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续

我终于都想起了你，隶属于我的，那个春天。

春意盎然，我却了无颜色。

恐怕除了我，处处是春天～了吧。

想你了，就是想你了，我的春。

那年，我第一次踏春，花很香，草很绿，你的香味正正好。

靠在你的背上，安稳的感觉，像好好地睡了一觉。( 文章阅读网：www.61k.com )

那条路好长，路旁开满了花，很是不俗。越走，越乐。

不知不觉，春，去了一个又一个。

岁月静好，心已接近黄昏。想做的事，都不敢做了，想笑，很自如地笑了千万遍，想哭，却再也哭不出来。

我想我是醉了，醉在了被自己辜负的岁月，醉在了被自己冷落的国度，麻麻木木，浑浑噩噩。

现实不如我思，现实不达我意，我要醉，醉在有生之年，笑过余生之夜，不加思量。

风雨里奔跑，泥泞里前行，勤勤恳恳，一份耕耕耘一份收获。收获了睿智，收获了心境。

通往幸福的路，太漫长。执着的人，一站，就是一辈子。

二 : gruntjs续

gruntjs
官方教程：http://gruntjs.com

本次主要讲述Gruntfile.js配置文件在项目中的应用
配合jade、less一起使用。（www.61k.com］

项目目录包括jade文件夹、less文件夹、css文件夹、js文件夹等等
jade文件夹中包含首页、版本选择页以及提示信息页
活动首页样式变化频繁，但是jade可以实现超文本标记语言结构化，简化开发利于维护
版本选择页变化较小，一次开发，以后基本维持。
结果页及信息提示页实现结构化，主要变动标题及链接，可以通过配件tip_conf.jade文件，每次修改这个配置文件即可。

tip_conf.jade源码介绍：

title = '活动标题', buyphone = 'http://buyphone', buybox = 'http://buybox', bookphone = 'http://bookphone', bookbox = 'http://bookbox', home = 'http://home'

Gruntfile.js配件文件源码：

module.exports = function(grunt) {  grunt.initConfig({  pkg : grunt.file.readJSON('package.json'),  conf: {  date: '130601',  ocss: '<%= conf.date %>/less',  tcss: '<%= conf.date %>/css',  js: '<%= conf.date %>/js',  ophone: '<%= conf.date %>/ophone/tip',  obox: '<%= conf.date %>/obox/tip',  tphone: '<%= conf.date %>/phone/tip/phone123456',  tbox: '<%= conf.date %>/box/tip/box123456'  },  jade: {  compile: {  options: {  data: {  debug: false, },  },  files: { // 包含首页、版本页、提示页  "<%= conf.date %>/index.html": ["<%= conf.date %>/kindex.jade"],  "<%= conf.date %>/choose.html": ["<%= conf.date %>/kchoose.jade"],  "<%= conf.tphone %>/AccountQustion.html": "<%= conf.ophone %>kAccountQustion.jade",  "<%= conf.tphone %>/buyExpire.html": "<%= conf.ophone %>kbuyExpire.jade",  "<%= conf.tphone %>/CodeError.html": "<%= conf.ophone %>kCodeError.jade",  "<%= conf.tphone %>/downOrder.html": "<%= conf.ophone %>kdownOrder.jade",  "<%= conf.tphone %>/joinShopCart.html": "<%= conf.ophone %>kjoinShopCart.jade",  "<%= conf.tphone %>/NoRegister.html": "<%= conf.ophone %>kNoRegister.jade",  "<%= conf.tphone %>/NoSuccess.html": "<%= conf.ophone %>kNoSuccess.jade",  "<%= conf.tphone %>/OnlyOne.html": "<%= conf.ophone %>kOnlyOne.jade",  "<%= conf.tphone %>/OnlyOne_x.html": "<%= conf.ophone %>kOnlyOne_x.jade",  "<%= conf.tphone %>/QueryBuy.html": "<%= conf.ophone %>kQueryBuy.jade",  }  }  },  less: {  production: {  options: {  yuicompress: true  },  files: {  "<%= conf.tcss %>/mactive.css": "<%= conf.ocss %>/active.less"  }  }  },  uglify : {  options : {  compress: true,  },  build : {  src : '<%= conf.js %>/ac.js',  dest : '<%= conf.js %>/ac.min.js'  }  },  watch: {  options:{  livereload: true,  },  css: {  files: ['<%= conf.ocss %>/*.less'],  tasks: ['less', 'jade'],  },  uglify: {  files: ['<%= conf.js %>/*.js'],  tasks: ['uglify', 'jade'],  },  jade: {  files: ['<%= conf.date %>/*.jade', '<%= conf.ophone %>', '<%= conf.obox %>'],  tasks: ['jade'],  }  }  });  // 载入concat和uglify插件，分别对于合并和压缩  grunt.loadNpmTasks('grunt-contrib-concat');  grunt.loadNpmTasks('grunt-contrib-uglify');  grunt.loadNpmTasks('grunt-css');  grunt.loadNpmTasks('grunt-contrib-jade');  grunt.loadNpmTasks('grunt-contrib-less');  grunt.loadNpmTasks('grunt-contrib-watch');  grunt.loadNpmTasks('grunt-contrib-yuidoc');  grunt.loadNpmTasks('grunt-contrib-livereload');  grunt.loadNpmTasks('grunt-contrib-handlebars');  // 注册任务  grunt.registerTask('default', ['less', 'uglify', 'jade' ]); };

运行grunt watch
当less、js、jade文件有变化时会自动编译，是不是相当方便。简化了工作流程。
以上过程只是初探阶段，欢迎一起讨论gruntjs。

附：
版本选择页
grunt

三 : （续）

《61阅读。这位叫王军的军官出身於革命干部的家庭，正受到上级的器重，前程无量。他的顶头上司知道王军与地方女学生恋爱的事後，通过当地党组织调出这位叫玉珍的女孩子的档案来看，发觉她爸爸是位仍在劳改队的历史反革命分子。他马上制止王军与玉珍接触，并替王军找了一位...女朋友。王军在上级软硬兼施的压力下与这位女...员结了婚。玉珍因成分不好，考不上大学，失业在家，只好嫁了一位他不喜欢的街道干部。为的是使後代有个好成分不至於象她一样永无出头之日。

一九五九年王军被打成彭德怀反党集团的爪牙，受到政治处分并被复员回山东老家。他倒霉後，他的党员妻子马上与他离婚，他带着他的儿子即将离开长沙。在长沙街头上他碰巧碰到了他昔日的女友。他们互相了解了对方的情况後，无限伤感。当晚玉珍希望王军把他的儿子留在她家住一夜。第二天玉珍送王军父子上火车，上车前她将一件通宵织成的毛背心送给王军。火车开动後，王军让儿子说声“姨母再见”，儿子坚决不说。等车开动後，爸爸问儿子为何如此固执，儿子说“她不让我叫她姨母。”“那叫什么？”王军大惑吃惊。“她让我叫她母亲”。儿子说着拿出1个信封，说是“她让我开车後交给你，”信封里装着一迭现金和一迭粮票。

当时正是大饥荒来临的时刻，这些钱粮对1个被解职还乡的人来说真是雪里送碳。王军手里拿着这些钱粮，望着远去女友的身影不禁潜然泪下。他问儿子“你叫了母亲吗？”

“叫了”。

“她说什么了？”

“她抱着我哭了，说我是个好孩子，”然後把我亲了又亲。王军看着儿子酷象自己的脸庞，忍不住抱着他，在他那印满玉珍亲吻的脸上亲吻起来。

这本小说感情写得十分细腻，情调极其伤感、灰暗。我那时还从未看过一九四九年後出版的色彩如此灰暗的小说。看完我已是满脸是泪了。

黄启龙应该是一九八三年满刑。但毛泽东死後，他於一九七八年下半年被释放回家。那时卢国安在长沙到我家来聊天时告诉我的。他说黄眼镜的改判书上说他的确有罪，但量刑过重，所以提前释放。後来我又听人说黄启龙一直在要求当局为他平反，恢复他原来的职位，但一直没有结果。

——《61阅读”(一九六九年)运动时，这些地下反对党活动自然就被政府发觉，正象张九龙和刘凤祥的情况一样。

我想起张九龙关于文革有利于...政权稳固的判断，心里想文化革命使...破获了很多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二年发展起来的地下政党活动，的确使反对当局的政治势力了致命的打击。

因为对“三年苦日子”(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二年)不满而进行地下反政府活动的另一股势力叫做“一贯道”。我碰到几个一贯道的成员。他们都是不大识字的乡下农民，在劳改队都十分驯服，对干部恭敬顺从。但背地里却有不少牢骚。

一位姓林的同犯有次问我：“你知不知道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军师刘伯温呀？”我点点头。

“刘伯温有本惊世之作：《烧饼歌》，你听见过吗？”我摇摇头。他朝我耳边凑一凑，轻声说，“那可是泄露天机的微言大义呀！”

我看他那神秘的样子，很不以为然(我是不信任何宗教、神学的)，“什么样子的微言大义，你能给我2个例子吗？”

“《烧饼歌》中有一句：‘二八胡人二八秋’，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不知道。”“胡子和毛是一回事，胡人是指姓毛的人。毛泽东3个字共是二十八划，所

以二八胡人是指的毛泽东。二八秋意思是毛泽东执政二十八年后社会就垮台！你看刘伯温六百多年前就给毛泽东算了命，毛泽东过不了一九七六年！”

我心里觉得好笑，“这真是太牵强附会了。”

“你不相信呀，你可是要信呢！《烧饼歌》里早就预见了...上台后会死上千万人，会把老百姓的房子都拆了，用土砖做肥料，会把老百姓的锅灶都砸了去大炼钢铁，人人会饿得得1种从未见过的‘水肿病’，妇女会饿得不来月经！”

那是一九七三年，我只是耐着性子听他举很多《烧饼歌》中预见...一九五九年会干的坏事，但心里一直也不相信刘伯温能预见...朝代的事。

直到一九七六年毛泽东死去时，我才突然想起这个《烧饼歌》，如果不把那句话解释成...会在一九七六年垮台而是解释成毛泽东会在一九七六年失去权力，《烧饼歌》还真灵验。

两三年后，我才知道，传播和按照农民的经验解释《烧饼歌》就是农民的组织“一贯道”的主要活动方式。这位林“同犯”就是因为传播解释《烧饼歌》而被判七年徒刑的。

3大队每个中队有个犯人负责为所有犯人“剃头”。那是用一把剃刀把所有头发刮得光光的。我们三中队的“剃头师傅”姓邱，五十多岁的样子，看去很和蔼。每次他给我剃头时都要向我吹嘘他解放前的生活。他说他解放前有2个老婆，人们都称他“邱老爷”。

我忙问他，2个老婆在一起不会打架吗？他不以为然道：“她们才不打架呢，她们相处得很好。我对她们很公平，每次买衣服，每人一定是同样质量的，我不偏心，她们自然不会吵架。”有次他告诉我解放前夕他是乡下1个乡长，刚解放时，他带着...的土改队抓了杀了很多“恶霸地主”。

“可怜呀！”他伤心的样子，“这些恶霸地主的儿子，兄弟都被斩尽杀绝呀！”不久，那些不是“恶霸”的乡绅也成了镇压迫害的对象。很多过去是国民党乡长、镇长的人都被杀了。“那时1个工作队长就有权杀人，不要经过任何上级批准。”

他心有余悸的样子，“我幸好是较早被关到公安局了，要不然也被工作组杀了。我的兄弟、爸爸、儿子，全被杀了呀！”

邱肯定是个历史反革命了。有次他为我剃完头后，他突然说要给我看相，要我坐着不动。他把我的双手放在腿上，摸摸我的2个耳垂，又要我站立起来，把手放下。把我摆弄了好久，他告诉我“你两耳垂长而重，双手下垂几近膝，有福之相呀，有福之人呀。你知道刘伯温的《烧饼歌》吗？刘伯温几百年前就预见这个朝代二十八年后就会垮，连新朝代的军师和皇帝都定好了。现在就是要照着刘伯温的《烧饼歌》找军师和皇帝。”

我这才吃惊地发现，这个“历史反革命”也相信“一贯道”，而且一贯道的另1个重要活动就是用看相的办法寻找代替...朝代的新朝代的“天子”和军师。我的印象中，信奉一贯道的“反革命犯”在3大队占相当大的比重，因为我听很多从农村来的政治犯在谈论刘伯温、《烧饼歌》，以及它们与一九五九年大饥荒和...朝代命运的关系。

邓祥生曾告诉我，文化革命开始时，乡下的很多老人说那时的动乱很象清末民国初时的政治情况，很多老人因而预见，...朝代可能要完了，象元朝一样寿命不会很长。

这种观点对我来说是如此陌生和令我惊异，因为这种对文革的看法与我们城里人对文革的看法是如此不同。

我在监狱里做了五六十本读书笔记，还有1个电影文学剧本。这些材料中包含很多与官方意识形态不相容的东西。卢国安帮助我将这些材料藏在曾爱斌的木工房里。

我妹妹一九七六年来建新农场看望我时在3大队住了一天。她离开3大队时，曾爱斌冒着冬天的寒风和被干部发现的危险(如果他被干部发现做这种事，他和我都会被加刑)跑了四五里路，在去岳阳的公路上追上了等汽车的我妹妹，把这些笔记和材料都转给了她。

妹妹后来告诉我她被曾爱斌那种忘我的献身精神深深感动。曾爱斌在雪地里跑得全身汗得透湿，一站住就冷得发抖。但他毫不在意，象传递圣经一样，把那1大包材料交给了我妹妹。这

包材料中还有一封给我妹妹的信，信中估计毛泽东死后，一九五九年的问题，反右派的问题将来都会成为新上台政治家建立自己的权力基础时用来号召人心的“政治王牌”。

我满刑时曾爱斌还没有满刑，他给我做了个精致的木盒子留作纪念，外面看上去是本大书，里面可以装笔记本。那个大盒子正面刻着1个英文词Forward(前进)。

侯湘风和郭中柱

——《牛鬼蛇神录》第二十七章

我记不得侯湘风是什么时候到3大队来的了，可能是政治犯与刑事犯分编分管时来的，也可能是那之后单独从看守所押送来的。这种单独押送来的犯人不引人注目，往往是犯人出工时进了监房，第二天早晨，队伍中就多了1个犯人。

但侯湘风是锋芒毕露的知识分子，大概在他来3大队后不久就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脸上轮廓分明、面善，是属于那种可称得上英俊的中国人。他看上去30岁左右，行为举止好象个刚出大学门没有什么社会经验的人。

我住的监房离他的监房只隔着2个监房，劳动时也经常隔得不远。只要是中耕水稻，中耕棉花等不大繁重的劳动，他总是一边做事一边与身旁的犯人高谈阔论，从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到北极圈上的极光，从法国大革命时的罗伯斯比尔到中国春秋战国时的大政治家管仲，古今中外，社会和科学，无所不谈，而且多是些普通中国人不太熟悉的事。

有时他也与其他犯人为某某知识的准确性发生争论，但结果往往是别人承认他的看法是对的。犯人们讥笑地称他为“天上的事知道一半，地上的事全知。”他对此讥笑也不大在乎。

他在我们中队监房的走廊里碰到过我很多次，他总是点头打招呼，似乎早认识我。我那时已是有了点劳改经验的人，在与他交流之前，就从其他犯人口中对他的案情作了侧面的了解。

有个犯人告诉我，侯湘风肯定是因政治组织问题坐牢的，因为干部对他的态度十分恶劣，对他与其他人的接触也非常注意。有经验的犯人从这种态度的差别可以看出侯湘风的案子是类似张九龙那1类的案子。这类政治犯往往有结交朋友的本能倾向，而他与其他政治犯的朋友关系与建立1个政治组织的差别是很难区别的。

一九七二年我从1个老政治犯口里听到1个可怕的故事，那是发生在文化革命开始后不久(一九六六年初)。有几个因组织地下反对党被判刑的犯人在劳改队成了好朋友。

他们原来的政治组织虽不同，但他们的观点和意识形态却非常接近，他们劳动时及当干部不在监房时，经常在一块交谈。干部从一些打小报告的犯人那里得知这种亲密的关系并且了解到谈话的内容是与交换他们的政治观点有关，所以开始怀疑这些政治犯在继续发展他们的政治组织及政治关系。

但是“关系”是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他们之间的关系及思想交流肯定是某种政治组织的基础，即使没有物证能被用来证明这种关系。而按中国一九五零年代初颁发的“惩罚反革命条例”，这种政治关系本身即可被视为“犯罪”，如果政治思想交流涉及推翻...的内容，这“罪”可以判处死刑。所以对这类“政治犯罪”的处理是极为可怕的。

当时处理这件事的劳改干部是极有经验的人，从他们破获无数次劳改队的政治组织经验，他们知道政治犯被判刑后，由于无处申诉，有着强烈的“树党强诉”的倾向。所以他们相当肯定这些人是在谈论政治组织和反对...的事。但他们又没有任何物证。所以他们把这几个政治犯分隔开来，戴上脚镣，逼迫他们承认他们之间的思想交流与反共政治活动有关。这些人没有承认。

当时正是红卫兵出现后向全国发展之际，红卫兵也到建新农场来了，他们在干部的指引下，毒打“不服从管教”的犯人。当红卫兵听说这几个犯人在劳改队还搞反共政治活动和“反革命串联”，他们把这几个人打得死去活来，用皮带，用木棍，边打边逼他们承认他们企图发展反共的政治组织。

有1个人受不住毒打，终于承认了。不久这几个犯人就被判处死刑，立即处死了。

我听了这个故事后，想起我与张九龙和刘凤祥在看守所的思想交流，如果有1个有经验的劳改干部注意到我与张九龙和刘凤祥的关系，那我不也会处于与这些被杀害者同样的悲惨地位吗？我不寒而栗。

自从我听到这个故事后，我对与其他政治犯的思想交流就比以前谨慎多了。不久我又从另1个犯人陈三才口中得知，侯湘风是与刘凤祥1个案子的。我听了一惊。我一直没有放弃搞清刘凤祥案情的企图。于是我对侯湘风开始格外留意。

我又在走廊里碰到了侯湘风，那是干部还没进监房的1个早晨，犯人们都在忙着打水洗脸、刷牙、吃早饭。这次我回应了侯湘风的点头招呼。他看来对我的回应十分高兴。他问道：“杨曦光，你好吧？”我点点头。

监房里的官方安装的高音喇叭里正在播送官方广播电台批判林彪的文章。我问侯湘风，“你认识刘凤祥？”他答道：“我和老刘是好朋友。”我又问：“老刘一九六九年认为毛泽东会象刘邦杀韩信一样杀掉林彪，而现在官方却在说林彪企图谋杀毛泽东，你怎么想？究竟是林先想杀毛，还是毛先想杀林？谁是最先主动者？”

侯湘风毫不犹豫道：“当然是毛先想杀林，老刘的预测是对的，林彪只是不愿坐等待毙，而企图反守为攻。”

我不敢与侯湘风交谈，我知道很多双“靠拢政府的”眼睛在盯着侯湘风这种政治犯。但我凭直觉，侯湘风不是那种靠拢政府的人，从与他交谈，我相信，他仍保持着他的政治头脑和政治人格。

刘凤祥惨遭不测，但他仍亲切地称他老刘，对他的观点如此尊崇。林彪事件后，报纸上曾经批判林彪的极左路线。那时周恩来非常活跃，在他的推动下，林彪事件以前就开始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在更广泛和更深的范围内向前发展。“五?一六”是毛泽东、林彪和江青一九六六年发动文革时于当年五月十六日发出的1个党内通知的简称。文革中有1个北京造反派的小组以“五?一六”命名，其主要观点是反对周恩来。但一九七二年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中，“五?一六”成了文革中造反派的代名词，所有在文革中造过反的人都成了“五?一六”。我因为文革中参加过激进的造反派，也成为清查“五?一六”运动的目标。不少人来建新农场找我调查文革中发生的与我有关的人和事。

有天1个来找我的“人保组”成员告诉我，“毛主席已下了指示，‘解放前最大的反革命是国民党，解放后最大的反革命是五?一六’。凡是文革中冲击党和政府机关，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参加打砸抢，进行阶级报复，组织反革命组织，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都是‘五?一六’”。从他的口中我得知很多比省无联温和和曾经批判过省无联的造反派都在这个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受到迫害。

那段时间，我经常在出工前被干部告知留在监房里等待外调。有次我被外调后，从办公室回到监房里，发现侯湘风也在监房里，他没有出工。我看看周围没有旁人，就问他：“你也有外调？”

“是的，与文化革命造反的事情有关。”

“这次迫害造反派，表面上周恩来十分积极，但发动者却是老毛。”

我把刚听到的毛泽东关于“清查五?一六运动”的指示告诉侯湘风。侯湘风很注意地听“毛泽东指示”，手里拿着刚在看的一份《湖南日报》，若有所思的样子。

我说：“‘清查五?一六运动’这个名称取得好微妙，‘五?一六通知’是老毛发动文革的第1个重要通知，现在这个运动反五?一六，说明老毛要迫害他过去支持过的人，按‘五?一六’的罪状，所有造过反的人都可以算‘五?一六’，但‘五?一六’实际上是个并不著名的几10个人的北京学生组织，大多数人都不了解，所以当权派可以按他们的喜好任意将他们不喜欢的人指称为‘五?一六’，加上‘五?一六’是反周恩来的，老毛也可以用反‘五?一六’来讨好周恩来。”

侯湘风答道：“毛泽东文革时说造反派是革命派，现在又将造反派称为‘五?一六’，说是最大的反革命，这真象一九二七年‘四一二’政变前蒋介石支持...，那之后他又反共一样。清查‘五?一六’运动是老毛从支持造反派到迫害造反派的转变。”

侯湘风又悄声告诉我，最近很多造反派都被当“五?一六”抓起来了，有的人受到严刑拷打，被打得死去活来。

我问他怎么得到这些消息的，他说是一位犯人的家属来建新农场看望时带来的消息。

不久我就从其他犯人家属带来的消息证实，清查‘五?一六’运动抓了很多造反派，但被抓的人大多关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很多人受到严刑拷打。

我证实这些消息后的1个多月，有天晚上，3大队干部全部进了监房，宣布开全体犯人大会，有重要的事情，会上刘大队长宣读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这指示说“禁止打骂和虐待犯人，我支持犯人抗议法西斯式的虐待，请将这一指示直接传达到每个犯人。”

这种毛指示使所有犯人吃惊，因为毛泽东历来站在压迫犯人的劳改干部一边，从来没有支持过犯人反虐待，更不用说将干部的行为称为“法西斯式的虐待了”。..历史上，大概没有任何领导人讲过如此同情犯人，指责劳改干部的话。

我注意着侯湘风的反应，看到他回头在看我，露出1个会意的微笑，我在心里想，这次大概是周恩来在清查‘五?一六’中迫害造反派太残酷，引起民怨沸腾，毛泽东又利用这种不满来打“民意牌”，用这种指示来表示他对被迫害者的支持，对周恩来的官僚体制的不满了。

毛泽东文革中在与刘少奇的斗争中就多次玩弄这种政治手腕。

我一边想，一边在听。大会很快结束，刘大队长除了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外，没有任何解释，看得出来，大概是上级强令尽快传达到犯人，但他们自己却不理解为什么毛泽东“长犯人的志气，灭干部的威风。”

他们脸上显出种种疑惑不解但却故作镇静的表情，再不象传达其它上级指示那样趾高气扬、高声粗气。

那天犯人大会的气氛是如此奇怪，干部和犯人的动作和表情都怪怪的，没有干部的大声训斥声，散会时，犯人拿起他们的小凳子时响声零落，有些犯人离开了坐处，有的还站在那里，不知道这个会是否在没有训斥声时就真的结束了。

还有人还坐在那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样子。不懂事的年轻人看去有点飘飘然，脸上似乎喜形于色。年老有经验的人显得比平时更谨慎。他们大概看出干部的情绪有点不对头。他们的判断果然不错，三中队的杨管教突然吹响哨子，高声命令三中队的犯人集合。

集合后他厉声道：“反革命份子侯湘风，你得意什么？(大概杨管教看见他对别人微笑)你不要又错误地估计形势，以为你的反革命本性可以求得一逞。竖起你的狗耳朵听着，林彪这样的大人物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都没有得逞，你这样的托派想兴风作浪也是痴心妄想。”

杨管教的话令我十分吃惊，虽然他将侯湘风与林彪比以及他给林彪戴的帽子使人感到牛头不对马嘴，但他将侯湘风称为托(托洛斯基)派眼中闪起的仇恨使我发觉，侯湘风的确十分受干部注意。

托派是当时当局用来形容...内部的政敌以及意识形态与...接近的政敌。刘凤祥、雷特超一九五七年前都是...内级别相当高的干部，他们的意识形态中有支持苏联赫鲁晓夫的倾向，这大概是他们被杨管教称为托派的原因。杨管教大概非常注意侯湘风的档案，否则他不会知道侯的“托派”背景。从杨管教咬牙切齿的语气，我可以感觉当局对这些曾经与...有关的政敌特别仇恨。从杨管教的这次发作，我也看出他敏感到侯湘风对毛泽东指示背后的复杂比他懂得多，而他却因为不了解上层的政治而感到困惑。这大概是他对侯湘风参加大会时那种与他人交流眼神时表现的自信嫉恨的原因之一。

我想起老刘的话：“政治斗争就是‘棋高一着’。”看样子侯湘风这类政治犯就是比压迫他的杨管教“棋高一着”。要是老刘活到今天，又不知会想出多少政治“高着”。

这次杨管教训斥侯湘风之后，我间接地从官方证实侯湘风是与刘凤祥同1个案子的。

悬在我心中关于刘凤祥案子的种种疑问不断在我脑子里出现，特别在老刘被杀两三年后，我想起“劳动党”一案中只有刘凤祥是与省无联一块被判刑。那是刘的第一次被判刑。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呢？从我对老刘的了解，他一定是这一伙人中的领袖人物，为什么他第一次被判刑时当局根本不知道他与“劳动党”(如果它的确存在的话)有关呢(判决书中根本未提劳动党的事，只有他与省无联的关系)？为什么当局那时把这个领袖人物放过了，而后来又在一打三反中判他死刑呢？我决心要找机会问问侯湘风。

一天傍晚，晚饭后政治学习前，我看到侯湘风在走廊里坐在他的小凳子上拉胡琴，他拉的是“春江花月夜”，这曲子本来并不凄惨，但被他拉出来却变成了1种凄惋动人的曲子。我在他身边1个上面有盖可作凳子的犯人的洗脸桶上坐下来，静静地听他的演奏。

我低声问他：“和老刘一块被判刑的有几个人？”

“4个，雷特超，他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前是省公安厅的1个中级干部，另外2个是一九五七年的学生右派。他们在新生开关厂劳教时是好朋友。”侯湘风在认真拉他的“春江花月夜”，目光似乎在凝视着前方什么地方，一边低声回答我的问题。

“你是什么时候被判的呢？”我回头看看侯湘风背后的窗子，确定走廊边的监房里上下两层床上靠窗子都没有犯人。没有其他人能听见我们的对话。

“我被判过两次刑，第一次是老刘被杀后不久，我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但宣判那天却又突然被宣布取消宣判大会，我又在六栋里被关了两年，然后被判十五年到这里来了。”

我想起了在六栋里时听见高音喇叭宣布开宣判大会，后来又宣布取消那个宣判大会的事。

“你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呀！”我想开个玩笑，使气氛轻松点，但我们都笑不起来。

“老刘被从建新农场转到六栋里马上被上了脚镣，他拼命敲门、撞门，大叫冤枉，当然没有人理他。”侯湘风眼里流露出一丝深深的凄切，他的“春江花月夜”也显得更加如诉如泣。我一边听，耳边响起了一九七零年六栋里的叮当作响的脚镣声——那个“红色”恐怖多么令人心寒。

“什么地方出的须须呢？(黑话：事情怎么败露的呢？)”我问。

“你知道张家政吗？”他不回答却反问我。“当然。”“雷特超曾插手‘湘江风雷’，我们的一些人也控制了不少造反派出版的小报。雷特超被当局注意是由于与张家政和1个‘零零七’密件有关。”他的“春江花月夜”有点不太平滑了，他的眼睛在注意在操坪里走过的犯人。

有干部从围墙的大门进来，政治学习就要开始了，我赶紧站起来回到自己监房去。心里在默念着那个数字：“零零七密件，零零七密件”。这数字我似乎听见过，但却想不起来是在哪里和从谁那里听来的。

不久我被调到农药组。这个组大多是年纪比较大的，因为给棉花打农药属于比其它下田的工作轻松得多的活。农药组只有2个年轻人，除了我之外，是1个叫邓祥生的。我们俩各负责使用一台二冲程汽油机带动的喷药机械。因为背这种机器很要体力，也需要机械知识，所以有文化的年轻人被指定使用它们。其他老头子都是使用简单的手动农药机，那种机器有点象给自行车打气的气筒，用手打气，容积小，重量轻。

那时，中国刚开始自己大批制造这种二冲程小汽油机，质量不好，经常出毛病。为了让使用这种机器的犯人掌握修理汽油机的技能，建新农场在5大队办了个学习班，把这些使用汽油机的犯人集中在那里，互相交流经验和学习。

我和邓祥生单独去的5大队。没有干部跟随我们。那的干部已经肯定我们没有逃跑思想，所以让我们当了三天“自由犯”。我自到3大队来，那是第一回尝“自由犯”的味道，走在通岳阳城的公路上，没有干部跟着，路两边是一望无际的水稻，时常可以碰到路过建新农场的农民，简直象已不在劳改队一样。但我们衣服上的劳改字，剃光的头，仍然是劳改的标志。

到5大队报道后，我们与其他队来的犯人住在5大队的礼堂里。白天学习拆开汽油机，维修和排除故障。夜里没有人管我们(有2个晚上没有政治学习！)睡在我旁边的是1个4大队的犯人，叫郭先标。他自称“久闻”我的“大名”，他也是因为“文化革命中的问题”坐牢的。我细问他为何事坐牢，他神秘地反问我“你知道零零七密件吗？”

我当然大吃一惊。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那天夜里，我与郭先标谈到深夜，终于大致了解到“零零七密件”是怎么回事。

郭是长沙铝厂的1个普通工人，一九六六年底，毛泽东下令...组织停止活动，允许老百姓自行组织政治组织时，市民多次冲击省委、市委、军区要搜查当局把一些市民打成反革命进行迫害的“黑材料”，而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却意外地支持这些“造反派”。

郭发觉周恩来和很多老干部对此非常不满，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央文革与周恩来政府的冲突最激烈之际，北京造反派开了个“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捍卫中央文革”的大会，而保守派和“联动”却游行支持刘少奇，高呼“打倒中央文革，打倒江青”。

这个会后不久，郭经过湖南军区大门外的大街时突然看见一张便条一样的纸从一辆驶进省军区的摩托车上掉下来，他捡起这个纸条，仔细一看，竟是周恩来的1个手令“拟于一九六七年元旦全国统一行动发动军事政变，手令周恩来。”

他马上找到了当时湘江风雷的“副司令”张家政，把他带到家里，取出他藏在蚊帐上的“手令”。张家政一看，大惊失色，马上召来湘江风雷总部紧急会议，于是以湘江风雷总部的名义发了1个“一号命令”，这个命令要求所有湘江风雷的成员誓死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誓死捍卫中央文革，随时准备粉碎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阴谋。

一九六七年元旦并没有发生右的军事政变，但是毛泽东却支持造反派向...的各级机构夺权。但到二月初，却发生了一次真的右派政变，谭震林、叶剑英、陈毅等军人在周恩来支持下围攻江青，最后使毛泽东同意在全国拘捕造反派组织的首领。张家政也坐了牢。

一九六七年七月，毛泽东宣布为这些二月份被打成反革命的造反派平反后，张家政从牢里一出来，就找郭，要郭将那个周恩来的“手令”给他，郭那时已找不到这个“手令”，张立刻就把郭软禁起来。张在湘江风雷内部调查这个“手令”的去向，这个过程郭也不清楚，但这个过程中，郭发觉他有了1个同房，也是被张家政软禁的人。

在我再三追问下，郭说此人有劳教前科，因为关押他的人曾骂他“死不改悔的老右派，劳教了一次还不知道厉害”。那天夜里我左思右想，记起侯湘风提到雷特超的活动被人发觉与“零零七”有关，我几乎可以肯定，郭提到的这个人有百分之九十就是雷特超。

第二天夜里我再三追问，周恩来的“手令”是真是假，郭却支吾其词。我问他：“是省军区伪造的这个手令吗？”

“可能。”

“是你自己伪造的这个手令吗？”“

“他们(指当局)就是说我伪造这个‘手令’，而判我刑的。”

“你到底伪造没有呢？”“……”“伪造这种东西对你有什么好处？”

“他们说我企图借此到北京去一趟。”

我问去问来，问不出结果。那夜我脑子里一串问号。如果郭真的伪造这个“手令”，那他还真是个有政治头脑的人，起码看出一九六六年底有右派政变的可能就不容易。但郭看起来却不象个很有知识的人。不管那个手令是真是假，张家政肯定是把它当真，或故意把它当真，并利用这件事玩政治游戏，至少是向中央文革表示了他的忠诚。

三天学习后，我回到了3大队。那年冬天，3大队大兴土木，扩建监房，修筑水渠，我又被调去“基建组”，做瓦工，修筑房子。基建组的犯人有一部分是“大工”，其中又分“师傅”和“徒弟”。“大工”是拿“砌刀”的技工，而小工是大工的帮手，做挑砖，挑灰的粗工。

给我做小工的，是个叫郭中柱的个子不高的人。圆圆的脸，全身上下都是劳改服，棉袄的腰上用一根粗草绳捆着。因为棉袄里除了衬衣，没有其它衣服，不用绳子捆紧，里面空洞洞的，就会“灌风”。不少犯人的家里人给他们送衣服，所以他们总穿着一两件家里送来的衣服，而郭中柱显然是那种家里没有接济的犯人，他很少讲话，脸上经常挂着谦恭的微笑。他来基建组之前，我从来没有注意到他的存在，他是那种不引人注意的犯人，因为他看起来象个没有野心的傻傻的乡下人。

一天，我开始砌砖后，只剩下我们俩在我工作的角落，我们俩一边工作一边聊起天来。我发觉他其实是个健谈的人，他讲一口稍带浏阳腔的长沙话，言谈根本不象个乡下人。几天后，我才发觉他是那种“大智若愚”的家伙，故意装傻，装成没知识，其实他是个极有政治头脑的知识分子。

我们在一块工作了2个星期后，他悄悄告诉我他是刘凤祥的朋友，刘凤祥被杀时他也被关在六栋里，象侯湘风一样他也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后来死刑判决被撤销，他又被判处十五年徒刑。

我一边砌砖，一边问：“你知道刘凤祥临死前有什么遗言或反应吗？”

“我从1个犯人朋友处听说，人保组一九七零年初到建新农场10大队来调刘凤祥回长沙时，刘凤祥把他所有的衣物都送给了其他犯人。人保组的人命令他把所有东西都带上，但他却说“不必了。”看来他已经知道那次回长沙是与死刑有关。但犯人都说他的表情非常镇静。但是一到六栋里，他被戴上“死镣”后，他马上大喊冤枉。

看样子郭中柱和我一样，也在暗中调查了解有关刘凤祥的一切。他的话使我忍不住要落泪，我想起了那个凄风惨雨的早春，我回长沙时心中的恐怖。我忍不住问到张家政，零零七密件，和雷特超的关系。郭中柱眼中有一丝恐怖，好不情愿谈这个题目。我站在竹木结构的高架上，用砌刀敲着砖，假装没有看到他的表情，告诉他“灰浆桶已经完了！”他也假装没有听见我的问话，挑着空桶走了。

好多天后，他自己主动跟我谈起雷特超。“雷特超是个极有激情的人，他喜欢看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党职业革命家的书”，郭中柱一边把最后一块砖从砖夹子里取出来放在1大堆排在我身边的砖堆上，一边说——四桶灰浆还有三桶是满满的，他可以休息一会儿了——

“我们讨论了好多次介入文化革命的策略后，他决定参加湘江风雷，首先掌握他们的小报，同时争取影响张家政。”郭中柱靠立在一根脚手架的木柱边，看我一块砖一块砖地砌墙。

“老刘曾经对张家政有个‘不懂政治，人格低下’的评语，雷特超找张家政之前，知道老刘的观点吗？”我想起刘凤祥在左家塘二十三号与张家政同住一块时对张的评价。

“不知道。但那时老刘也认为，如果1种思想没有通过群众性政派影响1大片人的利益，则不会形成政治实力。大家都认为要参予1个群众性政派。

”我知道他所指的“大家”是他们这些曾经被劳教的右派知识分子，至于他们有没有有形的秘密组织，这是个我最终关切的问题，但我不敢贸然问他。

郭中柱的话使我想起刘凤祥关于逐个地传播他的政治观点的效率的观点。

“但是张家政不但不合作，都还在他们内部追查‘零零七密件’的活动中注意到一批从劳教单位出来的右派份子对湘江风雷的‘渗透’。他为了表明他是与‘反革命’造反派不同的‘革命造反派’，竟秘密成立了1个小组，专门负责破获这个右派份子的‘反革命组织’。”

“他怎么知道有什么‘反革命组织’呢？”我连忙问，手中的砌刀不由自主停下来。“……”

没有回答，郭中柱又挑着刚空出来的一担灰浆桶走了。我心中在默想：老刘和雷特超肯定确定了参予造反派，通过这个政派，把少数知识分子的密谋变成文革中的“准”政党式的活动，因而影响千万人的计划。而张家政却破坏了这个计划，反而使这些反对当局的知识分子密谋团体(不管有没有有形的政治组织)暴露了。我不想再问，我想细节并不重要，了解到实质就够了。

我想起一打三反运动中的1个标语“文化大革命中暴露了阶级敌人，现在是我们将无产阶级专政的隐患彻底消灭之际了！”我又想起张九龙关于文化革命中毛泽东给不满共产党的市民以机会发泄的话，也许毛泽东这种支持造反派的策略就从根本上注定刘凤祥利用造反派的策略难以奏效，张家政可以通过支持毛泽东、反对周恩来来使自己合法化，他为什么要支持“右派份子及反革命组织”呢？也许雷特超的失败不是张家政的个性造成的，而是毛泽东支持造反派的策略对这些右派的策略极不利的问题。如果毛泽东不支持造反派，这些造反派都会是右派份子的支持者。我一边想，一边在替老刘难过，他的失败也许不是偶然的。

过了两天，我想起有1个细节却有实质意义。我问郭中柱，为什么刘凤祥一九七六年被当成操纵省无联的黑手被判刑，而那时雷特超和其他人都没被判刑呢？

郭中柱用手揩掉由于寒冷掉下来的鼻涕，将它擦在脚手架的木柱上，眨眨眼，慢慢说：“老刘一直反对有任何有形的政治组织，这大概是张家政追查雷特超的‘组织’时没有牵涉到老刘的原因。”

我想起老刘临死前所说“在现在的中国，搞秘密政治组织几乎不可能不被破获。”我始终不敢开口问他“究竟是否存在1个‘中国劳动党’，老刘是否参加了这个党。”但从与他的谈话，加上我想起老刘说过的一句话：“人与人的关系就是政治实力，不一定要有形的组织。”

我找出1个判断，大约老刘一直主张积极的政治活动，但不主张有有形的政治组织，而雷特超和其他几个被杀的人是主张成立1个“劳动党”的。但有一点他们是一致的，就是通过发展与造反派领导人的关系，把他们右派政治观点和主张转变成公开的群众性政派活动。

春节到了，春节两天休息——没有政治学习。春节前我妹妹杨晖带着一提包食物和书籍来看过我一次。食物中有两罐炼乳，还有一包咖啡块和一包可可粉。我们基建组的所有人除开我这个过去的“高干子弟”，从未见过咖啡和可可。

春节那天，我请卢国安在监房里用1个我们自制的煤油炉煮了1大脸盆咖啡和一脸盆可可(平时在监房生火是非法的，但犯人总偷偷地背着干部煮东西吃)。几位泥工师傅和学徒加上我的小工郭中柱坐在卢国安靠监房后部的窗口边的铺上喝咖啡、可可过除夕夜。

大家都对第一次尝试这种“洋玩艺儿”十分感兴趣。尽管我们放了不少糖，还是有人在皱着眉头叫“苦”。卢国安家里是长沙市郊外菜农，喝了一口咖啡，连连咂嘴，“怪不得‘政府’(意指当局，干部们常常自称‘政府’)，告诉我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苦’得不得了，这真是一点不假，他们天天喝这么苦的玩意儿，真是活受罪！”大家哄堂大笑，政治犯们每天不开这样1个政治玩笑就觉得肚子里对...的气不能消。郭中柱慢慢品味着热咖啡，满脸热气腾腾。

我从众人满意的神态感到1种慷慨的自我满足。郭中柱靠近我说：“老刘文革中很早就注意了你，他不喜欢张家政，但却很喜欢你和张玉纲，他认为你是这一代人的一块牌子，他说‘我们争取到杨曦光会是个极大的成功！’”

我心里暗暗吃惊，眼角看着左右，发觉其他人都在大声聊天，没有人特别注意郭中柱的话。

在这春节的夜里，我回想起一九七零年初在左家塘老刘那次与我的密集的交流，我那时怎么就没有认识到我早就是他的‘目标’呢？”

1个月后，我突然从其他组一位犯人口中得知，郭中柱很可能是出卖他的被杀的几位同案犯(老刘、雷特超和另两人)的人之一。但此人只说是听到犯人中的传说，并没有确切证据。我想起我曾问过郭中柱他被判死刑时感觉的细节，他默不作答，我再问他是否感到了巨大的恐怖和强烈的生的欲，他点头默认了。

从他的气质，我感觉到，他是那种对个人得失很敏感的人，我凭直感，相信在死的威胁面前，他完全可能出卖同志。“怪不得，他从不肯直接谈他自己的案情，从不肯直接谈‘中国劳动党’的情形”。

我对自己说，从那以后我的“小工”又换了别人，我们再没有象以前那样深谈。

我对老刘的案情了解以后一直无法深入下去。但我越来越相信，老刘是反对有形的政治组织的，当局也没有任何他参加组织劳动党的过硬的证据，而一九七零年杀他的理由完全是因为他的政治潜在能量太大，不杀了他，...觉得不放心，他的人格，他的智力，他的政治洞察力，他的品德都是对...政权的极大威胁。

我很奇怪我见到的地下反对派政治活动中第一流的人物，象刘凤祥、张九龙，为什么都被...发现和杀掉了呢？...也真厉害，要不是杀了这些人，...的江山可能早就不牢固了。但是他们也付出了代价，象中国劳动党一案，由于4个核心人物都被杀，这个知识分子密谋团体的很多细节也许对世人永远是个秘密，没有人可能全部搞清楚这个团体的整个故事。

出监队

——《牛鬼蛇神录》第二十八章

关教导员有好多天没有露面。几天后3大队来了位姓周的新教导员。周教导员比关教导员年纪轻，瘦瘦的，阴沉着脸，从来没有笑容。犯人中传说他是从监狱里调来的。调来的原因是他的妻子是农村户口，而监狱在城里。他妻子不能长期住在城里，因为她没有城市户口。他要求调到农场来，农场的干部吃“国家粮”，家属也能分配到配给粮食，有种虽比城市居民低但仍比农村居民高的地位。

周教导员来了几个月后，我发觉他对我非常注意。有天我去借书时，管图书的犯人郭眼镜(他是个曾被打成右派的小学教员)，悄悄地附在我耳边说：“周教导员来图书室检查，把书架上所有与鲁迅有关的书都拿走了。他还问有哪些犯人借鲁迅的书，特别问到‘杨曦光是不是借过鲁迅的书？’”

我知道很多政治犯喜欢鲁迅，因为鲁迅对他那个时代的当政者国民党持1种非常敌意的反对态度。很多政治犯喜欢引用鲁迅的话来批评和攻击...当局。

但是3大队的干部从前没有人注意政治犯对鲁迅的兴趣，因为他们文化水平不高，对政治犯的意识形态既没有理解能力也没有了解的兴趣。从周教导员对鲁迅著作的敏感，我发觉他是个对政治犯意识形态较敏感的人。他一定是破获过监狱中类似刘凤祥、粟异邦那类“反革命组织”的人，他看来在这方面十分有经验。

我并不喜欢鲁迅，与大多数对鲁迅有兴趣的政治犯相反，我认为鲁迅是个没有大著作的浅薄的激进主义者。但是周教导员对鲁迅著作和对我的注意，使我感到他是只非常危险的警犬。接着，有犯人告诉我周教导员在我们出工时，独自一人仔细检查过我的床和行李，特别对我的书籍，写有文字的东西过细检查。

我心里开始有点紧张。凭我几年来的经验，这说明他得到了一些关于我的思想及我与其他政治犯谈话的情报，他在找证据核实他得到的情报。幸好他检查我的床的那几天，我没有留任何有关经济和政治问题的笔记在床上，我有记笔记的习惯，每天把自己有关政治、经济、文学、数学方面的灵感记在1个小本子上读书时，也录下一些我感兴趣的东西以及自己的想法。特别是尼克松访华以后，中国的《参考消息》报经常刊登美国政治经济方面的消息，我们基建组的人经常偷干部的《参考消息》报来看，报上有关水门事件的报导，以及卡特的竞选演说和他的就职演说都使我们对美国的政治和社会制度有了些较直接的了解。我每次得到偷来的《参考消息》报总是要把不少有趣的东西摘录在我的笔记本上。几年下来，我已积累了十几个笔记本。我每记完1个笔记本就把它存放到曾爱斌监房外的木工房里。身上只留1个正在用的笔记本，床上只留一些没有任何政治内容的写满数学、工程方面的笔记。我的那些记有我的经济学和政治方面思想的本子或者我的那个电影文学剧本只要有一本掉在周教导员手里，我就会有杀头罪。

虽然他一直没有得到这些过硬的证据，但我一想起他那阴沉的目光，头上就冒冷汗。我想起刘凤祥在左家塘告诉我的他的劳改经验：“在劳改队，干部有一切手段得到他们所要的绝大部分情报。你要假定你说的一切话迟早总会被他们知道，因为他们用一切办法鼓励犯人提供情报，而对大多数犯人来说，这种引诱总是难以抗拒的。”

一想到我平时与其他政治犯讨论政治局势的言论传到干部耳朵里的情形，我就头皮发紧。在他们眼里任何这类讨论都说明我们这些政治犯还有“政治野心”，还属于应该消灭的“政治隐患”，不管这种讨论是否有意识形态上的敌意或者只是纯客观的政治分析。从宋少文给我带来的麻烦和我在“认罪服法”学习班的经验，我已懂得了这一点。

但是可悲的是，我们这些有政治头脑的人，在毛泽东、

周恩来去世前后，明明知道中国面临大的政治变动，根本不可能不在一块讨论政局，我总会忍不住与朋友探讨毛泽东与周恩来去世的先后次序对政局变化可能的影响，文革中的政治迫害对将来可能的“翻案风”的影响等等。这些讨论一旦传到周教导员耳朵里就会成为“反革命”的“证据”。

1个月后，犯人中的消息灵通人士告诉我，周教导员正在调查3大队政治犯中的1个反革命集团。据说这个集团与民主党、劳动党和反共救国军有关，而且与“文革”中的造反派“省无联”有关。

我一听到这个消息，脑袋象要炸裂一样地痛，神经变得十分紧张。我明白周教导员正在进行的调查，矛头直指我。我在3大队的政治犯中是个中心人物，与民主党、劳动党、反共救国军的犯人及右派犯人、造反派犯人都有很好的关系，我自己文革中就曾经是省无联的成员。我那几天心神不定，不知道什么事会发生。

刘凤祥临死前用死镣撞牢门大叫“冤枉”的样子不时闪现在我眼前，我脑海里不断出现着文革中被指控搞反革命集团的犯人被判死刑的故事。

我虽然明白自己从来没有与其他政治犯建立过任何有形的组织关系，但我也知道，我一直在有意识地了解和接触各种政治犯，与他们建立良好的私人关系。我清楚地知道，任何非官方的有形的政治组织和政治沟通在这个国家都足够判死刑，更不用说在劳改队。我一直采用1种“君子群而不党”的策略，建立广泛的私人关系，但不留下一点正式政治关系的痕迹。

这种策略对付关教导员、刘大队长、何指导员这些文化不高，没有理解政治犯意识形态能力和兴趣的人是非常有效的。我在他们鼻子底下与各种政治犯建立了广泛的联系，成了政治犯中一位有威望的人物。

但碰上周教导员这类有点文化，对政治意识形态有一点嗅觉，但又不真懂的人，我可能会有大麻烦了。只要他愿意，他可以用各种手段把我与其他政治犯的谈话内容大部分弄到手。如果他还得到我的笔记本或剧本的一两件，则判我的死刑是足够的。象张九龙和刘凤祥的案子，当局并没有得到过得硬的有形政党组织证明，他们还是被杀害了。

一想起张九龙临死前那阴沉的脸色，刘凤祥临死前的呼号，我不由得感到寒冷彻骨。这正是我快满刑的日子，如果周教导员在调查中真的抓到了什么证据，我可能永远出不了这个牢门了。

那几天，大队的几位主要干部对我态度特别坏，一点小事也会把我骂一顿。看得出他们已从周教导员那里听到一些对我的指控了。我在这种不安中过了1个星期，局势渐渐缓和下来。大队干部们似乎因为某些我不知道的原因不支持周教导员的调查，我没看到他们有任何新的行动。这可能是因为周教导员没有来得及建立与其他和他“水平”不一样的人的私人关系，也可能是整个国家的政治情况自四人帮垮台后越来越缓和了。

我庆幸局势的转变。我与刘凤祥的命运的差别也许只是国家政局的差别。要是周教导员对我的调查发生在一九七零年，我可能早已象刘凤祥一样被当作“政治隐患”而杀害了。刘大队长坚持将我按时转到“出监队”去。我离开3大队时，周教导员曾向我训话，警告我“你如果继续象现在这样抗拒改造，你头上的反革命帽子一辈子也摘不了！”他的话提醒我，他可能在我档案里塞了一些他调查的材料，出了牢门后，我可能还是个戴着反革命份子帽子的“劳改释放犯”。

出监队离场部不远，犯人满刑前四5个月就转到这里来，由这里的干部与犯人家乡的公安机关联系，决定犯人满刑后的去向。出监队没有围墙，一进这里，人身就比以前自由得多了。经常有人偷偷跑到岳阳甚至长沙的家里去，即使被抓住了也不会被加刑了。

但是犯人之间马上就有了社会等级的差别。那些原来家在城市的犯人将有机会回到城市里去，而来自农村的犯人却可能被送回农村。由于人民没有选择居住地的自由，户口制度使1个人基本上一辈子住在生下来的地方，而城乡的生活水平却有几倍的差别，所以农村来的犯人都千方百计拒绝回家乡，而要求留在劳改农场“就业”。

1个叫杨孝文的犯人告诉我，他的家乡每年每个劳动力只能挣回自己的口粮，一年到头看不到一分钱现金收入。家里买灯油、买盐完全靠他妈妈养几只鸡，生了蛋拿到集市上去卖。特别是农村的...基层组织对政治背景不好的人迫害比城里更残酷，杨孝文的爸爸是地主，他们家每次政治运动中都被抄家，他爸爸、叔伯每次运动中都被批斗，他们养的.在政治运动中都被充公。所以他最大的愿望是满刑后留在劳改队就业，不要回家乡。这里大家都有劳改的经历，互相至少不会歧视。就业人员每个月还有二十元左右的工资，比农村好多了。

但是城里来的犯人能不能回城里去及农村来的犯人能不能留在劳改队并不能由我们自己决定，而要由出监队与我们家乡的公安机关安排。

出监队负责安排犯人的是一位姓周的干部，他长得肥头大脑，我们都背地里称他周胖子。我来出监队的第二天，周胖子就召集和我同时来出监队的十几个犯人开了个会。他开会的方式与其他干部不一样，完全不教训我们，也不谈任何有关“改造思想”的事，而象谈生意一样。

他样子很凶，也很干脆。那天夜里，他从他的公文包中取出一迭档案，我们知道这些档案有关我们的命运和前途，都屏住呼吸，仔细听他的每一句话。他叫了1个人的名字，1个老头站起来，周胖子高声说：“站到前面来！你家里还有几个人呀？”

“我没有家了，也没有1个亲属在这个世上了，自从土改我被判刑后，我家里人就死的死，走的走，我已有二十年与家里没有联系了。”

听得出这个老头是个“历史反革命”，他从...当权以来就在牢里，已经在监牢里度过他的半辈子了。

周胖子把他打量一番，然后不高兴地说：“你家里真没有人了呀？几十年没联系不一定没有人呀！你老成这个样子，赖在劳改队，要我们养你呀？我会给你家乡去封信，争取让他们接受你，你不要只想留在劳改队！”他说完把手一挥道：“下去”。

第二个被叫到的是位姓李的长沙青年。他穿着一身工作服，一看就是过去在长沙当工人的人。周胖子显出对他很有兴趣的样子，脸带笑意地问他：“你家里有几个人呀？”李象所有城里来的犯人一样，都尽量把家里情况说得好一些，以争取回长沙去。李告诉周胖子，他父母都在国营大工厂工作，2个兄弟也参加了工作，妹妹在学校读书，他们每个月都有信来。周胖子要李把他父母家里的地址详细写下来交给他。

这样逐个问了所有人的情况，从他的态度，我们看得出来，他希望把有劳动能力，有特别技术的人留在农场，希望把没有这些条件的人送回家。他对那些家在城市，家庭有社会地位的犯人表示出特别的兴趣。

不久我碰到一位姓刘的长沙来的技术员，他因为写文章批评毛泽东被判了七年刑。刘和我很快成了好朋友。他告诉我，周胖子是个贪得无厌的人。他对农村来的犯人态度极不好，但对城里来的犯人，却想尽办法说服他们家乡的公安机关接收他们，条件是从犯人那里得到一批报酬。

刘告诉我，周胖子每个星期都要出差到犯人的家乡，与当地沟通，作出犯人回家或留在农场的安排。周胖子去过刘的家里两次，示意刘家送给他三十多元的礼物，周胖子现在已为刘作好了回长沙定居的安排。

刘告诉我作好送礼的准备，只要送了礼，周胖子会不遗余力为你办好回长沙安家的安排。回长沙的关键是长沙市我爸爸居住的派出所(长沙公安局的分支机构)要发出1个“接收证”，允许我在长沙报户口，并且建新农场要有个文件同意我回长沙。而这些公文都要由周胖子经办。

那时建新农场的人(包括犯人和干部)对有了“长沙市接收证”的满刑犯人都十分羡慕，就象几年后中国人都羡慕有机会去西方世界的人一样。

听了刘的经验，我还有点半信半疑，周胖子怎样开口要礼物呢？我真是无法想象。但我还是要托刘回长沙后去我们家一趟，把这些经验告诉我妹妹杨晖和我爸爸。

几天后，我自己开始相信刘的经验，因为周胖子把我叫到办公室去了一趟，态度非常和气，仔细问了我爸爸的情况，并要我写下了我爸爸的地址。我爸爸文化革命中一直被关在五七干校，七五年后才回到长沙，虽然没有完全恢复名誉，但却挂了1个省轻工业局副局长的空头衔。周胖子向我建议，由我妹妹到农场来看我，他希望当面与她谈一谈。

春节前后，我妹妹杨晖来了建新农场，她那时刚从大学毕业不久，正在1个高中教书。周胖子对我妹妹非常热情，一定要她睡在他家里。妹妹与周胖子谈了将近1个下午。

第二天我送妹妹上车站时，她告诉我，昨天周胖子为她订回长沙的汽车票时，当着她的面亲自提了一篮子礼物到汽车站去了，回来向她解释说，“现在不送礼办不成事，连买汽车票都得送礼！”一脸无可奈何的样子。当天晚上我妹妹与周胖子一家人烤火闲谈时，他妻子似乎是无意地说道，他们的大儿子马上要结婚，只是差一床湘绣被面。我听到这里，才恍然大悟，马上打断妹妹的话，“这是他们要你送礼呀！”

我妹妹大吃一惊，无法相信，这是真的要礼物。我告诉他，周胖子对刘和其他犯人都用类似的手法要过礼物，只要你送了礼，他会全力办好长沙的接收证和建新农场的放行证。我妹妹后来买了床四十元的湘绣被面寄给了周胖子(当然是由我爸爸付款)。那是当时她1个月的工资。他收下后连收条都没有1个。

对于农村来的犯人，周胖子知道没有油水可捞，所以从来不去为他们疏通。有个从农村来的犯人不愿意回农村，但是他家乡的干部认为他是个危险的反革命份子，与地方干部有世仇，要求农场把他交给地方干部，由他们来管制这个“劳改释放犯”。这位犯人知道回去后会倒霉，总是拒绝回乡。

周胖子通知他家乡的干部派民兵用枪把他押解回去了。这个“劳改释放犯”一到家就想办法逃跑，又回到农场附近，在建新农场旁边的君山农场偷了一头耕牛，然后牵着这头牛在公路上叫卖。当然很快他就被抓住，送回了建新农场。他在农场碰到周胖子时得意地说：“这回你总不能把我再送回去了吧！”

周胖子勒索礼物的行为越来越放肆。有天那位长沙姓李的犯人的爸爸来看他，手里提着两瓶虎骨酒。小李告诉我这是周胖子点名要的礼物，但他爸爸只是弄了2个虎骨酒瓶子，瓶子里装的只是一般的药酒。

我离开劳改队不久就听说很多回到长沙的犯人联名向省公安厅控告周胖子索贿，建新农场组织了1个调查组调查周胖子的索贿行为。调查过程还没有结束，周胖子就在场部附近的一棵树上上吊自杀了。

妹妹来农场看我回长沙后的第二天，我劳动回来坐在出监队的号子窗边休息，忽然听到窗户外有人叫我的名字，抬头望去，竟是一位叫罗培江的原来3大队的劳改朋友。他大概是2个月前出监的，我连忙到监房外去，请他到茅丝铺的饮食店去叙旧。他是从二十里以外的华容县家乡来这里看我们这些老朋友的。我们坐在饮食店里喝茶吃点心，他满脸愁容地告诉我，他满刑回家后非常苦闷，头上戴了顶反革命帽子，爸爸是富农份子，仍被管制，每个星期他和爸爸一起要到公社人保部受训，报告自己的活动和思想，接受当局的监督。

“农村的干部没有水平，周围的农民既没有文化，也没有水平，他们对我的歧视比劳改队中对犯人的歧视还要厉害，我夜里睡觉时常常想起建新农场3大队，那里有那么多墨水喝得多的人，我从未去过城市，在我心目中，建新农场关政治犯的地方就是书中的巴黎。”罗培江一边说一边潸然泪下。

我心中也十分难过，想起列宁批评沙皇俄国的话“全国是个大监狱”，不禁在心中对自己说“当今的中国才真正是个大监狱呢！”

罗培江象在问自己，也象在问我：“这种把人划成地富反坏右的制度会有一天被废除吗？”

我点点头，“只是迟早的问题。日本明治维新做的头几件事之一就是废除秽多制，宣布国民平等。秽多就相当于中国的地富反坏右，是社会上最低的1个等级。”

我本来是在安慰罗培江，根本没料到一年后，中国当局果真宣布了对“地富反坏右”摘帽的政策。可惜的是官方宣称摘帽的原因是由于地富反坏右份子已得到了改造，而不是因为要确立人权的合法性和政治迫害的非法性。

如果有一天，当局与反对派关系又紧张起来，这些地富反坏右，特别是反革命份子又会因为“没改造好”而重新被戴上帽子吗！

我刑满后的1个月，仍没有收到长沙接收我的消息，那时我已开始与刑满就业人员一样每月领取十五块的工资。就业人员的工资按他们是否仍戴“帽子”而定。仍戴有反革命或坏份子帽子的人工资比没有戴帽子的要低百分之十至十五。而是不是戴帽子完全由干部根据你是否驯服而决定。出监队的人都是身份未定的人，我们都不知道将来头上是否有帽子。我们的工资与戴帽子的劳改释放犯一样。有不少刑满的犯人在出监队等了半年甚至一年，还不能回家。有个姓严的小伙子实在等不耐烦了，就逃跑到长沙家里去了。小严回到长沙，打通派出所的关节，确定接收证会马上发出后，才回到出监队。他回来那夜躺在床上给我们讲长沙的新气象。

马路上男女情侣已开始公开手挽手地“游马路”了(这是十几年没有过的事)，女孩子开始穿裙子了(女孩子也有十几年没穿裙子了)。很多人都开始穿“的确良”的衣服了。那时的的确良对我们来说还是极奢侈的衣料。这些新鲜事对同屋的人来说真是够刺激的，大家听他讲到深夜还没有睡意。

但令我不高兴的是，他也告诉我们，很多造反派领袖又被当成新上台的老干部的政敌抓到牢里去了。我想起一九六二年或一九七二年的复旧，它们都带来了理性和繁荣，但却总是伴随着对政敌残酷镇压。难道共产党的秩序和繁荣总要以对政敌的残酷迫害为基础吗？我再不是...秩序的既得利益者，经过十年的劳改，我看到那么多高贵的人成为...秩序的牺牲者，共产党残酷地迫害如此高贵的人，我再不会单纯地热爱那建立在残酷迫害基础上的秩序和繁荣。我相信对政敌的残酷迫害是...政权永远难以稳定，不断造成动乱的根本原因。

那正是四月春天季节，周围的气息是如此生机勃勃，油菜花香，稻秧的清香使人神魂颠倒，我也感到国家正进入大变化的时期，比一九六二年、一九七二年更大的繁荣正在到来。我个人的命运也与国家一样，正在一天天好起来。第二天早晨我就接到小刘的信，他告诉我，我的接收信马上就会发出，他去过我家多次，我们家住在过去一位国民党官员的公馆里，环境非常悠美。

但是我相信自己不再会是1个充满优越感的干部子弟，我会永远与那些被迫害的国民党人、地下反对党以及刚被关监狱的造反派领袖认同，与一切受政治迫害的人认同。

我也相信，中国政治最后稳定下来的一天，必会是这最后一批被迫害的人(造反派)被解放的一天。我深深地对彻底否定文革的思潮反感，相信文革中造反派的反政治迫害运动终会在历史上恢复名誉。

我满刑的那天，妹妹杨晖赶来建新农场接我。她端庄而美丽，脸型很象母亲。我们俩感情一直很好。我坐牢的十年，她一直代表全家与我保持联系，差不多每年要来农场看望我。我们也有过争吵。她听说我在劳改队与干部发生冲突的消息(那次因宋少文打小报告使我受到批斗的事)曾写信劝我顺从，字里行间透出她为我的处境担忧的疼爱心情。但我却托就业人员寄给她一封信，指责她“一半象家畜，一半象魔鬼，在暴虐面前顺从，在无辜面前专横。”我在信中自称“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绝不会对迫害我的人顺从。”

坐在去岳阳的公共汽车上，看得出杨晖真为我出狱而说不出地高兴。我们前面坐着1个已有白发的妇女，满脸愁容，眼角还挂着泪，大概是刚探监看过服刑的儿子回家去。我想起卢国安的妈妈去3大队看他的情形，妈妈一见儿子就把他抱住，亲了头，再用手从上到下把他的肉全捏一遍，一边哭，一边喊着“我的骨肉啊，你好孽障呀！”这位我们座位前的妇女的身影提醒我，今天我已从这扇隔开骨肉的牢门的一边走到了另一边。我感到一身轻松。

我凝视着窗外的田野，稻田正在变绿，远处有一座我参加修建的渡槽，再远处有座我参加修建的水库。我心中向往着未来的生活，却又有一丝对这块土地和这里的犯人的留恋。汽车经过闸口时，我忽然想到堤外的那片草地，心中涌起一阵悲愤。李金培、雷中成、付子庚、黄文哲，多少我熟识的好友的冤魂都还在这里。我又想到刘凤祥、张九龙，如果他们能活到今天那该多好。刘凤祥预见的中国的赫鲁晓夫出现的这天终于来到了。毛泽东时代正在被1个新的时代所代替，我心中充满着对未来的向往和不安。但不管将来发生什么事情，我一定不能让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种种动人心魄的故事消失在黑暗中，我要把我亲眼见到的一段黑暗历史告诉世人，因为我的魂永远与这些被囚禁的精灵在一起。

越过10大队的棉花地后，我们的汽车进入了君山农场，建新农场在我们的视野渐渐远去……消失在君山的茶树后面。

本文标题：续航-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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