来。我现在开始要做，而且我准备花10年时间，开始做武侠片。因为我看太多武侠小说，什么都看过了，以前不做是因为我没办法做到。
白岩松：您也要出手了？
侯孝贤：对，但是我做的跟他们的想法不一样，我做的不是这种很炫的一下子。不是，我做的是长的，比如说里面所有的技术面，你要把它规格出来，你懂我意思吗？别人做就很快，我做个三四年，我才有个量，我就做这样的。
白岩松：在某些情况下是一种标准？
侯孝贤：是，因为我做的底子多，我可以结合两岸三地，我可以训练，一边做一边培养，大家一起训练。那个过程中我要起用年轻人，为什么用年轻人？因为它牵扯到电脑特效，这是一定要的，这是我想做的这一块电影，等于是一类型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台湾历史一直被政治人物拿出来使用。
白岩松：（台湾政客）从来没有在一个准确的位置呆过？
侯孝贤：对，因为他们最有权力使用媒体，媒体的曝光率最强，发言权在他们身上。所以你要还原这个东西，我一直在想怎么还原，文字其实一直都有，但是就是没有影响力。没有影响力别人不看，就会很可惜。我刚才说了《最好的时光》其实就是这种片断然后再加上一种叙述的表达方式，两种形式，就像我刚才讲的，我的电影可能还不只两种形式，就像你对一件事情的理解，就像我们对某一部分的专业领域的理解，从什么地方开始，啪啪啪，相关的，你脑子里面会有一个地图，再表达出来。那一块是我要做的。
看过贾樟柯的《小武》
白岩松：现在谈到电影的时候，今年的金马奖特别注意到您的一些发言，您把眼光格外地放在了大陆的一些电影上，也给了很高的评价，现在大陆的电影似乎也有一些困惑，比如会有一些很商业的电影得到很好的反映，但是评论界反而会骂他很多，觉得你丢掉了很多文化、故事或者其他的东西，可是它的确有票房，而另外有一些探索的东西没有票房，最后也是慢慢收入变得很少，大陆电影人和观众一起都很困惑，您怎么看？
侯孝贤：那是很自然的，我感觉本来就是这样。还是需要建立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包括什么呢？就是怎么样看这样一个状态。要客观一点，怎么看这个状态？你评论，你是根据这个电影评论吗？你有没有看出真正导演它的目的性是什么？你还是要有更深的，更客观的东西来评断电影，而且有的时候有一种阶段性，你不要去斩那个阶段性，因为你不能说一开始大家都看着就有好的，我告诉你没有。
白岩松：必须一步一步地过去。
侯孝贤：对，必须一步一步地来，每一个国家，每一个电影的阶段都不一样，华人电影现在面临一个新的阶段，而且你又同时在开放，你要怎么做？每个阶段应该是怎么样？最后是怎么样？你应该很清楚，你应该去研究那么多国家现成的这种经验。
白岩松：哪几部来自大陆的电影让您的印象很深刻？
侯孝贤：我看得很少，非常少。前一阵子在海外看的，很早，就是贾樟柯的《小武》，我一看就感觉他有能力调度演员。
白岩松：但是别人也有评价说，贾樟柯的《小武》里也看到了您的电影里的东西？
侯孝贤：没有，因为我的电影来大陆很早，我在90年代就送给北京电影学院我的拷贝，就是《风柜来的人》、《恋恋风尘》、《冬冬的假期》、《童年往事》跟《悲情城市》。然后可能提供给了他们另外一个眼光跟角度，电影这样的一个艺术形式可能有另外一个角度，这是难免的，会影响这是难免的。但是我是看贾樟柯的能力，他调度演员的能力，跟他说事情的那种焦点，我感觉他是有潜力的。
白岩松：对，就是潜力这两个字，不一定说现在这部电影就可以拿到很高的分，但是它是有可能拿高分的。
侯孝贤：对，已经看到迹象了，已经可以看到迹象了，可惜王小帅的那部《17岁的单车》在这里剪接的时候我没看，因为是我的剪接师帮他剪的，我的剪接师很好玩，他本来是帮林震胜那个片子，因为他们制片搞不定，所以找我去看，我说找我的剪接师重剪，剪完以后，我的剪接师说到小帅这个片子，他看一看后说，哎呀，这个片子拍得不错，可惜有的时候剪得不是很好。他帮它调整了一下，你懂我意思吗，可惜我没看，不过我听他说应该是蛮准的，因为小帅我以前认识他。
侯孝贤：重拾台湾电影的最好时光(7)
白岩松：这次嘎纳上正好小帅也得了您曾经得过的那个奖，您很在意的是这些有潜力的年轻电影人？
侯孝贤：其实我们坦白讲，你作为一个电影人，你要有很多的资源，你可以当制片人，像我们有眼光可以当监制，你随时要注意所有电影的状态，哪些导演有什么特长，对我们来讲是这圈内的，是电影本业的东西，我们一看就知道他的能力在哪儿，他的可塑性有没有，这个东西很重要。
对单打独斗拍电影已经不感兴趣
白岩松：可能谈到侯孝贤这个名字在大陆的影响力我很清楚，但是在台湾，比如说这些年，您特别把关注点全放在了这块土地这么多年，现在台湾的年轻电影人在如何看待你，比如您平常生活当中遇到一些人对您的评价是什么？
侯孝贤：没有人会对我说什么，因为他们不会对我当面说，可能他们也不必要说，你不必清楚他们什么想法，你看整个局势就知道了。其实我现在做了事情有点像到了该退休再做的，比如说办台湾电影文化协会，培养人，办影展，其实我对那个一点兴趣都没有。但是他们感觉我应该是做这个的，你懂我意思吗？应该出来做这个。然后你看台湾的这些年轻导演，我办了一个台湾光点电影院，它是艺术戏院，但很可惜，失掉了几个机会，那个地方没有建立一个平台，因为空间当时没有规划好，跟人家签了约就没办法。那个平台的意思就是比如假使今天他们说做《双瞳》或者做一个什么片子，人家新的资金进来，你可以在那个平台做，资源就比较集中。我的意思是说技术人员就能够集中。你从有些年轻人不找我，也不会找我看出，他们有的时候就会这样，人都会这样子，可能不好意思，人家是找你，你就是第一了！我也喜欢这样，因为坦白讲，我以前从来不找人，什么“你的前辈”？我从来不找，这也是有骨气。其实你从侧面或者别什么角度，你都可以把这个氛围做得比较好，所以你从这些就可以看出来我们目前在台湾的状态是什么样的？我跟台湾的电影圈好像关系很密切，但是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我的系统、我的工作班底都在，我们做后期制作什么，我最清楚。我常常有一些认识的年轻人，我就跟他说你找谁谈，你后期制做怎么做最省，而且又最好。其实都是这样，你一直想扮演一种角色，但是人家不见得来，你就知道你确实老了。但是对我来讲，我不老，你懂我意思吗？所谓不老就是我在另外一块领域里面也能做，这个领域要怎么做得成，我现在面临另外一个挑战。我怎么要把这个东西扩大，因为这个不是单打独斗，单打独斗对我来说太容易了。我要拍片太容易，因为我只要有一个详细的计划，差不多100多万就解决了，对欧洲他们整个的投资很快，艺术戏院虽然小，但是足够支撑我拍片，但问题是我现在对这个不是有那么大的兴趣，我现在正在跳另外一个位置。
刘爱民：侯孝贤的光影人生
告别宋楚瑜，在车上边吃麦当劳，边赶往台北市南港路50巷，去采访一个完全不同于宋楚瑜的人，他就是台湾电影的领军人物———侯孝贤。
此前看过侯孝贤的许多电影，最著名的就是《恋恋风尘》，那种乡土的、忧郁的调子，总觉得他应该是一个比较敏感的有点神经质的那种人。但他推门出来，一开始我还以为是送水的工人，个头不高，短发中夹杂着白发，皮肤黝黑，穿着随意，一脸的“老农”相，完全不是我想象的那样。他的话语也不多，你不问他，他很少先开口。我只记得他先开口问过一句话：“哪天到台北的？”
他坐下来，手一边在脸上轻轻抚摸着，一边回答着白岩松的提问，略显沙哑的声音，好像是在自言自语，却有一种你无法不被征服的力量。他说自己58岁了，脑子现在越来越好使，对人生越悟越透，而身体却越来越不好使，拍片子的周期越来越长。过去十几天可以拍一部电影，现在好几个月还拍不完一部电影。这是因为对人生越明白，对细节就越重视，目的和功利反而不那么明确了。
原本觉得台湾电影是很有成就的，是华语电影中的一面旗帜。侯孝贤却说，台湾电影完了，败落了，因为今天没有人再愿意为台湾电影投资了。而真正华语电影的希望，侯孝贤认为一定在大陆，一定在上海。
问到他今后的拍摄愿望时，侯孝贤沉默了一会儿说：我要拍一拍武打片。他说在世界电影中，中国电影真正占有独特地位的，就是功夫片和武打片，这是别人无法比得过的。但他要拍的功夫片，决不是以打取胜，会很厚重，因为承载着几千年的中华文化。白岩松问：“你可从来没拍过功夫片呀？”侯孝贤说：“我一定要试一试，我一生都爱看武侠小说，我相信自己会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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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孝贤：重拾台湾电影的最好时光(8)
○刘爱民的采访背包
采访任务：前后方总指挥，现场采访图片资料记录。
采访背包：笔记本电脑一台，数码照相机一台，直播漫游电话一部。
使用说明：每日电子邮件接收前方传来的人物专访策划案，随时电话指挥调整前后方的采访报道安排，留下现场采访的图片资料。本书的大部分图片资料都是数码相机所拍，也许拍得不艺术，却能留下珍贵资料。
采访提示：数码相机带够电池，随时充电否则关键时刻没电干着急。做好收到惊人话费清单的心理准备。（北京漫游到台湾一分钟6块3毛。）
○现在台湾获奖电影没人看的，早就没人看了，现在看电影大部分是年轻人，他们对获奖已经没什么感觉。
———侯孝贤
1947年4月8日出生于中国广东梅县，客家人。1948年全家迁台，初高中时父母相继去世。侯孝贤服兵役期间，因看了《十字路口》，立志用10年时间进入电影业；后考入国立艺专电影科，1973年起担任李行的场记、助导，并从事编剧，1983年拍过《风柜来的人》之后，获得了对电影的“重新认识，感觉那是另一种语言”。深得中国传统文化深厚底蕴的侯孝贤，悲天悯人，用电影谱诗。
1983年4月，由侯孝贤等三位年轻导演执导的《儿子的大玩偶》和由胡金铨等三位大导演执导的《大轮回》同时上映，原本盛况可期的《大轮回》票房平平，评论平淡；相反的，《儿子的大玩偶》却十分卖座，更吸引了文化界与舆论的一致注目。台湾电影长期以来窒闷与堕落的气氛一扫而空，台湾电影来到一个全新的起点！侯孝贤的电影创作从此进入“知而后行”的阶段。1985执导《童年往事》获柏林电影节国际影评人奖，1989执导《悲情城市》获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1993执导《戏梦人生》获嘎纳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
在亚洲，候孝贤是一面旗帜，他说对故事没兴趣，抒情是他电影的特质，在艺术风格上，深受日本电影大师小津安二郎的影响。他降低成本，选用非职业演员，采用实景外景，以写实性手法将普通人的真实生活作近似自然的呈现，而这一美学的代表手法———静止长镜头的表现更是被侯推到了极致，台湾新一代的导演，很多身上都有“侯氏美学”的影子。
有人说侯孝贤是一个真正的台湾导演，在他的电影中，一贯地使用台湾本土演员，用方言，而且非常强调台湾的本土文化，他所拍摄的16部影片，反映的都是社会底层小人物的悲惨命运，展示各个历史时期的台湾本土文化，把他的电影穿起来，就是一部台湾文化的变迁史。
侯孝贤强调自己“百分百非蓝非绿”，从高中到大学，烧过两次国民党党证，还公开地说，自己永远站在政权对面。
侯孝贤电影档案：
1. 《就是溜溜的她》 (1980) 结局圆满的爱情故事，对于千篇一律的不食人间烟火爱情电影做了调侃。
2. 《风儿踢踏踩》 (1981) 透过女主角的观点，呈现了许多偷拍的镜头，成功地挑战一些不断在媒体中被复制的社会现实的假象。
3. 《在那河畔青草青》 (1983) 自然环境资源的保护和小孩童的一段人生。
4. 《风柜来的人》 (1983)年轻人背井离乡到都市寻梦，理想幻灭迷失后“乡村”成了最后的精神家园。(于1984年获第六届法国南特三大洲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
5. 《儿子的大玩偶》 (1983)底层人民的生活苦难故事，一种从头到底的痛苦，悲伤而绝望。
6. 《冬冬的假期》 (1984) 冬冬在乡下的一个短暂的假期，告别童年的成长过程，回忆对纯净乡村的眷恋。(于1985年获第三十届亚太影展最佳导演奖)
7. 《童年往事》 (1985)父亲在躺椅上溘然长逝，老祖母在地铺上悄然离世，侯的自传式电影，画外音叙述，是侯式的“乡愁”。（获柏林电影节国际电影节特别奖）
8. 《恋恋风尘》 (1986) 自己喜欢的女孩最终嫁给了别人，残酷的青春。( 于1987年获葡萄牙特罗伊亚国际影展最佳导演奖)
9. 《尼罗河女儿》 (1987) 沉沦、腐败的80年代都市，以及生活其中青少年的虚无、悲观，和缺乏未来理想。(1987年获意大利第五届都灵国际电影节特别评审奖)
10. 《悲情城市》 (1989)史诗般的作品，第一部直接触及台湾长期以来最敏感的政治禁忌“二二八”的文艺作品。（1989年获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
11. 《戏梦人生》 (1993)台湾布袋戏大师李天禄的坎坷人生。（获嘎纳电影节评判特别奖）
12. 《好男好女》 (1995) 一部由三个发生在不同时空的故事组成的电影，却代表着两个相同而又不同的故事。
侯孝贤：重拾台湾电影的最好时光(9)
13.《南国再见,南国》 (1996) 影片刻划了不良少年族群所面临的人生压力、心理苦闷、以及无法解决的矛盾与难题。
14.《海上花》 (1998)如实呈现清末上海租界畸形社会的多个方面，只有在佳肴华服等细节的沉溺中，人才可得着片刻的麻醉和安顿。（获第四十二届亚太影展最佳导演奖）
15.《千禧曼波》 (2001) 一个年轻女孩活在她自己的特异世界里，写着虚幻颠簸的年轻故事。迷幻的时序，跳跃的空间，所有事件都在若有似无的混沌里进行。
16.《咖啡时光》(2004)为纪念小津安二郎诞辰100周年而拍的影片，本片题材正是小津电影习惯描写的都市家庭的日常生活。
17.《最好的时光》（2005）截取了三个不同时代截然不同的风情，诉说了一段逝去的、永不再来的美好时光。
○“最好的时光”这个名字是我一个叫唐诺的朋友取的，他叫谢才俊，笔名叫唐诺，他写过很多导读之类的文章，角度、眼光非常好，我们出DVD4的时候，他写过一篇文章叫《最好的时光》，他说那个时代（台湾）真的有最好的时光，因为那个时候南北还有距离，交通没那么方便，人跟人之间的整个氛围跟现在也完全不一样。
———侯孝贤
○人成熟、成长到目前我的年龄，也就是到快靠60岁时，58岁是最好的时光。
———侯孝贤
○我有一句很怪的名言，和曹操的那句话正好相反：“宁可天下人负我，我不负天下人。”太浪漫化了，但是相应的我确实也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当时的我碰到有一点不舒服的地方就会反抗。
———侯孝贤
○我记得我以前做的，就像《童年往事》里一样，一天到晚往外走，因为我父亲常年生病，他不跟我们接近，因为他有肺病；而我母亲常年忧郁，她忧郁是因为她住过精神病院，有一点儿（精神）分裂，我母亲这里有一条很长的疤。所以其实家里面有一种很奇特的气氛，我不甘于在家里。
———侯孝贤
○一直到我拍电影，我发现我其实跟他们不一样，跟我从小的玩伴不一样，这样的一个成长经历其实跟我小时候有很大的关系，也是我为什么要拍《童年往事》的原因，……你不管是不是创作者，一个人的成长经历对本人往往有很大的影响。最后这个人的世界观其实是受小时候的环境影响，小时候就形成的。
———侯孝贤
○我现在想做的事情就是，第一个就是华人电影要怎么能够起来。我现在开始要做，而且我准备花10年时间，开始做武侠片。因为我看太多武侠小说，什么都看过了，以前不做是因为我没办法做到。
———侯孝贤
○我是看贾樟柯的能力，他调度演员的能力，跟他说事情的那种焦点，我感觉他是有潜力的。
———侯孝贤
○王立明的采访背包
采访任务：前方协调统筹，辅助主播采访。DV摄影记录影像资料。
采访背包：DV摄影机一台，采访话筒，具体采访方案。
使用说明：协助主播完成即定的采访任务。DV拍摄采访见闻，本书附带光盘中的主要影像来源于此DV拍摄。也许画质一般，但视角独特，感受贴近。
采访提示：DV摄影要早开机，晚关机，多记录。充分发挥其轻便特点，不要忽视司空见惯的场景，别怕大量使用磁带，很多场面一瞬即逝，先拍下来再说，否则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后悔莫及。
最好的时光
———王立明
对侯孝贤的采访在他台北的工作室里，背景是一张整面墙大的电影屏幕，他的新作《最好的时光》正在这里进行后期制作，关掉声音用整个电影的影像作为我们的采访背景，立即出现了一种梦幻般的感觉，现实世界的候孝贤完全融进了他的影像里，现实和虚幻一下子竟很难分别，这样的采访情景会让你很容易进入被采访者的世界中。
看侯孝贤的电影会让人有一种难以释怀的悲凉，他总是先给你一个梦，然后再一片一片地把它撕碎，而你还浑然不觉。“悲情”是侯孝贤电影的主题。而侯孝贤却说自己是一个热情的人，一个热情的人拍出来都是悲情的电影，采访中侯孝贤透露了他的一段童年经历：父亲常年生病，母亲常年忧郁甚至有些精神分裂，家里的气氛沉闷而压抑。这样的生活环境对一个孩子的影响是终身的，也让侯孝贤的骨子里浸染了一种悲情。这种悲情也最终从他的电影中表现出来。
日本一代电影大师小津安二郎对侯孝贤的电影风格影响很大，他们的电影都是没有电脑特技，没有花哨的剪辑，甚至很少有人物的特写，表情的细节都被他隐藏了起来，镜头始终保持在旁观者的位置，就像是上帝的目光，不动声色地俯视着俗世众生。这样纪录式的表现方式更加重了电影里的悲情。
侯孝贤：重拾台湾电影的最好时光(10)
26岁进入电影圈的侯孝贤如今已经58岁了，他称这个年龄是自己最好的时光，因为脑子异常的清晰，什么事情都看得很透，戈达尔晚年也曾说“水面上的事我已经抓不住了，我在水下思考”，对于电影大师来说，60岁的头脑更喜欢“潜泳”，但身体也开始不听脑子支配，人生就是这样总在矛盾中前行。最后，拍了几十年艺术片的侯导说，华语电影的希望是武侠片，因为那是外国人拍不了的，他也要用10年拍一部武侠片，而且要树立一个标准。看来他要把自己最好的时光献给武侠片了，侯孝贤的“武侠”会不会再一次震惊世界影坛呢？
我们都期待着这一天。
○对于电影大师来说60岁的头脑更喜欢“潜泳”，但身体也开始不听脑子支配，人生就是这样总在矛盾中前行。
———侯孝贤
◎ 侯孝贤平和之中却有极为执着的一面
◎ 侯孝贤录音棚里的张贴画
◎ 侯孝贤录音棚内景
◎ 侯孝贤执导的电影《恋恋风尘》的剧照
◎ 图为《童年往事》剧照。侯孝贤擅长以长镜头拍摄电影，给人以强烈的真实感。你是不是也能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呢？
◎ 侯孝贤录音棚所在社区
◎ 侯孝贤和王立明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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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味道：吃不尽的街头小吃(1)
对于初到台湾的我们来说，有三个器官会是最累的，第一个是脚：不停地走；第二个是眼：不住地看；第三个就是嘴：不断地吃。台湾小吃花样多、种类齐；小吃摊，小吃店的数量更多，所以这儿吃点那儿吃点，自然就辛苦嘴巴了。我们到台北的第二天就在秀芳的带领下来到台北的十大夜市之一饶河路夜市采访，我们除了用嘴问还要用嘴吃。——白岩松
初到台湾，在许多“第一印象”中，恐怕对小吃的印象绝对是最深刻的一种。在大陆也有许多小吃品种繁多的城市，比如成都、杭州、苏州等等，但跟台北相比，没法儿比，在台北可以是一条条的街道两侧全都是小吃店，在台北大多数上班族中午的午餐可以就是小吃，在台北做小吃买卖可以成为祖传家业、亿万富翁……台北人可以没有宴席，但决不能没有小吃。它不但是一种饮食方式，还是一种生活方式。
大陆人刚到台湾来，有三个器官肯定会是最累的，脚不停地走，眼不停地看，嘴不停地吃。台湾的小吃不仅数量多，而且种类也奇多，有台湾本土地，也有大陆各省的，还有国外的。在台北师范大学附近的永康路上，有号称百年老店的上海小吃，名气大得很，香港的名星们来台北，大多会来这里解馋。这里还有许多西方、日本传过来的小吃。当然最多的还是本土小吃，一听名字就知道：阿扁鸭、蚵仔煎、甜不辣、珍珠奶茶、芒果冰……听听这些名字，口水都流出来了，尤其是饿着肚子的时候，呵呵。
台湾小吃最集中的地方是夜市。我们到台北的第二天就在卢秀芳的带领下，冲向台北的十大夜市之一饶河路夜市，当然采访的形式除了用嘴问还要用嘴吃。
白岩松：“台北的夜市是一个非常混合的状态，你看有人在这儿玩，旁边就有人在吃，还有一些卖小商品的摊位。这些五花八门的小吃，别看价格要比饭店便宜很多很多，但是绝对真材实料，而且味道不骗人。这就是它夜市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刚才秀芳已经跟我说了，她要到前面去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地方，要排队，说还要排很长很长的队，当时我就觉得很奇怪，因为在这条夜市上需要排队的地方好像不多呀，她为什么要去排队？是什么东西吸引着她呢，咱们一起去找秀芳看一看。”
一路跟着秀芳，才知道饶河夜市的胡椒饼是最有名的，从夜市的这头走到那头终于找到了卖胡椒饼的小摊，一看排队的阵势着实吓了我们一跳，队伍足足排出了五六十米，等轮到我们已经过去了30多分钟。
白岩松：“秀芳辛苦，胡椒饼终于拿到手了？”
卢秀芳：“我排得汗流浃背啊，所以要慢慢地吃，不要吃得太快，看看这里面不仅有馅儿，还有汁儿呢，好吃得很，有没有香味扑鼻？闻一下，好香好香，上面都是芝麻。”
白岩松：“所以在这个夜市里头，最重要的器官不是眼睛，首先是鼻子，接着要动用的就是嘴了，其实眼睛也很重要，看到哪里在排队进去排，绝对没错。”
“药炖排骨”是饶河夜市特色小吃中的一种，我们看到小摊上很多人端着一碗热腾腾的汤，吃得汗流浃背，津津有味。我们在饶河夜市采访的那天正是台湾一年中最热的时候，但夜市里依旧人潮汹涌，秀芳说到夜市吃小吃是台湾人的生活习惯，边吃边喝边玩边买点东西，好多事都在这一条街上办了。
离开饶河夜市，我们就到前面说的永康路夜市，那里有台北最有名的芒果冰。不出所料，芒果冰的小摊前排队的阵势比胡椒饼那里还大。芒果冰就是在爆冰上面散上芒果，再加61阅读 txt小说上传分享
蒋孝严：为两岸“三通”贡献心力(3)
蒋孝严：带有父子情感，我们没有见过面。见面的时候，我还没那个感受，那个时候我很小。在桂林的时候，母亲在那边待产，父亲去看过她。我们出生以后，我父亲从赣州还有重庆，去过好多趟，把我们抱在怀里面，一个叫利儿，一个叫思儿，因为我母亲住在当地利思路，所以我叫利儿，孝慈叫思儿，一起都把我们抱在怀里面，这是我外婆还有我另外一个姨妈告诉我的。那个时候可能见过很多次，可是我们太小了，才几个月大。
然后在我们6个月大的时候，我母亲就过世了。当然我们就从桂林就迁到万安，到万安县避一避，万安更穷，在江西的南部。从万安我们又到了贵州的同门县，那时候我大舅舅在那边做县长，所以我们那个身份就是在同门县的时候，我大舅舅做县长的时候把它设定的，就是说大舅舅是我的父亲，大舅妈是我的母亲，掩人耳目。正好他有几个女儿跟我们的年龄相仿，然后从同门县抗战胜利以后又回到南昌，我们在南昌读小学。在南昌期间，大舅妈带着我们还到南京跟我父亲见过面。那个时候我很小，四五岁。
白岩松：您没记忆了？
蒋孝严：我模模糊糊地记不太清楚，你说那个时候见到的经国先生什么样子？讲什么话？我不记得，可是我记得还到了中山陵什么的。
白岩松：那个时候作为一个孩子的兴趣在玩上面。
蒋孝严：在玩上面，见面的时候也不晓得怎么样叫爸爸，有没有叫爸爸，他怎么样叫我们，不记得。
白岩松：到了台湾之后，毕竟后来经国先生他政治的位置放在那儿，你也有一些心里知道，但是又不好公开的一面，经国先生在暗中有没有一些对您的照料或者吩咐？
蒋孝严：暗中对我们的照料是通过王升王将军，还有宋慈选，那个时候王将军在“救国团”，一切通过他到新竹去把生活费交给我们。我们小的时候就有印象，每一次过年的时候，或者过中秋节的时候，就会看到他，我们叫他王老伯———台北一个王老伯来看我们，有一次他穿一身军装，挺神气的，肩膀上面还有一颗星，当然后来星又增加了。一来啊，他跟外婆聊聊，很愉快，他一来，我们的生活就好了，就觉得不错了，有肉吃了，可以买到鱼了，生活有了改善，也可以买到衣服了。但是这个情况到我们念初中的时候，就突然中断了，王升没有出现了，过年也没来了，我们生活下去了，那是超乎一般人的想象的苦。很多人都会说你们新竹怎么会那么苦啊？经国先生的孩子没有道理那么苦啊！问题就是父亲那边来的接济通过王升给我二舅舅张干若先生，他们两个人不对头了，后来两个人有矛盾了，几乎不来往了，王升就根本不理我们了，也不到台北去了，所以我们生活就越来越差。
我们初中、高中都非常的辛苦，到念大学的时候，连注册的费用都没有办法如期去缴费。当然这段过程，我觉得对于一个人来讲，回头想想反而是有帮助的。
白岩松：积极的和推动的意义？
蒋孝严：没有错，而且你要了解什么叫做辛苦，什么叫做困难，也会想办法去帮助有困难的人，因为自己有这样的体验。
白岩松：但是对于经国先生来说，我觉得不管他坐在多高的位置上，一定知道自己的两个儿子在台湾，他没有用一些其他的方法来表达他的父爱吗？
蒋孝严：他后来通过王升来关心我们，到我们念大学的时候，我们懂事以后，王将军就跟我们讲，你父亲很关心你们，关心你们的功课，关心你们的身体。但是我记得我跟我弟弟常常跟王升王将军讲，我说我们要跟父亲见个面，可是他总说可能不方便。
隔了半年一年又提，他说我们看看吧。就这么拖啊拉的，就是没有安排。到我成了家，当然我把我的身世告诉我的内人，跟她讲得很清楚。但我在结婚之前我没告诉她。到快结婚了，她有点风闻，我也不提这个事情，我希望她嫁给我是嫁给我个人，而不是嫁给我的家庭，我要让她知道我个人是怎么样努力的。到结了婚我当然要告诉她，她也接受了。到我结婚以后我有一个孩子了，老大出生了，我就告诉王升王将军，我说我现在有家了，我要见见我父亲了，让他看看我的妻子，看看我的孩子。
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当时我想，我自己有家了，经国先生那么忙，看看这个好媳妇，然后有一个孙辈陪着他不是很好吗？我很单纯地这么想，可是都是没有结果，同样的孝慈结了婚提出这样的要求也都没有结果。但是后来我们理解了，我说我们可以体会，他这样是因为他在“政府”里面，在政治地位上负了更多的责任，因为后来我也在“政府”工作，我也知道什么叫做困难的环境，完全能够体会其中的不易。后来我们也就不要求了。所以像你刚刚说的，经国先生跟我还有孝慈以父子的关系见面是没有的，这是外面很多人不知道的事情。有人以为孝慈他在学术界发展，我在“政府”工作，因为有经国先生的关系，所以得到很多的帮助等等，当然我承认间接的余荫影响是绝对有的，可是绝对不是直接的，因为我没有办法见到父亲，我也没有办法跟父亲表达什么。
蒋孝严：为两岸“三通”贡献心力(4)
白岩松：你和经国先生一句话也没有说过？
蒋孝严：一句话也没说过。当然我们见了一面，已经是经国先生过世以后，是在1988年。他过世之后，我跟孝勇、孝武（蒋孝严的同父异母兄弟）都处得很好。
白岩松：经国先生的儿子？
蒋孝严：对，孝勇那时候最接近经国先生，我在“外交部”工作，我们有宿舍。经国先生过世时，晚上我们三个人赶到荣总怀安堂，经国先生就停放在荣总医院那个冰库里面，那时我们见了一面，是最后的一面，也是第一面，可是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样的一个场景。当时我跟我弟弟，我们跪在地上哭也来不及了。当然了，这都过去了，这都过去了。可是我觉得我跟我弟弟总算……
白岩松：那种感觉可能不仅仅是像很多孩子跟父亲的告别，可能那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眼泪？
蒋孝严：那当然，我想那是很难形容的，因为我在“政府”工作，他是我的父亲，也是我的“总统”。见一面怎么居然会在这样的一个场合？为什么不能够早几年？能够分他的忧，分他的劳。当然，他有很多的困难，我可以体会。我们见过一次面，那时候我是在“外交部”工作，刚刚从欧洲回来，那时候是1972年，见面的时候是1973年，在一个外事联系的酒会上，我是最基层的一个科员，主管欧洲的事务。后来他也来了，我远远看着，那种感觉是相当复杂的，我可以这么说。
白岩松：他知道你在吗？
蒋孝严：我们两个目光有接触，可能我后来马上闪开了。照道理讲，在这个场合，“政府”的一些基层人员或者是高层人员都会去致意的，握个手什么的，可是我却没有这么做，我也没有办法那么做，我不能假装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公务员在这样的一个情景去握个手，去问好。后来我还是躲在一边，躲开。
白岩松：但是看经国先生的眼神，他知道是你吧？
蒋孝严：我的感觉是他知道，也可能是主观，可是我相信他应当看得出我来，因为根据王升王将军讲，我们每段时间的照片都会送到他那里，当然王将军讲的是不是实话或者是不完整的，我没有办法去判断。
白岩松：后来在你们长大了，尤其在做公职人员之后，父亲有没有通过王升或者其他渠道给过你们一些嘱咐或者是像父亲给孩子的劝告、忠告一样的东西？
蒋孝严：我希望有，可是没有。甚至于我在出任公职过程里面也没有得到照顾，反而因为父亲受到了一些升迁上面的延宕，而不是速度加快。
这是外面也不能够了解的，经国先生并没有说是通过谁或者通过别的部门，或者是其他的人说这个人你要好好提拔一下，根本没有。
白岩松：现在蒋介石先生和经国先生都在台北县，这不能叫安葬，因为没有回归故土，那你改完姓之后有没有去爷爷、父亲那儿？
蒋孝严：我都去了，我改姓的第二天我就去了，跟他们报告。然后在今年的清明节我也到奉化西口去跟列祖列宗也报告了，也到王太夫人的墓去祭拜。
白岩松：爷爷知道了之后，虽然不承认说一定要用这个姓等等，但是毕竟把族谱中的孝字给了你们，这是事实吗？
蒋孝严：这是事实，事实上我们在桂林的时候，经国先生告诉我母亲，这两个字名字是老总统取的，一个叫孝严，一个叫孝慈，他们就叫蒋孝严，就叫蒋孝慈，就是如此，而且要他带我母亲去见王太夫人，可是不幸，王太夫人被炸，日军的飞机炸奉化西口的时候遇害了。
当然这是蛮遗憾的事情。我母亲过世以后，我们到万安住了两年，从万安再到贵州的同门县我大舅舅那边，我外婆带我去的。那时候我心里面有一些恐惧，因为对我母亲怎么遇害的，我外婆始终认为是有问题的，也怕我们两个孩子再进一步地受到伤害，所以原来我们叫蒋孝严、蒋孝慈，就不敢用蒋字了，孝严、孝慈也不用了，就叫大毛、小毛，在学校里面就是章大毛、章小毛。
屡次想见宋美龄而不能如愿
白岩松：这带点隐姓埋名的考虑了，因为我觉得老人的考虑有他的道理，因为毕竟您母亲在您6个月大的时候突然死亡让很多人会有一种猜测，是不是由于政治的考虑、家族的考虑等等很多因素导致的？但是在您改姓和认祖归宗的过程中其实不仅仅是爷爷，刚才讲得已经很明白了，包括奶奶，包括继母，包括蒋家其他人的一些态度似乎都……听说你屡次要求见宋美龄女士，但是也没有成功？
蒋孝严：我见老夫人事实上可以说是名正言顺的，可以去见的。那时候我已经当了“海外工作委员会”的主任，也相当于部级的首长。后来我在1990年担任职务的时候，国民党已经在转型，我作为“海工会”的主任到美国去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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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孝严：为两岸“三通”贡献心力(5)
白岩松：宋美龄先生……
蒋孝严：她就在纽约，她是中国国民党评议委员会的主席，像我刚才所说的，我去见见她老人家是名正言顺的。在工作范围内，按理说我要跟她报告海外的工作如何如何。到了纽约，我会请她的办公室的人通过我们在纽约的人员报上去。
在那边等了一天没有结果，当然我也不意外，我想可能不是那么容易，那只好败兴而归，就是有一点失望。到后来我又担任更重要的职务了，“侨务委员会”的负责人，你们叫侨办，我当时是侨办主任的身份。
白岩松：见面更是工作之内的事情？
蒋孝严：海外那么多侨胞欢迎我，纽约欢迎我的侨团轰轰烈烈的，整个唐人街都堵住了，车都不能进去。我走过去，他们夹道欢迎，我心想要跟老夫人报告这种情况，但结果还是一样。后来我又担任“外交部”的最高职务，到纽约去还是见不到。我担任党的秘书长，那更应当跟她报告情况了，我私下当然想见见我的祖母，我当然想见她，但没有办法如愿。
白岩松：换了各种各样的身份？
蒋孝严：都没有办法，我想再也不会有第二个人有这样一个机会担任这么多职务，而且我心想她站在蒋家大家长的立场来看，有个惟一能够在“政府”里面一步一步做上来的这么好的晚辈，鼓励鼓励他也好嘛，我心里这么想的，可是没有办法。
骨肉分离，有怨无恨
白岩松：我不知道在这几十年当中，你们吃过很多苦，甚至叫大毛小毛，在新竹的时候那么艰难，周围的人议论纷纷，在您的心里有没有恨过、抱怨过？
蒋孝严：有过不满，我没有恨。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子的遭遇？我跟我弟弟也不是圣贤，我们总是有情绪的。外婆贫病交加，没钱送医院，就这么过了冬天，回来到底什么病我们都不晓得。我舅舅也因为我母亲在桂林的医院过世，对医院特别恐惧，不去医院，回来他自己就去买成药（中药），他早一点看了广告，就去买成药替外婆治病。后来我舅舅自己青光眼，也不敢到医院，一拖，两个眼睛全瞎了，就是因为桂林的事情产生了一些后遗的心理冲击。在新竹那段时间，我们在高中的时候，我们说：“怎么会这个样子？”有一点不平，有一点不满，但还不致于恨。我想一个人总有这种天生的父子情感，这是很难去形容的，我们只是渴望得到父爱，可当有困难的时候，我们也尽量想办法来说服自己去理解那种客观的环境。孝慈他是比较内向的，他常常压抑，我知道他常常晚上睡不着，有时候晚上我听他唉声叹气。他比较内向，这个对他的身体造成了伤害，血压很高，后来在北京出事了。
白岩松：其实接下来可能要面对一个让大家相当惋惜的现实，因为如果从蒋家来说，从蒋介石先生，到蒋经国、蒋纬国先生，再下来是第三代，从经国先生的角度来说，他有五个儿子，跟方良女士育有孝文、孝武、孝勇，跟章亚若女士有您和孝慈。但是非常不幸，这五个儿子，四个儿子都不到60岁就走了，现在等于说这五个儿子当中，您一下子所要承担的使命就非常多，这是否也是您特别想把这个姓改过来的一个重要因素？
蒋孝严：这是其中之一的原因。坦白的说，我觉得应当要去承担责任，而不要去逃避它。我改父姓，从父姓是在蒋家最困难的时候，不是在蒋家有强烈光环的时候，我一直想让朋友们知道，我改父姓不是要从蒋家得到什么。蒋家现在从政治上说，没有人当“总统”，没有人当“主席”；在经济上面，没有任何的遗产，没有任何的财力。
我所承担的就是蒋家的责任，就像你刚刚所提到的，在我们这代五个兄弟里面剩我一个人，如果我不承担责任，我日子可以过，我甚至可以到美国的一个研究机构做资深研究员等等，可是我觉得这不是我的人生目的，我常常在想为什么有时候我要选择比较辛苦的方式，你比方说改姓，认祖归宗，这都是十分辛苦的过程。2000年以后国民党不执政了，我还要来选“立法委员”，还选两次，台北市南区北区我都要选，这是辛苦的，我就觉得很多人他过的是生活，而没有活出生命。应该不是单单一个生活，生命也要活出来，英文就一个字Life，但是我们这个Life中国人可以翻译成生活，也可以翻译成生命，如果你选择过生活是很容易的，可一个生命的目的跟意义在哪里？你要把它彰显出来。你比如说蒋家的责任，这是我的生命里面所承担的，跟生活没有关系。
白岩松：从第一代蒋介石先生到蒋经国先生，一直延续到现在您的身上，有人也会用“蒋家王朝”这样一个概念形容。这在台湾依然会带给您一些政治遗产吗？
蒋孝严：我相信会有帮助，可是现在整个政治环境也起了变化，可能是一个负担，也可能是一个正面的遗产，可是无论如何，我觉得那些人的话不要去做权衡，基本上责任我要担起来，这是很重要的。不管是一个负担，或者是一个资产，你都要承担起来，这次我在改父姓的时候我都经过一些思考，而且我要叫我的孩子继续承担这份责任。我很高兴我的孩子有一种很正确的观念，我小时候给他们观念，我说一个人不是单单赚赚钱如何如何，你对国家也要有观念，这个是我对他们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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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孝严：为两岸“三通”贡献心力(6)
白岩松：如果过去从您的这一个蒋字再看上面的时候，看爷爷、看父亲、看祖母、看继母等等的时候，遇到很多的是无可奈何的、无法相见的、无法言说的一些东西，但现在您是长辈了，面对蒋家的第四代，他们怎么样？他们对您怎么样？他们对您的认可程度怎么样？
蒋孝严：我也不能说我是长辈，事实上我的同辈还有好几位，包括大嫂，蒋徐雷谨女士也在，最近她身体不是很好，我们也时不时有联系，偶尔打打电话，见见面，处得蛮好。还有纬国先生的孩子少刚先生我们处得也很好，还有孝勇的太太，方芝瑜女士也还在，事实上我们有段时间蛮好的，孝勇第一个叫我哥哥，他们在加拿大，我还去看他们。
白岩松：那个感觉不太一样？
蒋孝严：那个感觉不太一样，到了经国先生过世之后，到1990年以后那段时间，政治上起了变化，就稍微有些不太相同的情况了。我对他们都蛮尊敬的。但是我们来往不是那么密切，我总有一个期盼，大家能够经常多在一起，走动走动总是比较好的。可是当然有一些社会现实，一些政治现实，一些生活上的现实，你不能去强求。
白岩松：我看介绍的时候说蒋家的第四代从商者多，从艺术者也多，比如说您的女儿等等，但是从政者没有，这是不是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蒋孝严：也未必，他们现在从商，也未必说他们将来不能从政。我的一个孩子现在在念法律，已经拿到博士学位了。他到美国去之前，在政大（台湾政治大学）念外交，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外交部”，他考外交系，我就问他为什么要考外交？你不要以为外交官很风光等等，有辛苦的一面，他说爸爸我不是要去享受外交官的生活，我只是希望真正为国家做一点事情。我说好，那你就去考。考了以后，到第二年，我说你单单念外交不够，你要念法律，所以他在大学是双修，五年拿两个学位，之后很快就到美国宾大（宾州大学）去念法学硕士，他一年把它念完了，现在念法学博士，也不能排除他可能从政，我完全由他决定。我说政治是很辛苦的，但你要从政，我不反对，要从事其他的行业，也可以。一切由他们选定。外面有人说经国先生孩子现在做这做那，我也不敢确定，我相信他也是蛮尊重孩子意愿的，他只是让孩子了解政治上的困难。我从政的原因是很简单的，念大学之前在念高中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应当要为中国做点事情。读到以前的历史，我觉得我们中国的外交太差了，尤其满清末年那一代，我自己来走的，没有父亲要我做或者不要我做，没有这样的一个建议。
为两岸“三通”贡献心力
白岩松：针对咱们这段的话题，我还有一个问题，当由“章”改成了“蒋”，在目前台湾的政治环境中，包括不断变化的大局当中，您给自己的定位是什么，您希望自己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蒋孝严：我想我要继续把蒋家这块招牌擦亮，尽管客观环境是很艰苦的，但是这是我自己选择来承担的。而且在党务方面，在政治方面，为了两岸，我想我还是要尽心尽力。因为中国国民党更强调关系，渊源是很深很深的，我能够尽多少力量？做多少事情？我想我不会去管它，但是我会尽我的心来做一些工作。
白岩松：接下来我们要转换一下话题，有几个问题是当下最近这半年大家都在关心的问题，其实在这个事情当中您也是非常重要的推动者，谁都没有想到，突然连战先生、宋楚瑜先生接连有了大陆行，有了胡连会，有了胡宋会等等，现在又过了一段时间，您怎么评价这两个突如其来的行为给海峡两岸带来的影响，你看到的是什么，你的判断是什么？
蒋孝严：我想两位主席到大陆去访问，也有两岸关系发展的一个过程。从2000年到现在，我想也不是说突然就做这样的一个决定，因为时机、客观环境也成熟了，而且有这个需要，因为现在的台湾执政党对两岸关系的处理没有办法嘛，使不上力，在野党有这个能力，就应当做出一些贡献。开了这个门，执政党还来“悲歌”的话，民众会把这笔账算在执政党身上。能够做的，我们一定要尽力来做，所以两位主席到大陆去访问，我觉得有它的一个历史意义，也有它历史上的影响，可以看到它在持续发生影响。惟一担心的就是民进党会尽量地把这次访问变成烟火型的灿烂，就是没有一些后续力量和持续性，很风光，啪一下，但是无法兑现。所以很多事情，像水果的事情（2005年5月3日，大陆宣布将检验检疫准入的台湾水果由12种扩大到18种，并对10余种台湾水果实行零关税措施，迎接台湾水果进入大陆）等等，这本来是很容易、很自然的事情，他就设障碍。“三通”的事情是很简单的事情，也是一个很好的观念。现在到大陆去的人越多，越会觉得民进党这样的政策有点不可思议，要绕过香港、澳门，再转到其他的地方去台湾！我最近还到武汉去，一到香港，我的心里就嘀咕，还在候机室，大家一起嘀咕。
蒋孝严：为两岸“三通”贡献心力(7)
白岩松：我们这回也有了切身的感受了，在2003年的时候也单向完成了。但是今年大家仿佛感觉变化很大，因为是双向的，都有了很多很多具有历史性的第一次，接下来人们对自己有利的东西的需要是永远不会满足和停下追求脚步的，接下来清明、中秋能不能变成常态化的包机，您乐观吗？
蒋孝严：我现在是主张包机要常态化，不单单是春节、端午、中秋，因为事实上端午、中秋，大陆台商假期不长。
白岩松：现在正在呼吁这两个日子设假期呢，也许有可能。
蒋孝严：现在主要是春节、“五一”跟“十一”，那边放假跟台湾对不上来，这边也没有假期，他们回来家人又在上班，所以我主张把包机常态化，常态化就是定期化，我已经有一个提案了，现今已经有99个“立法委员”联署了，待会儿我可以给你一个版本，名单也可以给你，就是每一个礼拜都有包机。每个礼拜的周末，礼拜六、礼拜天都可以包机，这就方便了，我们300多万人次到大陆去，周末是常常出去的人多，如果不能每天就先从周末开始，礼拜五36班，礼拜六36班，这就常态化了，这不需要航签。
白岩松：可能性有多大？
蒋孝严：就看他（台湾当局）做不做，这很简单的。
白岩松：看他做不做，也得看你们施加压力到底是不是足够的大。
蒋孝严：接下来我们就会来推，现在“立法院”等于是在休会，我们会持续地给他压力。执政党怎么审批？我觉得民众的要求很简单，现在这么多人到大陆去，你说怎么能不“三通”呢，所谓“三通”，一个是通邮，一个是通商，一个是通航。
白岩松：E-mail还有电话等等出现以后，通邮已经不太是问题了。
蒋孝严：你知道一年有多少信？现在两岸有1700多万封信，以前接到大陆一封信我们心里面还忐忑不安的。
白岩松：邮票可能还撕掉了吧？
蒋孝严：信都给你剪开，先看一下（指台湾当局的不合理检查———编者注），现在1700多万封。电话12年前一年的通话量是4700多，去年两岸的电话有54000万通话量。你想想看，这个为什么要绕过卫星等等，花冤枉钱呢？“五一”都通电话，“五一”的通话密度是最高的。通商更不要说了，去年我们两岸的贸易，台湾这边的顺差超过300亿美金，这么高的数额。
白岩松：在通航里头，轮船等等交通也都半通了。
蒋孝严：现在就剩空运了，这个我相信是时间的问题了，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些政治的考量。民进党还有政治的考量，不愿马上调整对大陆的政策，但在民众的眼中来讲，从需求方面来讲，通航还需要争辩吗？
白岩松：您提出了一个新的航线方案。原来即使双向对飞也要绕过香港，绕一个圈！我们都知道两点之间，直线距离最短，却要走一个三角。您提出一个方案，经过琉球的上空，然后直接到上海。北京跟台北高雄之间建立这样一条航线的可能性有多大？
蒋孝严：我想短期之内民进党可能还不会放，琉球上空还不会放，还是要绕港澳的上空。
2005年是改善两岸关系的重要一年
白岩松：这次到台湾也会听到大家好多的议论，比如说我四年前来过，现在跟四年前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跟我聊选票以及选举的抱怨声音明显比四年前多了，说由于选举太密，导致很多政治家都在做短线。都好像一些不能兑现的泡沫，很多东西无法承诺，抱怨的声音越来越多，您怎么看待这样一种抱怨？
蒋孝严：这些会做调整，比如说“立法委员”的任期三年改为四年，从下一届开始，就跟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选举放到一起，不会每年都有选举，大概两年一次，“中央”跟地方选举分割开来，选举的密度减少一些，但选举还是要办的。我想台湾有台湾的环境，选举密度太高大家都会抱怨，选举的制度现在也做调整，把“立法委员”选举改成“代一选举”。这次的选举制度出来以后，现在评论是两极，有的说可能选举水准会提高，有的说可能会有更多的地方贤人上来，基本上情况要比较好一点，当然要把人数减半，可能现在已经定案了，那就不去管他了，就朝这个方向来走。
所以这方面民众是有微辞的，有不满，关于选举的时程太密，候选人或者是政治人物的水准偏低，作秀，奇奇怪怪的都可以上电视，可以拿到选票等等，当然有他的一个政治背景情况在那里，这也是很难说马上能够做改变，可能要一步一步来做一些必要的调整。
白岩松：最后一个问题，大家都感觉到，2005年对于海峡两岸来说，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接连有了很多的变化，你看春节时候的双向对飞，后面的连宋大陆行等等很多事情，对此，您是否有一种判断或者说是预感？2005年对于未来海峡两岸的走势来说可能意味着什么？它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点？
蒋孝严：为两岸“三通”贡献心力(8)
蒋孝严：我觉得2005年对于两岸关系来讲，是一个稳定的年份。我的意思是说，因为今年连主席跟宋主席到大陆去访问，使得两岸的情势趋于稳定。在去年的时候两岸形势是比较尖锐的，在2003年更紧张，今年缓和了。现在能不能够趁着这样一个趋势来做更好的一些筹划，使两岸共谋其利。可是我看现在已经到了下半年了，情况要有很大的突破并不太容易。能够继续稳定住，我觉得就不错了，不要再把情况搞坏，不要再找一些议题来刺激两岸的这种稳定性。因为2006年是我们要注意的，所谓的“制宪正名”，2006年会不会继续推动是需要注意的，原来台湾方面有很大的一些牵制力量，可是也有人要持续地来推，到2007年可能就不太会有什么动作，明年是值得观察的。今年是稳定下来了，可是明年我们要特别留意。
白岩松：您是用相对谨慎的乐观态度去判断这个局势的，您觉得2005年是一个量变的过程，还是可能成为一个质变的开始？
蒋孝严：我想2005年对量变、质变同时都发生了作用，我觉得这至少使得台湾民众加深了对大陆的了解。两位主席的访问也帮了很多忙，因为很多访问都通过直播展现当地的情况，大陆领导人的谈吐也让这边人们印象很深，大陆方面对于若干敏感问题的处理智慧，包括必要的妥协，这边都感受得到。这就让人觉得有很多有希望的空间存在，并没有僵硬到不能够理论的地步。所以我说在量跟质方面都产生了作用。我希望能够趁势有更大的作为，这也很重要。
台北故宫博物院：两岸相隔同出一脉(1)
由于历史的原因，造成了海峡两岸各有一个故宫博物院，两个故宫博物院同根同源，都珍藏着大量代表了中华古代文化的奇珍异宝。对于大陆的大多数人而言，台北故宫博物院久闻其名，却难见其真容。——白岩松
熟悉两岸文化的人也许都有这个印象：北京故宫的建筑世界第一，台北故宫的藏品世界第一。
由于历史的原因，造成了海峡两岸各有一个故宫博物院，两个故宫博物院同根同源，都珍藏着大量代表了中华古代文化的奇珍异宝。对于大陆的大多数人而言，我们对台北的故宫博物院久闻其名，却难见其真容。
白岩松：“对我们而言，既熟悉又陌生的台北故宫博物院，它位于台北山清水秀的外双溪，占地面积1200亩，1965年11月12日落成。尽管从外观上看，台北故宫与北京故宫截然不同，但是整座建筑的设计理念显然秉承了中国宫廷式的建筑风格，碧瓦黄墙，雕栏玉砌，在青山掩映下，显得典雅而壮丽。目前，这里珍藏着1948年以来从大陆运来的60多万件珍贵文物。”
由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受展厅面积所限，通常每3个月会换一次展品，即便这样，要把这里所藏60余万件稀世文物逐个儿在世人面前亮个相，至少需要30年时间。尽管这里展出的文物是常换常新，但是有三件宝物始终没有换过，这就是翠玉白菜、东坡肉形石和毛公鼎，它们被称为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
据考证，毛公鼎是据今2800多年前周宣王时期的“国之重器”，因刻器者为毛公而得名，于清道光末年在陕西岐山出土。
在中国，有两件青铜器堪称青铜器之最，一件是保存在北京国家历史博物馆的司母戊大方鼎，它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最重的青铜器；另一件就是铭文最多的这件毛公鼎。毛公鼎鼎身只有30．75厘米高，却铭刻了32行497个篆书文字，洋洋洒洒记录了毛公辅佐周宣王，后来获得天子赏赐而做此鼎的史实。鼎铭字迹清晰工整，篆文字字笔力遒劲，全篇一气呵成。该铭文是一篇西周真实史料，是研究西周史最珍贵的文献，同时也是我国“造字时代”最经典的作品。因此，毛公鼎可称是价值无双的瑰宝重器。
白岩松：“2003年2月22日我国首次发行了一套书法题材特种邮票《中国古代书法———篆书》，一套共两枚，其中的一枚就是毛公鼎的铭文。”
离开青铜器展厅，我们来到玉器展区，去寻找另外两个举世闻名的宝物———翠玉白菜和东坡肉形石。这个玉器馆的门口，有一行文字“比上帝还精巧”，我们于是进入了美仑美奂的雕刻世界。
白岩松：“我们现在到了台北故宫博物院镇馆之宝的旁边，一个是翠玉白菜，一个是东坡肉，东坡肉是肉石，全世界67块，这是其中比较大的一块，它的底座都是纯金做的。翠玉白菜是依照翡翠顺势而为，根据它的颜色雕成一棵栩栩如生的白菜。”
真是百闻不如一见，这棵翠玉白菜由一块半白半绿的翠玉为原材料，绿色的部分雕成菜叶，白色部分雕成菜帮，看上去是鲜活欲滴。
据介绍，翠玉白菜上有两只虫，一只蝗虫，一只螽斯虫。它是清代光绪皇帝瑾妃的陪嫁之物，白菜寓意清白，象征新娘的纯洁，但是白菜叶片上停留两只虫又是作何用意呢？原来螽斯虫代表了多子多孙的意思。
和翠玉白菜放在一起的这块清代的肉形石，是一块天然的石头，色泽纹理全是天然形成的，看上去完全是一块栩栩如生的五花肉块。“肉”的肥瘦层次分明、肌理清晰、毛孔宛然，相信初次看到它的人不会把它当成硬邦邦的石头，因为怎么看它都像是一块连皮带肉、肥瘦相间的东坡肉。
白岩松：“有一种想咬一口的感觉。”
东森主播林青蓉：“我想把翠玉白菜和东坡肉炒在一起！”
除了这三件镇馆之宝外，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13个展厅内，我们发现了许多过去在史料中、课本中了解到的，却未曾谋面的艺术珍品。比如我们在许多画册上看到过的宋代定窑的婴儿枕、明朝的青花龙纹天球瓶、清朝的御用雕花帽架等等，个个精美绝伦、巧夺天工。据统计，当年从大陆运到台湾来的文物共有60万件，虽然只占当时北京故宫南迁文物的1/4，但大多是精挑细选、价值连城的精品。其中器物、书画5万余件，善本书籍近16万册，清宫档案文献38万册，还有后来征集的文物总计65万件。
白岩松：“台北故宫的书画藏品非常值得一说，曾经有专家是这样说的：写一部中国绘画史，每一个朝代最具代表性的绘画作品，可能80%左右会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书画展厅，是所有展馆中最难以估量价值的地方，不仅仅是因为这里珍藏有中国元代以前数量最多的名人书画佳作，更重要的是这些书画正在一天天“老去”，有的甚至无法再进行复制。
台北故宫博物院：两岸相隔同出一脉(2)
台北故宫博物院义务导游谢念荪：“有些书画每次看到它时，都觉得它一天天在‘变老’……每次看到它都很难过，展出一次就破坏一次。”
为了尽可能保护好这些稀有真迹，书画展览的次数和时间都受到严格地限制，我们的拍摄也受到了限制，不能拍摄到更多大师的真迹，我们有些遗憾。
这里有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它和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远帖》这三幅字帖，代表了中国书法艺术的最高水平，被乾隆皇帝并称为“三希帖”。现在“三希”中的真迹有“两希”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而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则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最让人惋惜的是元代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此画是绘画作品中的精品，可惜这幅山水画被分成了两段，前半部分保存在大陆，后半部分则保存在台北博物院。
最近几年，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之间的交流日益增多，1992年双方还共同精选各自的馆藏文物，共同出版了《国宝荟萃》一书。这本书中，分离近一个世纪的“三希帖”又重新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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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茜：人生最怕格局小(1)
我就想做民族大事，民族大事是什么，就是两岸。——陈文茜
白岩松：特别不容易在台北采访文茜，其实有的时候会隔很远看你的节目的一些直播，然后看到你的装束的变化也像你的语言一样，非常的具有新意。每次会特别考虑出镜时的形象吗？
陈文茜：没有，就是随心所欲，其实女人你要是很刻意装扮，那个刻意装扮出来的东西就不好玩。当然我常常讲女人的服装其实里面有政治，政治如果是可以伪装出来的，装出来的它就像口号，你把口号拿来嘴巴喊喊，说出去就算了，你把口号粘在身上，像你的第二个皮肤，结果它是伪装的，就好像面具包在身上，多难受。所以我基本上，这么说吧，我是完全随着我的心情起伏，就是你尽量不要把你的服装变成一个凸显的标志，人们可以多看到你的专业，注意到你讲话，然后你脑袋里头想要传输的概念，可是我老是用我的很多外表装扮打散人们的看法，这也不是刻意的，我就是生性如此，小时候认识我的人会觉得我现在已经很收敛，因为我以前头发染了七个颜色，在我20岁的时候，当朋克文化刚刚起来的时候。
白岩松：但是当比如说1995年回来要跟政治紧紧地捆绑在一起的时候，身边是否也会有一些人不断地告诉你都很好，才气、各方面都很好，但是能不能头发再短一点，能不能再收敛一点？
陈文茜：那个时候不是头发短一点，我是裙子穿得很短的问题，穿马靴，穿短裙，那个时候他们给了我一些绰号等等。我有我天生个性上的困难，可以说我有一个优势也有一个劣势，就是我从小有困难，压抑自己，有一些人其实他有办法跟社会体制做某一种妥协，他在那个妥协里头，他还很有生活的毅力，我不是的，就是说即使我想向你妥协，可是一旦妥协我就完了，我的创意也没了，我的才气也没了，我的快乐也没有了，我的坚定力量也没有了，我的自信也没了，用弗洛伊德的说法就是那个li－bital（力比多）大很多，那个libital你把它压下去的时候，它就弹回来。你自己的东西不见了以后，你本来原来有的能力就跑掉了一半，所以对我来讲，这不是说我刻意，我嚣张，我不管大家，我只是说在所有我可以扮演的角色里头，我就是很自然，我非如此不可。
从政女性就是符合众人期待下的傀儡
白岩松：其实好多人好像天生就有一种概念，比如说当政治和这个女性联系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女性就应该被模式化，头发应该相对短一点，然后穿的应该是职业装，笑得一般不会特别的剧烈等等，但是在陈文茜的身上，这一切都被打破。
陈文茜：应该这么说吧，我自己本身作为一个女性政治人物，刚开始的时候，我就注意到到底女人在政治里头要做什么，我感觉政治是要管理众人之事，结果你自己都做不了主，你管什么人家的事。所以我注意到大多数女人她从政的第一步就是否认我是个女的，我先从我的整个外表、我的服装都让大家忘记我是一个女人，顶好你不在我的性别上做文章，你因此可以承认我的专业性、我的严肃性、我的代表性。所以每个女人当她竞选的时候，或者当她从政的时候，在台湾也好，或者是在华人的社会，甚至在华盛顿地区都有这个特质。比如我们看Albright（奥尔布赖特），或者是我们看Condoleezza（赖斯），她才刚刚离开北京，她们一站出来的时候一定是套装，头发梳得很整齐，Condoleezza因为她是黑人，她还擦了很红的口红，Albright她是美国国务卿，基本连这个东西都没有，她头发梳得很利落，然后她讲话的时候一定是很凶煞的样子，让你无法否认她的专业跟权威。相反的，你看一下比如昆特，你如果想象昆特是一个女的，他这样吹萨克斯风，然后讲话的时候对你这样抛眼睛，有一种迷一样的笑容，你会觉得他很charming，你会既被他吸引，又觉得很不安，但其实他是一个男人，当你觉得他是一个男人，你更可能把他看成是政治人物。所以大多数的女性找了这样一个很安全的方法，可是这个安全的方法某个程度来讲，是你没有个人的特殊性，而且否认你自己的特殊性，否认你自己代表的性别。所以你把自己一下杀了三遍以后，才让自己活过来说我是你的代表，所以我觉得女性从政，你到底帮谁争取权威，你把自己杀了算什么，你就是一个傀儡，符合众人期待之下的一个傀儡。
人生最怕格局小
白岩松：其实我会有这种感触，因为很多人经常会对我说，你为什么总不笑，你要改掉这个缺点就很好了，我开始以为这是一个很容易改变的事情，但是有一天当我笑着说话的时候，我发现我已经不会说话了，仿佛是一个点，但是很多东西都改变了，可能你也是这样的感觉。但是在接触政治的时候，大陆会有一些朋友想问你，政治好玩吗？
陈文茜：人生最怕格局小(2)
陈文茜：好玩啊，对一个女人来讲好玩。我说一个很正式的回答，我举一个例子来讲，你知道女人，女人在这个社会并不容易独处，你嫁丈夫也不容易独处，你单身也不容易独处，所以我们看到大多数的家庭主妇、职业妇女都不太快乐，很大的原因就是说，其实世界上可以给一个女人的东西相当的少，她就守住一块天，守住一块地，守住一个家，守住一个男人，守住一群小孩，她的人生到后来，她成了中年女子，她很少感到幸福，她感到的是一种被剥夺感。这是我到现在慢慢退出政治以后的一个新的感慨，从政有一个好处，它就让我从小活得跟一般女人不一样，我觉得这些都是小事，都不重要，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说某个程度来讲你就有这种气魄，这个气魄未必帮助你真正在政治事业里头表现杰出，可是真的帮助一个女人在处理她的私人事情时表现杰出，她就变得很超脱，格局很大。其实人生处境最怕你格局很小，我觉得从事政治工作有一件事情帮助我，面对自己真正实际生活里的困境的时候，你很容易比一般人放得开，我觉得这是个很大的幸福的来源。
政治让我发的光最大
白岩松：比如说有的人会说女性最美的时候，是当她从众多女性当中被挑出来走在T型台的时候，她把最好的一面给了观众。政治对于文茜来说是不是你的T型台，当你走在这个T型台的时候，你要把自己最好的一面秀出来？
陈文茜：这个不太应该由我来回答，比如有些人会认为我做一个文化人跟艺术家，比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杰出，会觉得可惜。作为一个写作者，像我以前是艺术界的人，他觉得你做一个创意者比在政治上头，看起来好像更杰出。可是我必须承认政治让我发的光最大，所以我就回过头来问为什么。当我慢慢地惊讶地发现这是我小时候没有注意到的一个事情，当我活到我现在这个年龄，将近半百的时候，我还要回过头来看我身边的很多人，看看为什么我会在这里头发光，我发现我好像有一种毅力，一种很奇怪的与生俱来的毅力，有一种信念，有一种信仰，它可能不切实际，可能跟客观环境脱离得很远，可是你从来不会那么细致地去进行计算，所以你这个毅力变成一种勇敢，这个勇敢使你发光，这个东西就跟你说的一个很好的文学写作者或者一个艺术家，他能够发出来的光是不一样的。你说像一个很好的写作者，可能在当年一万个作品里头你写得最好，因为你很勇敢，因为这个世界上多数的人都活得很怯懦、很伪装，这种勇敢是显而易见的。在很多事件上，在重大的历史时刻、关键时刻，结果就变成很多人会觉得你“虽千万人吾亦往矣”，所以它帮助你迅速地发光，而发出的那个光亮就比在文学等其他领域里来得大。所以你真的要问政治，我的政治好像跟别人又不太相同，它其实说穿了就是一种，总是以一种毫不在乎（的样子）走在别人的前头，为什么不在乎，还是天生个性，我也说不上来，以前小时候不觉得，后来才发现。
现在谈政治比较伤感
白岩松：有人觉得一谈到政治的时候，要么喜欢政治，因为它可以展现自己，还有人觉得因为政治的确可以改变很多东西，你看重前还是后？
陈文茜：我觉得当我在从事政治工作，我有一种很强烈的热情的时候，想象自己可以改变某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特别大，就是你突然觉得自己长得很大很大，然后跟历史有某种连接，你不再是一个小小的个人，所以你会很快乐。但是这几年我必须承认我对政治的热情没有以前我20岁的时候那么高，因为我已经强烈地理性地意识到，我无法改变这个时代，我就活在现在限制性的处境之下，我们已经没有办法超越一个民族里头的悲剧跟困境，然后你就知道，你就得度过那个历史的辩证关系，你现在就走到了整个历史的一个低潮，在两岸的，在台湾内部的，族群的，这个历史的起伏岁月它不走到一个极端，它就不会反弹回来，这个辩证关系的极端直到出现为止，它才能够慢慢地回到历史的一个新的循环。
你这么意识到，这么理性，这么冷静，你的热情就不见了，因为你不觉得你可以像马克思讲的“Man can make history”，就是人可以改变历史，你现在发现人不能改变历史，是历史回过头来决定你，你就觉得好挫折，突然之间你多出好多时间，多出可以照顾你实际利益的一些空间，你觉得你好像不需要为理想而牺牲，以前你觉得你是为理想牺牲，结果发现当你不需要为理想牺牲的话，你是如此的不快乐，你发现你很沮丧，你真正把自己牺牲掉了，所以这种事情对我来讲，其实现在谈政治比较伤感一点。
白岩松：其实大家看到了一段时间你跟政治之间的一种紧密的关系和这种热情，可是你又会有另外的一句话“其实我没有政治野心”，我该怎么理解呢？这两个之间仿佛有落差，甚至很矛盾，同时却都摆放在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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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茜：人生最怕格局小(3)
陈文茜：应该这么说吧，我不是没有（矛盾），就是你一开头问我的问题，你的衣服有没有人跟你说这些那些的，我其实是超越不了我性格的某些限制，其实多数人都超越不了，我只是比多数人了解自己。我如果还想从政，以当时蓝军溃败的状况，我应该去选台湾最大县台北县县长，或者去选台北市市长，这个选择代表了一连串你生活的结论，跟你以前的各种都不同，从我的个性来讲是妥协，所以他就清楚地在那里问你说要还是不要，愿意或是不愿意，我心里很清楚，我可能愿意要这个政治影响力的结论，可是我不愿意付出这个代价，所以所谓说没有野心，不是说我很了不起，不是如此的。就是说你一定要了解你自己，我是一个如此要求自己活在一种真诚状态中的人，这个其实是我自己超越不了的。我今天如果要选台北县县长，我要加入国民党，我要取得提名，我必须跟很多地方派系的人合作，我要跟很多县市议员的人周旋，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就一步一步说我愿意或者不愿意，我要放弃我的文学小巷，放弃我对很多艺术的偏好，我做不到，我不是这种人，简单讲就是，你就不是这个料，你要看清自己，所以不用讲什么太伟大的话。
曾经想接辜振甫的班
白岩松：可是你又说假如有一个角色能扮演的话，你很希望扮演像辜振甫老人这样的角色？
陈文茜：对，这是我的精明，因为那个符合我的性格，符合我的理想愿望，就是说当时其实我最想，不是现在，是在1998年的时候，其实我这个时候跟那个时候真是根本没有差别。所以政治未必是累积型的，那个时候，1998年的时候，我就认为说我在台湾的政治做得差不多了，我那个时候要不就是做县市首长，那太可怕了，早上起来救火灾，晚上我去救水灾，太可怕了。我就觉得，如果我对政治有我的理想，我想做什么，其实我就是一个一直想要把自己跟历史联系起来的人，所以我就想做民族大事，民族大事是什么，就是两岸，所以我就一心一意地要接辜先生的位置，我跟辜先生说过很多次，我说我来当你海基会的副董事长，当然辜先生对我很疼爱，这是我的一个想法，我想在两岸谈判里头扮演一个角色，在这个角色里头我希望能讲到两岸里头的某些桥梁、某些成见，把桥梁建立起来，把成见抛在旁边，我觉得它对我来讲，如果它的定义叫做政治，它是一个历史性的政治，对我而言是有意义的政治。如果政治为的是个人利益，权力的政治，那我觉得我的牺牲太大，我不干，可是如果是历史性的政治，我觉得我对它充满了幻想，对它充满了热情，对它充满了……我们讲就是你愿意献身的愿望，那个时候你好像觉得牺牲自己是一个小事，所以，我如果愿意交换的，那就只有这类型的工作。
白岩松：我知道这里的意思，比如说，开玩笑地说，准备好几年才能谈一次，而谈一次只需要几天的时间，而这几天就注定被写进历史当中。
陈文茜：就是你的一生，而且是永远的历史。比如宋美龄，你看她，她五十几岁之前去美国国会演说，那短短演说的几十分钟是她人生的高峰，从此她的人生就下来了，所以到那个时候国共内战到后期的时候，她希望回去，要求美国总统支持她、要杜鲁门支持她，杜鲁门后来没有支持她，她再回到美国以后，完全得不到美国的喜爱跟支持，她人生的最高峰就是那一刻，她在美国国会为了战乱中被日本侵略的中国讲话，就是那一刻她登上历史高峰。她后来到台湾以后，蒋介石逝世了，蒋经国接班，她也聪明地在权力处境下选择闭嘴不讲话。所以她原来是一个练习演讲术的女人，那个演讲让她登上历史高峰，就是在美国国会演说，可是当她来台湾的时候，她选择沉默不语，也不写回忆录。所以你讲她的人生，好像当时战乱的中国、当时整个世界的局势，包括她小时候的训练，以及宋家的所有一切一切，都是为了那一场演说。
白岩松：之前是准备，之后是回忆。
陈文茜：其实人生就是一个moment。
白岩松：但是你这一点，说到这一点的时候，其实回到了非常非常女性的一种对政治的解读方式上，男性不会这样。
陈文茜：这是很history，无关女性不女性，我就是学历史的。
我看穿了权力
白岩松：大家会关注的是你刚才说了一句话，你说在你的个性中就是妥协，但是大家在你的外在，在你的节目当中，在你的一些文章当中，经常解读出文茜的攻击性来，那么这种攻击跟你的妥协看着又是一个很矛盾的东西。
陈文茜：说服不了自己，这个家伙就是该骂，你明知道骂他对自己不利，可是不骂他不行，日子活不下去，不行。所以我说某种程度上来讲，有一部分的我是一个非常理性的、精明的我，可是有一部分的我，是完全属于梦幻型的，这个梦幻型的跟一个精明的我。在政治里头，像我那么多年的政治经验，其实我从20几岁就开始进入政治，我看到很多权力人物的起起伏伏，所以也看穿了权力。因为我们在20出头的时候就在政治里头，你就看到所有重要权力人物的起起伏伏，看到那种权力的现实跟苍凉，我对权力其实是看得很穿，你得到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快要失去，所以你得到的时候也不太快乐，你一旦得到，又害怕失去，结果你得到的不是权力，而是你变成那个权力的俘虏。所以你在问我说为什么我老是这样，其实说穿了，在政治里头，所有说大话的都不是真的，这是我的信仰。我自己就觉得说好吧，你是一个大财团，我本来应该巴结你，巴结你对我有好大的好处，很明显，第一个有钱，第二个有势，第三个何必跟这种有社会地位的人（过不去），得罪他，他对你是排山倒海地反扑，而老百姓傻傻呆呆的也不见得感激你，赚的钱也不到你口袋里，帮了老百姓之后也不一定有好处，这个好处算计出来很明显，拿个算盘一打就很清楚，可是我没办法，我很不爽，我觉得我在这里干什么，这很糟糕，这不是我，我没有办法说服我自己。所以很简单来讲，就是那个精明的我、妥协的我说服不了梦幻的我一直想要突破某些大局或者某些体制，这很困难，没办法，你命中注定就是当一个永远的反对者，永远不会得到真正的权力好处，你到了权力高峰的时候也觉得没什么了不起，所以你人生最要知道的就是你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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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茜：人生最怕格局小(4)
要让我骂的人尊敬我
白岩松：当你骂了一些人的时候，会不会最后形成这样一个结果，被你骂的人都会因为被你骂了觉得很受伤，很惨，但是你跟其他的人不太一样，你即使骂了他们，他们给你的这种反弹的力量，也会比其他人小。
陈文茜：不小，因为我跟他不接触，无所谓，其实你到社会上只要对他没什么需求。有很多财团被我骂，我看他还笑眯眯的，我觉得人到后来，他还是会尊敬你，因为如果你骂他的目的，这里头你跟财团之间的关系，我举例来讲，你跟一个财团的关系，你批评他，可是你不是去勒索他，他气你归气你，他内心是尊敬你，而且是怕你的，在怕里头带一点尊敬。其实最怕的就是说他怕你，可是他很看不起你，那个时候他对你的反击就会非常强。有的时候，其实我未必掌握这些财团那么多的黑资料，可是当我站在质询台上质询他的时候，他就很害怕，因为他真的是作贼会心虚的，其实这个世界很少人会作贼不心虚的，有的时候我就只有露一点点资料，他就以为我拥有全部的资料，大家就打这个心理战。可是某个程度来讲，像你刚刚讲它的反弹没有那么大，最后他只好找一些下三烂出来骂脏话，骂你，对我来讲并没有骂到我，那是侮辱他自己的政党跟他的政治属性。这些财团本身他看到你，他就只觉得他跟你保持距离，刚开始他很气，后来他也拿你没办法。所以我觉得其实政治上头如果你可以让你的敌人尊敬你、怕你，大概就算是某种成功，是不是？
离开民进党像一个太太离开无望的先生
白岩松：我们应该透过文茜的嘴来关注一下台湾的现实，有很多像台湾政治的这种格局等等并不是大陆的朋友都能那么深入地了解。其实最早的一个变化来自于当时你从民进党突然退党，后来被人家开除，但是你又跳到了曾经被你骂过的国民党当中，也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是什么刺激了你？
陈文茜：可能从我来讲，时间很长，从你来讲，时间很短。我在民进党的时间，严格来讲，如果从民主时代，是从我19岁，到我离开民进党的时候，应该是40岁左右，21年，我为一个民主的概念、自由的概念跟他们合作，到他觉得要本土化，我也同意，到后来族群我不同意，到后来我们站在第一线上要求正视两岸问题跟族群问题的时候，他们的地下电台，用各种骂女人的脏字，侮辱我长达三四年。我后来离开民进党的时候，就像一个受虐的妇女的心情。我到后来就是经过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的努力，我就承认一件事情，就是说“###”基本教育派在民进党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力量，所以当我离开这个党很像一个太太离开她所了解的一个无望的先生。
要让台湾的百姓一起分享中国的崛起
白岩松：但是还是有些人在说，面对政治的时候，说“不”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因为要体现出你的良心和判断，但是好的政治人也应该想对未来怎样才能够说“yes”，你面对两岸关系的时候，你希望下一步怎样走？
陈文茜：我希望让台湾更多的人把在大陆发展的路线能大幅度走下去，你今天把台湾老百姓关在海峡的那一边，然后告诉他大陆的崛起，大陆很强，你越强我越穷，你越强我跟你的冲突关系就越深。第二个就是说，我讲一句话让很多大陆的人做一个参考，其实你想想大陆的农民为什么当时会支持革命，为什么？为什么老是有一群最穷苦的人他很容易被动员？包括当时俄国时代的那种农###动。我有一次到高雄南部去，我去看了一群农民，他在台湾这么富裕的社会里头，很热的夏天，三四十度的，他脸包起来，身上统统都包着布，两人呆滞地看着前面，三四个人坐在一个很小的卡车里头，这在一个穷苦的社会里头是常见的，可是在台湾富裕的社会里头，你会惊讶地说他跟我是同一个地方的人吗，你问他是外劳（从外地来台的劳工———编者注）还是台湾当地的劳工，是台湾当地的、失业的，一天只有300块钱台币，等于人民币只有七十几块钱的工资，这个在台湾现在的生活水平太低太低了。
你看到这群人不用太多的分析，你去看他的眼神，看着前方呆滞的样子，旁边开的是宾士各种轿车。我请问你，他除了追求生存的尊严，他能追求什么，因为他的人生是没有希望的。所以给他希望，改变他，让他觉得他不要去追求那种虚幻的、假的台湾意识，而让他可以很理性地看整个大局势的改变，然后抛弃掉这个地方给他的那种满足感，是解决这个问题惟一的条件。所以你Say yes，这个yes不是靠说中国人我们是一家，不是的。他没有了未来，给他未来，他没有了希望，给他希望，你把整个中国崛起的希望让台湾当地的老百姓一起共享，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改变的方法，否则如果没有这种质变，政治人物、少数领导者的操弄跟一时选举的胜败，就使得这个问题永远只是摆在那个地方，是不会动的，而且随时爆发危险，这是我的看法。
陈文茜：人生最怕格局小(5)
不做政治启蒙者，愿做心理辅导师
白岩松：大陆有很多的观众通过他们的渠道，包括很多媒体人员会注意到你在台湾不停地说话，因为各种各样的节目，其实文茜都经常会出现，是不是有时候也会问自己，我说的这些东西谁在听，我要说哪些东西？
陈文茜：是啊，其实我尤其是2004之后，我觉得自己好像说的是废话，我改变不了他们，也改变不了很多人的成见，台湾现在是用偏见在思考事情。我想过要不要说，（不说）不行，还是因为我的个性，不说我还是陈文茜吗，我不是说陈文茜很厉害，可是我活不下去，我不要为别人而说，我觉得我不说就表示我最后连最起码的一点自我都放弃掉了。所以我就会想起我小孩子的时候，20岁，在那之前台湾有像殷海光，或者是某一些人，你要知道所有革命年代出生的人，他很多事情从来不是很短线地去注意立即发生什么，我说的马上就能有用吗，我不知道我有用没有用，或许我种个种子，或许我就是一个最后被铺上去的没有意义的石头，但是我说了，至少表示我存在，就是存在主义，我说了表示我存在，我是把我自己很真诚的想法当一回事，有一天我不说了，我连我自己都不当一回事，我被你践踏本来就是理所当然，那不是吗？所以我到现在很多事情，不是为任何人说，就为自己，肯定自己是一个理想的存在，你是有意义的存在，为这个事情而说。你每天说的时候，我们有很多观众，他可能在这个地方活得很痛苦，他觉得他没有未来，你说的话相对他来讲不是一个政治的启蒙，而是一个心理的辅导，因为你好像在给他做一个心理的安慰工作，因为大多数人是活得很没有自信，他也不知道他想的对不对，他在一个集体环境里，因为他不是执政的一方，他看到好像他是弱势，他到底想的对不对，他开始怀疑自己。所以他打开电视，他打开广播，他看文章，他听到你，他阅读到你，他看到你，他突然发现，我是对的，你就帮助一群人，（让他）相信他的真理，因为他如果连他自己都不相信，他就整体崩溃掉了。
台湾就像马戏团
白岩松：有的时候听别人说话是跟这三个“解”是有关的，要么解惑，听听大家说什么；要么解气，说得过瘾；要么解决，你觉得这三个“解”里面，哪些话是听文茜的时候最多的选项？
陈文茜：我觉得是前两个，解决以前很多，现在越来越少，比如“三一九枪击案”，公共政策他们觉得比较可能（解决），所以台湾最近开始有很多人会希望讨论公共政策，觉得这个问题不牵涉“###”总能解决吧，贪污总能解决吧，那些事你说说他总可以解决吧。最近大家对这个层次比较在乎，两岸问题在连战先生访问中国大陆那一次之后，许多人认为气氛变好了，说不定可以解决，所以他想听到两岸问题的很多现状。我自己认为说，我不是从他们想要听什么（就去做什么），我会想他们该听什么，所以像我现在自己做电视工作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应该转型，比如说像我自己常到大陆去，在香港，看那边的报纸，海峡这么短，可是那个距离好远，好像一个北极、一个南极。台湾大多数的人因为他的资讯非常local，非常本地化，他不是本土化，是本地化到可怕的地步，他连国际发生什么事，大多数都不太晓得，每天追逐非常综艺的，有人说台湾热衷政治，这是错的，台湾是马戏团，每天都有一个节目，有一个名模在大连摔马了，它希望（这个消息）比什么都重要；一个名模她先生打了她一顿，家庭暴力，这件事情就可以被讨论###天。
白岩松：这几天我已经感受到了。
陈文茜：有一个艺人自杀死了，他可以闹个二十几天，比宋楚瑜访问大陆来得重要，所以台湾是一个马戏团，很多人说它热衷政治，它不是，它是热衷综艺。我自己会想这些人该知道什么，他不能不知道大陆发展的事情，他跟大陆，对于大陆所有的资讯越隔阂，其实那个心理的距离、文化的距离、感情的距离就越来越远。他对世界的了解越来越少，他固步自封，自以为是，在很多事情的判断的偏见就会不断地重复。所以像我自己现在就会觉得，我应该多说一些话，多做一些节目，甚至每一个礼拜固定地把大陆当地很多地方发生的不同的事情，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包括像你们现在跟美国Unico石油公司并购的事情，跟美国的争执等等，还有比如说上海浦东要变成经济的金融实验特区这个事情，让台湾人民知道，让他们觉得他们是这个经济体系的一部分，他跟这些人分享了，其实我们常常说什么叫我跟你是同胞，我跟你是同胞不仅在一千年前是同胞，也不仅在一百年前是，是我跟你在这个事情上有共同的记忆。现在台湾跟中国大陆由于资讯的拉开的关系，它没有共同的资讯，也就没有共同的记忆，所以大家的关系就越来越远。所以我刚刚讲说质的改变，一个是经济的部分，一个是人的思想的部分，我觉得这两个部分其实是需要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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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茜：人生最怕格局小(6)
对中国的历史有一种很深的感情
白岩松：我也听到最新的一句话，这是文茜说的，我不应该只让2300万的台湾百姓认识我，也应该让中国的13亿人都认识，是不是因为在这方面做的好多事情已经做到头了，也许换一个方向去做，也同样可以去促成你希望促成的很多事情？
陈文茜：几个原因，一个是年龄，而且第二是台湾的事，重复性，台湾现在就是一个停滞的社会，你知道中国也曾经是一个停滞的帝国，大概从16世纪停滞，没有任何发展，世界一直在改变，中国没有改变。
白岩松：有一本书的名字就是这个。
陈文茜：《停滞的帝国》，是吧。台湾现在是一个停滞的社会，所有的政治、经济、社会现象全部都停滞在那里了，它停在那里，可是岁月一天一天过去，我不是20几岁还跟着它停滞就算了，我现在到了一个年龄，我说我人生还可以在某些事情上有它的发挥，就那么十年，我把这十年消耗给停滞的这群人，等到想通了，我已经完蛋了。还是我把这十年花在我觉得比较有意义的一些未来新的事情上。我觉得到了这个年龄，到了台湾这个时局，其实这个年头全球化跟整个大陆的崛起，你也没有必要死守一个小岛，所以我自己本身，因为我本来比较重视思想性的、文化的，或者说整体历史性的东西，所以我就把自己所有的，像我20几岁关切的重点慢慢转移，这个也并不容易，因为你在大陆这块的了解没有像过去你对台湾问题那么清楚，所以你就逼自己要学，看更多的东西，学更多的东西，把专注、把各方面的背景往那个地方去移动。给我一个感觉，你好像重新年轻了，你觉得你好像又变成第二个人生、第二个童年、第二个开始，也有好处，这对中年人绝对有好处的。
白岩松：当然你谈的是自己，但是毕竟要通过媒体、通过文章的方式，在大陆的一些杂志上现在也会偶尔看到你的文章，而且密度在逐渐地加大，另外去凤凰做节目，包括连宋行的时候你会在大陆的媒体经常露面，可以说陈文茜来了，面对大陆她来了，你希望带来什么，你希望对大陆的观众、读者都说些什么？
陈文茜：我觉得最早期的时候，我觉得我想告诉他们，中国大陆崛起的时候应该如何面对世界，我其实对中国的历史有一种很深的感情，特别在16世纪，我一直在了解为什么中国停了，在最富强的时候停下来，它的问题在哪儿，它一定有问题，它不是只有帝国主义侵略，不仅是帝国主义，如果是我们自己努力不够，那需要努力的应该是什么，那个错误是什么？我有一个答案，可能中国大陆很多民众并不接受，因为我在凤凰说过，他们很生气，我认为中国没有一个真正面对全球的观点，它欠缺一个世界观，它觉得它是世界中心，可是它非常封闭地活在自己的紫禁城里面。
对维护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很感兴趣
白岩松：我相信你这段话反而在大陆是特别容易接受的，因为在大陆无数的学者、文章其实都在写这样的东西，甚至大家都会熟悉一个笑话，过去皇帝在面对外国人进贡的时候永远都是一个“来了，跪着”，人跪着可以拿走他的国土，但是他觉得跪完之后他就会很开心。大陆一直在反思过去的几百年，也在寻找原因。
陈文茜：今天我们刚好是郑和下西洋600周年，那个时候全球最大的舰队后来为什么没了，现在的中国在崛起了，可是它改变了吗，它真正ready去面对这个世界局势的改变，而且了解它在这样一个大国的世界里头，它在一个大的世界里头，除了它过往的悲情之外，它在全世界的新的战略地位里头，它有什么样的心理准备，这个心理准备比你的军事准备，比你在很多经济上头的准备，可能对一个国家、对一个领导者来讲，更是重要，对老百姓也是。所以我如果讲16世纪的中国，它的经济准备、它的军事准备绝对都是充分的，可是它的心理准备出了问题，就是它对世界的观点，它不了解说我要不断地扩张，这个扩张不见得是侵略别人，可是我不断地学习，我不断地改变，我从来不满足我的现状，我要不断不断学习，现在中国大陆已经有了这些，我还要加入更多，我有了这些还不够，我要加入更多。
当然现在中国大陆因为它过去的这段时间将近100多年了，甚至200、300、400年的空白，所以在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时候，中国好像在跟世界抢时间，它的发展速度都是坐直线电梯上去，它已经很了不起了，说起来它是非常非常了不起，像上海几步跳，所有在全世界看过不同国家发展的人都对大陆竖大拇指，就是一句话，敬佩。可是它有些问题走到了顶点的时候，它也会碰壁的，比如说它上次大家就捏一把冷汗，WTO的问题它能过关。第二个就是，第三世界国家受到美国文化侵袭的时候，中国怎么一方面维持它的全球化，可是一方面找到它自己的文化主体性，这些问题其实对中国来讲，它的考验越来越大，是的，改革开放，是的，跨出一步，你经过了很多的困境，可是在你前面困难还有很多很多，所以你问我的时候，我如果想到中国大陆去，我第一个想做的就是这个领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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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茜：人生最怕格局小(7)
中国的文化对我来讲，因为我自己本身是文化人出身，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全球化的过程当中，中国怎么去维持它独特的文化的主体性，像我特别爱北京，我也很喜欢上海，二三十年代的风格，可你不能像这样搞一个新天地，全部通通都是，都是外国的教堂，这是中国，这是一个古老的文明国家，上海虽然不古老，可是它总是二三十年代全世界最美丽的城市之一，你怎么会搞得全部都是像那种非常无趣的西方教堂的复制。而且，像沃尔玛进去你那里，所有的大卖场都是美国的文化内容，好莱坞进去了，你的文化产业统统被挤倒了，它有商业机制，你就垮掉了，所以我对这些部分的兴趣其实跟台湾问题是没有关联的。
北京对我不是一个城市而像一个男人
白岩松：所以文茜特别喜欢北京是吧？
陈文茜：特别特别喜欢。
白岩松：而且一定不是新东方，而是类似故宫、颐和园等等。
陈文茜：当然，而且我觉得北京对我来讲不是一个城市，它像一个男人，脸上有很多沧桑的表情。想到它的悲情就觉得它特别迷人，可是觉得它很倔强，然后又看到它的柳树，又觉得它很温柔，所以我对北京的感情很特别，我曾经说北京像一个满布创伤的男人，可是脸上有一种温柔的表情。我就看到你们在冬天的时候，天安门前面那个长安大道上很冷很冷，晚上都没有人，只有几个人骑脚踏车，然后就几个俄罗斯式的路灯，然后再经过一条路，又有一些运河，杨柳没有全部落光叶子，还有一些绿色的叶子，运河在冬天的时候有一点点白白的雪，好美丽。
白岩松：如果把它转化成男人的话，会不会是现在单身的文茜一个理想的老公的形象？
陈文茜：大概是，我想是，没错，就是北京那种热情的，我基本上不会喜欢上海那种风骚型的男人，不过我常常吹61阅读
陈文茜：人生最怕格局小(9)
因为陈文茜等人的社会和解、反“###”等主张被民进党内的“###”势力所不容。1999年3月，陈文茜退出民进党。1996年，她开始主持政论性节目《女人开讲》。2000年又推出《文茜小妹大》，在节目中她引经据典，抨击民进党当局。由于对民进党了解透彻，往往能够切中要害，因此被认为是台湾政坛“打击扁政权”的专家。因此也招致民进党的嫉恨，甚至有人对她进行人身污蔑和恐吓，她的节目《文茜小妹大》曾换了三家电视台播出。
2001年，陈文茜又一次高调介入政坛。她以无党籍身份参选“立法委员”，没有举行任何大规模造势活动，却以高票当选。2004年台湾选举年，陈文茜再度大放异彩。从泛绿到泛蓝，她又为连宋竞选“总统”出谋划策。她头脑灵活，点子很多。但是，枪击案和选举的失败，令陈文茜再一次离开台湾。2004年12月，陈文茜宣布离开政坛。
陈文茜至今未婚，与五条狗为生，对爱情“不期待也不反对”。她说，如果现在死了，讣文就写“陈文茜，47岁，留下五只狗，争议一生”。
○你开个头你就可以出去了，剩下一个小时她就负责了。的确陈文茜的口才非常好。她有一句话，我不能只让台湾2300万人认识我，我还得让大陆13亿人认识我，快了。
———白岩松
○她形容北京是一个布满沧桑但是却有温柔表情的男人，这句话信息很多，很有味道，她喜欢北京这样的城市。
———王立明
○我是一个如此要求自己活在一种真诚状态中的人，这个其实是我自己超越不了的。
———陈文茜
○我就是一个一直想要把自己跟历史联系起来的人，所以我就想做民族大事，民族大事是什么，就是两岸。
———陈文茜
○如果政治为的是个人利益，是权力的政治，那我觉得我的牺牲太大，我不干，可是如果是历史性的政治，我觉得我对它充满了幻想，对它充满了热情，对它充满了……我们讲就是你愿意献身的愿望，那个时候你好像觉得牺牲自己是一个小事。
———陈文茜
○台湾是马戏团，每天都有一个节目。
———陈文茜
○我到现在很多事情，不是为任何人说，就为自己，肯定自己是一个理想的存在，你是有意义的存在，为这个事情而说，所以你就说，你每天说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有很多观众，他可能在这个地方活得很痛苦，他觉得他没有未来，你的说话相对他来讲不是一个政治的启蒙者，而是一个心理的辅导师，因为你好像在给他做一个心理的安慰工作。
———陈文茜
○台湾现在是一个停滞的社会，所有的政治、经济、社会现象全部都停滞在那里了。
———陈文茜
○台湾现在是用偏见在思考事情。我想过要不要说，（不说）不行，还是因为我的个性，不说我还是陈文茜吗，我不是说陈文茜很厉害，可是我活不下去，我不要为别人而说，我觉得我不说就表示我最后连最起码的一点自我都放弃掉了。
———陈文茜
○我觉得北京对我来讲不是一个城市，它像一个男人，脸上有很多沧桑的表情。
———陈文茜
○中国好像在跟世界抢时间，它的发展速度都是坐直线电梯上去，它已经很了不起了，说起来它是非常非常了不起，像上海几步跳，所有在全世界看过不同国家发展的人都对大陆竖大拇指，就是一句话，敬佩。
———陈文茜
○我特别不能忍受那种整个人生命停滞的感觉，你就觉得你一下就老了，人会觉得老，不是你的岁月，而是你停了。
———陈文茜
○在冬天的时候，天安门前面那个长安大道上很冷很冷，晚上都没有人，只有几个人骑脚踏车，然后就几个俄罗斯式的路灯，然后再经过一条路，又有一些运河，杨柳没有全部落光叶子，还有一些绿色的叶子，运河在冬天的时候有一点点白白的雪，好美丽。
———陈文茜
○中国的文化对我来讲，因为我自己完全是文化人出身的，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全球化的过程当中，中国怎么去维持它独特的文化的主体性很重要。
———陈文茜
人生就是万花筒
———白岩松
陈文茜并不忌讳谈论自己并不年轻的年龄，却很忌讳别人管她叫大姐，我为此在与她初见面时遭了冷脸，而当我改口叫“小姐”以及文茜时，她很快眉飞色舞，兴高采烈，看样，这就是陈文茜的软肋，如同每一个女人一样。
但陈文茜毕竟不是普通的女子，几十年同政治打交道，投入了青春以及全部的激情和爱恋，以至于错过了最想得到的爱情，至今单身。然而这却使陈文茜变得更不可复制也更加自由，当然也更加忙碌。一来这是陈文茜的性格，二来根本就没有时间寂寞，三来两岸三地的媒体越来越需要她。
陈文茜：人生最怕格局小(10)
陈文茜当然是一个很好的谈话对象，你开个头，就可以了，然后在时间快到时，告诉她结束就行。在台湾，陈文茜很有话语权，10天时间里，我在台湾看到她3个电视节目，并上了一次她主持的广播节目，而陈文茜自己，显然已经不能满足于台湾的小格局，用她自己的话说：不能只让台湾2300万人认识我，而要让大陆的13亿人都认识我。于是陈文茜开始与凤凰合作，又上了我们的镜头，再加上文字的输出，估计陈文茜离成为大陆熟悉的名人已经很近了，这符合文茜的追求：人生喜欢大格局。
但像万花筒般调换着自己人生色彩的陈文茜，在感情方面却暂时是单色的。不过在我们的对话中，文茜少女般谈论起北京，像是在谈论着自己的初恋与单相思，那么我们好奇，文茜的爱恋会是在大陆吗？谁知道呢？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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