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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如是传陈寅恪-陈寅恪写柳如是传

发布时间:2017-09-09 所属栏目:陈寅恪集

一 : 陈寅恪写柳如是传

陈寅恪写柳如是传

(转帖)

学界泰斗写一位名妓,在很多人看来,不是佳话,是一个谜。有人猜他是玩物丧志,浪费光阴;有人猜他真的是检验学力,炫耀渊博;有人猜他是为了梳理明末清初的那段历史。雾里看花,水中望月,越猜谜底越多。

文:宝华
摄影:朱峰

“一生负气成今日”

小说里的“七十二变”“火眼金睛”之所以是神话,因为它让凡人无法模仿。照这个说法,陈寅恪先生也是神话人物,因为他通晓二、三十种语言,熟知或能背诵各种史料,精通佛学,还是格律诗的大家。所以,在上个世纪20年代,当他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聚到一起,同在清华国学院授课,这个现象,被后人称为“不可复制的神话”。当时的国学院里,曾有学生不信邪,觉得自己至少可以像陈寅恪一样,精通几门外语,等这学生头悬梁锥刺股地学了半年,累得吐血,终于知道陈寅恪难以模仿。

不过,即使精通了若干种外语,背熟了《资治通鉴》,像电脑硬盘一样储存了广博的知识,陈寅恪先生的价值,还在于治学有火眼金睛般的慧眼,有“独立、自由”的风骨。

在给王国维写的祭文中,陈寅恪提出治学要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成为很多学人的座右铭。1953年,中科院请陈寅恪做中古研究所所长,他回信说,可以赴任,但是要答应自己一个条件“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不学政治。”——这似乎显得任性,可也让人耳目一新:某些座右铭不仅可以装饰书房,还可以化成一种行动。

说他“任性”,并非贬义,因为古人早有“修身养性”的说法。陈寅恪的任性,有他自己的原因,也有家庭的原因,甚至可以说,都是由他祖父和父亲给“惯出来”的。

他的祖父陈宝箴做过湖南巡抚,支持过维新运动,被曾国藩称为“海内奇才”。曾国藩教他“存一不求富贵利达之心”,陈宝箴按这句话实行,并转而灌输给自己的子孙;他的父亲陈三立,曾和谭嗣同等并称“清末四大公子”,是“中国最后一位古典诗人”。当日本人占领北平,85岁高龄的陈三立,绝食五日而逝,任性得令人肃然起敬;他的哥哥陈衡恪,是画家和美术教育家,发现和推荐齐白石的伯乐,曾著有《论文人画》,要求画家首先要有个性优美、感想高尚的“人品”。有了祖、父辈的灌输,家庭环境的熏染,才有“任性”的陈寅恪。他在《忆故居》一诗中,说自己“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其实从陈寅恪先生的家世来说,应该算作是“三代负气”。
之后不久,陈寅恪先生即完全双目失明,他放下夕阳和书籍,面对的不是黑暗,而是一位奇怪的历史人物:三百年前的名妓柳如是。

“桃花得气美人中”

南京在17世纪的明朝,浪漫指数似乎高过了欧洲的巴黎。这一时期,秦淮河上同时出现了柳如是、董小宛、陈圆圆等八位才貌杰出的名妓,以及围绕在她们周围的风流才子。

以才华而论,柳如是居“秦淮八艳”之首。当时著名诗人、主管文化教育的副部长(礼部侍郎)钱谦益,读到柳如是写的“最是西冷寒食路,桃花得气美人中”之后,立刻加入了柳如是的追求者行列并最终娶柳氏为妾。

柳如是小时候被卖给一位名妓做养女,接受过系统的才艺训练,除了诗词,她的书、画水平也都不错。做妓女是不幸的,但从文艺上说,和那些寒窗苦读的人相比,柳如是很幸运,因为她只为喜好而读书,不必为目的而读。这也使她能得气于诗书,养出了真性情。钱谦益的朋友说她是“如花真侠客”,这倒不是恭维,因为柳如是写的书信,语气很像佩剑独行的男子。后来,她的行为也印证了这点。

清朝替换了明朝,清军攻打到南方,柳如是要钱谦益一起投水自尽,钱谦益试了试水,说“太凉了”,柳如是只好独自投水,又被钱谦益拦住。柳如是这么做,如站在某种高度上评说,近于狭隘和偏执;如就事论人品,却很值得尊敬。

柳如是的“美人气”,借与桃花似乎不太般配,好像只能借与梅花。

“著书惟剩颂红妆”

从1954年开始,陈寅恪全凭记忆,用10年时间,写了80万字的《柳如是别传》。他在此书的序言里,说是为了检验自己的学力,为了消磨时间才写的。后来就这件事儿,他自嘲“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惟剩颂红妆。”
史学泰斗写一位名妓,这在很多人看来,不是佳话,是一个谜。有人猜他是玩物丧志,浪费光阴;有人猜他真的是检验学力,炫耀渊博;有人猜他是为了梳理明末清初的那段历史。雾里看花,水中望月,越猜谜底越多。

天上的星座是地上的性格。即使一颗小行星,也有自己的轨道,何况是陈寅恪先生这样的“恒星”?小说和戏剧作家都知道,人物有自己的“性格线”,如任性负气的陈寅恪先生,根据父辈遗传和本人的前期经历,他第一不会玩物丧志,第二不会炫耀知识,第三不会为了研究而研究。而熟知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条性格线的人还是有的,他们认为,陈寅恪写柳如是既有大师的风骨也有诗人的孤傲:你们都写“画眉深浅入时无”,我就写不入时的柳如是,因为这毕竟还是独立的精神;用自己的语言来“颂红妆”,也不使公用语言写某些颂歌;写有侠骨的妓女,强似写那些为功利的王侯、将相、伪名儒。

一位青楼名妓,和相隔300年的史学泰斗,忽然联系到一起,似乎是一段奇缘。可是,对于熟知人性和历史的人来说,任性负气的陈寅恪写青泥莲花的柳如是,这种关系,历史使然,气质使然,并非奇缘。

二 : 陈寅恪与《柳如是别传》

转载

作者:吴格

报告中会涉及到这么几个人,我把他们分成甲、乙、丙三个部分。

首先将陈寅恪先生做一下介绍:中国古代有这样一句话,做传统学问的人都将它作为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叫做“知人论世”,你要了解一个人,就要了解他所处的时代,反过来,要了解一个时代又可通过那个时代所生活人的活动和经历来判断。我们对陈寅格先生这样一位蜚声海内外、有着大师的称誉、有着教授之教授的称誉、有着三百年来中国学术界最渊博、最有创造性的学者这样一些美誉的大学者,我要对他的身世作一介绍。

第二,因为是谈《柳如是别传》,也就是陈先生晚年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花了前后大约九到十年的时间,用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完成了这部数十万字、对三百年前知名度不太高的、并不为人所重视的一个青楼女子的生平介绍,这样一部著作本身也引起我们这些后人的浓厚兴趣。那么柳如是究竟是何许人也,是我也是大家所感兴趣的。

第三就是柳如是生平、《柳如是别传》中还有到一位主角,就是钱谦益,明末清初一位著名的、用我们现在的说法是“文学家”,当时的人们称之为大宗伯、少宗伯。钱谦益,别号牧斋,尊重他的人称之牧翁。而钱谦益也颇为不幸,他有着少年才子、中年文士的美誉,晚年又被推为文坛领袖,这样的地位、这样的尊崇,而在他身后百年左右,就被清朝乾隆帝重新评价,用现代的术语说:“重新评价”就是被完全推翻。陈寅恪先生作《柳如是别传》,距钱、柳生活的时代已有三百多年,他对钱、柳身世及明末清初的历史做如何的评价呢?我们下面将谈到。

甲、关于陈寅恪

对陈寅恪先生,我个人的看法,他是一位奇人,非常奇特的人,不仅是他的个性奇特、命运奇特,而且他所出生的家庭,他的父祖两辈及他个人所经历的,正是中国进入近代以来多灾多难的,外侮凭人的时代,我们的国家经受了许多帝国主义的侵略、国内的战争及近五十年来种种的社会变动。当然,陈先生并没有活到二十世纪末,他是一九六八年过世的,他的身世就非常之奇特。清代后期,满清统治到了内外交困、矛盾重重的地步,在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维新派,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管辖的地区和部门推行新政。在一八六○年以后,我们的东邻日本,一个一直以大陆文化为母文化的岛国,历代的中国人不无所谓大汉族主义,我们是有些自大的因素,他们与我们是同父同种,我们是母文化,日本是我们的子文化。他们从我们这里学了文化,学了衣冠。许多人讲,到了日本看到的招牌,看到的服饰,看到的习俗,还不是今天的中国,是中国大唐、唐宋时代的服装和语言,有些人会觉得非常光荣。日本到了近代受到西方坚船利炮的影响,西方的殖民主义者要开拓的市场,最初通过精神方面的传教,再有就是通过枪炮、兵舰的。它也是挨了打的,但它较早地破除了锁国的政策、打开了国门。在我们明代的后期大概相仿的十六、十七世纪以后,逐步引进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包括管理制度。尤其重大的是一八六二年的“明治维新”,举国由天皇下令进行改革,非常见成效,从一八六○年到一八八○年、一八九○年已是出成效。

对于中国来讲,清代统治阶级内部,像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这些湘西、淮西的领袖,在镇压了太平天国、捻军以后,手中握有重权,他们也在新管辖的湖广地区、京津地区、上海地区、福建地区、广东地区先后开办了洋学堂、机器制造局,造船、造枪炮,引进外资造铁路、开煤矿、铁矿,也在逐步向所谓的工业国家、工业革命发展,但因我们的改革不彻底,统治集团挨了洋枪洋炮的打,就觉得要“师夷之长技”,但许多场合还是以“国朝天威”自居。我们是中国,天下之中、要八方来朝,把西方人称为“夷人”、“鬼子”,这样一种盲目的自大,我们把东洋人、近邻的日本人从来都看得比我们低一些、弱一些。可是到了一八九四年我们有了一个教训,日本的改革显示出了国力,甲午海战中,李鸿章经营了二十年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在大连讲北洋水师的覆没,我想关心本土历史,关心近代史的人们都会知道,山东的北洋水师的总部刘公岛失守后,我们的旅顺口也相继失守,日本人登陆进攻,军队向北京进逼,逼得李鸿章担任全权谈判大臣,在日本非常羞辱地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我们落后必然挨打。

这些形势的介绍后,我们要回到陈氏祖孙身上。陈寅恪的祖父叫陈宝箴,他在清代的维新运动中,担任湖南巡抚,相当于现在的湖南省长的职务。当时的两湖地区(湖北、湖南)是中国的腹地,同时也是最先开展新政的地区。陈宝箴任湖南巡抚时,他自己和别人的回忆中都谈到他是大施新政,大启民智。具体做法就是兴办矿业局、机器局、银元局,开实务学堂,办乡学报。稍后戊戌变法中出名的两位是康、梁,其中梁启超是位口才极好的政治家,也被陈宝箴请到湖南主持实务学堂,这新学堂培养出来的许多学生成为辛亥革命及稍晚的国共两党中早期人才,这与湖南的风气先开、办报、办学堂的启蒙活动不无关系。一八九四年甲午战争,清军惨败,一八九八年发生所谓“戊戌政变”,朝廷中的激进派与在野的许多知识分子汇合成一股改革的力量,强迫慈禧交出政权,让其子光绪帝归政,希望通过维新派对年轻的有改革意图的光绪帝的影响,来推行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改革措施,可是这个政变前后只有数十天就流产了,后果就是大批有维新倾向或参与政变的人士受到了镇压,著名的康、梁逃往海外,戊戌六君子谭嗣同、杨锐、刘光弟等六位被斩首。陈宝箴在湖南主持改革,在光绪帝亲政时间他曾上过奏折,推荐了湖南本地及全国范围内三十多个改革人才,这些人大都被慈禧扭转政局后列上了驱逐的、砍头的、永不录用的名单。陈宝箴和他儿子陈三立也都在严谴之例,也就是不杀你,但立即撤去职务,回到原籍,而且永不再用。政变挫败后,陈宝箴和陈三立回到了原籍南昌。陈寅恪先生是第三代,生于一八九○年,他在四岁时正赶上祖母过世,全家扶着棺木,坐着船从湖南回到长沙。祖父回到长沙后,在效外西山的一所房子里,虽是退休了,但是在自己湖南任上做得轰轰烈烈的事业也还是有自己的看法,但因为当时政治上一片萧杀之气,只能与自己的儿子相对叹气:没有抓住时机,操之过急等等。但西太后并没就此放过他,现在也未经证实,所谓一八九○年陈宝箴的故事有一种说法就是西太后又派了太监从北京直接跑到南昌,进了陈家宅院,在内室宣读太后密诏,其内容就是要取他的性命。也就是要他体面地死,对外只说是生病死了,实际是要他自尽,而且非常残忍,据记载人自杀后要取他的喉尖,即取一块喉骨回京覆命,这事一直为陈家所忌讳。但对陈寅恪来讲,祖父与父亲都是极有才干,在当时的官吏和知识分子中极有影响的干吏、学者、才子,一下子从政治的上层落到民间,对他的幼年当然是刺激很大。他父亲陈三立也是举人进士出身,而且也有礼部主事的职务,但未到任,而是在湖南辅佐父亲推行新政,清末有“十大公子”之称,湖南就有好几位,包括谭嗣同、陈三立、吴保初,都是当时学问好、思想先进,两者兼容的人才。陈宝箴被贬并过世后,到了宣统年间,朝廷有启用陈三立之意,但他不愿出来,民国政府也曾愿重用他,但三立老人从此不踏入政坛,三立老人因以传世的是他的诗文。

十八世纪的最后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中国传统诗歌虽然在新文化运动到来以后,慢慢转向衰落,但在最后阶段,我们称之回光返照,有一段很大的繁荣期,即清代的末期到民国的前期。清末同光年代,文学史上称为“同光体”的诗歌形式,“同光体”后期的领袖就是散原老人陈三立先生。他的诗歌学的是宋诗,他本身是江西人,江西诗派,大概在自己的作品中要用许多典故,对许多曲折的、不能明言的、许多有隐意的时事的感慨、身世的感慨。散原先生诗是中国十九世纪传统诗歌领域中不能轻视的一份遗产。复旦大学的一位朋友现在还在专门做陈三立先生诗歌的研究,取得了初步的成果。另外三立老人非常有气节,清末民初的北洋政府,包括一九二八年后的蒋介石国民政府都想借重他的威望和影响出任一些职务,他都不愿意。卢沟桥事变后,日寇占领北平,三立老人住在北平的郊区西山,日本人想拉一些有影响的老辈出来,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有一个军阀叫吴佩孚,当时也老了,日本人也去拉他,总之一些有名气的老人,无论是政界还是文化界,日本人都要把他们拉出来,三立老人也名在其中。老人很生气,让仆人关上大门,门外总有便衣在等着,三立老人知道就当时情况带着全家回南已是力不从心,就生病拒不服药,多少天后就去世了。

这时的陈寅恪先生作为清华的教授,因为战争爆发,正在由北方向中国西南迁移的途中。陈先生出生世家,有着这么好的传统修养,而且又不是传统的教育子弟埋头只读圣贤书,得一举人进士好做官。他出生于一个有传统文化的积淀,又是中国处于近代的世界环境中,具有开放意识、有改革中国传统封建统治愿望的官僚队伍中激进分子的家庭。从小在家中念私塾,十三岁由亲属带他到日本。最初他是随到日本留学的大哥见见世面,回国后在他所属的江西省考到一个官派的留学资格,先后在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留学,三十岁左右在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当时在欧洲和美洲的留学生队伍中,许许多多的年青人都知道陈寅恪其人,后来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人物,胡适、俞大维、吴宓等他们在欧洲或美洲碰到时,无一不把陈寅恪推为他们这一拨人中最努力、最渊博、最优秀者。陈先生是一个世家子弟,不是不知道读书能进入官僚阶层,有较好的生活。如清代的科举制度没变,他肯定会和他的兄长一起一个个地去考试,但因他的家庭有过那样的变故,他们又会有另外的一种看法,又重视,不得不把它当成敲门砖,同时又不是真正的看重。陈先生留学若干个国家,到了多少个学校,都是要学他感兴趣的学问,找他所佩服的老师。我做学生时,我的老师说过,陈先生真了不起。有的老师听他一个学期的课就够了,有的老师听他一星期的课就够了,还有的老师听他一节的课就够了,他并不是和老师比高低,有较量的想法,他只是我要学的,就是与我的学术、理想,与我一生要完成的学术任务有关,感兴趣的东西,并不完全被学分、学制所左右。

吴宓说陈寅恪的学问是我们当中学识最渊博,但不止是渊博令人佩服,而且他的好学深思,他能对学问融汇贯通,他的见解更令同学们佩服。根据记载,当时的留学生中有许多贫寒子弟,父母供不起,但由于刻苦,得到有钱人资助,或考上官费,有了特殊的待遇,有的就是世家子弟,有的是通过各种关系,不管怎样,这些留学生在海外大多是只想文凭,只想所谓个人今后的利益。而吴宓、傅斯年、胡适,包括陈寅恪这些人笔下所写的当年世纪末的那批留学生真了不起。陈寅恪后来是一个书斋的学者,但二十年代在德国留学时每天听的是梵文、巴利文等一些很专门的学问,但周末同学们聚会时,除交流学习的情况外,谈论的是回国后中国的征兵制度、军队制度、通过征兵提高中国穷乡僻壤的百姓的水平、教育应推行德国式的,还是英国式的,谈的都是学成以后如何报效国家,如何改造遍体疮痍的国家,数千年的封建文化虽然给了我们光荣、给了我们骄傲,但近代以来,他更象一个生病的老人。这批年青人从大陆出来,日夜萦绕自己的信念就是如何拯救自己的国家,为国家寻找一条富强之路。陈先生早期在德国和美国碰到两位国际大师级的语言学专家,一个是美国的Lanman,非常了不起,另一位是德国的Lueders。回国后,又在清华大学有一位外国专家叫钢和泰,他与陈先生有很长时间的交往。当时已是清华教授的陈先生每周与他见面两次,习梵文。梵文及巴利文不是现代的语言,是古代曾经存在过,后来越来越少有人知道,变成一死掉的语言,但是偏偏我们东方的包括亚洲西部、中亚、东亚古代历史中许多不同时期的文献,不都是用现代的文字,如阿拉伯语、汉语来记载的,它们多是用梵文、巴利文,突厥文等这些古代的文字记载。我国的少数民族中西藏有藏文,蒙古有蒙文,满族有满文,新疆所用的语言就属于突厥语系统。历史上这些民族有分、有合、有并,我们中国的版图在唐代曾推到中亚。清代康熙帝时我们西边疆也不是到伊梨为止,还要延伸到今天的塔吉克斯坦,东北的疆域包括大兴安岭地区、库叶岛地区,后来历史的演变中我们萎缩了。但历史上那些疆域、那些地区人民的生活,那些民族间的交融,曾发生过的事情都是历史学家所关心的。

陈寅恪一是因为他天资聪明。二是对语言特别的敏感。过去的士大夫之家,小孩子从小读书,不是只读《三字经》《百家姓》,而是从《说文解字》开始,《说文解字》就是把中国文字的源由从头说起。陈先生先后学过的语言很多种,他一九二五年回国,三十六岁,没有任何学历,没有任何著作。胡适之当时是新文化运动后威望很高的北大教授、文学院长,他推荐陈先生担任清华研究院的研究生导师,当时只设四个人,校长听说陈先生是胡先生介绍的,一定不差的,问哪个大学读的博士?他说不是博士。问有什么著作?没有著作。校长说,这就难了,清华研究院可不是谁要来就能来的。同时聘请的另外几位中有声名赫赫的梁启超、王国维。梁启超就说:我梁某人从清末到民初,可说是著作等身,可我也没有博士,陈先生没有博士还在其次,我告诉你,我的等身著作,在近代影响很大的那些政论文章,加起来虽有我的身体那么高,但不如陈先生的几十个字、几百个字。清华的校长姓曹,他一听,噢,这么大的保人,胡适之、梁启超都推荐他,那就请他来吧。陈先生到清华后,他的学问,他的人品,他的治学态度很快就博得了师生一致的尊敬。

抗日战争开始后,清华北大都迁至西南,所以有过南开、北大、清华三校联合成西南联大的事情。联大时期,英国最大的学府61阅读膜脱落,有了这种刻苦积累陈先生确有可能完成一部关于中国历史的大作,但由于时代的动荡,个人体力的不足,徒有其志,未能完成。陈先生晚年由于失明只能依赖助手完成了《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他说:“著书唯剩颂红妆”,就是我到晚年做中国通史、中国历代演变的教训这样的大学问已力不从心,我现在著书只剩下歌颂红妆。两位历史上不为人重视,几乎被历史湮灭的两个小女子的身世经过我的发掘整理,使世人对她们的才华和思想有了新的认识,我要著书给她们一番表彰。在陈先生著书的余暇也有一些诗歌的创作,过去的人诗以言志,不是作为作品专发表,限于时间不多说了。《陈寅恪诗集》“兴亡”、“家国”、“身世”、“乱离”之辞,凡四十六见,反复吟咏,为其诗及人生感慨之结。

乙、关于柳如是

柳如是是江苏吴江人,另一说法是嘉兴人。两地同属长江三角洲的水网地带,交通是靠小船,许多小镇是相通的。柳氏早年为妓,明末的妓女与当时的社会风气有关,有多重的修养,除相貌出众外还能歌善舞,吟诗作曲。她们的才情和修养与我们印象中的这个行当没文化还是不一样的,当然柳如是是其中的佼佼者。柳氏早年与松江名士陈子龙有着密切的联系,甚至到了论婚嫁的地步。陈子龙与松江名士成立几社,聚会作词,重论天下之事,柳氏也是成员之一,与陈子龙互相爱慕论婚嫁,但后因陈家父母干涉不允,加之陈子龙北上考功名关系才中断了。陈子龙是一位很有出息的人才,由才子成为志士,爱国的民族英雄。他早年就爱慕柳氏,可见柳氏的才情、思想自有过人之处。与子龙分手后,崇祯十三年,用民间的话说,妓女到了一定年龄要选择一个新生活道路,据说当时太湖流域的常熟有一位出名的人物,叫钱谦益,他的文章声望是当时东南文坛的领袖。柳如是扁舟访钱谦益是过去的一段佳话,她是男装,驾一艘小船,扮成一少年文士,直书“柳氏”,相见以后,谈吐风雅作词应对都很出色,钱谦益不识她是女身,几次交往后,钱非常赏识柳氏,而柳氏本身眼界很高,虽然她与钱有三十年的差距,但自己不同常人的思想和才学很难以一俗人为终身依靠。不久钱柳成婚,钱以得柳氏这样一位才情出色的如夫人而骄傲,而前半生很痛苦、流离的柳氏也因嫁了这样一位文坛宗师而满足,但不久两人的思想矛盾就表现出来。

柳如是很多诗文,我们无法一一说明了,她在二十岁左右就将自己一段一段的作品都刻成集子了。

丙、关于钱谦益

刚才讲到钱柳交往中的矛盾就是“三死”。老夫少妻年龄上有差距,但趣味相投,一个爱的是绝世的才情,一个爱的是文坛领袖。但外部却发生了一个天崩地裂的大事件:一六四四年,明亡。明朝的腐败到了极点,李自成的起义军攻入北京,崇祯帝吊死在故宫的里面,满人趁机攻入山海关,占领了北中国。南方在一六四四至一六四五年短短的一年中建立了南明政权,与北方满清政权对抗,但清兵不久就南下轻取南都,南明政府很快垮掉了。原来一直认为我们中原四万万人口怎么被东北边陲数十万的小部落民族征服了呢,不能相信。于是许多人都抗起,为了民族、为了自己原来的信念,参加斗争。有的在斗争失败后牺牲了,也有的没有献出生命,但做隐士了,逃到深山里开荒,逃到破庙中去做和尚。这是明末士大夫阶层中的种种选择。有的从此甘做百姓,更有甚者呢,满洲人政权建立起来后,最初的抵抗镇压结束后,要治理这个地方还是要找一些南人,一些知识分子出来做官,有许多人就加入到了新政权中去,有许多人是坚决不干的,我们所知道的顾炎武、黄宗羲、傅山等。傅山先生也是学问独辟,方方面面知识都很优秀。满洲人要他做官,他就骑着毛驴在山西的土窑洞里躲来躲去,湖南的王夫之学问也很大,他逃到苗族的苗寨中去,同时还要做学问,这个学问是为了后代、文化的复兴、民族的复兴,所以留下了许多我们民族精华的东西。傅山后来成为著名的儿科大夫、妇科大夫,大家都不知道他的前半生是出色的文人,知识分子。后来康熙的时候还是通过省、地县一级级的政府硬把傅山找到北京,请去破格录用,知道你是前朝的贤达,学问好,道德好。傅山就说我老了,不能骑马。那就用车子送,到了永定门外,傅山就不吃不喝,康熙也是一聪明人,你到北京城墙下,坚决不进来,就放了你一马,成全了你的名节。这样大家都退一步,康熙确是显示了政治上的智慧。

钱谦益与才色兼备的河东君柳如是成婚不久,明亡了,钱曾做过礼部侍郎的职务。后来明亡后,在短短的南明政权中做礼部尚书,清兵南下,南京失守后,柳如是就要求丈夫自杀,老头就犹豫了。柳氏就跳入水中求死,被人搭救。钱谦益与南京城百官非常耻辱地开城投降清兵,钱这样的文坛领袖在生死问题上亏了自己的节。清兵胜利后带所有降官回京封官,钱谦益说我不是要做官,我家藏书若干,我有志于要编撰明代历史,宋、明的史书我收藏了千万卷,我死了,书没有人用了,资料没有人整理了,他这样就给自己的生找了一个借口。到了北京后,他卷入降官的相互倾轧之中,遭黄案而下狱。这件事发生后,就看出柳如是的另外一种才干。柳氏四处奔走,找关系打通关节,为自己的丈夫辩白,费了很大力气,把丈夫救了出来,守在北京照看丈夫。六年后夫妇获准离京返回故里,安心做学问。几年后又发生了一件家难,家中著名的藏书楼绛云楼,藏书甚富,浙江宁波的著名的思想家黄宗羲已归隐,仍对常熟钱家绛云楼中的大量藏书念念不忘。就是这样一个藏书楼却在顺治七年失毁於火,此时的钱谦益比亡国还要痛心,冲入火海,想与他的藏书同归于尽,被人救出。他是因为有这些书,担负着史官职务,明朝亡了,明朝的历史他要编撰出来,书没了,活着便没有了意义,这个变故后,钱谦益就身染重病,日见衰弱,到了康熙初年就去世了。钱翁死后,他的如夫人柳如是对他还有一个报答就是第三个死。第一个死是劝夫自杀而不死、第二个死是下到大牢,几濒于死而救他出来,第三死是丈夫死后,族人求金要索,日夜吵闹,不准钱翁下葬,此时,柳氏又显出她非凡的一面。她先是应允了族人的非份要求,把丧事办妥,然后定下日子,请族人吃酒,协商分金之事。在聚会之前,写好信,派仆人送到官衙。这厢摆下酒席,安排好仆人几时动手,族人要柳氏快快取钱,柳氏上楼迟迟不回,族人吃完酒上楼寻去,发现柳氏已死去多时,但墙上留有手迹:绑住为首的人,有功。家人见老太爷刚死,家母又被逼上吊,当然满腔义愤,绑下了为首的几个族人,这时公差已到。柳如是用自己的死保全了钱家在钱氏族内的利益,当时是四十七岁。她的决断、她的气魄、她的诗文《戊寅草》、《湖上草》等等,都可看出她确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女子。?

对钱谦益的评价,我个人概括了一下:少年江南才子,曾为东林党人;中年雅孚物望,朝廷在野都知道常熟钱氏,人推文坛盟主,著作有《初学集》、《有学集》,编著《钱注杜诗》、《列朝诗集》等;晚年进退失据,百年后被乾隆列入《贰臣传》,这种耻辱是终生的。平心而论,钱谦益性格软弱,在民族危亡和个人进退的选择中有重大过失,使自己蒙耻蒙羞,但他是一位学问渊博、诗文创作很有成就、藏书颇有贡献的饱学之士,在明末的文化事业中颇具影响,这也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他与柳如是的这一姻缘也为世人关注。?

陈寅恪先生在晚年双目失明的情况下,花了很大力气把钱、柳两人的关系和活动研究出来了,他就是要表彰柳如是这样一位奇女子,不仅她的才情了不起,她还有许多令须眉低首失色的思想品德和气节。陈先生是利用一个小的题目,同样地表现一种历史的沧桑,民族兴亡过程中的优秀人物。没有力量写大的事件,大的断代史,就细研两个小人物的身世,两个小人物都有很好的才干,却没有很好的结局,悲剧的结局。其中对人物的同情、发掘、描述中带有自己的身世之感。陈先生是一个奇人,《柳如是别传》是一部奇书,书中大到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民族文化从古到今的思考,加之两个小人物的命运,反映出陈先生对中华民族历史的一种关切、一种忧思。

三 : 为什么是陈寅恪写《柳如是别传》 80

为什么是陈寅恪写《柳如是别传》?

人 性 的 寻 问

伎与妓,这不是一个香艳的话题,而是关于人性的寻问。

陈寅恪为什么写《柳如是别传》?

为女性作传,尤其是为妓女作传,中国文化史上除了陈寅恪别无他人。或者可以认为,陈寅恪意在透彻人性,从最卑微处阐发最深刻的人性真谛,以此说明钱谦益一代仕文化的特性,以此说明与明末顾炎武相同的主题“亡天下”即亡文化。

写了三篇关于苏小小、李师师、梁红玉等古代妓者的文章,目的在于进入陈寅恪写《柳如是别传》的内心境界,进而得以介入钱谦益一代仕文化及其沉沦的感觉。中国现代的社会大变革,启蒙于宋理学,兴起于明学社,经过二百多年满清亡天下的统治,再起于清末如义宁陈氏的奋发。

何为世运之枢轴?一百多年来,在文化上最重要的命题就是中、西文化的融合。在这个命题面前,无论是以坚持儒家传统的小国学,还是以中国各民族的儒、佛、伊斯兰文化组合的大国学,都相形见绌。这是一个发展或者是固守的问题,它的争论必然反映出、也影响了我们民族命运的波折。

义宁陈氏――陈寅恪及其父、祖的生命中内涵着一个变革时代的信息,而他们事业的主题,无论是变革维新还是独立思考于东西方文化的交融,都表现了中国文化与学术进步的方向,也就是中国命运的走向。

这一切似乎与妓者话题无关,但是当我们明白,无论是古代中国以家庭模式演化为国家模式,还是近代西方冲破中世纪的神棍专制而进入民主国家的构建,都建立于一个构成社会的最本源的因素,即人与人之间的相亲相爱,或者说没有彼此的亲爱就没有社会。于是妓者话题就不是一个缺乏意义的话题了,甚至是最为本源的问题。

一、人性的放纵:

我们很容易注意到中国社会理论的指导者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妓者的观点,因为它是马克思主义家庭观的一部分。这种情况一点也不值得奇怪,如果明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点是物,唯物史观的即建立于物――生产力水平决定的物的形态之上。

远古的殷人是契母简狄呑食鸟卵而产生的(《诗·商颂·玄鸟》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远古的周人是邰女姜嫄踩上天帝的足迹而产生的,以后来的中国礼教言都是荒唐的,迹近于妓;古代的巴比伦人却因为无规则的性交而毁灭了自己,是乱伦的代价。这也许是最早的人性的放纵。

一切都在随从“物”形态的变化而处于变化中,于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这样描述人性放纵时代的特性――希腊雅典的特征――在西方历史中,迟于巴比伦时代:

“在雅典的全盛时期,则广泛盛行至少是受国家保护的卖淫。希腊妇女那超群出众的品性,正是在这种卖淫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她们由于才智和艺术上的审美教养而高出于古代妇女的一般水平之上,正如斯巴达妇女由于性格刚烈而高出一般水平之上一样。”

马克思和恩格斯客观地描述了这一时期希腊人相爱的特点,是以肯定的性的语言来评

论的,他们说:

“要成为妇人,必须先成为淫游女,这是对雅典家庭的最严厉的判决。”

“是受古人尊崇并认为她们的言行是值得记载的举世无双的希腊妇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之二、家庭)

所谓“淫游女”,比较规范的称谓即妓女。以自然社会为形究对象,研究社会以遵循自然法则,马克思与恩格斯自然不同于中国的卫道士的“非礼勿听”。启蒙时代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即爱情说,揭去人类种种自设的规定而返回人类社会最基础的观念本身,例如爱情――人与人彼此间近于动物性的眷恋;例如爱情的神圣,怎么都也真纯。

马克思与恩格斯更主要的是把此类种种绝对精神类的观念置于人类社会进程的不同阶段――决定于“物”的显现的发生,他们的观点裸露却也坦然,无须象后来的伪马克思主义者,总是企图利用“道袍”遮掩自己的丑鄙。

二、人性的规范:

“淫游女”,虽然孕含人类社会形成的基因,但是它的混乱却也导致古巴比伦的灭亡,事实上大多数民族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于是一种规范应运而生了。例如“非礼勿听”句,该句见于《论语-颜渊篇第十二》: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意思是,不符合礼教的话不能说,不符合礼教的东西不能看,不符合礼教的事不能做,这是很重要的儒家思想。这里的礼最基本的概念是对乱伦的约束,因为孔子学说的家庭观的演变即孔子学说的社会观。这种观念企图建立在一个纯粹的基础之上,它不能不从“淫游女”走向“礼”,后来更走向节烈。

这一个儒学观的影响是巨大的,因为它的需求是巨大的,直至于渗透到佛学中。中国高僧东渡日本传播中国文化,于是有了一尊名为“三个智猴”的雕像:

它们中的一个把双手捂眼做惨不忍睹状;一个双手捂嘴做噤若寒蝉状;另一个双手却捂耳做置若罔闻状

“三个智猴”形象地说明了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其意在警戒人们:“若要洁身,首先要远离邪恶”。

作为孔子学说的构成,这些规定并没有错误,是一类保障生命得以延续的主张,是保证社会得以稳定的主张。

孔子是在春秋末期社会混乱,民生不保的情况下提出这类主张的,希望人人自重而返回社会的安宁。后来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是孔子这一观点的发展,也是针对唐末与五代的混乱而寄希望于社会的自我约束。

把马、恩的“淫游女”论与孔、朱的“礼”论理论作比较是不合适的,因为它们属于不同的时代,前者是一类本初景象,后者是一类矫枉的规定,正是有了本初的混乱才有结束混乱的规定。

不幸的是,人类史上大部分的规定都是暂时的,当这些规定成为神棍或统治者奴役社

会的理由的时候,也就是说他们的行为只是在维持特权阶层的利益,而社会大众只能在种种约束下忍耐于外加的剥削压迫,这些规定的寿命也就终结了。

这些规定终结的特征表现,最早也就出现人的本能的层面上,即从性的角度发动对于约束的否定。西方社会的爱情观是一类突破,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影响之深远与广大,其原因就在于反映了这时期的社会观念。发生在中国明代的钱谦益和柳如是的爱情也同样是在冲击旧有的规定,这种冲击比同时期的莎士比亚的观念更猛烈,更为广阔。

推翻先前的种种规定,从人性――人类的本质特性出发重新界定人类社会全新的概念,是唯物史观所企图阐述的过程。

三、人性的禁锢:

庸俗儒学、启蒙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是三类不同的思想方式。马克思主义则更接近于中国的《易》的主题思想――对事物认识的变易。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家庭观与孔子的家庭观有所不同,但是更接近于真实,对于希腊时代的妇女的描述就是一类真实。这种真实在 “礼”教建立后的中国社会也依然存在,尽管它是以妓而存在的,不入正途。

在中国古代的诗词精华中,作为女性的一个群体的妓女,占有很重要的一席之地,例如《全唐诗》收录有21位妓女作家的诗篇136首,同时不少诗词是歌咏妓女的艺术表演的,在《全唐诗》有关妓女的就有2000多首。

卖伎是妓女文化的主题,时称勾栏,是由妓女和艺人扶着栏杆卖唱演绎而来的,有点象现代的钢管舞。官僚政客,豪绅大贾在饮宴时要妓女陪酒、奏乐、演唱,叫做“叫条子”,在妓女一方,则叫“出条子”,其盛行时可追溯于唐宋,刘禹锡诗:“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江南刺史肠。”即能证明这一点。

能够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的希腊“淫游女”相类的是中国文化中的伎女,并不排除其“妓”的一面,值得关注的是其“伎”的一面。中国古代伎女在文艺发展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一些家妓、官妓,包括市妓处于中国古代诗歌、歌舞、音乐艺术上重要的位置。在礼教之下,妇女承受种种禁锢,只有“妓女”――“伎女”这一个群体很大程度代表了中国妇女的才智推动了中国古代艺术的发展。在现代各类女明星激发出种种声浪的时候,研究前一种“物质”形态之下的女明星们的表现,视觉似乎更加丰富了许多。

“妓”是从“伎”演化而来,“伎”是指专习歌舞等技艺的女艺人,伎是女艺人的技,它包括演技、舞技、武技、演唱、诗歌等等。古代的“妓”是娼妓与女艺人二者的统称。二者固然难以分别,兼而有之或各行其事,但是在历史演变中并无可非议,符合恩格斯在论述家庭观中的观点。

中国历史上记载的著名女舞蹈家很多。例如 “色倾后宫”的汉代赵飞燕原为“省中侍使官婢”,即家妓;在她之前的汉武帝的皇后卫夫人也出身家妓。应该承认她们的职业在于伎,而非妓,如果她们真的卖淫了,把血统视为生命的皇室大约不能容忍她进入皇宫,甚至当上皇后。

汉唐之间是极其混乱的,尤其是北方的游牧民族进入中原的五胡十六国,在性方面的混乱超越马克思笔下的希腊。这些时期的存在,无疑是在嘲弄“礼”的脆弱,毕竟,人性大于礼。

到了唐代,谢阿蛮也是著名的宫廷舞妓中,她的《凌波曲》让唐玄宗李隆基钟爱有加,成了他最宠爱的教坊舞妓。

又如许永新、念奴等都是唐玄宗时著名的宫廷歌妓。据说唐玄宗在勤政楼举行宴会,但万千观众的喧闹声干扰了音乐声,高力士建议由许永新登台演唱,以止喧哗,果然许永新歌声一起,广场顿时寂静无声,人人都被她的歌喉所吸引。

张红红原为韦青的家妓,以艺能被召入宫内,被唐代宗封为才人,人称“记曲娘子”。 张红红创造的“摆豆记谱法”是对中国古代音乐的一大贡献。

而有更多得值得评论的是唐德宗年间的徐州名妓关盼盼,她与诗人白居易有关,于是留下了诗句和故事,使这个问题的讨论增加了许多色彩。

白居易的《燕子楼三首-并序》记:

“徐州故张尚书有爱妓曰盼盼,善歌舞,雅多风态。余为校书郎时,游徐、泗间。张尚书宴余,酒酣,出盼盼以佐欢,欢甚。余因赠诗云:‘醉娇胜不得,风袅牡丹花。’一欢而去,尔后绝不相闻,迨兹仅一纪矣。

昨日,司勋员外郎张仲素绘之访余,因吟新诗,有《燕子楼》三首,词甚婉丽,诘其由,为盼盼作也。绘之从事武宁军,累年,颇知盼盼始末,云:‘尚书既殁,归葬东洛,而彭城(即徐州)有张氏旧第,第中有小楼名燕子。盼盼念旧爱而不嫁,居是楼十余年,幽独块然,于今尚在。’余爱绘之新咏,感彭城旧游,因同其题,作三绝句。”

显然,“一欢而去,尔后绝不相闻”,并不尽然,从白居易的《燕子楼三首》中看,念念于兹矣。

白居易识关盼盼后2年,张愔病死,关盼盼不忘张愔恩情,不肯改嫁,独守徐州旧宅燕子楼,与世隔绝。

曾作《燕子楼三首》,诗云:

楼上残灯伴晓霜,独眠人起合欢床。 相思一夜情多少,地角天涯不是长。

北邙松柏锁愁烟,燕子楼中思悄然。 自埋剑履歌尘散,红袖香销一十年。

适看鸿雁岳阳回,又睹玄禽逼社来。 瑶瑟玉箫无意绪,任从蛛网任从灰。

《历朝名垦诗词》评曰:“悲凉黯淡,字字哀音,笔亦幽秀,宜其为世传诵也。”一时流传。

白居易读其诗,不忘张张愔家宴中的一幕,依其题和诗三首:

满窗明月满帘霜,被冷残灯拂卧床。 燕子楼中霜月夜,秋来中人一人长。

钿晕罗衫色似烟,几回欲著即潸然。自从不舞霓裳曲,叠在空箱十二年。

今春有客洛阳回,曾到尚书墓上来。见说白杨堪作柱,争教红粉不成灰。

感慨之余,白居易又作七言绝句一首《感故张仆射诸妓》:

黄金不惜买峨眉,拣得如花三四枝。 歌舞教成心力尽,一朝身死不相随。

接白居易诗笺后,触动关盼盼对张愔恩情的怀念,泪流满面地说:“自从张公离世,妾并非没想到一死随之,又恐若干年之后,人们议论我夫重色,竟让爱妾殉身,岂不玷污了我夫的清名,因而为妾含恨偷生至今!”

关盼盼依照《感故张仆射诸妓》的韵律,回赠白居易:

自守空楼敛恨眉,形同春后牡丹枝; 舍人不会人深意,讶道泉台不相随。

7天后,关盼盼绝食而死。

后人说,白居易以诗杀人。白居易是否有意为之,不好说。不过晚年的白居易是向佛的,于礼大约不会如此执着,更不会以礼责备自己关爱的一个女子。但是关盼盼确实是死了,因为白居易的一首诗而死的。准确地说,这是当其时的社会文化之过,白居易和关盼盼都不能免俗,也无法免于俗。

白居易得知关盼盼的死讯,悔恨不已。于是步入古稀的白居易做出一个突破习俗的决定,他遣散了家中的姬妾,包括白居易深深宠爱的“樊素”和“小蛮”。从关盼盼的行为看,是礼在杀人;从白居易的行为看,唐人对于伎者的看法还是相当开放的。唐代是一个“礼教”苟且的时代。

后来的宋人苏轼就开放一些了,他赴任徐州太守,途经关盼盼的旧住处燕子楼,与梦中情人关盼盼相会了,笔抒《永遇乐》以纪艳遇:

明月如霜,好风如水,清景无限。曲港跳鱼,圆荷泻露,寂寞无人见。紞如五鼓,铮然一叶,黯黯梦魂惊断。夜茫茫、重寻无处,觉来小园行遍。

天涯倦客,山中归路,望断故园心眼。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异时对、南楼夜景,为余浩叹。

词牌名《永遇乐》来自一个爱情的故事,毛氏《填词名解》载:

唐有书生工于填词,邻里女儿酥香喜欢杜生写的词,郎情妾意,私订终身,终于成“踰墙之好”。事情败露,书生被告了官,判了刑,发配到遥远的河朔。临行前,他为酥香写了一首《永遇乐》,酥香拿着这首词,连唱三遍,声竭而亡。

可见苏轼填《永遇乐》,于礼也是肆无忌惮了。对此引发联想的也不是苏轼一人,无论是苏轼的“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还是柳永的“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或是秦少游的“小楼连苑横空,下窥绣毂雕鞍骤。”种种感慨都已经不是妓女的故事,而是人间情份,或者说的是社会构建的基础――人与人的关系。

四、人性的解放:

柳如是的意义在于展示一个新社会的观念。

把柳如是与关盼盼作一个比较,唐与明之间的中国人性有一个巨大的变化。

关盼盼是一个圈养的家妓,柳如是却是秦淮河边的一个名妓;

关盼盼囿于礼教的束缚,无论是自我封闭或是自杀,都是一类悲剧;柳如是却能够有种种抉择,甚至进入中国的变局,让自己投身于民族命运的搏击。

如同柳如是的是一个大的群体,至少包括“秦淮八艳”的董小宛、顾媚、李香君、卞玉京、陈圆圆、寇白门等名重天下的歌舞妓。

秦淮八艳之一的卞玉京是一个一落笔尽十余纸,袅娜风枝尤画兰的才女,虽然沦落风尘,却也抛弃了礼教,勇敢追求自己的爱情。卞玉京与著名诗人吴伟业的爱情是一段佳话。崇祯十四年春,吴伟业见到卞玉京,为其高雅不俗的谈吐和忧郁的气质所倾倒,二人交往

为什么是陈寅恪写《柳如是别传》 80_柳如是别传

频繁,感情渐深。卞玉京勇敢地表露自己的爱情,可惜遭遇崇祯金陵选妃,吴伟业凄然离去。二年后,卞玉京拒绝了一诸侯的求婚,乞身下发,出家为女道士,长斋绣佛 ,后来虽然与吴伟业再见,但是卞玉京自度尘縁已尽,弦索冷无声,终隐居惠山。

分别时,吴伟业送卞玉京至一百多里外的苏州横塘,有词《临江仙-逢旧》:

落拓江湖常载酒,十年重见云英,依然绰约掌中轻。灯前才一笑,偷解砑罗裙。 薄幸萧郎憔悴甚,此生终负卿卿,姑苏城上月黄昏。绿窗人去住,红粉泪纵横。 在这月上黄昏的时候,千里相送终需一别,吴伟业感觉到的是灵魂的颤栗。

吴伟业因此写下李商隐式的爱情诗《琴河感旧》:

白门杨柳好藏鸦,谁道扁舟荡桨斜。金屋云深吾谷树,玉杯春暖尚湖花。见来学避低团扇,近处疑嗔响钿车。却悔石城吹笛夜,青骢容易别卢家。

油壁迎来是旧游,尊前不肯背花愁。缘知薄幸逢应恨,恰便多情唤却羞。故向闲人偷玉箸,浪传好语到银钩。五陵年少侬归去,隔断红墙十二楼。

休将消息恨层城,犹有罗敷未嫁情。车过卷帘劳怅望,梦来携袖费逢迎。青山憔悴卿怜我,红粉飘零我忆卿。记得横塘秋夜好,玉钗恩重是前生。

长向车风问画兰,玉人微叹倚阑杆。乍抛锦瑟描难就,小叠琼笺墨未干。弱叶懒舒添午倦,嫩芽娇染怯春寒。书成粉箑凭谁寄,多恐萧郎不忍看。

无论是“五陵年少侬归去,隔断红墙十二楼。”还是“记得横塘秋夜好,玉钗恩重是前生。”吴伟业感觉到的是爱的刻骨铭心。

吴伟业与卞玉京的爱情是一类心灵型的交结,相类于李商隐与宋华阳爱情。虽然亡天下之后的中国,人性泯灭,甚至影响到现代,但是我们能够从之前诗人的诗词中真实感觉到中国人本来也有的丰富的情感,也有的相亲相爱的人性。

顾眉生和寇白门的情感经历又有不同的特色:

秦淮八艳之一顾眉生有侠骨芳心之评,她嫁于“江左三大家”之一的龚鼎孳为妾,凡有客求龚诗书画时,皆由顾媚代笔,顾声名才气愈盛。顾氏曾多次利用龚的政治地位,为抗清志士慷慨解囊。又曾经从清兵的搜捕之下救出抗清名仕阎尔梅,袁枚赞之曰 :“礼贤爱士,侠内峻嶒”。病逝日,吊丧的车辆有数百乘,不下丈夫。

秦淮八艳之一寇白门是一个能够把握自己命运的奇女子。崇祯十五年,寇白门嫁于声势显赫的功臣保国公朱国弼。1645年清军南下,朱国弼投降,却又被清廷软禁,朱氏欲出卖寇白门等歌姬以求赎身,白门对朱云:“若卖妾所得不过数百金,若使妾南归,一月之间当得万金以报公。”归返金陵后寇氏在旧院姊妹帮助下筹集了2万银子将朱国弼赎释。朱氏想重圆好梦,但被寇氏拒绝,她说:“当年你用银子赎我脱籍,如今我也用银子将你赎回。”豪迈志气令须眉汗颜。文坛祭酒钱谦益作《寇白门》诗:

“寇家姊妹总芳菲,十八年来花信迷,今日秦淮恐相值,防他红泪一沾衣。丛残红粉念君恩,女侠谁知寇白门?黄土盖棺心未死,香丸一缕是芳魂。”

李香君因孔尚任的《桃花扇》而成名,陈圆圆却是因为吴三桂的“冲冠一怒为红颜”(《圆圆曲》)而成名了。秦淮河畔的高级歌舞妓们都在历史的风云中展现人性的的高尚,

唯柳如是独立于潮流之中,卓然有砥石之能。

看柳如是的爱情观,文化观与生命观,不能不承认她是一代奇女子,不能不因此看到中国人性中灿烂的一面。柳如是名是,因读辛弃疾词:“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故自号如是。柳如是是嘉兴人,生于明万历五十年,因家贫妙龄入章台,易名柳隐。长成后,她美艳绝代,才气过人,遂成秦淮名姬。她留下了不少值得传颂的轶事佳话和颇有文采的诗稿《湖上草》、《戊寅卓》与尺牍。

郁达夫在《娱霞杂载》中录有柳如是的《春日我闻室》一诗,敬佩其文学和艺术才华;陈寅恪读柳如是诗词自称有“亦有瞠目结舌 ”之感

柳如是的爱国情怀令后人有伪名儒不如真名妓之叹。在她20余岁时,嫁给东林领袖钱谦益,清军南下,柳如是劝钱谦益与其一起投水殉国,钱沉思无语,柳氏却“奋身欲沉池水中”。钱谦益降清后,企图以文史终其一身,但是满猷大肆篡改中国历史,又岂能相容,钱谦益先是称病辞归,后又遭案件株连,幸亏柳如是全力营救出狱。

钱谦益是民族英雄郑成功、瞿式耜的老师,爱国之志深沉,而柳如是却是激昂热烈的女中豪杰,夫妻俩毁家纾难,尽力资助郑成功、张煌言、瞿式耜、魏耕等抗清义军,柳如是甚至亲至军营劳军。

最值得关注的是,柳如是的爱情观所展现的中国人的人性,有一种飞扬,有一种磅礴。在柳如是的爱情观前,封建礼教弃如敞履;柳如是所张扬的人性,尤如乌云中闪射的电光石火。柳如是的人性把后来统治中国的满清文化映照得如此萎琐,她的人格的独立特性又让陈寅恪类的仕大夫钦佩有加。

柳如是的情感世界极其丰富。有如其他风尘女子一样,柳如是的身世浸满了苦难,她幼年被卖给名妓徐佛家为养女;十四岁被卖给吴江故相周道登的母亲,再为周道登收为妾,后来却遭诬陷重回娼门。

从此柳如是即把礼教种种踩在她的一双小脚下。她性情刚烈,为人豪爽,颇有男子风范;她常穿儒服,与相识抱拳为礼,称兄道弟,招摇过市;她天生聪慧,底蕴深厚,“分题步韵,顷刻立就;使事谐对,老宿不如”;她甚至能够与男人们比诗斗酒,在花柳从中佯狂出世,不弱于种种品牌的名星高手。

柳如是归宿于钱谦益,演绎出许多故事,可贵的是他们之间真诚的相爱。

柳如是于二十三岁时主动追求年过花甲的钱谦益。她的追求方式是如此大胆无忌。崇祯十三年十一月,柳如是轻舟简装突然出现在钱谦益的半野堂,幅巾弓鞋男子服,神情洒落林下风,其实让生性通达旷放的钱谦益大吃一惊。可贵的是钱谦益有通儒的品性,对柳如是的大胆简洁非常欣赏,更喜出望外。

和柳如是成婚,钱谦益以致仕大员,社会名流成份,居然以迎取良家女子的方式行事,“行结郦礼于芙蓉舫中,箫鼓遏云,兰麝袭岸,齐牢合陛,九十其仪。”夫妻俩蔑视习俗的作法让腐儒们激愤,谴责以“亵朝廷之名器,伤士大夫之传统”,围观的好事者更是拣砖取瓦掷打彩船,而旁若无人的钱谦益却在舱中“吮毫濡墨,笑对镜台,赋催妆诗自如:

“新妆才罢采兰时,忽见同心吐一枝。珍重天公裁剪意,妆成敛拜喜盈眉。”

面对爱人妆扮的钱谦益在爱情中勃发出诗情,《咏同心兰四绝句》大约没有几个人写得出来,除了才情更重要的是内心情感。钱、柳与现代那些无病呻吟的情歌王子不可同日

而语,并非只是后者文墨不通。

半野堂气象幽深,松涛如涌,花草如绵;而山泉激湍,落红飘流,轻响有韵。柳如是半野堂的女主人,老少恋人留连“湘帘檀几,煮沉水,斗旗枪,写青山,临墨妙,考异订伪,间以调谑。”温馨的家庭生活固然令人向往,而平和的人性也点缀了人间的幸福。

这是一对豪放不羁的情侣,日夕“红妆画舫,畏东寺之繁华;蓬径席场,傍西丘而至止。”潇洒在“竹户萧闲,清阴寂历。白云残雪,映人面而不分;兰气梅香,与清言而无别。”更与朋友们“谈谐间作,献酬不烦。染翰论文,重翦两窗之烛;张灯促席,共开北海之尊。”(《东山酬和集序》)

梦一样的爱情让钱谦益感觉到生命的迟暮:

罨画山城画舫开,春人春日探春来。帘前宿晕犹眠柳,镜里新妆欲笑梅。

花信早随簪鬓发,岁华馀逐荡舟回。绿尊红烛残年事,传语东风莫漫催。(《迎春日偕河东君泛舟东郊作》)

而沐浴于爱情中的柳如是报以“春风舞袖”的娇柔:

珠帘从此不须开,又是兰田梦景来。画舫欲移先傍柳,游衫才拂已惊梅。

东郊金弹行相逐,南陌琼辀度几回。最是新诗如玉琯,春风舞袖一时催。(《次韵》)

柳如是有一份乐观,又有一分珍重:

裁红晕碧泪漫漫,南国春来正薄寒。此去柳花如梦里,向来烟月是愁端。

画堂消息何人晓,翠帐容顏独自看。珍重君家兰桂室,东风取次一凭阑。(《春日我闻室作呈牧翁》)

钱谦益似乎感受到生命的力量,毕竟爱情是青春的光华:

芳颜淑景思漫漫,南国何人更倚阑。已借铅华催曙色,更裁红碧助春盘。

早梅半面留残腊,新柳全身耐晓寒。从此风光长九十,莫将花月等闲看。(《河东春日诗有梦里愁端之句怜其作憔悴主语聊广其意》)

二人相互应答,如同春树间的黄鹂。

钱谦益:万条绰约和腰瘦,数朵芳华约鬢来。最是春人爱春节,咏花攀树故徘徊。 柳如是:丝氏偏待春风惜,香暗真疑夜月来。又是度江花寂寂,酒旗歌板首频回。 钱谦益:寒轻人面如春浅,曲转箫声并月圆。明日吴城传好事,千门谁不避芳妍。 柳如是:五蕊禁春如我瘦,银缸当夕为君圆。新诗秾艳催桃李,行雨流风莫妒妍。 钱谦益:梅蕊放春何处好,烛花如月向人圓。新诗恰似初杨柳,邀勒东风与斗妍。 在封建中国,所谓爱情常常是悲剧,如李商隐与宋华阳,吴伟业与卞玉京等等,能够象钱谦益与柳如是式的鸳鸯和鸣的确实很少。后来一些志气高扬的懦夫们总企图拆开这一对神仙眷属,不免眛于人性。费孝通先生对郁达夫评价很高,认为“郁达夫写的东西是有

人性的。” 费孝通先生的见解就在穿透世俗中的种种主义,而回到人性本身,这也是读柳如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读其诗集,爱情中的钱柳过的是神仙生活。这种生活的前提是冲破种种世俗的界限,摆脱人性的层层封锁。柳如是既嫁,依旧无拘无束,她和钱谦益的朋友们比酒作乐,酩酊大醉之时“咳吐千钟倒玉舟”,太白遗风如此,闺阁风范何必;朋友们称赞“佳人那得兼才子,艺苑蓬山第一流。”其诗如:

舞燕惊鸿见欲愁,书签笔格晚妆楼。开颜四座回银烛,咳吐千钟倒玉舟。

七字诗成才举手,一声曲误又回头。佳人那得兼才子,艺苑蓬山第一流。(《东山酬和集卷》半野堂燕集次牧翁韵奉赠我闻居士 徐锡胤?)

更是令时人惊诧的是钱谦益常常委讬柳如是代为外出拜客,于是柳如是坦坦然穿上男人的服装,周旋于男人的世界,“竟日盘桓,牧翁殊不芥蒂。尝曰:此吾高弟,亦良记室也。”

四、曾经有过的人性解放: 柳如是是个梦,对于她自己而言是个梦,对于中国社会来说也是个梦。柳如是与钱谦益唱和:

钱谦益唱:

陌上花开正掩扉,茸城草绿雉媒肥。狂夫不合堂堂去,小妇翻歌缓缓归。

陌上花开燕子飞,柳条初扑麹尘衣。请看石镜明明在,忍撇妆台缓缓归?

陌上花开音信稀,暗将红泪裹春衣。花开容易纷纷落,春暖休教缓缓归。(《陌上花》)

柳如是和:

陌上花开照版扉,鸳湖水涨绿波肥。斑骓雪后迟迟去,油壁风前缓缓归。

陌上花开一片飞,还留片片点郎衣。云山好处亭亭去,风月佳时缓缓归。

陌上花开花信稀,楝花风暖飏罗衣。残花和梦垂垂谢,弱柳如人缓缓归。(《奉和陌上花》)

如泣如诉,如云如流,真是梦中的音响呵。

钱谦益去了,这一曲如梦如幻的爱情诗也结束了。一个月后,柳如是是用缕帛结项自尽的。

后人羡慕这一对神仙眷属,在虞山脚下柳如是墓也就成为一处景观。柳如是墓是由钱谦益门生王梦鼎、陈式等在营造在原拂水山庄秋水阁庭中的。嘉庆常熟县知县钱塘陈文述重修,建国后屡修。墓前石碑上镌刻“河东君之墓”,1982年11月定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柳如是是一座孤坟,百步之外是钱谦益与原配夫人合葬墓。两个墓之间荡漾着一池碧波,有人说是柳氏心伤之泪。钱谦益的墓亭联是“遗民老似孤花在,陈迹闲随旧燕寻。”而柳如是的墓亭联是“浅深流水琴中听,远近青山画里看。”到底没有唱和的意境。

百步之遥在空间上是小距离,在人性上却是大距离,尤其是经过满清对中国文化的摧残,中国人性的创伤至今难以弥合。

其一云:人去也,人去鳯城西。細雨溼將紅褏意,新蕪深與翠眉低。蝴蝶最迷離。 其七云:人去也,人去碧梧阴。未信赚人肠断曲,却疑误我字同心。幽怨不须寻。 其八云:人去也,人去小棠棃。強起落花還瑟瑟,別時紅淚有些些。門外柳相依。 其十七云:人何在,人在雨煙湖。篙水月明春膩滑,舵樓風満睡香多。楊柳落微波。 其十八云:人何在,人在玉階行。不是情癡還慾住,未曾憐處却多心。應是怕情深。(河東君《夢江南 懷人》二十首)

二十首选其五,找“人”是很难的,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也是在找“人”。易中天说不要学陈寅恪,说得也是,于是就在这里读“人”。

壶公评论写于09-08-01 于麒麟山麓

四 : 如何看李继宏谈陈寅恪走下神坛的问题?

[李继宏]如何看李继宏谈陈寅恪走下神坛的问题?
李继宏最近的一篇文章又引起轩然大波,《李继宏:陈寅恪是怎样被送上神坛的》 批陆键东著书,进而批“陈寅恪在语言上的天赋并不高”,指连“最低限度曾用十几种语言写过读书笔记……的材料根本就不存在。”

怎么看李这篇文章?如何评价陈的学术成果?
下面就看看www.61k.com小编为您搜集整理的参考答案吧。

网友洪嘉君[李继宏]如何看李继宏谈陈寅恪走下神坛的问题?给出的答复:


网友derstoltz[李继宏]如何看李继宏谈陈寅恪走下神坛的问题?给出的答复:
引李文论陈语言天赋不高说如下:
“实际上,反倒有确凿的证据表明,陈寅恪在语言上的天赋并不高。

“根据蒋天枢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第31页记载,陈衡恪之子、植物学家陈封怀曾提及其叔父在1913年尚不会说上海话;然而陈寅恪曾于1905年到1909年间在上海复旦公学读书,如果真是语言天才,怎么可能在一个地方呆了四年还不会说当地方言呢?

“再者,也没有任何现存的材料表明陈寅恪曾经宣称自己精通十几门语言。陆键东把“能运用十数种语言文字从事文史研究”作为陈寅恪是“世纪难遇的一个奇才”的重要前提和证据,却不对其加以分析和考察,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关于第二点之材料证明,已有@洪嘉君 所举季羡林文和中山大学出版社《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研討論文集》(http://book.douban.com/subject/3823480/),兹不赘述。

关于第一点之四年未谙上海话。按李文,1913年距陈寅恪沪上求学期(1905?1909)已四年,就算学来若干上海方言,经久未习,难免生疏。而此前复旦公学求学期间,勤于念书,少与本地人接触,不会当地土语,这很奇怪吗?

李继宏来上海也小有年月,不晓得上海话说得怎样。在沪生活,并非唯上海话为交流用语,所以即使他不会,我们都理解。不过有一点很清楚,李讲了这么多年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现行普通话,依旧南国风情浓烈,这又怎么解释?但这些并不妨碍他在文章里引用或仿写流行网络用语,如”叫你一声SB你敢应吗“类。或者在种种译文里透出普通话的腔调来。这些说明口语交际用的方言作为一种语言与阅读行文用的语言实在是有不同的。

李继宏不懂得语言概念的定义。基本概念未厘清,论证也无逻辑,不循当时当地之情景作合理推断,又不肯下工夫搜寻佐证材料。凡此种种,是知识面狭窄与思路的混乱所致。又兼出语狂放,自鸣不凡,所以常有失实可笑言论。要将学人拉下神坛,断言同侪之译文”没有一个字是对的“,将经典重译时说”过去的语言与现在的语言有很大不同“,作为一个翻译工作者,他未尽到译者最重要的本职——忠实于原文——尽管大多时候借助的是机器翻译。作为一个高调言论爱好者,他还是很本分的,只是无论如何也看不出这个翻译天才的语言组织和表达能力。


网友Kelvin Li[李继宏]如何看李继宏谈陈寅恪走下神坛的问题?给出的答复:
萤火虫对群星说:「学者说你的光有一天会熄灭。」群星不回答它


网友蒙面大侠[李继宏]如何看李继宏谈陈寅恪走下神坛的问题?给出的答复:
你怎麼知道他是大師 / 梁文道

季羡林先生辞世之后,舆论当然要讨论的一个话题是中国以后还出不出得了大师,似乎季先生就是硕果仅存的最后巨人,学界将来再无本事酝酿出另一位众人 仰望的 泰山北斗了。这个疑问的前提是大家都已肯定了季先生的地位,仿佛人人都很清楚他在学术上的成就。然而,我们真的都能看懂季先生早期在佛典语言研究上的创见 吗?我们都能欣赏他在翻译《弥勒会见记剧本》上头下的功夫吗?就算是他晚年以大量中文素材写成的《糖史》,又有多少人通读过一遍呢?

不妨老实承认,虽然人人都称季羡林先生是大师,但我们绝大部分人根本就连下这个判断的资格都没有。所以坊间才会以讹传讹,张冠李戴地把精研东方学和 中西文 化交流史的季先生尊奉为“国学大师”(除非我们所说的“国学”是季先生提倡的“大国学”,把中西文化交流的面向也纳入传统国学的范畴)。所以媒体才会大肆 渲染季先生懂得多少种古僻语言,因为这是一般人想象得到的成就,将学术看作武艺奇巧,花样会得越多越好。

既然我们无能判断季先生的大师地位,可见这个尊称就不是我们自己深思熟虑的结果。说季先生是大师,不是因为我们懂得季先生的工作,而是因为我们相信 内行人 的判断。虽然那些内行人其实只是人数很少的一个小圈子,全世界也可能找不出一千人。那么,我们又凭什么相信这个小圈子会肯定季先生的成就呢?我们甚至从未 接触过那个圈子,也从没读过他们的专业学报。也许,大家只是信赖整个学术界的共识,当今学术界都不否认季先生是大师,我们也就只好跟着信了。尽管季先生那 圈子的人在全球学术群体里只是凤毛麟角,其他专学的学者隔行如隔山,根本摸不透他们干了什么。

我不是在针对季先生,更不敢质疑他在学术史上的位置。恰恰相反,我只不过想指出一个非常简单的现象,那就是外行人对专业学者的判断往往要靠一套第二 手甚至 第三手的信任关系组成的链条。这个现象不仅限于人文学科,自然科学更加如此。例如杨振宁、李政道和斯蒂芬·霍金,我们一般人都不太清楚他们的创见创在何 处,大家只能人云亦云,毫不怀疑地接受学界的看法。

掌握不到足够的讯息而妄断是危险的,不经自己的思考而盲从他人的意见是愚蠢的,可是社会的运转与生活的恒常,有时却不得不依靠这种盲从和妄断。举个 最简单 的例子,你要是生病去看大夫,找一个别人介绍的“外科圣手”,你怎能知道他就是外科中的圣手呢?你有机会先去检验一下他的本事吗?你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去评 价他过往的表现吗?

世界如此复杂,每个部件彼此依赖,我们所有人都不能不依靠别人的专业意见。这种信赖固然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但它更是对一套系统的信任。

我们都说季羡林是大师,那是因为我们相信传媒。传媒都把季先生尊为大师,因为那是学界的共识。学界之所以有这种共识,是因为专研东方学的那个小圈子 都很佩 服季先生立下的榜样与他留下来的学术遗产。并不是东方学圈子里的人都很高尚诚实,而是整个学术界自有一套规则体制,自有一套评价彼此成就的原则。大家信的 不是个人,是这一套系统。我们相信一个人取得博士学位,就证明了他有独立研究的能力;做了教授,就有指导学生的资格;在一级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就表示他 的水平达到最高标准。如果他的论著广受引述,行内人不能不读不能不重视,那一定是他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于是一般人都会觉得一个哈佛回来的博士就算不是太厉害,也不可能太差;一位海德堡大学的教授就算不是名家,也不至于太过滥竽充数;一本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论著不一定是佳著,但也绝不会是左抄右抄的三流杂烩。

然而,我们今天有谁能够保证一个中国重点大学博士的资格,一部大学出版社出品的水准呢?国家最高学术机构的成员可以涉嫌抄袭,重点大学的教授可以错 把英文 里的“蒋介石”译作“常凯申”,一级学刊可以收款刊登投稿论文;博士生更可以从不上课,连论文都由他人代笔。当这一切都可以发生,中国学术领域的信任链条 也就完了。前一阵子,学术打假专家方舟子先生揭发全国最年轻市长周森锋在清华上学时有抄袭论文之嫌,周先生对此仍无回应,却有网友先替他着急了,叫大家“ 想想清华的学生压力有多重?不抄袭根本就应付不过来。何必拿这点事小题大做!”我不敢相信抄袭是清华学生的普遍行为,但这位网友的意见却让人忧虑;假如每 个人都像他这么想,那么清华的招牌还有什么意义呢?

为什么季羡林先生被称作“最后的大师”?因为他是上个时代的产物,一个学界仍有信誉可言的时代;因为他的成就被国际学界承认,而不是我们今天这个混 沌晦暗 的江湖自娱自乐的结果。所以,我担心的问题还不是中国出不出得了大师;而是就算真有,我们也不知道他的存在。说一个人是大师,谁说了算呢?我们谁都信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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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待完善。我還需去看看李繼宏的文章,把握他的主要論點。樓上擺出來的資料,足以說明陳對諸國語言均有所涉,而且有相當成就,所以質疑陳的外文水平的關注力轉移到了:他是否真的真正精通了這些語言?但如梁文道所說,學術水平不是耍雜技,花樣越多,水平越高。


网友蒙面大侠[李继宏]如何看李继宏谈陈寅恪走下神坛的问题?给出的答复:
“根据蒋天枢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第31页记载,陈衡恪之子、植物学家陈封怀曾提及其叔父在1913年尚不会说上海话;然而陈寅恪曾于1905年到1909年间在上海复旦公学读书,如果真是语言天才,怎么可能在一个地方呆了四年还不会说当地方言呢?

难道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待了四年会说此地方言就可以认定这人是“语言天才”了么?
是谁制定的这个标准?
学术界是用的这样的标准么?
按照陈先生的风格“无用便不花时间学习”,为什么陈先生一定要学上海话呢?
这种质疑就好比太监质疑AV男星,要理会么?


网友方余欢[李继宏]如何看李继宏谈陈寅恪走下神坛的问题?给出的答复:
动不动就拉下神坛。大抵要炮轰谁的时候,就自己先造个坛,管你有没有。
之前是鲁迅、后来是韩寒,现在一个研究历史的陈寅恪也有神坛了。历史学界真是该欢欣鼓舞下。
且不说楼上各种答案已经摆明材料证据,
我只想说一句:
在那些习惯仰望的人眼里,到处都是神坛。


网友蒙面大侠[李继宏]如何看李继宏谈陈寅恪走下神坛的问题?给出的答复:
读陈先生《赠蒋秉南序》中“默念平生,固未尝辱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每每读及此,敬佩之情,油然而生,先生的学术,作为外行,我真的不懂,但先生之高义,先生的学识和人品,才是他被推上神坛的原因,先生在王国维的墓志铭中写到: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之永光!也就是说他相对于学识,更看重的是读书人的气节!
题主说的那个人,我真不认识,在我看来,跳梁小丑而已,他真的不配评说陈先生!因为,他怀疑的不是陈先生的观点,而是哗众取宠,用不科学的研究方法得出了想当然的结论!

五 : 终于明白陈寅恪何以要著《柳如是传》了

柳如是传 终于明白陈寅恪何以要著《柳如是传》了

终于明白陈寅恪何以要著《柳如是传》了

枫泾蔡宏伟

因为同是嘉兴、松江一带的人,我对柳如是这类的“失足妇女”虽不至有低看的贵恙,却也找不着几点要高看的理由。所以,对陈寅恪先生耗损晚年心力给柳如是作传,一直存有不解。有时甚至联想及刘半农先生给赛金花写本事,以为陈先生也未脱净旧式文人爱吊女鬼膀子的旧习。

今年的1月16日夜,我照例在百度找些上课的谈资。查温庭筠的《菩萨蛮》“小山重叠”词时,居然有刘欢作曲姚贝娜演唱的歌曲。聆听一遍,似乎很有感觉,便去查“姚贝娜”词条,结果大吃一惊:关于她的信息全是呈现黑的颜色的。这位歌手刚刚去世,在互联网的世界里,她得到了至高的哀悼。

很自然地,我想起先她几日去世的某位Z姓官员,互联网的世界里不仅没有给予如此隆重的哀悼,相反倒及时出现不少有关死者生前做人做事不甚端正的消息。事非经过不知难,盖棺论定有时候竟是如此简单!

就像柳如是传世的那些诗词,姚贝娜演唱的那些歌曲,总会在心灵需要滋润的时候,唤醒我们灵府里蛰伏着的美与善的因子,让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明了,活在这世间,单有面包或权势,不仅不完整,也绝不会幸福!

明末清初,政客、军阀坌涌,权势熏天者有之,财积如山者有之,甚至学问如海者也有之,但一一入不了陈寅恪先生已失了视力的双眼。惟有柳如是风絮样的命运和温婉如水的诗词,让一直睁着心灵双眼的陈先生看到了人该有的模样和风采。

很遗憾,先前也听过几首姚贝娜的歌,但一直未曾留意她的情况。我愿以这几行文字表达对她的感激:今后再听她的歌时,我想我会把歌者与歌联系起来的。

本文标题:柳如是传陈寅恪-陈寅恪写柳如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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