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黄色管理：解析中国皇朝管理全文阅读 作者：冯成平 白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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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色管理：解析中国皇朝管理 作者：冯成平 白少飞


总序（1）
管理治国，中华文明复兴的必由之路
古代中国曾经辉煌、也几度盛世，为什么人们看到的却是经常性的王朝演变、周期性的兴衰更替，而且到最后远远落后于欧美列强？近代中国各派思想相互激荡，各种力量交互登场，为什么中华民族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独立解放到再度实现伟大复兴？为什么西方工业化国家能够相继崛起，并长期维持安定的秩序、引领现代改革的方向？
对这些问题，人们从多个学科、多个角度，在不同层次上、不同框架中分析、评断，可谓见仁见智、不一而足。但能否寻找一个统一的视角、综合的学科，担当起描述这些现象、解释人们困惑、解决相关问题呢？我们最终选择了对组织、任务和人都很关注的学科——管理学。因为我们发现，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今，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所有这些兴衰、成败，都是组织、任务和人的交互作用，都不可回避管理——这个由实践产生理论、从经验走向科学的人类智慧结晶。
我们在管理学的框架内，把古代王朝、现代政党、民族国家都比作组织，把实现世代相传、推动民族复兴和确保长期先进都作为任务，把王朝、政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看作组织领导人，内部有组织成员，外部是组织环境，用现代管理学来描述、解释这诸多现象。初始也有以企业代表组织、以企业负责人泛指组织领导者，把组织管理与企业管理相对接，在经济范畴内从企业组织的视角解读的计划。但是，当材料足够丰富、研究继续深入时，我们惊奇地发现，这一管理已不只是一个企业组织的普通管理问题，而是关于一切组织包括了经济组织、社会组织、政治组织乃至国家社会在内的“大管理”。
管理学科作为一种实践和一个思考与研究的领域，不仅是面向企业、面向市场的，还是面向大众、面向社会的，更是面向权力、面向国家的。当市场经济呼唤科学管理，现代国家讲求科学执政时，“管理治国”理念和“管理也是生产力”的论断一并成为引领时代变革、推动社会进步的兴国之道。
基于“管理治国”理念，我们综合考察当前中国所处的时代环境，建构了“三色管理”体系，即红色管理、黄色管理、蓝色管理。我们用“红色管理”来定名现代管理与中国共产党的学科结合，写就《红色管理——向中国共产党学管理》，是把中国共产党管理实践活动理论化、学科化的大胆尝试；用“黄色管理”来定名现代管理与古代王朝的学科结合，写就《黄色管理——解析中国皇朝管理》，围绕古代中国皇帝及其皇朝进行管理学透视，因为黄色是中国古代皇家的特权颜色，由此我们称之为黄色管理；用“蓝色管理”来定名现代管理与西方国家先进管理思想的学科结合，写就《蓝色管理——破解西方管理本源》，破解现代管理的本源思想（这些管理思想起源于西方国家并在西方国家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进而借鉴国外的先进管理经验，把适合于中国国情的有益的东西进行归纳总结后拿过来。
我们的本意不在梳理历史（党史、皇朝史、思想史），何况管理学的本义也不在此。 “三色管理”体系是以管理学科学理论为基础，用中国人“独特的思维方式”重新解读历史：管理学的科学方法将是我们的分析工具，历史的演进成为我们的研究对象，全新的思考角度让过去服务于未来。
“三色管理”立足管理学又不囿于管理学，指向管理而不局限于管理，不是以纯粹的合乎管理学的语言为表达约束，而是从历史中体悟管理和管理学的深意，做的是真正的“大管理”。
一定的管理理论体系必须适应一定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因此，我们有必要追溯整个20世纪在“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问题上始终存在着的三种主张——自由主义的全盘西化论、保守主义的儒学复归论和马克思主义的综合创新论，以便为我们的大管理理论体系的建立提供向度。
自由主义的全盘西化论。这一主张对西方理论不加反思地接受，把本土资源作为论证西方理论实现西方社会思想的工具，无视西方学者已经深刻揭示的现代化危机等倾向仍然存在。事实上，一种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文化惯性是在血液里流淌的，学习外来经验不可能如同电脑更新数据一样把植根于自身传统的文化观念彻底覆盖，这是西方文化在中国水土不服的深层原因。

总序（2）
保守主义的儒学复归论。一部分人寻求的不是对文化的“自知之明”，而是一种势头很猛的夸张的复旧，其中尤有甚者，宣扬“圣贤是文化之本，文化由历代圣贤创造”，认为中国100年近代史都错了，走的都是所谓“文化歧出”、“以夷变夏”的路；甚至主张“把儒教重新定为国教，建立一个儒教社会”。这种倒退复古、明显排外的取向当然不是提倡文化自觉的本意。
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论。事实上，在对待文化的问题上，毛泽东早已给我们确立了一个基本的立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从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提出古今中外法（关于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吸收和借鉴中外一切优秀文化，毛泽东归纳为“古今中外法”）和新民主主义论，到80年代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论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再到90年代###提出的“###”，一直到###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人一直高举着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论的文化大旗，代表着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正确方向和思想主潮。
由此可见，中华文明复兴逐步实现的进程，既不是全盘西化的过程，也不能是复活旧学占统治地位的过程，而只能是在当代中国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的同时，大胆地借鉴和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的过程，是一个中华文明在自主创新中实现复兴的过程。
历史的成功揭示了未来的方向，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体系同样需要将“中国传统文化”、“西方先进思想”和“独特的思维方式”有机结合起来。“三色管理”为中国特色理论体系的建立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国共产党的管理大道“红色管理”将是航灯，始终引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对中国古代帝王及皇朝管理的管理学透视“黄色管理”将是镜鉴，助推中华文明的再度辉煌；对西方管理学本源的破解“蓝色管理”将是火花，激发每一个炎黄子孙的创业梦想。
在引领中国走向文明复兴的道路上，中国共产党必须将价值理性的中国定位与工具理性的全球化视角结合起来。###总书记在许多场合都描绘过中国对世界未来的建设性蓝图，即构建一个以多元文明并存为基础的和谐世界。
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文明冲突仍然难以消弭，一个多元文明的世界仍然在竞争和冲突中前行，全球多元文明之间的平等对话和公平竞争至今仍然是有待实现的愿望。只有理解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
正在建构多极世界秩序的道路上、胸襟越来越开放、实力越来越强大的中国的复兴具有世界性的意义。这个人类历史上重要的文明体的复兴，对于推进全球多元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交流有着实质性的作用。这个渊源古老的文明国家在精神上经历了近两个世纪的艰难漂流之后，正对自己的文明传统生出越来越浓的兴趣，发出越来越强的自信。从本质上说，中国崛起就是中华文明的复兴。复兴进程中的精神故土有望焕发新的光辉。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正是在中国文明伟大转变的时节登场的。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反映了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不懈追求。我们在深入学习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同时，由衷地被这样一种精神、一种力量鼓舞着、推动着，惟有更加努力地进行理论思考和学术研究，使当代的先进管理思想与中国国情相融合、把管理学的普遍规律与中国特有的管理资源相对接，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体系而大胆尝试、不懈探索。
“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三色管理”体系正是我们走出的第一步。
冯成平
2007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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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读（1）
一、本书核心概念
1、关于黄色管理。本书阐释的管理，不仅限于企业管理，而是广义上的组织管理，或者称之为“大管理”，即对组织与时代环境、组织与阶段领导、组织与人才管理、组织与制度结构、组织与文化政策的管理学透视。其意义并不仅仅停留、纠缠在微细上，而更多的是着眼、施动于宏观层面。
2、关于“五五制”。因古代中国皇朝的特点，我们析出黄色管理的五个因子（时代环境、阶段领袖、人才管理、组织制度、文化政策），五个阶段（开基、成长、巅峰、转折、衰亡），称之为黄色管理“五五制”。并且发现，五个因子在五个阶段的表现和作用是不同的，各有所侧重。其实，这毫不意外，在现代组织的产生、成长、衰亡过程，管理也具有同样的特征。
3、关于五个阶段。五个阶段的划分，在西汉、唐朝、北宋、明朝、清朝，比较典型。这不单是因为这些朝代历时长、皇帝多的缘故，还有就是在这几个朝代，各阶段的特征都较为明显，分界也相对清晰。而其他朝代，如秦朝、东汉、两晋、隋朝、南宋、元朝，历经时间短，这一阶段的特征尚未凸现，就被下一阶段的特征湮灭了，以致显得错综复杂。更不用说局面更为混乱的三国、南北朝和五代了。但并不是说，除那五个比较典型的朝代之外，其他皇朝就没有经历那五个阶段，或者说缺少其中的某一阶段。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皇朝，就如同一个组织，但凡开始行为，就总有一个生命，因而也就回避不掉生命周期问题，同时也就有起步、成长、巅峰、转折、衰亡。只不过，有这样一种可能，因为该组织的生命力不是很强大，甚至生命迹象显得微弱，生命周期也不是很长，导致本应该分别出现在五个阶段的特征，交叉显现，时空重叠，浑然一体。给人以“尚未开始，即告结束”的勃兴、仓猝之感。其实，尽管生命是短暂的，阶段仍是齐全的，虽然不尽是层层演进的。就好像我们常打的一个比方：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4、关于五个因子。和上面所谈的五个阶段一样，五个因子并不是在任何一个阶段都有显著特征的。因为，每一阶段的时空条件和任务要求不同，不仅五个因子的所占比重不同，五个因子的功能作用更是不同。还必须说明的是，时代环境、阶段领袖、人才管理、组织制度、文化政策这五个因子不是从管理学原理中直接拿来的，而是透过管理学来管窥历史，从对历史的解析中得出来的。不是先验的，而是提炼的。不是用结论来框定历史的，而是历史自身的逻辑。当然，这五个因子与现代管理学一般原理中的环境、领导、人员、组织、文化很是相仿，五个阶段也与组织行为学中的生命周期即组织从产生、成长到最终衰落的过程极为类似，这不正说明了“黄色管理”理念的理论自洽性与现实鉴戒力吗？！
二、本书核心主张
黄色管理“五五制”，不等于各因子在各阶段占有均等的比重。换言之，因为阶段环境的特殊性，每个阶段对各个因子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就像集团领袖和人才管理是第一阶段开基创业阶段的重中之重，组织制度的建构之于第二阶段成长稳定阶段尤为突出。这里，我们纵以阶段，横以因子，纵横交错，希冀用历史演绎管理学，用管理学管窥历史。
第一阶段，即开基创业时期。这一时期的外部环境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大风起于青萍之末的时代，也是英雄的起步阶段，是时势造就英雄的时代。领袖（领导核心）在这一阶段的作用是必须大书特书的，因为这是个群雄蜂起、逐鹿中原的时代，哪股势力胜出、哪股英雄落败，哪个集团人才济济、哪个团伙穷途末路，都与集团领袖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当然也势必影响到乱世的结局，看谁能笑到最后。人才管理在这一时期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也是其他阶段不能比拟的，因为在这一个白手起家的创业阶段，谁掌握了人才，谁就将拥有一切。无怪乎，当世奇才比尔·盖茨如此说道：他只要带走他们公司一百个人，就能再造一个微软。由此也可看出，在第一阶段，第二个因子（领袖）与第三个因子（人才）基本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没有英明领袖，很难聚拢人才；聚拢不了人才，领袖也不会笑到最后。组织制度在这一阶段则是相对简单一些，这是与阶段环境相适应的，瞬息万变的局势容不得复杂的组织结构和制度安排，均是灵活为要，弹性至上，当机为断。这与其他几个阶段相对完善和缜密的组织建构、制度安排、程序设计明显不同，因为他们的功能是有本质区别的。文化政策，在这里更像是集团“软实力”的同义词，因为文化的控制功能在这一阶段还不突出，所起的作用基本着重于：包装、宣传、粉饰自我，制造、引导、利用舆论，丑化、分化、打击对手。bookbao.com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

导 读（2）
第二阶段，即成长稳定阶段。这一时期的外部环境是民心思定、百废待兴，组织的历史使命也较为确切，那就是期许基业长青。相应地，总体战略目标由原来的灵活运用各种手段彻底摧毁旧秩序，转变为巩固领导、逐步规范、有效建构新秩序。成长的环境需要创新管理，重新建构。战略需要转轨，制度需要完备，这是守成阶段的任务，更是集团领袖的责任。集团领袖有否担当、能否担当，都将在这一阶段表露无遗。把创业基点演绎为成长支点，是对集团领导的基本要求。导引成功，组织就可能继续成长以至迈向顶峰；沉溺于胜利，组织就可能跨不过守成以致短命而亡。人才管理也由创业阶段的施展各种手段延揽人才，转变成创设体制吸纳、规范、控制人才。这时候，与创业功臣共享果实而走向和平共处，还是因独吞胜利果实而导致兵戈相向，成为人事调整的首要方面。纳入体制内进行人事管理，一如唐太宗李世民所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制度建构对于刚完成创业的组织来说无疑是重中之重。高层权力的横向分工、整体权力的纵向切割、组织权力的运行保障都有赖于组织设计和制度安排。长期持久的生命力只能来自于管理能力，而管理能力又取决于组织设计和制度安排。文化政策在这一阶段等同于软环境建设，起到智力支持与精神保障的作用，既明确了组织发展的方向，又团结并稳定了人心，从而促进组织的成长。
第三阶段，即扩张繁荣阶段。这一时期组织的内外部环境是一切井然有序，稳定中达到鼎盛，规范中保有收益，风平浪静已经成为组织的生命常态。然而，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隐藏的矛盾和盛世的表象如影随形，如果不加注意，那么盛世就可能成为组织衰落的起点。此时组织的实力使然，领导者的野心大为膨胀，收购、兼并等对外扩张取代自我创造和稳步增长，成为组织主流行为。正所谓，自满与成功俱来，成为组织使命的一大威胁。成就巅峰和导致衰落乃同一阶段同一人所为，让我们不能不思考：盛世领袖两面性格的形成因素和行为后果。这时如何实现对其错误倾向的最大限度约束，将是组织能否持久繁荣的关键。处于巅峰的组织，无疑成为人才流向的目的地。这时，发现和支持真正的人才，与阻止滥竽充数者进入组织，特别是进入组织领导层，是人才管理的基准点；人才的培养和储备、内部关系的协调等，也是人才管理的主要着力点。一般地，组织在巅峰时期，相互矛盾的现象将同时出现：一面是领导权力的加强，一面是执行层面的歪曲；一面是加紧总部集权，一面是区域势力坐大；一面是越来越严密的监察监督制度，一面是大批体制内人员的腐化贪污。这个现象只有从组织与制度层面描述、解释与解决，才能使人悦服。文化政策在这一阶段仍然影响着组织的发展，只是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可能出现两个趋势：或继续开放，或趋于保守和控制。如何在控制与开放之间获致平衡，既不要过于严格控制，以保持组织的文化活力，又不要过于开放，以保证组织目标上的统一，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
第四阶段，即改革中兴阶段。组织的生命顶峰已经过去，盛世光环掩映下的问题渐次暴露，多方面矛盾日积月累加剧恶化，外部环境已经不容乐观。基业的承继者必须对各种挑战有所回应，方不致“家道就此败落”。即使这时的领导者本身因为种种原因而不具备这种担当，也还是希望局面有所改观的。如此以来，胜任领导角色，便可能出现中兴的局面，反之，或昙花一现，或一败涂地。主张改革者本身的素质和实力将直接决定改革的进度与深度，哪怕终究是以失败结束。实际上若以最后结果论成败的话，这一阶段即每一皇朝的后半期的改革，绝大多数是以失败告终的。但是，即使是失败，也有持续时间长短、改革力度强弱、铺开领域宽窄、后世影响大小等指标来评定新政的，如庆历新政，如熙丰变法，如张居正改革。而与这几个指标直接相关的，便是改革家的魄力、格局与谋略。改革能否抓住实质，也就是大家所关心的、最在意的、改革所触及到的利益，以及能否应对转折阶段的问题标症：人事败坏、财政困难和组织离心力。这是在组织制度层面解释与解决变革问题的关键，至于该次改革能够发挥多大效能，则要看蓝图如何化为路线图，路线图怎样成为现实了。改革有没有承继和发扬组织既有的：创业时期的艰苦奋斗作风、创造思考能力、进取精神、团结状态，成长时期的稳定持重作风、规范约束能力、向上精神、合作状态，鼎盛时段的宏伟大器格局、开拓进取能力、宽容精神、和谐状态；能不能在取得很大成就的基础上，向组织本身业已滋生的、不合时宜的组织文化挑战，在传承中予以更新，进而对已然凝固、沉沦的习气有所调适，以增强组织对环境变化应有的调适能力，是这一阶段组织文化的功能逻辑。
第五阶段，即衰落灭亡阶段。组织的生命周期走到尽头时，其内外部环境都已经险恶至极，组织已无法有效应对环境所带来的危机，内忧与外患已经发展到令人捉襟见肘、穷于应付的地步，组织面临着完全崩溃的压力。当组织尚有药可医时，经领导者采取措施后可以争取稍长的存活机会；但一旦病入膏肓，即使领导再有担当、再能作为，其实也已回春乏术。除了最高领导者应承担的责任之外，组织人事已经彻底腐烂。“君非君，臣非臣”，领导和员工关系持续紧张，人事权或被异化、或被权势人物把持，既有人事管理机制已然起不到任何激励、保健作用，人才或归于山林中、或走向对立面、或得不到任事，总之，体制内人事管理已然万劫不复。组织制度也已经漏洞百出，积重难返，结构僵化、制度失灵、行为走形，在物化形态上组织也已到了崩溃的边缘。管理层已经不再将“东家”放在眼里；地方势力已经座大到不再听从“总公司”的号令，整个集团组织已经陷入分崩离析的境地。经过几代人建立、积淀、凝结的组织文化，此时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每当组织到了覆亡的边缘，其原来的组织文化开始模糊，逐渐失去勾勒愿景、凝聚人心、激发斗志、强化信念的功效，甚至连符号意义都荡然无存。不仅组织的目标群体不把组织的存在当回事，就是组织成员乃至高层管理者也不再把组织文化当回事。原来统一、和谐的组织，面临着四分五裂的危险。与此同时，组织的竞争对手们，纷纷利用组织衰落阶段的缺点弊端，加大宣传攻势，利用宣传来瓦解组织存在的合法性基础，瓜分、蚕食该组织原来的势力范围。质言之，文化上的衰落既是组织衰落的先声，同时也是组织衰落的结果。在这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组织也就无可避免的走向了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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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总序
导读
第一章 开基与创业：打天下
第一节 乱世新生：创业的环境
一、把握整体态势：知“天时、地利、人和”
二、准确定位自我：“知己知彼”
第二节 创业领袖：企划能力与人格魅力
一、企划能力：竖起开基创业的旗帜
二、动态战略管理：随风飘扬的旗帜
三、谋略不是科学是艺术
四、人格魅力：红缨枪不如吸铁石
第三节 人才：不是成本是资源
一、成就创业者的爱才之癖
二、广开才路：创业路上没有局外人
三、不拘一格：创业由此加速
四、择人任势：能量是这样释放的
第四节 创业制度：简约而不简单
一、凭威望说话，靠魅力维系
二、让经理人拥有自主权
三、灵活有效率，弹性出效益
第五节 创业文化：开创新愿景
一、从确定文化的内核开始
二、文化也是战斗力
三、自创品牌：宣传无极限
第二章 成长与稳定：坐天下
第一节 重在建构：成长的环境
一、创业争夺战后的荒凉
二、充满期待：扩张后的市场
三、实力格局：创业队友成潜在对手
第二节 守成领袖：高瞻远瞩
一、战略转轨：把创业基点演绎为成长支点
二、治国智慧：对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判断
三、用人不当是最大的失误
四、谋略：目标管理中的策略
第三节 控制人才：“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
一、广纳英才：“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
二、创业成果：分享还是独占
第四节 组织制度：基业长青的结构基础
一、君权与相权：董事长与总经理
二、中央与地方：总公司与分公司
三、考核与监察：监事会与管理层
第五节 成长期文化：无为中的成长
一、文化核心：注重关注背景的因素
二、守成还需内严外宽
三、在成长中寻找文化的支撑
第三章 扩张与繁荣：天下盛世
第一节 迈向巅峰：盛世的环境
一、盛世基点：稳定与成长的硕果
二、当心繁荣底下的隐忧
三、野心造成无限制的扩张
第二节 判若两人的盛世之主
一、皇上圣明：超级领导者
二、雄才大略的反面
第三节 盛世人才：更多是安人而非尽才
一、人才素质仍是第一着眼点
二、适时做好人才储备与培养
三、自满与成功俱来的领导者
第四节 盛世制度：集权与分权的博弈
一、君权与相权：强权领导与强势部属
二、中央与地方：总部集权与区域势力坐大
三、监督与监察：严密控制与管理层腐化
第五节 主体文化与和谐社会
一、文化内核的重构：主体文化的形成
二、和谐是开放和宽容的同义语
三、再定位后的文化管理
第四章 改革与转折：中兴之路
第一节 盛世隐忧：变革的环境
一、“家底”：失去了什么？还有什么？
二、“格局”：依靠谁？打击谁？
三、重点与前景：在哪里？走向哪里？
第二节 中兴之主：洞察力与魄力
一、洞察力：对复杂形势的判断
二、突破旧法则的限制
三、加强纵横捭阖的驾驭能力
第三节 改革家：魄力与能力
一、钢铁意志：中兴是靠决心炼就的
二、让变法变成竞赛游戏
三、改革集团：团结出战斗力
第四节 变革组织：制度的调整与重构
一、直击扭曲的官僚体系
二、找寻事业上的新财路
三、离心力：控制与反控制的较量
第五节 文化再造与二次创业
一、改革思想源于文化内核的再造
二、纲领要关注中心内容
三、风气转变中的文化调适
第五章 衰落与灭亡：失天下
第一节 大厦将倾：衰亡的环境
一、破产是组织灭亡的最直接表征
二、腐化与分裂是组织覆亡的内部根源
三、剥夺和反弹是对等的
四、外部竞争者的长期挑战
第二节 败亡之主：无奈与彷徨
一、大权旁落之君：有心杀贼，无力回天
二、软弱无能之君：无可奈何花落去
三、残酷暴戾之君：众叛亲离
四、刚愎自用之君：志大才疏
第三节 人才散落：树倒猢狲散
一、信任不再的紧张关系
二、异化的权力造成第三股力量
三、用制度锁定人治下的部属权力
第四节 组织与制度：失灵与崩溃
一、积重难返的制度成为绊脚石
二、异化的制度彻底毁灭组织
第五节 文化不再 组织死亡
一、主体文化的裂变：文化不再
二、文化的堕落与蜕变：人心不古
三、宣传攻守易位：又一道轮回
结语
后记
附录一
附录二
附录三


开基与创业：打天下（1）
秦朝末年，群雄蜂起，逐鹿天下。先有陈胜、吴广起于大泽乡，后有项梁、项羽起自会稽，此后英布、彭越、陈婴以及部分六国势力的后裔也纷纷起兵反秦。在这些起义军中，芒砀山斩白蛇起义的刘邦并不起眼，他既没有旧时贵族的显赫身份，只是“泗上一亭长”（相当于现在乡政府下面的“片长”），没有绝世的武功（当时的楚霸王“力能拔山”），也没有雄厚的家资（出身于小富农家庭）。但是，历史却最终选择了刘邦，建立了西汉王朝。刘邦坐上皇位后，曾问手下的大臣“我之所以能够取得天下，而项羽失去天下的原因是什么？”诸臣的回答都没有令刘邦满意，刘邦自己总结道“在军事的策划上我比不上张良；治理国家，保障后勤供应，我比不上萧何；率领百万大军，进行战斗，我比不上韩信。我能将他们争取过来，各用所长，这是打败项羽的主要原因”。（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这确实是刘邦胜利的原因，但是，仅仅知人善任就能取得胜利吗？
隋朝末年，全国反隋的浪潮日益高涨。翟让、李密领导的瓦岗军屡战屡胜，逼近东都洛阳；江淮杜伏威、河北窦建德的军队也节节胜利；在隋朝内部，杨玄感也举起反叛大旗，企图推翻隋炀帝。在如此复杂的局面中，李渊和李世民父子起兵反隋。在当时的各路诸侯力量对比中，李渊父子并没有特别突出的优势。但是，最终胜利的却是他们。李渊虽然拥有太原留守的职务，但是杨玄感也是隋朝的高官；李渊手下拥有一批能臣干将，李密领导的瓦岗军也是人才济济；余者杜伏威、窦建德、王世充、刘黑闼等各路人马也都不是等闲之辈。那么在大唐王朝创业的过程中，又是哪些因素使其战胜各路强敌，获得最终胜利呢？
元朝末年，出身和尚的朱元璋参加了郭子兴的红巾军。在红巾军中，朱元璋只是一名亲随（勤务兵），但是他却能在不几年中从亲随到九夫长，继而成为大元帅，称吴国公、吴王，成为红巾军的领袖。即便如此，在当时的局势中，朱元璋领导的红巾军，只是诸多割据势力中不太起眼的一支。朱元璋占据的地区东有张士诚、方国珍，西有徐寿辉、陈友谅，南有陈友定，还有元朝的大将八思尔不花等。从“地利”的战略角度分析，朱元璋所处的乃是“绝地”。但是，朱元璋接受了儒士朱升的战略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将战略劣势转变为战略优势，首先西进战胜陈友谅，次而挥戈东击张士诚，北伐元朝首都燕京，最终统一全国，建立了大明王朝。那么，朱元璋从一个普通士兵，辗转而成吴王，又推翻元朝统治，扫平各路反王，获得最终胜利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在创业阶段，创业者处在一个高手如林、竞争激烈的环境中。不论上面谈到的刘邦、李渊、朱元璋，还是其他王朝的奠基者，在开始创业的时期，自身的力量都不具备突出的优势，甚至还处于劣势。像刘邦，他的主要对手项羽出身将门，起兵之后兵精粮足，手下谋臣、武将如林，在实力上处于绝对优势，但最终的结局是刘邦胜出，项羽乌江自刎。李渊太原起兵之时，瓦岗军已经如日中天，足以号令群雄，但是瓦岗军的主要干将却最终被纳到了李世民手下。朱元璋的案例最典型，他是中国历史上出身最寒微的开国皇帝。他二十五岁参军，只是主将手下的一名小小的亲随，却在四十一岁那年建元称帝，建立明朝，其间只有十六年的时间。可以想见的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像朱元璋那样的人多如61阅读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一节 重在建构：成长的环境（5）
第三种，和解共生型。一如宋太祖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五代时期，手握重兵的武将谋权篡位比较普遍。赵匡胤在后周做将领时，曾亲眼目睹了后周太祖郭威黄袍加身，夺取后汉隐帝刘承佑皇位的事件。后汉乾佑二年（公元949年），辽兵来犯，郭威带领军队迎战。走到澶州，将士数千人忽然大噪，高喊“我们已经与刘氏成为了仇敌，不能再保他了”，希望拥立郭威为皇帝，并撕下黄旗披在郭威身上，高喊“万岁”。郭威死后，后周世宗柴荣即位，柴荣死后，后周恭帝柴宗训即位。此时赵匡胤为殿前都检点，掌握军权。公元961年，同样的故事发生了。赵匡胤带领人马出兵抗辽，在陈桥驿黄袍加身，做了皇帝。之后，赵匡胤认识到，要使自己的皇朝能够延续下去，就需要解除带兵大将的军权。怎么去掉呢？赵匡胤的办法是“杯酒释兵权”。一天，赵匡胤召集宿将石守信、王审琦等人饮酒，在酒酣之际，他屏退左右，说：我没有你们的支持，就做不成皇帝。但做了皇帝又不快乐，整天愁闷，还不如做个节度使呢。这些宿将询问缘故，赵匡胤说：皇帝这个位子，谁不想做呢？即使你们没有篡位的心，你们的下属将黄袍披在你们身上，你们能不做吗？这些大将们立即明白了皇帝的意思，纷纷上书要求辞去兵权。这种方式的好处是可以保证宿将们的荣华富贵，将他们的兵权完全剥夺。弊端是政府需要支付大量的财政，养着这批功臣。而且，在拿掉武将们的兵权后，由文臣带兵战斗力大大削弱。有宋一代，军队疲弱，没有战斗力，所以根本不能抵抗入侵。北宋时期，不仅没有收复幽云十六州，还被金国所灭，显然是赵匡胤没想到的。
宋朝虽然无力抵御外敌，但是内部却没有发生兵变、夺权等。东汉的“杯酒释兵权”却直接导致了豪强地主势力的增强，造成了东汉后期的军阀混战。东汉集团在夺取天下之后，对重臣宿将实行“高秩厚礼，允答元功，俊文深宪，责成吏职”的政策。这项政策的内容是：对于功臣，增其赏邑，保其福禄，但不任以吏职。云台二十八将，开国三十二功臣，虽然爵位很高，但都不担任实际职务。等于把他们的参与政治决策和行政管理的权力都收回了。然而，东汉却因此借重外戚和宦官来管理朝政，终致东汉末年的大乱。
3、战略实现：组织与制度铸就秩序
制度是一切战略目标和战略手段的实现形式。制度的作用是将长期的战略意图形成稳定的行为规范。创业阶段，制度设计的原则是灵活性，这是因为组织的战略目标是战胜对手，实现成功创业；而在守成阶段，制度设计的原则就是稳定和秩序，这是因为组织的战略目标已经变为稳定自己的统治。
在中国皇朝的发展演变史上，每一个成功创业的集团无不想把自己的统治长久维持下去，但是天不遂人愿，仍然出现了许多“短命王朝”。这些短命王朝有的也转变了战略，但是却没有将战略意图真正实现。原因很多，但没有一个运行良好的制度作为保证，可能是最主要的原因。五代时期，后周太祖郭威和世宗柴荣，登上皇位之后，实行了许多措施来稳定自己的统治，但最终还是让赵匡胤夺取了政权。郭威和柴荣在世的时候，凭借个人的威望，维持这些政策措施的施行。一旦郭威和柴荣去世，没有了个人威望作为后盾，那些良好的措施就立即失去了效力。如果建立有一个稳定的、运行良好的制度，即使郭威和柴荣去世，整个朝廷可能会依照制度继续运行下去。
当前中国许多民营企业陷入了“短命王朝”的怪圈之中。这些企业能在竞争中脱颖而出，证明在创业阶段的战斗力和生命力是顽强的。创业成功之后，大多数的创业集团还是能够及时调整战略目标，希望自己的企业能够不断增长和发展下去。但是，如何实现自己的战略意图，却在制度建构方面失却考虑。一般而言，创业领袖在创业集团中都树立有崇高的威望，依靠个人的威望维系企业的运行，在创业阶段不致出现大的差错。但是在创业成功之后，个人威望是很容易失去的，一旦失去，又缺乏相应的后续制度保证，组织的命运很快就到头了。

第一节 重在建构：成长的环境（6）
二、治国智慧：对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判断
治国智慧是一个座上皇帝成功开创万世之基业的关键所在。治国智慧首先需要有对历史的领悟。“以历史为镜可以明得失”，对照历史，可以发现前朝得国、治国、失国的经验和教训，为己所用。清朝皇帝有一个传统，在每天上朝之前，都要仔细阅读前朝的实录，这种阅读不是一时之事，而是要贯穿到整个生命历程中。前朝的历史不仅要读，而且要每天都读，从中吸取治国的有益经验。
清朝前期的康熙帝玄烨是造就清朝二百多年江山的开基之主。在位期间，他除鳌拜、平三藩、收台湾，使大清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大王朝之一。在他死后，臣下给他上的庙号是“圣祖”。一般而言，第二代或者第三代皇帝的庙号都是“宗”，但康熙帝却也成了祖。其原因就在于康熙帝“名为守成，实同创业”，为大清朝的江山社稷奠定了一个稳固的基础。那么，康熙帝的这些治国经验和智慧来自哪里呢？首先就来自他对历史的学习和领悟。过人的功业，因有过人的智慧；而过人的智慧，因有过人的学习。“学习”二字，是解开康熙一生开创大业秘密的一把钥匙。康熙身上有着三种血统、三种文化和三种品格。他的父亲是满洲人，祖母是蒙古人，母亲是汉族人。他深受祖母的教诲，又向苏麻喇姑（苏墨尔，孝庄随嫁贴身侍女）学习蒙古语，向满洲师傅学习骑射，跟汉族师傅接受儒家教育。康熙的勇武与奋进，受到了满洲文化的影响；高远与大度，得益于蒙古文化的熏陶；仁爱与韬略，来自汉族儒学的营养。康熙帝吸收了中华多民族的、西方多国家的，悠久而又新进、博大而又深厚的文化营养。这为他展现帝王才气，实现宏图大业，奠定了基础。康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嗜书好学的帝王。他五岁入书房读书，昼夜苦读，不论寒暑，甚至废寝忘食。又喜好书法，“每日写千余字，从无间断”。他读“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必使字字成诵，从来不肯自欺”。后来，他要求皇子读书，读满百遍，还要背诵，这是他早年读书经验的传承。康熙继位后，学习更加勤奋，甚至过劳咯血。他读书不是为消遣，而是为“体会古帝王孜孜求治之意”，以治国、平天下。他在出巡途中，深夜乘舟，或居行宫，谈《周易》，看《尚书》，读《左传》，诵《诗经》，赋诗著文，习以为常。直到花甲之年，仍手不释卷。
而反观秦朝，其之所以短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注意吸取历史的教训，不注意从历史中寻找治国智慧。贾谊说“假使秦王能够学习前朝的历史，以及殷朝和周朝的事迹，学习其治国的经验和智慧，来管理自己的朝廷，那么后来即使有一些不成器的君主，也还不至于有灭亡的危险”（《史记》）贾谊的话很有道理。但是，秦始皇父子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不仅没有吸收前朝治国的智慧，甚至对于秦国先祖安土息民的经验也弃而不用，反其道而行之。缺乏治国的智慧，又何谈领导一个王朝成功转型以至长治久安呢。
治国还需对现实状况的透彻把握。一些创业君主，在打天下的过程中，雄才大略，定天下的时候，也是满腹经纶，但就是缺乏对现实局势的准确把握，导致失败。错误的战略之所以出现，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没有吃透其时的现实条件，以主观臆断来代替客观现实。
蜀汉刘备集团，创业期间可谓成绩出众；占据四川后，力量也不弱，取天下的战略方针也非常明确，加之有蜀道天险，应该说具备进一步开拓疆域的实力和机遇。但是，刘备在进入四川，登上皇帝的宝座后，没有看透当时的形势。在关羽失掉荆州后，急于为关羽报仇，收复荆州。从道理上说，这个伐吴决定也不能说错。只要再次占领荆州，就可以东出中原，与曹魏争雄。而当时的战略态势是，刘备集团如果出兵东吴，就会陷入两面受敌的窘境中。出击东吴的最大战果也不过是收回荆州，以当时蜀汉的力量不可能彻底击败东吴。但是，刘备自恃有雄兵七十万，坚持伐吴，最终身死白帝城。刘备的儿子刘禅，不仅没有治国的经验，对现实的判断更是错上加错。他听从丞相诸葛亮的计策，多次应允诸葛亮带兵伐魏。实际上，从当时来看，蜀汉的经济力量是三国中最弱小的，其时应将战略重点放在治理国家上，而不是继续穷兵黩武，东征西伐。

第一节 重在建构：成长的环境（7）
第三，治国要求对未来的明智判断。作为守成皇帝，不仅要考虑自己在位时王朝的安危，还需要奠定王朝未来发展的基础。对未来的明智判断，是建立在对历史经验的吸取和对现实情况判断的基础上的。
汉初，刘邦分封了许多异姓王。但是，历史的经验教训和现实的逼迫，使得刘邦转变了想法，认识到分封异姓王与维持刘氏家族的统治地位和汉王朝的长治久安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当汉朝元气初步恢复后，刘邦便开始了剪除异姓王的斗争。这场斗争始于高祖五年，止于高祖十二年，前后共八年时间。在消灭异姓王的过程中，刘邦又错误地认为分封刘氏子弟为王能屏藩皇室，也无离心背德之虞。所以，在高祖十二年刘邦杀白马起誓：有再封异姓王的天下共讨之，史称“刑白之盟”。这个判断虽然比分封异姓王进了一步，但还是没有把握住总趋向，从而埋下了“七国之乱”的祸根。到文、景二帝终于认识到，要保证王朝的完全和稳定，同姓王也不能要。因此，从文帝开始，经过景帝，虽然没有把同姓王彻底消灭，但还是逐步削减了诸王的实力，统一了全国的行政和财政。反观西晋时期的晋武帝，则没有汲取历史的教训，致使历史重演，最终酿就了“八王之乱”，西晋也成为短命王朝的一个代表。
三、用人不当是最大的失误
皇帝需要有一批谋臣为王朝谋划未来。而在众人之中，有忠有奸；在意见之中，有好有坏，需要领导者从中辨别，采纳正确的意见。尤其当意见不再是对与错泾渭分明，而是在各种不同的正确意见中进行选择。选择的出发点是保证万世基业能够长青。
因为用人不当，奸臣当道而导致短命王朝的有很多，最典型的莫过于秦朝。秦二世胡亥当政期间，这个问题非常尖锐。首先，胡亥重用了宦官赵高。作为一个宦官，赵高利用帮助胡亥登上皇位的机会，获得了胡亥的信任，并大权在握。赵高无恶不作，无所不为。他首先向胡亥建议杀掉秦始皇的大儿子扶苏，又建议杀掉大将蒙恬和蒙毅。如果说这还是集团内部权力斗争的话，那么赵高建议胡亥身居后宫，不理朝政，则是在乱政了。二世二年，赵高对胡亥说：天子之所以常贵者，但以闻声，群臣莫得见其面故也。胡亥居然听从了赵高的建议，深居宫中，不理朝政，悉耳目之所好，穷心志之所乐，所有的大事都交给赵高来决定。在秦朝的统治还没有彻底巩固的时候，秦却暴疾而亡。
四、谋略：目标管理中的策略
由于某一件事情没有解决好而误了大事的例子史上并不少见。但是，需要说明的是，谋略相对于战略，毕竟层次要低。没有正确的战略指针和战略手段，即使谋略再高明，解决了一时一地的问题，也不能取得长期的成果。而战略正确，却缺乏解决具体问题的谋略，也不会实现长期的战略目标。
在汉景帝时期，汉景帝认识到同姓诸王对中央政府的威胁，因此听从晁错的建议开始削藩。这个战略无疑是正确的。当时诸侯国，在自己的领地之内拥有军权、行政权、铸币权等权力，俨然一个“独立王国”。如果地盘大、人口多、资源丰富，其实力可以超过中央政府的实力。当时吴国的吴王刘濞，地处长江中下游，富饶之国，鱼米之乡。吴王煎矿得钱，煮水得盐，富甲一方，势可敌国。长此以往，势必尾大不掉，成为中央政府的心腹之患。但是如何进行削藩呢？这就是一个谋略问题。削藩的同时要保持社会的稳定，这就是一个矛盾。景帝在没有全面考虑诸侯国和中央政府的势力对比，也没有在削藩之前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就下旨削藩，而且也没有将藩国的全部土地都取消，只是先削去了楚王的东海郡和赵王的常山郡，以及胶西王的六个县。这只能打草惊蛇，使得这些诸侯王对削藩有所警惕，而且给他们反击朝廷提供了准备时间。在吴王刘濞起兵造反之后，景帝又犯了一个错误，听从袁盎的意见，杀掉了主持削藩的晁错。这一招不仅削弱了自己的力量，更是给诸侯国提供了起兵的口实，证明诸侯王们“清君侧、诛晁错”的口号是正确的。削藩前期，中央政府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地步，还差点被诸侯王们推翻。之后，景帝吸取教训，重用周亚夫为平叛大将。周亚夫向景帝建议：楚兵彪悍轻捷，难与争锋，应该暂时放弃梁国的部分地方，引诱并牵制吴国和楚国的军队，达到守梁而疲敌的目的，同时断绝吴国和楚国的粮道，只有这样才能取胜。景帝听从了周亚夫的策略，只三个月就平定了七国之乱。
我们前面提到，五代时期武将拥兵自重，成为五代更迭频繁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坏，直接影响长治久安能否实现。五代后汉隐帝刘承佑，他也意识到武将们可能造反，但他的谋略是趁武将们带兵在外时，杀掉这些武将的全家，以威吓这些武将。此举可恨，尤为可笑。大将郭威听到自己被抄家之后，立即带兵返回京城，囚禁了隐帝，然后废汉而自立，建立了后周王朝。赵匡胤则是“杯酒释兵权”，用荣华富贵的生活换取了武将们手中的兵权，从而结束了五代时期朝代更迭频仍的历史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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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控制人才：“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1）
创业阶段，人才是创业集团走向成功的动力。没有人才的创业不过是一个童话。创业阶段，由于存在多个相互竞争的集团，人才在选择对象时有充分的余地；而创业者要想招揽到人才，就必须通过各种策略吸引、延揽人才。创业成功之后，要想坐稳天下，也得需要人才的辅佐。那么，在守成阶段是不是也和创业阶段一样，不拘一格降人才呢？
外部环境的变化，守成集团面对有大量人才，其时不再是如何吸引人才，而是如何从中选出对自己有用的人才，对王朝的长治久安有用的人才。而选出的人才，由于缺乏集中展示自己才华的战时环境，所以能力的发挥和表现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而且，选出的人才一旦进入统治集团，成为官员，将会掌握较大的权力，带来较高的收益。这势必要求守成治国的君主能够识人、用人，并能够监控各级官员的行为，保证王朝的稳定。
现代管理中，人力资源管理包括三个要素：招聘和选拔、绩效评估、劳资关系。在中国古代皇朝也可以找到相应的要素。招聘和选拔即是对官员的选拔；绩效评估即是对官员的监察和课考；劳资关系可以等同于皇帝与官员的关系。在守成阶段，一个规范的人才制度会成为后世人才政策的框架，直接影响王朝的稳定和发展。因此，守成君主的人才政策和人才制度的重要性，对于一个王朝来说，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对官员的监察和课考，与这一阶段的制度建设紧密联系，我们将在第四节进行分析。
一、广纳英才：“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
唐太宗李世民在一次科举考试结束后，站在午门城楼上看着新进的进士们鱼贯进入朝堂，高兴得对左右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这句话充分表达了坐定天下的皇帝们对于人才的态度，那就是要将人才都纳入到体制中来，为我所用。但是与创业阶段不同，现在皇帝们不再是“不拘一格降人才”了。坐天下的皇帝是人才唯一的“买方”，已经有资本、有条件对人才进行挑选，并将这种挑选纳入到一个比较稳定的制度框架之内。皇朝成长阶段，对人才进行选拔和招聘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乡举里选，即通过推荐进行的人才选拔；二是九品中正制，这是荐举制的一个变种，实际上是依门第进行选拔；第三是科举制。
1、乡举里选：荐举拔人是捷径
我们曾谈到创业集团通过荐举选拔人才，只不过这种荐举没有制度化，也不规范。一旦进入治平阶段，就必须也必然启动制度建构，并在制度建构中行为。
乡举里选主要是在汉朝，特别是在高祖、文帝和景帝时期逐步发展，汉武帝基本定型，且一直延续到东汉末年。该制度大体可分为两类：一是不定期的，譬如老皇帝死了，新皇帝即位，往往就下一道诏书，希望全国各地选举人才到朝廷；或是遇着大荒年，大水灾，或是大瘟疫，这表示政府行政失职，遭受天遣，也常下诏希望地方推举贤人，来为政府说话，或替国家做事。这些选举是无定期的。这样选举来的人，多半称为贤良。贤良选到了政府以后，照例由政府提出几个政治上重大的问题，这叫做策问。策，一种竹片。问题写在竹简上，故称策问。一道道的策问，请贤良们大家发表意见，这叫对策。政府看了他们的意见，再分别挑选任用，这是一个方式。这一种选举，既不定期，也无一定的选举机关。地方民意也可举，三公九卿、政府大僚，也可举。
第二种是特殊的选举，譬如政府今年要派人出使匈奴，出使西域，需要通晓其他语言，能应变。政府下诏征求，只要自己有此才干，就可以报选。又如黄河决口，需要晓习治水的人，大家知道有这种人才，大家可以举，自己觉得有把握，自己也可直接来应选。这是一种特殊的选举。
后来又推行一种有定期的选举，那就是选举孝廉。汉代一向有诏令地方察举孝子廉吏。作为地方长官，其职责不仅在管理行政，还需为国家物色人才；若一年之内，连一个孝子一个廉吏都选不出，是没有尽到长官的责任。无论如何，每年每郡都要举出一两个孝子廉吏。汉代一百多个郡，至少每年要有两百多个孝廉举上朝廷。汉代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一年一举的郡国孝廉。书包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第三节 控制人才：“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2）
在汉朝初年，这种制度还没有定型，就已经成为西汉选拔人才的主要方式。通过这种荐举制，朝廷可以将绝大多数的人才纳入到体制中来。在现代组织管理中，重要岗位的选拔、重要人才的延揽，也多采取荐举的方式。这个方式的最大优点是，荐举人对被荐举的人才比较熟悉，能够全方位说明对象的各方面优点和缺点，及至选任后进入角色也比经考试录用的人员为快。也因为基本了解当事人，知道他哪方面能力强、哪方面能力不足，可以尽可能地做到能力与岗位相匹配。
2、九品中正制：古时的门第、现时的裙带
及至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汉献帝逃亡，中央与地方之间失却了有效联系，一切制度全归紊乱，乡举里选的制度，也就无从推行。朝廷用人没有了标准，尤其是武人在行伍中滥用人员，不依制度。新生的曹魏集团，以陈群为尚书，掌管吏部，始创九品中正制。制度规定，当时在中央任职、德名兼备的大僚，由各州郡分别公推大中正一人，由大中正下再产生小中正。然后由中央分发人才调查表，此项表格中，把人才分成九品，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表内详载其年籍各项，分别品第，并加评语。主持这项工作的称九品中正。这些表格，由小中正襄助大中正核定后呈送吏部，吏部便根据此种表册之等第和评语来斟酌任用，行使黜陟。这样一来，官吏之任命与升降，有相对成型的标准。曹魏初年行此制时，吏治得到澄清。曹操集团能够夺取天下、守住基业，与这个制度也有一定关系。
但是，九品中正制的最大缺点在于做官要依靠个人的名望，要得到当朝大臣的肯定。而名望是个比较虚的东西，获得名望的最可依赖和最便捷的方式就是出身于高门之家。一统天下的晋代，一直到南北朝，都继续采用九品中正制，这样日积月累，优点用之殆尽，缺点日益突出、扩大，毛病就恶化为致命伤了。首先是人人都想获大中正的提拔，便纷纷集中到大中正所在地的中央。再则中正评语，连做官人和未做官人通体鉴评，吏部凭此升黜，如是则官吏升降，其权操之中正，而不操于本官之上司。于是做官的为袭取社会名誉，却不管自己本官职务与实际工作，而其上司也无法奈何他。到了南北朝时期，这种九品中正制的选拔人才机制终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
从组织演变和动态管理的角度来看，九品中正制实际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环境的变化，荐举制的一个变种。不再是乡举里选，而是一种普遍考评，相当于制设一张通用的人才普查表，从而锁定一个目标群体，然后根据评测结果相应安排人才的工作。此制度优点在于组织可以拥有一个庞大的人才信息库，缺点在于容易被表面现象蒙蔽，仅依靠印象或关系来评价人才。如此的结果，清谈盛行，裙带众多，真才匿迹，实干空乏，致使长达三百多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不仅没有出现一个盛世，反而是政权并立，更换频迭。
3、科举制：延续至今的学识选人
科举制的本质就是不设前提、通过考试、公开招聘人才。科举制初创于隋，成熟于唐。唐太宗李世民的“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的典故，就是采用科举制选拔人才的写照。从皇朝的发展史来看，科举制为皇朝的稳定和繁荣提供了条件。透过科举制度，各路人才都可以依靠自己的学识进入到体制中来，为统治集团服务。这不仅为皇朝的发展提供了人才资源，而且将大批体制外的人才纳入到了体制内。除此之外，科举所考察的科目都是有利于皇朝稳定的科目，通过科举，这些学问成为了当时知识分子奉行的圭臬，从而为皇朝的统治稳定提供了意识形态支持，这一点我们还将在文化建设部分分析。
科举制的人才选拔方式，首先在于其选拔程序。科举制的程序设计是认才不认人，不论出身，只要能够通过考试，基本可以顺利进入统治集团。其次，科举制的选拔标准主要是注重学问和学识。这比依靠门第和声望的选拔方式，更能考察人的能力。虽然学问大不一定能力高，但是毕竟有一个较为妥当的标准了。再次，科举制的覆盖范围广。荐举制的一个缺点就是，那些没有多少熟人，地处偏远的人才，被荐举的机会大大少于那些住在名城大都、关系广泛的。在科举制下，生活在什么地方、与那些人交往，都不再成为人才进入体制内的障碍，至少不再是主要障碍。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三节 控制人才：“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3）
当然，这种考试制度也存在有自己的弊端。首先，一次考试的局限性。通过一次考试，是不可能全面考察出人才的全面素质，况且“一考定终身”，实质上失去了选拔人才的本意。对于人才，有通才和专才之分，而科举考试是所有考生都面对同样的考题。这样，就会把一些真正需要的人才拒之门外。其次，考试的内容多是书面知识，现实能力较难甄别。
尽管有某些局限，对于那些希望将人才纳入到体制内的君主而言，科举制在当时还是最公平和最有效率的。另外，也不能完全抹杀荐举的作用。从皇朝成长阶段看人才选拔机制，可以得出的经验是：第一选拔行为要制度化和规范化，第二选拔方式要尽量的客观，第三另行辅之以其他如荐举等方式。
二、创业成果：分享还是独占
创业阶段，由于环境比较艰苦，形式比较紧迫，创业集团的领导层与其他成员之间的关系不会出现大的问题。但是，创业成功之后，由于君臣之间绝对地位的变化，组织面临压力的变化，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发生变化。这种关系处理的好坏，直接影响到皇朝目标的实现。
历代皇朝的演变给定的逻辑是，第一代守成君主与臣下的关系，不仅决定了皇朝今后的君臣关系趋向，而且还将影响到皇朝能否在创业之后直接进入稳定成长的阶段。君臣关系处理的好，臣下的积极性很好调动，氛围也较为和谐；而处理不好，则可能会使整个集团充满了恐惧和担忧，直接影响到皇朝的长治久安。在历史上，这一阶段的君臣关系类型，大体上可以总结为以下三种类型：和平共处型、伴君伴虎型和臣强主弱型。
1、和平共处型
这是最理想的一种关系类型：君臣之间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能够激发各方面积极性，维系了组织的团结和战斗力。
历史上的守成君主，在君臣关系上做得比较好的首推唐太宗。唐太宗在唐朝创业时期就是创业集团的主要领导核心。之后，他成为第一代的守成君主。但是唐太宗并没有因此自高自大，而是正确处理了朝廷与战功显赫的大将们之间的关系。他没有通过残酷的手段将手握重兵的大将们除掉，大将们也由于唐太宗对待君臣关系的正确措施，没有拥兵自重，造成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可以说，贞观之治的出现与李世民能够正确处理君臣关系有很大的关系。
贞观元年，他对大臣们说：“正主任邪臣，不能致理；正臣事邪主，亦不能致理。唯君臣相遇，有同鱼水，则海内可安。朕虽不明，幸诸公数相匡救，冀凭直言鲠议，致天下太平”（《贞观政要》）。这段话说出了君臣关系的实质：虽然有贤明的皇帝，但如果所用非人，则不能实现天下大治的目标；而如果只有贤明的大臣，而皇帝昏聩，也不能达到天下大治。基于这个认识，李世民在处理君臣关系问题上，具有四个明显的特征：一是选贤任能，不计亲仇；二是虚心纳谏，共商国是；三是知人善任，委任责成；四是视疾吊丧，亲如家人。这些特征概括了中国古代王朝贤明君主用人的所有优点。总的来看，这几个特点在贞观年间是贯彻始终的。
领导之于下属，仅依靠制度上的措施来使用和控制，只能是停留在做事层面，而辅之以感情来相处，则很容易形成团队，交至心灵。虽然工作上的归工作，感情上的归感情，但是下属对领导的遵从若只是一个制度上必须，不是发自内心的话，很难长久的和平共处。开国名将李勣暴疾，医生说必须用须灰治疗。李世民就把自己的胡须剪下来，烧成灰来和药，为李勣治疗。李勣病好了之后到李世民面前谢恩，顿首流血。李世民回答他说：我是为了江山社稷，不是为了你个人啊，你谢什么呢？除了对臣下在生活上关心外，李世民还主张要以至诚待臣下。《资治通鉴》中记载，李世民曾对臣下说：皇帝自己就很奸诈，又怎么去责备臣下奸诈呢？我以至诚治理天下，每当看到前朝的帝王们用奸诈的权术来对待他们的臣下，我对此感到非常耻辱。从某种意义上说，诚信是团队精神的基础。君主以诚待臣下，臣下也必然以诚报答君主，君臣相待以诚，其力断金的。制度固然重要，是组织正常运转的基础。但是，制度并不是万能的，当组织对环境变化的适应力逐渐迟钝，制度也必僵化。要想使组织长久处于一种向上的状态，主动权还是在于组织的领导。只要组织领导深谙领导之道，对下属生活上予以关心，成长上给与帮助，下属必定竭尽全力。

第三节 控制人才：“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4）
2、伴君伴虎型
君臣关系的第二种类型是伴君伴虎型。如此的君主关系，肇始于君主自恃对臣下的绝对权力，给臣下一种天威莫测的感觉，臣下们就如同伴随着一只随时会发威吃人的老虎一样，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经常地处于一种恐惧之中。此景此情，臣下对君主不再是知无不言，反而时时刻刻揣摩君主意图，以君主的态度为态度，以君主的意见为意见。道理很简单：组织环境千般变化，万般复杂，很需要组织成员群策群力，集思广益地解决问题。
朱元璋能在元末各路义军中脱颖而出，建立大明王朝，不说英明，也绝对不是一个昏聩的君主。然而，建国之后，朱元璋却大肆杀戮功臣，将大臣的权力尽量收到自己手中。他通过胡惟庸案废除了宰相，自己身兼二任：帝国元首和帝国总理，成为历史上权力最大的皇帝。并下旨：以后子孙做皇帝，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朱元璋不仅废除了丞相，而且实行一种恐怖统治。为了控制官员的一言一行，朱元璋设立了锦衣卫，由宦官直接领导。这个机构可以在法司之外独立行动，只对皇帝一人负责。发现有犯错误的官员，可以立即逮捕，不用通过法司机构。在这种高压政策之下，大臣们对于国事，特别是帝国的决策事宜，就没有多大的发言权了。作为第一代的守成君主，朱元璋的这些做法，直接影响了整个明朝的君臣关系。成祖朱棣直接继承了乃父在君臣关系上的措施，对官员非常残酷。明朝大儒方孝孺是建文皇帝的人，朱棣打下南京后，逼迫方孝孺投降。方孝孺不降，结果朱棣下令“夷其十祖”，方孝孺本人凌迟处死。就连朱棣的妹妹宁国公主夫妇也被朱棣迫害。朱棣还嫌一个锦衣卫不够用，又设立了东厂监督官员的日常生活。之后连开创有明一代“仁宣之治”的仁宗和宣宗在内，全数利用锦衣卫和东厂对官员严加监控。
朱元璋废除丞相之后，天下之事无论大小全部取决于皇帝一人。朱元璋每天日理万机，政务繁重。这对朱元璋本人来说，还能勉力承受。毕竟他出身穷苦，受这点苦算不了什么。明成祖朱棣在年轻时也是跟随朱元璋创业打天下的马上皇帝，精力充沛，处理如此繁重的政务也不在话下。但他们的子孙呢？从小生长在深宫，身体本来就弱，又不信任大臣为他做事，大臣也由于这种恐怖的君臣关系，不敢为朝廷纳谏献策。如是在明朝就出现了皇帝二十多年不上朝、大臣二十多年见不到皇帝的怪事。一方面是皇帝对大臣的不信任，另一方面是皇帝对大臣的严密监控和恐怖统治，在这样的情况下，大臣们只有慑于皇帝的权势和对皇帝的恐惧而已。明朝末年，李自成杀进北京皇宫，崇祯皇帝撞击景阳钟召集大臣救驾，竟然无一人前来，这不能不说是朱元璋一手造成的恶果。
3、臣强主弱型
君臣关系的第三种类型是臣强主弱型。这种类型是最不好的。臣强主弱，很容易出现客大欺店、奴大欺主的局面。这种类型的君主关系很少能造就一个长治久安的王朝。要么是开国初期发生内战，要么是很快被握有实权的大臣篡位。这种情况与第二种类型伴君如伴虎型，正好是两个极端，都阻碍着组织的发展壮大。第三种类型后果最严重：部下可以完全将组织占为己有。这在历史上，臣下推翻原来统治而自立的不断发生。
三国时期，魏国在三国中实力最强。但是，魏国的二世、三世皇帝们却处理君臣关系失当，大权被司马懿把持。魏明帝曹睿去世之前，兵权已很大程度上被司马懿控制。明帝以后事嘱托司马懿，叫自己的儿子曹芳抱着司马懿的脖子，司马懿顿首流涕。很显然，曹芳没有认识到危险性，即位后仍然不对司马懿采取措施，还犯了大忌，把大权交到了司马懿的政敌曹爽手中。司马懿消灭曹爽之后，大权独揽，并在死后将兵权交给了儿子司马昭。司马昭之心是路人皆知的，就是要灭魏自立。曹髦虽然认识到了这种臣强主弱的危险性，但是为时已晚，司马家族的势力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曹髦曾经打算带领人马去杀司马昭，但是兵权都在司马氏手中，曹髦只好带领几百个童仆去刺杀司马昭，结果可想而知，曹魏政权终被司马炎篡夺。
皇朝成长阶段的人才政策，应该与这个阶段的外部环境和总体战略目标相吻合，也就是要使人才能够为已经建立的王朝服务，以担负基业长青的使命。在现代组织中，组织领导核心也会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第一，与创业时期的部下如何对待建业的成果？是共享还是独吞，这直接影响到集团的内部环境和战斗士气。第二，如何选拔人才，尽可能地把天下人才纳入体制内，为我所用，至少也起到减少对立隐患的作用。第三，建立规范化的人才选拔机制、使用机制和监督机制，并辅之以精神力量的感召。第四，建立一种什么样的雇佣关系或说劳资关系，从历史的经验看，和平共处型是最长久的一种类型。


第四节 组织制度：基业长青的结构基础（1）
制度对于组织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创业成功之后，创业集团随之演变为守成的统治集团，战略演变为开万世之基业，拟为组织的长期发展奠定基础。这个基础，在其物化形态上，就是制度。制度作为一个王朝实现其战略目标的载体，框定了王朝未来的发展趋向。由于历史的局限性，组织创建之初的制度建构可能并不都适合新的环境和历史发展规律，但是，之后的改革还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所以探讨守成时期制度的利弊得失，对于现代组织的制度建构与管理发展，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制度实际上是规范组织成员行为的规则；它提供一个框架，设定一套规则，约束成员行为。就一个刚刚创业成功的王朝而言，最重要的就是要规范三种权力关系：首先是君权与相权；其次是中央与地方；第三是考核与监察。
第一种权力关系，即君权与相权的关系。在现代组织管理中，就是所谓的董事会、股东与总经理、经理层的关系，是东家与掌柜的关系。如何建构一种既融洽又规范的君臣关系，是重中之重。第二种权力关系，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在现代组织管理中，就是所谓的总公司与区域分公司之间的关系。能否提供一个有效的管理和控制分公司的框架，直接决定了总公司能否维持稳定和统一。地方势力太大，会产生分公司对总公司的离心力，严重的则会导致总公司的瓦解。在历史上，由于地方势力过于强大而导致王朝崩溃的例子比比皆是。而如果分公司的权力过小，则会失去动力和活力。因为分公司是总公司利润的主要来源，分公司的衰弱，必然导致总公司的萎缩。由于地方势力过小，事事听命于中央而导致王朝衰弱的例子也有许多。第三种权力关系，则是组织与员工的关系。这种关系，既是组织如何引进、使用、监督员工的人才管理问题，又是组织依靠制度建设推动集团稳定成长的核心组成部分。我们知道，随着组织结构的复杂化程度不断加深，员工的行为越不容易被引导、监督。在工厂和车间内，工作可以通过产量来衡量，但是在现代商务活动中，则很难被观察和量化。
一、君权与相权：董事长与总经理
古代中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皇帝一个人是没有精力来统管天下的所有事情，这需要官僚系统来帮助皇帝治理天下。而宰相则是官僚系统的代表。宰相总领百官，具体处理王朝的日常政务。但是，宰相不是天下之主，只是皇帝“雇佣”来替自己管理天下的“总经理”。宰相权力与皇帝权力的关系，就是相权与君权的关系，也就是董事长与总经理的关系。统治集团内最重要的权力关系就是君权与相权的关系。在中国皇朝发展史上，君权与相权之间的制度架构，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但不管怎样变化，皇帝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维持皇朝的稳定和长治久安。君权与相权的关系，乃是实现皇朝总体战略目标的一个手段。当然，能否实现目标，还受制于其他许多因素。
宰相，或称丞相，这个职位形成于秦始皇时代。李斯是秦朝的第一任宰相。汉承秦制，依旧在中央政府设置宰相职位，总领朝纲。汉初宰相的权力非常大，对皇帝可以直言不讳，甚至可以自作主张，处理大政。这与当时丞相大多由功臣勋旧担任，君权与相权关系尚未定型有关。这种状况也符合我们所分析的，在创业刚刚结束的时候，在创业期间掌握大权的大臣宿将大多数还掌握着较大的权力。曹参做丞相时，整天无所事事。惠帝刘盈对此表示不满。曹参竟然回答：皇帝陛下垂拱而治，我们这些人则负责具体事务的管理。这等于向东家叫板，宣布公司的事务东家不能干预，这是掌柜的权力。当然，“萧规曹随”所蕴含的深意是另一回事了。汉文帝时，丞相申屠嘉上朝奏事。文帝的佞臣邓通站在文帝的身边，态度十分傲慢。申屠嘉对此十分不满，对文帝说：陛下宠爱邓通，可以使他富贵，但是朝廷的礼仪却不能不严肃。文帝没有当回事，就说，我回头告诉他就是了。在散朝之后，申屠嘉传邓通到丞相府，并警告说如果不来就把他杀掉。最后是文帝亲自求情才赦免了邓通。

第四节 组织制度：基业长青的结构基础（2）
这说明在汉朝初期，丞相的权力是比较大的。其好处是丞相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高效率的处理政务；在遇到王朝危机时，可以挺身而出，保护王朝的安危。在汉朝初年，吕后临朝称制，掌握了汉朝的大权，并打算废掉刘氏集团，建立吕氏集团的统治。其时，正是丞相陈平联合周勃消灭了诸吕，重新确立刘氏江山。当然，这种相权较大的制度安排也有弊端。若适逢有野心的丞相，可能取而代之。
汉朝守成阶段，设定宰相就是一个人，实行领袖制宰相。左宰相和御史大夫只相当于副宰相。而到了唐初贞观年间，宰相的权力被分割到了三个部门：即尚书省、中书省和门下省。这三个省的长官都是宰相。三省长官在决定重大事宜时，要召开政事堂会议，能参加政事堂会议，并有发言权和决策权的官员都可视作宰相。这种制度下，宰相的权力还是很大的，能够独立决定许多大事。皇帝的诏书和敕令都必须经过政事堂会议，并有“中书门下之印”发布全国，才有效力。若未加盖“中书门下之印”，而由皇帝直接发出的命令，在当时是认为违法的，不能被各级机关所承认。这种制度对皇权是一种比较大的约束。所以在武则天时期，曾有这样的说法：“不经凤阁鸾台，何得为敕”（中书省武则天改称凤阁，门下省武则天改称鸾台），这仍是说一切皇帝诏命，必经中书门下两省。
上面的单一宰相制和集体宰相制，实际都是相权比较大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之下，皇帝的权力受到了约束。但总的趋势是皇权日益集中，相权不断被分割。到了明清两朝，随着君主专制的加强，相权已被大大削弱，而且连名义上的宰相职位都被取消了。明太祖朱元璋通过胡惟庸案，取消了宰相的职务，而由皇帝自己处理全国政务。此时的朱元璋可谓董事长兼总经理，其忙碌程度可想而知。后来，朱元璋不得不另想办法，这就是在皇帝办公的地方设立内阁，安排内阁学士值班，以备皇帝随时顾问。此时的内阁学士，不论官品（四品、五品的小官），还是实际权力（只备皇帝顾问，没有任何决策权）都比较小。但是，朱元璋的子孙后代没有他那样充沛的精力，所以逐渐提升了内阁的权力，内阁有了“票拟之权”，即代替皇帝处理政务，但需要经过皇帝批准之后，才能有效。到明朝中后期，内阁的权力和地位逐渐上升，内阁首席大学士被称为“首辅”，这个首辅，不是名副其实的汉唐宰相，只是类似。汉、唐宰相对政务是有决策权的，明朝的内阁和内阁首辅则没有，即使做出了决策，也是代替皇帝决策，最终的权力在皇帝；内阁只不过是皇帝的秘书处，内阁首辅是皇帝的秘书长。到了清朝，沿袭明制，不设宰相；设立内阁作为皇帝的秘书处。康熙朝，又设立南书房，以备皇帝顾问和代皇帝处理政务。雍正和乾隆年间，设立军机处，逐渐代替了南书房的地位，成为清朝的“宰相”。
从历史上来看，君权和相权的关系，一直是皇朝中央政府权力关系的核心。二者关系处理得当，可为皇朝由守成阶段顺利转入盛世阶段提供强有力的保证，在一定程度上促成该皇朝的基业长青。因为，这对关系，从根上说是一个组织架构的核心，对应的决策和执行功能也是管理过程的最要。从逻辑上讲，皇权必须由一定的相权来辅佐，这不仅可以使皇帝潜在后台，省却具体事物的缠身，而且是正确决策的前提和基础，还能腾出力气来保证对执行的监督。拿到当代来讲，其中原因和利害关系，已是十分明了，不再赘述。
二、中央与地方：总公司与分公司
现代经济中，总公司与分公司的关系，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分公司是总公司的一部分，作为总公司的派出机构，参与市场活动。分公司在组织结构、人事安排、财务管理等方面都与总公司有相对应的机构。在这种制度下，分公司的一切活动都受制于总公司的战略安排。在历史上，这种模式可以视作郡县制。地方政府是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地方政府无论在法制上，还是在军事、财政上，都受制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长官由中央政府任命，对中央政府负责。第二种类型，分公司是独立的公司，拥有自己独立的人事管理、财务权力，总公司对分公司的控制通过分公司的股权结构来进行；总公司是分公司的母公司，但是总公司不插手分公司的具体运营和管理事务。在历史上，这种模式可以视作封建制。以皇帝为代表的中央政府通过分封控制地方。各个封国在自己国内拥有军事、财政和人事管理的权力。封国对中央政府的义务在于封国要宣誓对皇帝效忠，向皇帝纳贡，在战争中，派军队支持皇帝。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四节 组织制度：基业长青的结构基础（3）
先说封建制。封建制真正流行于周朝。周朝裂土封疆，在中央政府之外，分封了八百多个诸侯国。这些诸侯国名义上是周王的领地，由周王分封给贵族和功臣，实际上，周王对诸侯国没有行政管辖权。各个诸侯国定期向周王缴纳贡赋，在周王出征时，派兵勤王，帮助周王打仗。秦朝统一六国之后，取消了封建制，在原来诸侯国的领地上，建立了直属中央的郡县制。刘邦集团创业成功，建立汉朝，面临集团内部的组织构架问题，刘邦集团的领导层认为“秦乃亡于舍封建行郡县”。便分封了一批异姓王，这些异姓王实际上就是诸侯国，以期避免秦亡之祸。诸侯国同周朝时期一样，在民政、财政和军事上都独立于中央。后来刘邦看到异姓王将导致地方势力尾大不掉。因此，刘邦铲除了各个异姓王，并于诸将杀白马起誓，约定“非刘而王者，天下共击之”。但是，刘邦却又大封同姓王，企图以同姓王的诸侯国来屏藩中央，保证刘氏王朝的统治。这些同姓王在自己的封国内，拥有独立于中央的权力。事实上，同姓王也一样不能保证王朝的稳定和统一。刘邦在去世之前，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分封吴王刘濞时，刘邦拍着刘濞的后背说：五十年后东南有人作乱，不会是你吧？果真被刘邦说中了，景帝时，七国之乱的罪魁祸首就是这个刘濞。从历史上看，汉以后，凡是实行封建制的朝代，都不稳定，且深受其害。西晋初年，晋武帝大封同姓司马氏为王，其本意是让这些同姓王保卫中央政府，但是，迎来的却是“八王之乱”。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分封诸王的封建制，逐渐被郡县制所代替。
唐朝的柳宗元曾专门写过《封建论》，来论述封建制与郡县制的利弊得失。他指出，封建制不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秦朝实行郡县制而在短期内灭亡，不在于实行了郡县制，而在于秦朝的暴政，在秦朝末年的战乱中，“有叛国而无叛郡”。
在秦汉之后，虽然郡县制成为各个朝代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主要模式，但是封建制并没有彻底消失。前面所说的西晋大封诸王，就是一个例子。封建制在历史上一直存在到清朝，虽然封建制已经不是主流。在唐、宋、元、明、清诸朝，皇帝分封自己的子侄为王的事例一直存在，但这种分封却没有把王的领地的行政管辖权划给诸王；诸王只是衣食租税，对于自己的封地，没有实际的管辖权。明太祖朱元璋在建国之初，分封自己的子侄三十多人为王。这些王都有兵权。因而也出现了燕王朱棣的起兵造反，夺取了自己的侄子建文帝的江山。而朱棣称帝后，赶紧削减了诸王的权力。诸王一旦被封为王爷，按照明朝的规定，必须立即到封国去。但在自己的领地上，这些王爷不仅没有任何实际权力，而且还受到地方官的严密监视。到了清朝，除了八旗旗主被封为王爷外，每一任皇帝都封自己的一些儿子和兄弟为王，但这些王只是亲王，不仅没有自己的领地，而且还得在皇帝的眼皮底下活动，严格受制于皇帝。
但是，郡县制也有自己的弊端，那就是地方政府严格受制于中央，没有自己独立的行政权力，一旦遇事，需要层层上报到中央，然后等待中央政府和皇帝的命令，没有或者只有很少的自由处置权。在古代的交通通讯条件下，信息上报至中央，再等待中央的指令，需要很长一段时间，这就造成了地方事务的拖沓和无效率，严重损害了政府行政的效率。在宋朝，这个问题更为严重。太祖赵匡胤通过“杯酒释兵权”解除了统兵大将的军权，又通过分割地方政府的权力削弱了地方政府的势力。地方政府在路这一级被分为四个衙门：安抚使司、转运使司、提点刑狱使司、提举常平司，即所谓的“帅、漕、宪、仓”四司。各路内的使司任职有交叉又互不统属，互异互补，互申互察。这种做法，虽成功建设监察网络，防范了地方长官专权，却也造成了地方政府行政滞后、迟缓的弊病。有宋一代，守内虚外，重文轻武，致使经济繁荣，但军事上羸弱，倍受其他政权的压制，不能不说与这种地方势力衰微的特征有紧密关系。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四节 组织制度：基业长青的结构基础（4）
实际上，这两种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模式，各有利弊。郡县制将地方政府当作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和分支机构，有利于中央政府统一政令和法律，提高总体行政效率；其弊端则在于削弱了地方政府在具体事务上的自由处置权，增加了信息交通的成本。封建制将地方当作中央的藩国，提高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各个诸侯国的藩王可以根据地方特点，自主、充分地发挥地方优势，提高效率；而其弊端则是容易导致地方势力尾大不掉，形成地方对中央的离心势力。
在现实中，到底哪一种模式更好，则取决于具体的环境和条件。就现代企业集团而言，则须按照行业特点和面临的市场形式具体进行选择。
三、考核与监察：监事会与管理层
守成坐天下的君主要想实现王朝的长治久安，为子孙后代开万世之基业，必须建立一套控制和激励人才的制度，也就是历史上的课考、监察制度。创业阶段，对于人才业绩的考察和监督，是较为直接的，这与当时面临的环境和设定的战略目标有关。创业阶段，创业集团的主要战略目标就是战败对手。对于人才而言，能否在战场上战胜对手，能否给集团提出合理、可行的建议和谋略，一目了然，较好评断。因此，在创业阶段没有形成制度化的考察和监督制度，是很自然的。但是守成阶段，统治集团的主要战略目标变成稳定和长治久安，就需要衍生出制度化和规范化的业绩考察和监督机制，来保证组织的激励作用。这种考察和监督制度，一是对任用官员的业绩考察，即课考制度；二是对官员行为的监督，即监察制度。
课考制度，关键是如何有效衡量官员的业绩。对官员勤务和功绩的例行考察，也是皇朝行政控制的重要手段。在秦汉时期，地方官在每年年底，都派出所谓的“计吏”携带“计簿”前赴中央政府“上计”，向总部报告生产、税收、财务、户口、刑狱等情况，并接受考课。这种考课制度是最高统治集团了解官员勤务和业绩的主要手段。因此，皇帝常常亲自“受计”，丞相负责考课内容，御史大夫则负责按察虚实。考课时需要对官员按照业绩进行排序，作为升迁的主要依据。此后的各个朝代，基本承继有这种考课制度。
现代企业集团在占领了一部分市场之后，也需要派出经理人员来具体管理和负责各个市场的运营。相当于中央政府的总公司通过考察这些分公司的业绩，并按照业绩来对分公司经理进行奖惩。这种制度的建立和维持是总公司控制分公司的重要手段，也是对人才使用做出的制度安排。这种课考制度越是严格和客观，公司的运作就越良好，越有效率。从历史的经验看，那些生命周期较长的王朝，在经常性课考制度方面就坚持的比较好，而那些短命王朝，课考制度就比较松弛。
守成阶段有作为的皇帝，是比较看重课考制度的。明朝初年，明太祖朱元璋就对课考较为严格：一如他对“空印案”的严厉处置上。按照规定，每年各地方的布政使、府、州、县等都得派“计吏”到户部报告地方财政收支账目。为了筹算钱粮、军需等款项，必须由各府将本府情况报到布政使司衙门，布政使司衙门再报到户部，这样层层上报，最后户部审核数目是否完全相符；如果数目不符，则需要驳回重新填造。各地的布政使司有的离京城比较远，重新填造不方便，因此为了避免麻烦，上计的官员都带有事先预备好的盖过官印的空白文书，遇有被驳回，就随时填报。在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发现了这个弊政，立即下令严办。
通过课考制度，中央政府可以有效地控制地方官员的业绩，从而间接监察官员的努力程度。在古代中国的皇朝史上，课考、监察体系一般是两个独立的系统。前面讨论的课考是户部的责任，而监察机关主要是御史系统和都察院。
监察制度比较严密的首推明朝，而明朝监察制度的完善，主要还是朱元璋的作为。朱元璋在创业阶段，东征西杀，统一了全国；在守成阶段，高瞻远瞩，他的一些制度设计，基本都着眼于大明王朝的长治久安。监察制度方面，从明初开始，就形成了中央和地方两套监察体系，明确体现了分权和制衡的精神。在中央，六科和都察院共同行使纠举百官的职责；在地方，中央派出的巡抚、巡按，以及地方按察司共同承担对外省各级官员的监察，纵横交错，多管齐下，既相互补充又相互制约，组成一张严密的监察网。课考和监察制度，是在正反两面着眼，对于一个希望稳定发展、基业长青、大有作为的组织而言，是极其重要的。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四节 组织制度：基业长青的结构基础（5）
成长阶段，重在建构。组织设计和制度安排又是王朝初建阶段的重中之重，直接决定着王朝未来发展趋势和发展特征。守成之主对组织设计和制度安排的态度、理念，以及作为，在这个王朝发展的全部阶段打上深深的烙印。是短命而亡，还是长期生存；是积贫积弱，还是迅速鼎盛；是乌烟瘴气，还是清平向上；是僵化不变，还是与时俱进，都在其中。近视的眼光、静态的观点，也许会取得一些成效并勉强支撑下来，却带不来任何长期的优势，更不用说基业长青。长期持久的生命力只能来自于管理能力，而管理能力又取决于组织设计和制度安排。进一步讲，只有这样，组织才能有效，也才具备战略转轨和根据环境提早采用最新战略的素质和能力，才会逐渐使之完善、定型，从而跃居巅峰。刘邦为着屏藩中央，分封同姓王，导致了后来的“七国之乱”；晋武帝司马炎不见前车之鉴，分封诸王，导致后来的“八王之乱”；北宋重文轻武、削弱地方势力，造成北宋王朝的疲敝与软弱；朱元璋废除宰相，导致了明朝皇帝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荒唐的皇帝。这些历史经验和教训，都得之于皇朝的守成阶段成长时期，很值得现代管理者们注意，毕竟组织不是一个由只需加油的机器、自顾而立的场所和僵硬不变的体制堆砌起来的无生命物体，而是类似于人的活生生的生命体，不加以剖析结构、无所谓解构功能，将无法逃避衰亡期的迅速到来，甚至与鼎盛时期绝缘。
第五节 成长期文化：无为中的成长
创业成功之后，创业集团自然转化成为统治集团；其地位、作用等都发生了变化。现在的统治集团要面对自身内部的各种问题，还面临着统治集团和普通民众之间的矛盾。怎样解决和调适这些问题，就是这个阶段文化建设的主要任务。而这个阶段皇朝的一切行为，无不都是从确立皇朝的统治思想开始的。
一、文化核心：注重关注背景的因素
组织文化的内核在于组织的指导思想。指导思想实际上确定了整个组织的价值观，确定了整个组织的行为规范。组织内部成员的关系调整、组织与外部环境之间的沟通和互动，都需要组织的文化内核予以确认。
在中国历史上，文化思潮主要表现为儒家、法家、道家以及佛教。儒家向来被称为正统思潮；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及天下一统的儒家思想一直是正统王朝的指导思想。但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在皇朝的不同发展阶段，儒家的地位也是不同的。究竟谁为主导，需看该思想能否适应当时的内外部环境。中国历史的发展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那就是治理国家的原则需要从理论上加以阐发和得到论证，政务举措也必须合于某种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学说，才能视为正统。
秦始皇集团在扫平六国、统一天下之后，选择的指导思想是法家思想。法家的代表人物是韩非子。法家持历史进化论，认为政治措施应该适应“贵贵而尊官”和“争于气力”的当代社会；坚持“性恶论”，经常警告说不能轻信人的善意，治国只能依靠暴力强制，并通过周密设计的法律以禁人为恶。本着这样的治国原则，秦始皇在统一全国之后，实行了非常严厉的刑罚制度。在秦朝，光死刑就有三十多种名目，连坐、族诛等酷刑使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被判处徒刑的，实际上就是做了官府的奴隶。犯罪的人被编为军队，开到前线去打仗，即使不被抓去打仗，也被充军和罚做苦工。光被秦始皇派去修建骊山坟墓的囚徒就有七十多万人。历史证明，这种严刑峻法并没有保住秦朝的江山。秦朝的灭亡，从根源上说，在于其治国的指导思想不合时宜。
刘邦集团反其道而行之，在创业阶段就拿秦朝的严刑酷法作为反对秦朝的主要理由，并以此来进行宣传。刘邦攻陷咸阳后，立即与民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这种简约的法律规定与秦朝严密复杂的法律规定一比较，就得到了咸阳百姓的拥戴，史书记载“秦民喜”（《史记》）。刘邦创业成功后面临的也是民生凋零，百废待兴。基于此，道家的“清静无为”之说脱颖而出，为汉初的“休养生息”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因此，自刘邦，经过惠帝、吕后，一直到文帝和景帝，汉朝的治国思想就是黄老之术，讲究清静无为，不扰民，轻徭薄赋，轻减刑罚。汉初的丞相萧何、陈平都使用这种清静无为的方针来治理国政。曹参当上宰相之后，曾经好多天不上朝理事，还整天在家里和朋友饮酒作乐。年轻的汉惠帝刘盈对此十分不满，就派人前去询问曹参，为什么不理朝政？曹参反问惠帝：陛下的英明神武比得上高皇帝（刘邦）吗？刘盈说比不上。曹参又问，陛下看我和萧何哪个的本事大呢？惠帝回答，你看起来不如萧何。曹参立即回答：高皇帝与萧何相国平定了天下，法令明确无误，现在陛下垂拱而治，我和百官恪守职责，遵循原有的法度而不更改，不就可以了吗？这就是所谓萧规曹随的典故。通过这个故事，可以发现在汉初，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得到了完全地贯彻。到汉武盛世，治国思想由信奉道家无为而治转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从反面印证了外部环境的作用，以及治国思想之于皇朝发展的重要性。

第四节 组织制度：基业长青的结构基础（6）
汉初黄老无为的治国思想，也在皇帝的身上留下了烙印。文帝号称“节俭”皇帝，不仅如此，他还减免全国的赋税，曾经免收全国田赋十二年之久。此外，他还免除了许多严刑峻法，废除“一人有罪，坐其家室”的连坐之法，废除了“诽谤、妖言之罪”，废除了肉刑等等。可以说，汉初的“文景之治”，实际上就是黄老治国思想的证明和实现。
不同治国思想的选择，导致不同的治国方略和不同的具体政策，继而又导致皇朝的不同命运。元朝和清朝都是少数民族建立的全国政权，但终元一朝就没有出现过一段比较稳定的时期，更甭奢望享受鼎盛时期带来的成功和辉煌了；而同是少数民族政权的清朝，则很快出现了康乾盛世，且持续了百年之久；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只有不到一百年，而清朝则统治有二百六十年之长。同是少数统治，结果为何迥异，我们发现原因在于两个统治集团在建国之初，选择治国方略不同使然。元朝在中原建立起自己的统治之后，采取的治国方略是以牺牲其他各族人民的利益来满足本族的利益；以蒙古族为绝对的统治者。在这种治国思想的指导下，元朝统治者将各族人民分为四等，各有差别：蒙古人为第一等，色目人为第二等，汉人为第三等，南人为第四等。不仅如此，还通过残暴的军事高压政策压迫其他各族人民。如此就是元朝的短命。而清朝在入关之后，很快就改变了创业阶段的方略，选择了新的治国思想，即满汉一体。在这种治国思想的指导下，清朝很快就获得了全国人民的认可，从而稳固了自己的统治。
二、守成还需内严外宽
从历史上看，稳定阶段的皇朝指导思想一般都会选择与民休息的道家思想。这种思想表现在制度上就是休养生息。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宽松的思想和政策，主要是针对普通民众而言的。与民休息的另一面则是严格约束统治集团内部。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所谓的“外儒内法”思想的含义。对“外儒内法”思想的理解，应该从这样的角度来看：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在中国古代皇朝的历史上，各级官僚乃是“牧民”之官，是普通百姓的“父母官”；对官僚队伍的放纵实际上就意味着对普通百姓的压迫。所以，这种“外儒内法”并不矛盾。
明太祖朱元璋在取得政权之后，实行的是与民休息的宽松政策，从思想渊源上看，乃是道家和儒家的混合；但是，我们知道朱元璋又是一个对官僚极其不信任和非常严格的皇帝。朱元璋在对待官僚的态度上实际上是法家的思想。为了不让各级官吏下乡扰民，朱元璋专门下旨要求各级官员，特别是基层官员不得无事下乡扰民，如果有百姓发现官吏下乡，可以向朝廷举报。朱元璋对待贪污官吏的态度更严厉、残酷，扒皮实草等酷刑都用上了。这实际上乃是法家思想的外化：人主乃是孤家寡人，没有可以信任的人；人性乃是恶的，做君主的是通过各种手段控制臣下的私心贪欲。
稳定和成长阶段的这种外松内紧的制度文化，还可以从清朝初期的康熙、雍正时期看出来。康熙朝时期，经过明末战乱之后，百废待兴，在这种情况下，统治集团非常自然的要采用儒家和道家的宽、仁政策，因为“宽则得众”。尽管当时清朝廷对政治反抗者施以严刑、治以峻法，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尚得缓刑，对士民施以柔术。以宽，拂定众心；以宽，笼络士人；以宽，休养生息；以宽，治政安民。但是，在对待统治集团内部的官僚集团时，法家的严厉暴露无遗。雍正皇帝被称为“抄家皇帝”，其严猛为政的迹象在即位之初已经显露端倪。雍正不仅对大臣大行杀戮，而且对其亲兄弟也不放过；不仅从肉体上消灭贪官污吏，而且还从人格上侮辱那些不顺自己心意的大臣。大臣钱名世因与年羹尧交通，在年羹尧被诛杀之后，钱名世也被罢官回家，雍正别出心裁赐给钱名世一块匾额，上书“名教罪人”，要钱名世挂在自己家的大门口上。但是，值得指出的是，雍正的严猛只是针对官僚集团的；而对一部分人的严猛客观上往往使另一部分人感到了宽仁。在处理朝廷与普通百姓的关系上，雍正坚持了宽仁和平的思想和政策。而以严猛手段打击不法官吏，严肃官僚纪律，本身就为广大百姓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社会生活环境。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四节 组织制度：基业长青的结构基础（7）
三、在成长中寻找文化的支撑
在皇朝初期，由于刚刚结束战乱局面，人民的心思还没有统一到新王朝。这时，皇朝很需要通过一种比较迅速、快捷和有效的方式，将新王朝的治国思想、治国方略，以及新王朝的指导思想广泛传播开来，取得人民的认可和拥护，从而为皇朝的稳定奠定思想基础。这些都是新王朝面临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加快发展学校和教育。学校和教育除了稳定人心、宣传新王朝的指导思想、培养人才之外，还有第三个功能，就是可以建立王朝的人才储备库和蓄水池，在人才过多的时候，储备起来，既可缓解压力，又备不时之需。
首先，学校教育要与组织发展的整体文化内核相结合。这种通过学校教育将统治集团的治国思想和治国理念制度化的方式，就是官学的产生和发展。在汉朝以前，教育是私人的教育。孔子招收三千弟子，实际上是民办学校，孔子要靠收学费来维持生计，这个学费就是“束脩”。到了汉朝，官学也只局限于最高学府：太学，并且太学只有一所。随着历史的演进和发展，各个统治集团逐渐认识到了学校教育的重要性，从而纷纷举办官学，并且将官学逐渐从中央办到省一级，继而府一级，县一级。明清两朝是学校教育最完善和最繁盛的时期。在宋朝，政府办的官学还只到州级（府级），而到了明朝中央有国子监，地方上有府州县学，基层有社学，卫所有卫学。学校的设立遍及社会各个角落。当时人们对这种普遍的学校教育称之为：“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明朝的这种学校教育繁盛的局面，与朱元璋重视教育有很大的关系。在创业时代，朱元璋就在自己的领地内大力发展学校教育。如此就好比为组织培养一批忠诚的员工，并对锁定的目标群体有着极有力的吸引力和说服力。
其次，学校教育要与组织的人才培养和人才选拔结合起来。这实际上又是通过学校教育把皇朝的人才培养和人才选拔合在了一起。在汉朝，最高学府太学，不仅宣讲学问，还是一个官员培养单位。太学是当时的国立大学，只有一个，这里面的学生，考试毕业分两等，当时称科。甲科出身的为郎；乙科为吏。郎和吏，都是汉王朝的后备干部，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之后，可以获得实际的官职。到了科举制较为发达的宋代，特别是明代以后，学校教育则完全与科举结合了起来。学校教育从内容和形式都与科举制度紧密相连，成为科举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参加科举必须学校出身，学校也以培养科举人才为目的。这就是所谓的“科举必由学校”。府州县学分别与科举考试中的童试、乡试、会试相对应，又与秀才、举人、进士等科举名号相对应。
第三，重视学校教育的宣传作用。学校教育本身就是一种知识和信息的传播活动，这种活动具有集体性和统一性的特征。组织的战略意图、政策措施以及具体的行政事务，可以通过这个网络传达到普通民众那里。当然，对于现代组织而言，组织内部培训的信息传达作用可能比较小。但是，通过内部培训，把本组织领导层的战略意图和政策动向传达给组织成员，也还是比较有效率的一种方法。
为了享受这一夜，我们战斗了一生。诗人公刘先生如是说。用一生的战斗换来的这一夜，是成功创业者独品的芳醇。芳醇令人迷醉，可究竟能否持久，考验着把酒的人。不错，起于萍末的闯王李自成战斗了一生，也享受了一夜，却旋即丧失了流血、流泪、流汗挣来的基业。起于寒微的朱元璋也战斗了一生，却不止享受了一夜，还开创了大明王朝十六帝近三百年的基业。为什么创业路近似，命运大不同？！百思一问。
创业未有转入守成。外部环境之于组织是何等重要，环境的转变要求组织各方面必须随之调整，甚至重构，才能免除早衰之苦、夭折之运。那些安享创业果实、不思持之以恒、缺乏核心理念的人，是不具备高瞻远瞩能力的，连创业后的守成期都难以度过，更甭奢谈长青的基业了。
创业转入守成，重在建构。因为刚刚尘埃落定的创业期是灵活多变，但缺乏规范与控制；此时最为急迫的就是转轨，不仅体现在战略上、战术上，更要落实在制度上、规范上，包括组织架构、核心理念、管理程序、信息系统、激励制度、人才制度以及其他适应守成阶段需要的组织特性。
非如此，不能迈向组织的生命顶峰。


扩张与繁荣：天下盛世（1）

汉元狩二年（前121年）春，汉武帝刘彻任命霍去病为骠骑将军（位同大将军），率领骑兵万人，从陇西出塞，转战六天，越过焉支山千余里，杀敌八千余，俘虏匈奴浑邪王子，缴获休屠王的祭天金人。同年夏天，汉武帝又派遣霍去病与公孙敖率数万骑出北地，深入两千多里，越过居延泽，攻至祁连山，击败匈奴军主力，俘获匈奴酋涂王和单于阏氏、王子等百余人，歼敌三万多人。这是大汉王朝对匈奴开战以来的空前大捷。这次战役后，汉朝控制了河西地区，截断了匈奴和羌人的联系，打开了内地通往西域的道路。这两次战役只是汉武帝对匈奴作战四十余年、十五次大战中的两次。武帝对匈奴连年开战的同时，亦向正南、西南和东南大肆扩张。元光五年（前130年），招抚夜郎国；元鼎五年（前112年），消灭南越割据政权，设交趾等九郡；元封二年（前109年）尽灭西南夷。元封三年（前108年），出兵朝鲜，设玄菟、乐浪、真番、临屯四郡。武帝的雄才大略，使汉朝实现了全盛。大汉王朝不仅军事力量强大，而且经济发达、社会稳定、文化繁荣，成为当时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国。但是，物极必反。武帝的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给汉帝国带来了空前的压力，社会陷入一种恐慌情绪中。汉武帝晚年对此也有认识，并于征和三年（前90年）向天下颁布“轮台罪己诏”，以求改过自新。但为时已晚，大汉帝国无可奈何地走向了下坡路！
大唐帝国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国势强盛，百姓富庶。大诗人杜甫那首最为人们所称引的《忆昔》诗写道：“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狼，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既生动形象，又不失历史真实。杜佑在《通典》中记载当时盛况：十三文就可买一斗大米；青州、齐州的谷子每斗只要五文。两京大米每斗不超过二十文，面粉只有三十二文，绢一疋二百一十二文。东至宋州、汴州，西至岐州，道路两旁都有旅店酒肆招待客人，酒馔丰溢。每店都有驴，可以租给客人乘坐，叫做驿驴。南面到荆州、襄阳，北边到太原、范阳，西面到蜀川、凉府，都有店肆，以供商旅，就是旅途千里，也可以不持寸刃。天宝元年（742年），国家的户数在八百五十二万，人口约五千万，世界各国的商人、留学生涌入首都长安，使长安成为人口众多的国际大都会。但是，大唐帝国的盛世很快就被“安史之乱”打断，陷入到兵荒马乱之中。之后几经努力，风光不再。
大清帝国乾隆年间，弘历皇帝在平定准格尔、回疆，攻取大小金川，扫平廓尔喀之后，自诩武功卓著，命作《御制十全记》，令写满、汉、蒙、藏四种文体，建碑勒文，自称“得国之正，扩土之广，臣服之普，民庶之安”，无与伦比。乾隆的“十全武功”是：平准噶尔为二，定回部为一，扫金川为二，靖台湾为一，降缅甸、安南各一，即今二次受廓尔喀降，合为十。大清国在康熙、乾隆年间天下太平，史称“康乾盛世”。当时大清国国力之强盛，远胜于欧洲诸国。亚当?斯密在著名的《国富论》中比较了当时世界上各个大国的经济实力，得出的结论是大清帝国的总体经济实力与整个欧洲的经济实力相当。但是，盛世好景不长，腐朽气息袭来。乾隆后期，权臣和珅贪污受贿，竟然聚敛了相当于清政府七年国库收入的财富！首席大臣如此，整个帝国的官僚体系可想而知！
如上三个盛世，都是乘祖辈之积累，加皇帝自身之英明，而实现的扩张与繁荣。这一阶段，不仅皇朝的统治稳定，社会秩序良好，经济发展繁荣，而且普通大众的生活也非常富足、安定。盛世不仅是一个皇帝的辉煌，一个王朝的辉煌，更是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辉煌！盛世是皇朝开基者所希望的，也是广大百姓所希望的。但是，历史的规律显示，盛世不可能旷日持久，日中必损。这个规律是中国皇朝发展的独特规律，还是所有组织演进的必然规律呢？是否在盛世之后，都会出现这种衰退的趋势？本章从剖析历史上的皇朝盛世开始，讨论组织实现盛世的条件、盛世阶段的特征以及盛世之下的隐忧。
历史上，盛世的出现不是偶然的，盛世需要条件。首先在于物质和文化基础；其次在于天下大势；再次则是皇帝素质。盛世之下的隐忧，同样是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要求其时君主能够体察矛盾的积累，而不只沉浸于“扬名立万”。


第一节 迈向巅峰：盛世的环境（1）
如果说，创业成功为组织的生存创设了基点，制度的成功建构则为组织的稳定和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支点，由此，组织的实力快速增长、扩张，攀上了梦寐以求的生命巅峰。此时，组织的环境也发生着重大的变化。就皇朝而言，首先是统治基础得到了稳固，统治集团的地位和威望被普遍接受，民众已经认可。这种情况类似于企业在打开市场之后，通过一个阶段的快速增长，消费者对企业的认可程度、甚至美誉度大大提高。在这种情况下，竞争压力就不是那么迫切和明显了。其次，各种制度已经比较规范，皇朝的一切运行进入一个规范和稳定阶段。守成阶段创立的各种制度，经过几代人的修改和调适，已经比较完善。再次，经过快速增长积累的大量物质财富，为皇朝的繁荣和扩张提供了物质基础。
然而，物极必反，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反面。第一，物久生弊。一个制度成熟之后，表面运行很稳定；而随着环境的变迁，如果仍是照章行事，就容易变得官僚起来，进而隐含各种诟病。第二，自满与成功俱来，野心同实力共增，扩张的野心成为组织的一大威胁。第三，盛世阶段，组织成员在歌舞升平中逐渐丧失斗志。不用再为组织的安危担忧，不用再为组织的未来操心，所关注的仅是自己的名利地位，自己的荣辱得失。
上述这两个极端，繁荣是“好”的极端，繁荣之下的隐忧则是“坏”的极端。这两个方面也都对皇朝的战略目标、人才政策、制度安排、文化建设等产生影响。“好”的情况占优时，皇朝的繁荣期就相应延长；一旦“坏”的极端，即盛世之下的隐忧逐渐累积、凸现，盛世就告结束，皇朝无可避免的滑进下一个阶段。
一、盛世基点：稳定与成长的硕果
经过建国初期几代皇帝的努力，皇朝的统治基本稳定下来，社会秩序也已安定。盛世皇帝从先辈那里接手了一个稳定且具有增长潜力的皇朝。也就是说，组织建构比较齐全、运行比较规范，环境基本稳定，目标群体比较固定，与目标群体之间的关系也已相互信任，达到相互支持的状态。
西汉刘邦集团在成功创业之后，经过惠帝刘盈、吕后、文帝和景帝一段稳定和快速增长，到武帝刘彻即位时，已经具有进入盛世的社会和经济基础。经济上，经过汉初近百年的休养生息，已出现一段治世即“文景之治”，汉朝的社会财富已经是极大丰富。全国人口规模和粮食产量都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这种富足是汉初皇帝和大臣们想都没想过的。政治上，景帝平定了“七国之乱”，理顺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随着经济的发展，再加上汉文帝削减各种严刑酷法，社会治安进入秩序化的轨道，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虽说夸张，但社会治安确实非常好。对外关系上，虽然还有一些外族的侵扰，但总体上还算平静，只有匈奴时不时侵犯边境；和亲政策也起了一定作用，没有再发生汉初刘邦被匈奴围困白登山的惨状。这是汉朝到武帝时期能够出现繁荣盛世局面的前提条件。如果没有汉初近百年的稳定和快速增长，就不可能出现汉武帝的大汉盛世。
大唐帝国的开元盛世也是这种情况。经过太宗李世民、高宗李治、武后则天、睿宗李旦、中宗李显等几代皇帝的休养生息政策，唐代统治逐步稳定下来，经济也是快速增长。唐初实行的租庸调制、府兵制以及轻徭薄赋的财政政策，到开元初年产生明显的效果。而太宗李世民开创的贞观之治，不仅为开元盛世的出现奠定了经济上的基础，而且奠定了政治上的基础。快速发展的封建经济，以及与民休息的政策方针，使社会秩序非常稳定。在太宗贞观年间，有一年全国因犯死刑而处死的人还不到三十人。武则天时代政坛上的血雨腥风虽然惨烈，但对普通民众的影响并不大，也没有发生较大的军阀混战的局面。武则天的统治也还是遵循贞观年间的治国理念，轻徭薄赋，重视农业生产，吏治也比较清廉。从治国的角度来看，武则天应该属于开明君主之列，虽然对待政敌的措施比较残酷。随着睿宗李旦和中宗李显的相继去世，武则天时代的政治风波也渐近尾声。李隆基接手的大唐帝国是一个处于上升期的成熟组织，不仅经济力量蒸蒸日上，而且各种制度臻于完备，官僚体系运转处于最有效率的时期。大唐盛世就此走上大道。书包 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第一节 迈向巅峰：盛世的环境（2）
朱明帝国在经过朱元璋、建文帝和成祖朱棣几代皇帝后，到仁宗朱高炽和宣宗朱瞻基年间，也攀上皇朝顶峰。朱元璋创业成功后，同样是与民休息。开垦荒地、移民屯田、废除元朝遗留奴隶制、重视农业，兴修水利等措施使得明初社会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朱元璋严肃整治吏治，为明王朝提供了一个高效清廉的官僚体系。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巩固和中央对地方的严格控制，使得明王朝的政治趋于稳定。建文帝本身就是一个学者型皇帝，在其统治期间依然延续了乃祖朱元璋的治国方略。建文帝最失败的地方在于其削藩谋略的失误，不仅没有削掉诸王，反而被他的叔叔燕王朱棣夺了权。但是，朱棣当上皇帝后，依然秉承他侄子建文帝的削藩方针。由于朱棣的策略得当，极大的削弱了诸王权力，这些藩王不再是权倾一方，仅是衣食租税的逍遥王爷了。因此，虽然明初有燕王夺权的内战，但总体治国方略并没有发生变化，到仁宗高炽和宣宗瞻基年间，明朝也实现了“仁宣之治”的繁荣盛世。
清朝入关后，经过顺治帝福临、康熙帝玄烨和雍正帝胤禛几代皇帝的努力，到乾隆年间到达极盛。清初康熙皇帝灭三藩、平蒙古、治漕运、收台湾，为清王朝奠定稳定统一的基础。清朝领土空前广大，人口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峰。而康熙帝“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更是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巩固了清朝的统治。到康熙中期，清朝统治者的满洲身份逐渐被汉族知识分子和广大百姓所认可。康熙帝唯一的缺点是晚年倦政，与官员们和光同尘，造成清朝官员贪污的第一次浪潮。值得庆幸的是，随后的雍正帝很快弥补了康熙的这个失误。雍正帝被称为“抄家皇帝”，对待贪污腐败的官员十分严厉，甚至残酷，雍正末年出现了清朝少有的吏治清廉。不仅如此，雍正帝还镇压了企图夺权的几个王爷，重新巩固了中央权位。雍正帝去世后，乾隆帝给他的庙号是“世宗宪皇帝”，意思就是框定了清王朝的治国大纲。到乾隆初年，国库存银已达七千万两，而雍正初年还不足五百万两。乾隆即位之时，是一个经济发展、财政充裕、社会稳定、官员清廉的良好局面。正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大清帝国才在乾隆年间实现极盛。
二、当心繁荣底下的隐忧
盛世王朝给人的印象是一个蒸蒸日上的富足社会。但是，在这个富足社会底下，却有一股不可忽视的暗流。盛世之主如果能及时发现并着力消解这个暗流，盛世局面就可能长久延续；而如果被繁荣表象所迷惑，盛世就可能成为王朝衰落的起点。所谓盛世危局，只有对盛世下的暗流时常保持警惕之心，才能杜绝或延缓危局出现，维系盛世。
盛世皇帝自身是第一股“暗流”。盛世皇帝都很英明，但他们大多生活在养尊处优的环境之中，基本没尝过创业的艰辛，也没有亲历过王朝初建阶段的种种危机。而创业皇帝一般都出身底层，通过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地走到最高统治者的地位。他们大多数了解民间疾苦，能够体谅民情和民心。守成皇帝登上皇帝宝座时，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和美好。他们的政敌时时在觊觎他们的皇位。天下初定，百废待兴，他们面对的是战乱留下的一个烂摊子。经济上的匮乏，政治上的压力，他们的处境不比创业时期好多少。但是，到了盛世，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政权已经稳定下来，制度规范运行，官员素质也大大提高，思想统一，文化繁荣，这些都令人兴奋不已。也正是如此，没有亲身经历和感受过创业和守成的困苦的皇帝，对大好局面的珍惜之情，就没有先人们深。虽然个人素质较高，但这种经历上的缺陷，却是无法弥补的。在这种情况下，盛世皇帝就极容易陷入一种好大喜功、自我感觉良好的状态之中。而这种状态对于王朝发展来说，百弊而无一利。
不论是汉朝的武帝刘彻，还是唐玄宗李隆基，北宋的仁宗赵祯、英宗赵曙，明朝的仁宗朱高炽、宣宗朱瞻基，清朝的乾隆帝，都出生在王朝快速成长阶段。社会趋于稳定，经济正在发展，文化正在复兴，他们的成长历程就是一部皇朝强大史，遇到的都是令人欣喜的事情。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和自豪感在皇帝和各级官僚身上都有体现。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一节 迈向巅峰：盛世的环境（3）
官僚系统是皇朝的经理层，作为董事长的皇帝要通过以宰相为总经理的官僚体系施行统治。而官僚系统中，上至位列一品的宰相，下至不入流的小官，也都是在这种快速发展中成长起来的。他们没有经过战乱，之所以能够做上官员，靠的不是征战杀伐的战功，而是闭门苦读圣贤书，通过荐举或者科举考试得到的官位。当然，还有靠裙带关系的，不过这毕竟是少数。在盛世皇帝的感染下，也觉得他们自己很优越，都不自觉地、无意识地染上了天朝上邦的高贵感。
盛世皇帝和官僚们的这种高贵感，需要物质财富的支撑，而恰恰就在这个阶段，皇朝积累的巨大财富为奢侈浪费提供了支撑。汉武帝登基之后，马上修正汉朝初年无为而治的治国方略。除了在政治上加强皇帝权力、削弱宰相的权力外，还在经济上改变汉初的轻徭薄赋方针，从而增加皇帝可以控制的经济资源。这集中表现在盐铁专营的政策上。当时对盐铁是否实行政府专营进行了旷日持久的全国大讨论，这些讨论后来被收进著名的《盐铁论》中。结果实行政府专营的意见占了上风。实行政府专营实际上是增加了皇帝可以掌握的财富，从而扩大了皇帝的活动范围。既有优越感，又有财富上的支持，汉武帝便开始在都城大修宫殿，大肆封赏大臣，大肆对外扩张。官僚们也被繁荣景象迷了眼，跟随着皇帝一起奢靡。奢靡之风对皇帝和官僚是一种享受，对普通民众却是沉重的负担。
民众负担开始加重时，才是真正的暗流。而那些优越感甚重的皇帝和官僚们，却最容易忽视这股暗流，这是皇朝盛世难以为继的主要原因。
三、野心造成无限制的扩张
盛世的繁荣使得盛世君主和官僚们具有了一种傲视内外、天下无敌的感觉。这种感觉因为有雄厚的经济基础的支撑，对外扩张的野心就开始无限膨胀。
汉朝初年，匈奴经常袭扰，最严重的一次竟然攻到了首都长安附近。刚刚创业成功的刘邦带兵亲征匈奴，怎奈力量不足，被匈奴骑兵围困在白登山，差点丧了命。此后，文帝和景帝对匈奴采取守势，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还采取了和亲政策。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汉武帝时到了极盛时期，对匈奴的仇恨不可不报。在汉武帝时期，对匈奴的战争一直持续了四十年。这一战争到了后期，完全失去了守卫皇朝的意义，成为武帝炫耀大汉国威、实现扩张野心的手段。此外，武帝对其他政权的战争，大部分属于不必要的战争，纯属满足日加膨胀的野心。
乾隆年间对大小金川的战争也是皇帝野心膨胀的产物。大小金川，地不过四百里，人不满三万，却征讨五年，三次换帅，耗银七千万两，士卒死伤三万余人。最直白的说，乾隆帝为了凑足自己的十全武功，不惜民力。不仅如此，乾隆皇帝还发大兵剿灭国内的白莲教，以求天下太平的美誉。
这种野心膨胀不仅存在于古代封建皇朝，就是在现代企业中，也大量存在。一个企业，发展到极盛时期，企业的领导人，包括中下层管理人员，甚至部分员工，其野心极大膨胀。如果在其他阶段，即使有膨胀的野心，也没有扩张的实力。但是极盛阶段，有大肆扩张的本钱，再加上组织的膨胀野心，这种无限制的扩张就会成为现实。而不顾及现实条件约束的扩张，就将成为企业鼎盛期结束的直接诱因，并加快组织衰退期的到来。
那么，作为组织决策者的最高领导核心，要有着怎样的素质才能带领组织迈向巅峰，而又需要怎样的素质才能洞察到隐藏在繁荣背后的隐忧？换句话说，怎样的皇帝既能带领皇朝走向盛世，又可以防止皇朝盛世下的隐忧演变成“显忧”，而不至于落入盛世——衰退的循环怪圈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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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判若两人的盛世之主（1）
没有英明、干练的才能和宏伟的抱负，盛世君主就不能把皇朝带向繁荣的巅峰；而盛世君主身上的膨胀野心和后期的昏聩又把皇朝送上了衰落的道路。因这两个方面，我们就无法给这些盛世君主简单的盖棺定论。英明与昏聩集于一身，理智与膨胀合为一体，这两种极端的性格在盛世君主一人身上体现。
对于身处现代的企业家而言，由守成阶段发展到盛世阶段的过程中，企业领导人表现的是熟稔的管理技巧、高瞻远瞩的战略胸怀、脚踏实地的工作精神。但是，在这种盛世环境中，企业领导人也很容易犯野心膨胀和自高自大的错误，从而葬送了企业的大好发展前途。正所谓，自满与成功俱来。
一、皇上圣明：超级领导者
皇上圣明是古代中国皇朝的官僚们恭维皇帝的常用语。但在一些情况下，它也代表了皇帝真正有能力、有魄力。创业君主不容易获得这个称号，因为创业君主虽然勇猛，有人格魅力，但身处群雄争战的乱世中，即使打败了对手，创业成功，也会因为出身的卑贱和战争中的残酷而被臣下所看低；况且，创业皇帝的大臣们都是战功显赫之辈，他们同皇帝是共患难的关系，不会整天“圣明”不离口。而守成的皇帝们，得到这个称号的机会也不多。这可能是守成皇帝既要对付政敌，又要面对创业的功臣，也可能是因为守成皇帝所处的环境还是民生凋敝的景象。但是，盛世皇帝则不同。他的出身是高贵的，他的权力是强大的，他没有对手，他掌握的资源几乎是无限的，他掌握着对臣下的生杀大权，这些因素都使得官员们对盛世皇帝产生了崇拜、敬畏之心。
盛世皇帝所继承的稳定和快速成长的皇朝，是其能够成就一番伟业的必要条件，但是只有这个条件还不够，还需要盛世皇帝本人的素质。首先，盛世阶段的皇帝需要有总揽全局的战略感，要能够敏锐的把握皇朝的通体态势，要善于借势。这些条件不仅要求盛世英主站得高、看得远，还需要盛世英主熟谙谋略。其次，盛世君王要勤政、爱民。皇朝发展到盛世阶段，国势日盛，政务繁多，这要求皇帝必须勤于政务，拿得起、放得下；除此之外，还要爱惜民力，关心百姓切身的事务，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秩序环境。第三，不仅要善于借势，还要善于借力。一个人的能力终究有限，在盛世阶段，政务繁多、情况复杂，盛世君主更需要团结手下的官员，激发官员的潜力，共同为盛世创造条件。因此，善于纳谏和团结朝臣，对于盛世之主而言，也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善于借势。首先需要对皇朝即将迈向盛世的总体局势了然于胸。在此基础上，判断皇朝发展的趋向，洞察问题并策略地加以解决。大清朝经过近百年的稳定和成长阶段，到雍正末年已经具备了转向盛世的基础条件。乾隆帝即位后，政治上矫正了其祖父康熙过于宽和其父亲雍正过于严苛的弊端，实行“宽严相济”的战略方针，整顿吏治，厘定各项典章制度，优待士人，安抚雍正朝受打击之宗室。在经济上，则奖励垦荒，兴修水利，全国呈现出一派繁荣昌盛之势。
勤政是第二个主要特征。事实上，勤政也是盛世之主控制皇朝发展方向的主要手段。在历史上，盛世君主的勤政都是出了名的。乾隆在即位之后，励精图治，“勤于政事，每有奏报，立时批示，每夜必遭内侍出问，批衣坐待，动至达旦”（《清鉴》）。唐朝在武则天之后，睿宗和中宗相继即位。但是，这两位皇帝受其母武则天的压抑太深，在当上皇帝之后，不仅性格软弱，对于帝国的政务并不关心。这导致了睿宗和中宗时期，太平公主、安乐公主、韦后等人把持朝纲，掌管了帝国的大政。唐玄宗李隆基登基之后，一改睿宗和中宗倦于政事，大权旁落的作风，成为唐朝历史上少有的勤政皇帝。据记载，唐玄宗李隆基非常勤于政事，常常“未明求衣，日昃忘食”，天不明就起来穿衣，日头偏西了都不吃饭。历史上的其他盛世君主，诸如汉武帝、宋仁宗、宋英宗、明宣宗等等，都是被史学家赞誉的勤政皇帝。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二节 判若两人的盛世之主（2）
勤政是一个方面，盛世君主除了勤政之外，还需要爱民。这里的爱民与皇朝初年守成皇帝的爱民有所区别。这里的爱民不仅是体恤民力，还要时刻关注百姓的切实需要。在封建社会，农业不仅是农民维持生存的基本产业，也是皇朝的“国本”。在皇朝初期，守成皇帝们已经认识到了农业的重要性。到了盛世阶段，对于农业发展更要特别关注。这种情况类似于当企业发展到盛世阶段时，企业的领导人就要特别关注企业主导产业的发展，想尽一切办法为主导产业的发展提供条件。开元二年，为了增加农业劳动力，唐玄宗下令淘汰天下僧尼，强制还俗一万多人。水利是农业生产的主要依靠。玄宗对此十分重视，他完善了皇朝农业生产基地关中平原的灌溉系统，拆毁影响水道的水硝，当地百姓大受其利。他还在河东道、关内道、河南道等地大兴屯田，垦田面积达到五百万亩，解决了军队的粮食供应问题。
勤政爱民是盛世君主获得官员和百姓拥戴的主要手段。但是，这还不够，盛世君主要想成功，还需要激发官僚系统的潜力，善于团结不同背景的官员。这就是纳谏和团结。善于纳谏和善于团结不同类型的人一起工作，就是善于借力。唐玄宗李隆基前期的两个宰相姚崇、宋璟，在治国理念上有所区别。《新唐书》记载说：姚崇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宋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而同归于治，此天之所以佐唐中兴也。但是，玄宗能够充分发挥二人的优点，借此实现了大唐帝国的繁荣盛世。姚崇当宰相之前，就对玄宗提出了十条建议。这十条建议都是针对武则天、睿宗和中宗年间的弊政所提出的，又吸收了历史上的治国经验，可以说是开元年间皇朝的执政纲领。李隆基看后，认为姚崇说的对，就表示“朕能行之”，全部接受了姚崇的建议，并且认真地付诸实施。宋璟一贯主张选拔人才，宽赋役，省刑罚。开元七年，因皇后父亲王仁皎的丧事，宋璟上书李隆基，提出倡导节俭，并要制定制度，认真执行，“不因人以动摇，不变法以爱憎”。李隆基都接受了，并亲笔作答“所进当书之左右，出入观省，以戒终身”。
汉武帝成就大汉帝国的繁荣盛世，与他善于选拔和任用人才是密切相关的。在汉武帝年间，文臣有公孙弘、董仲舒、司马迁、司马相如、朱买臣、桑弘羊等，武将有卫青、霍去病、霍光等。这些文臣武将都是大汉帝国极盛时期的顶梁柱，没有他们的鼎力帮助，汉武帝不可能实现伟业。班固在《汉书》中总结道“（这些文臣武将）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
二、雄才大略的反面
盛世君主的昏聩与其英明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在皇朝的极盛时期，帝国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了迅猛发展的势头。盛世君主如果不能正确判断整体局势，则很容易被盛世的表面现象所迷惑。盛世君主们看到的是皇朝的富足与强大，官员们报告的也都是皇朝太平与安宁，是外邦的臣服与崇拜。而此时，由于盛世君主原来的英明，又蒙蔽了盛世君主现在的理智。臣下的建议已经不能为盛世君主所采纳。对皇朝发展局势判断的失误，必然导致皇朝战略方针的偏误。
欲望的诱惑和经济的富足共同催生了盛世君主的奢华生活。皇帝的奢侈生活也深深影响了帝国的官员。既然皇帝都开始享受盛世的宴席了，官员们也有了奢侈的理由。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生活条件上的这种刚性，使得各级官员在生活上相互攀比，俸银不够了就用手中的权力去换。而权力的腐化是最大的敌人。皇帝和官员的腐化，使得统治集团的战斗力不断下降。文臣爱钱，武将怕死，整个皇朝帝国陷入了衰退的景象之中。
汉武帝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个盛世英主。但是，随着汉帝国盛世的发展，武帝的野心开始膨胀，原来的勤政爱民、善于纳谏等良好的品质也随着盛世的发展而逐渐消失。继之而来的是穷兵黩武、大肆铺张浪费。武帝年间，北伐匈奴，西通西域，东征朝鲜，南平吴越，这些战争有些是汉帝国为保卫国家不受侵犯而进行的，但大多数属于对外扩张。扩张是否为皇朝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呢？《史记》在评价武帝的功过时指出，在武帝即位初期，汉朝是“人给家足”，府藏皆满；但经过武帝前后连续三十二年的战争之后，汉朝变得“海内虚耗”，国库空虚，人民匮乏。到汉武帝元封四年（前107年），更是险象环生，关东流民达到二百万口，无名数者尚有四十万口。而关中正是汉帝国首都长安周围。社会矛盾日益严重，酿成了天汉年间的农民起义，天下骚动，起义遍及关东地区，大者数千人，小群数百人，攻城邑，掠乡里。盛世之下潜藏的暗流开始涌动。而武帝的狂妄自大，终致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卫太子的巫蛊案件便是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的表现。卫太子是武帝的卫皇后所生的儿子，大将军卫青的外甥。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立为太子。因为政见不合，于征和二年（前91年）和武帝的矛盾激化。有人告发太子使用巫蛊诅咒武帝，太子因而被武帝废黜，而后自杀。这一案件涉及到统治集团内部的高层，包括卫皇后和她的家族、武帝宠爱的李夫人及其家族，以及宰相公孙贺一家，“大臣无罪夷灭者数十家”。社会矛盾的激化，加之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激化，汉帝国盛世衰退由此开始。武帝在晚年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他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者，靡费天下者，悉罢之。后来又把所有的方士神仙等统统罢黜，并对群臣说：我原来愚昧，被方士们所欺骗。天下哪里有神仙呢，都是些妖精。但是，武帝的悔悟已经太迟了，汉王朝的盛世在武帝末年便结束了，随之的是一步一步的没落。书包网 www.61k.com

第二节 判若两人的盛世之主（3）
唐明皇李隆基带领大唐帝国实现盛世后，身上的破坏性因素开始发作。大约从开元二十四年任用李林甫为相时，玄宗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天宝三年在争夺儿媳妇杨玉环之后，更是急转直下。在开元二十六年以前，李隆基坚决拒绝增加自己的称号；开元二十七年之后，李隆基为自己的丰功伟业所陶醉，称号一加再加，到天宝十三年，增加到十六个字：“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证道孝德皇帝”。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李隆基的那种自高自大、狂妄无边的态度。杨玉环为贵妃后，李隆基开始纵情享乐，不理朝政。勤政和爱民两大品质失却。安史之乱发生在大唐帝国最繁荣的盛世期间，也是对明皇不明的一大嘲讽。从此，唐朝长达一百多年的衰退开始了。所谓物极必反，唐朝开元盛世与安史之乱就是最合适的注脚。
清朝的乾隆皇帝更是史上皇帝“好大喜功”第一人。为了凑足自己的十全武功，竟然不惜国力，连年发动战争。前面所说的大小金川之战，即是一例。而乾隆为了显示自己的功绩和大清帝国的富足、强大，先后六次下江南，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以此来粉饰太平，炫耀自己的功德。殊不知，就在乾隆下江南期间，白莲教已经在贫苦农民之间流行，并发动了小规模的起义。除此之外，官僚集团的腐化也随着皇帝的腐化而逐步加重。在乾隆后期，弘历骄傲自大，腐化堕落，任用非人，使得吏治一步步走向废弛。乾隆宠臣和珅的家奴刘全的家产就有二十多万两白银，更何况和珅。甘肃总督勒尔谨、布政使王亶望、王延赞，冒赈贪污，仅王亶望一人就贪污一百万两白银；全省贪污两万两以上的州县官共有三十三人，基本上是无官不贪。清朝统治集团已经集体腐化。盛世之下有危局。乾隆给他儿子嘉庆留下的是一个腐化透顶的烂摊子。盛世虽昨日，今朝难为继。
盛世君主一手缔造盛世，一手耗竭盛世，这个现象并不奇怪。因为自满与成功结伴而来。给现代管理者的启示在于，当组织发展到生命巅峰时，首先考虑的不该是如何扩张，而要洞察盛世隐忧。问题可能并不大，但是千里之堤，毁于蚁穴。扩张确是组织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但扩张要考虑自身的综合实力和外部环境。在中国当前的经济条件下，民营企业的破产，大多是由于在极盛时期不顾自己实力和外部条件，大肆扩张导致的。扩张需要企业在资金、人员、管理、市场等方面有足够的实力。管理学中的“短木板理论”早就说明，木桶最短的那块木条决定了木桶的容量；同样，组织最薄弱的环节决定了组织发展的极限。扩张是一件决定组织发展前途和未来的大事，作为组织的领导人和决策者，必须冷静，不要被盛世的表面现象所迷惑。
盛世阶段的君主享有了皇朝发展最辉煌的荣誉，但是也是皇朝衰落的罪魁祸首。盛世君主是整个皇朝发展历史中，最复杂的一个，也是最难评价的一个。好在我们不是历史学家，不用费尽心思对他们进行评价。我们需要做的是分析盛世君主实现盛世的条件是什么。战略判断力、谋略，这是善于借势；勤政爱民的政治品格，这是所具备的个性；纳谏、团结，这是善于借力，这三个条件是我们从盛世君主身上发现的能够实现盛世的条件。而错误的战略判断、好大喜功，奢侈浪费，不恤民力，统治集团内部分裂、腐化，则是所得的教训。


第三节 盛世人才：更多是安人而非尽才（1）

皇朝发展到盛世阶段，人才的供给和需求形势都发生较大的变化。随着皇朝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稳定，以及文化的普及，各类人才大批涌现。但是，封建社会，朝廷是人才的唯一的的买主，正所谓“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一个很有才份的年轻人，经过近二十年的刻苦学习，通过层层考试和选拔，最终目的就是进入到朝廷的官僚体系中。但是，官员不可以无限增加，而希望加入官员队伍的人却层出不穷。考选激烈。加入官员行列的困难越来越大，希望加入的人却越来越多。由于做官是人才的唯一出路和最高目标，而又因为官员的数量相对于人才的数量是有限的，所以在这个时期就出现了相对的人才过剩，如何处理这个人才过剩问题，成为盛世皇朝人才政策的主要问题。盛世皇朝人才政策的第二个问题是大量的人才企图涌入到统治集团中来，如何控制人才的素质，如何选拔出皇朝需要的人才。官员数量有限，而人才众多，这就出现了人才选拔机制中的腐败机会。人才选拔出来以后，如何使用，即皇帝如何监督和控制官员。这个问题包括如何处理好君主和臣下关系，以及朝廷如何监督和监察官员。这是盛世皇朝人才政策面临的第三个问题。
一、人才素质仍是第一着眼点
如前所述，皇朝盛世阶段，人才形势是供大于求，且大量人才拥到加入统治集团的道路上来。这给皇朝初期建立起来的人才选拔制度造成极大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有两种途径，一是严格制度的执行，坚持规定的选拔原则；二是改变选拔人才的制度，使之符合盛世阶段的特征。
汉朝初期实行荐举制。我们在第二章中已经说明汉初的这种荐举制主要有三种荐举方式：定期荐举、不定期荐举和特殊荐举。在汉初，由于社会经济刚刚起步，人才还没有充盈到供给大大过于需求的程度，所以选材方式并不是那么严格和规范。有时候，各地荐举的孝廉还达不到朝廷所需之数。在汉初，皇帝曾有一次下诏，大意说：你们偌大一个郡，若说竟没有一个孝子一个廉吏可以察举到朝廷，那是太说不过去的事。而且地方长官的职责，不仅在管理行政，还该替国家物色人才；若一年之内，连一个孝子一个廉吏都选不出，可见是没有尽到长官的责任。但是，这种情况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到了武帝极盛时期，对人才的选拔逐渐严格了起来。在汉武帝时代，不定期的荐举和特殊荐举逐渐消失了，只剩下定期的荐举。而且，为了保证人才的质量，在被荐举到朝廷之后，还需要到太学学习一段时间，然后再经过一个作“郎官”或者“吏”的实习阶段，才能真正加入到政府当中去，成为正式官员。汉朝的这种人才选拔制度的改变，实际上是适应了盛世阶段人才供求的形势。在这种条件下，朝廷人才的选拔机制所做出的改变，为盛世阶段的发展也提供了合格的人才。
人才选拔机制到盛世阶段发生变化的另一种情况是更加严格的执行原来的人才选拔机制。我们在第二章已经说到，在魏晋时代，九品中正制代替了乡举里选的人才选拔机制。九品中正制在皇朝的开始阶段，还能够为朝廷选拔出比较合格的人才。一旦到了王朝的繁荣阶段，这种选拔机制的弊端就日渐突出。在皇朝繁荣阶段，人才大量涌现，九品中正制选拔人才是依靠当朝的大员进行推荐，而能与这些当朝大员有机会接触的都是那些高门贵族，终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这个制度在历史上存在的时间并不长。
科举制是中国历史上流行时间最长、对中国历史影响也最深的人才选拔制度。由于天下初定，新王朝初建，一方面人才的供给不至于太多，另一方面新王朝需要大批官员来充实官僚队伍。但是，随着盛世阶段的来临，不管是不是人才，都希望通过科举获得进入统治集团的资格。科举中的舞弊行为开始增多。所以在盛世阶段，如何保证科举制的公平性一直是个大问题。办法主要是严肃考场纪律，严禁作弊行为。对科场舞弊处理最严重的是明朝和清朝。在这两个朝代，特别是这两个朝代的盛世阶段，涌入到科举中的人越来越多，而官员的职位并没有增加多少。枪替，是清代科举考试中经常出现的。所谓枪替，就是请人冒名入场代写试卷。那些受雇替考的人，就叫枪手。枪替是一种科场舞弊行为。对此，《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286有明确的规定：“枪手代请，为学政之大弊。嗣后凡有代笔之枪手，照诓骗举监生员人等财物指称买求中式例，枷号三月，发烟瘴地方充军。其雇代请代笔之人，照举监生员夹浼营干买求中式例，发烟瘴地方充军。知情保结之廪生，照知情不首例，杖一百。” 据此，不管是受雇替别人考试的人，还是请人代考的考生本人，最后都要发配到边远烟瘴地区充军。到乾隆年间，对科场舞弊的惩罚力度更加严格了。对于枪替，有这样一个案例：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七月，广西土田州知州岑宜栋的长子岑照赴广西省城参加乡试，入场前，他先到永安州知州叶道和的寓所拜访了两次，恳请这位知州找个有些才学又可信赖的人代考。叶道和让一位在他的州衙内充当了多年幕友的曹文藻，充作考场内的书办，混入场内，替岑照答写了全部三场试卷，事前许诺考中后有谢银三百两。岑照果然高中解元。案发后，乾隆做出这样的处理决定：考生岑照、永安知州叶道和，立即处斩；枪手曹文藻等人，绞监候，秋后处决；岑照的父亲土田知州岑宜栋，罚银五万两。书包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第三节 盛世人才：更多是安人而非尽才（2）
如此的景象警示现代的组织：组织历经创业、守成，步入盛世期，此时加入组织，特别是组织的管理层，已然没有了创业时的艰辛、守成时的困苦，反而是收益可观，未来有着稳定的预期。这样，不是真正为组织所需的一些人投机钻营企图加入到组织中来。如果组织不能严格人才选拔制度，致使大批滥竽充数之人进入到组织中来，组织的性质就会发生改变，战斗力也可能大大削弱，最终难逃衰败的命运。需要明确的是，每当组织到了盛世阶段，那些妄图加入到组织中来，无偿享受组织回报的人就会增多，组织如何阻挡这些人，选拔出真正需要的人才，是关系组织生命力和战斗力的关键问题。
二、适时做好人才储备与培养
盛世阶段人才相对过剩，仅靠严格选拔制度也不是唯一的办法。人才终究是有用的，即使不进入官员行列，也不能让人才埋没乡野，更不能让人才游离在体制外，站到皇朝的对立面。因此，另一种措施：将人才储备起来，建立人才的蓄水池。人才蓄水池的功能在于，在人才相对过剩的时候，把人才吸纳进人才储备库中，这样，人才不仅能够保留下来，还能够实现“增值”：这个储备库不仅储备人才，还培养人才。在中国古代皇朝历史中，翰林院和国子监扮演着这样的角色。这两个机构，翰林院主要是人才储备，兼人才培养和实习机构；国子监主要是人才培养，兼有人才储备的职能。这两个机构不一定仅在皇朝的盛世阶段设置，但它们在皇朝盛世阶段作用最大。创业时期，人才根本就不够用，还何谈人才储备？守成阶段，新王朝的建立提供了大量的职位，人才相对过剩的程度并不高。只有到了盛世阶段，人才辈出，而官员的职位有限，怎么办呢？选拔出来的人才，先到翰林院去学习和实习一段时间，或者到国子监去呆一段时间，等朝廷出现了官员空缺，再把这个人才从翰林院调出委以实际官职。
太学是汉朝的最高学府，也是汉朝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储备库。为了培养人才和储备一批官员的后备人才，武帝刘彻建立了太学。太学不仅作为最高学府，培养五经博士，讲解《易经》、《诗经》、《尚书》、《礼记》、《公羊传》、《谷梁传》、《左传》、《周官》、《尔雅》等，学习和宣讲朝廷的统治思想和治国理念。此外，太学也是武帝时代官员的培养和储备机构。汉朝的人才选拔制度是荐举制。经过各级官府荐举到中央的人才，先到太学学习一段时间。之后经考试，成绩甲等的进入皇宫充作“郎”官，跟随皇帝和大臣学习政府政务管理；成绩乙等的，进入各级地方政府充作“吏”，跟随各级地方官学习地方政务的管理。如果“郎”和“吏”在实习期间表现良好，就可以进入到帝国官员行列，成为正式的官员。
自汉以后，太学一直是朝廷重要的人才培养机构。到了唐朝，则设立了国子监，作为国家的最高人才培养和储备机构。国子监的学生在入学后，学习一段时间后考试，通过的学生则国子监向礼部推荐参加科举考试，正式进入官员的行列。如果学业不佳而多年不堪荐送，或荐送后连年落第，则要被学校解退、除名。到了玄宗年间，由于参加科举考试的生员人数大增，玄宗李隆基下诏要求天下的举人全部得进入国子监学习一段时间，才能参加科举考试。这一做法不仅延缓了大量生员直接涌入到政府机构的压力，而且也通过国子监的教育和培训提高了政府官员的素质。
北宋初年，仅设有国子监，学生名额甚少，且只收七品以上官员的子弟。随着宋朝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大量人才开始涌入到朝廷中来。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开始以东京开封锡庆院兴办太学，招收内舍生两百人。仁宗的这个做法，为宋朝的人才培养和选拔制度奠定了基础。此后，宋朝的人才选拔，兼顾从太学和从科举，既储备了大量的人才，又通过培训提高了官员的素质。
翰林院初设于唐玄宗年间。玄宗李隆基选拔了一批擅长文辞的官员为自己起草诏书，这些官员供职的机构就叫做翰林院。到了明朝，翰林院逐渐成了皇朝储备和培养人才的主要机构。明代，“翰林之盛，前代绝无也”。按品秩，翰林院不过是一个五品衙门，尚不如一个地方的府级单位，但因其政治上的特殊性和重要性，绝不是其他同品级部门所能比肩的，尤其在人才培养和储备方面的特殊功能，反映了明代政府对政治人才特别是高层政治人才培植的高度重视和用心经营。翰林院既是明代通过科举考试汇集优秀人才之所在，又是明代高层政治人物的输出基地。《明史·职官志》记载，“通计明一代宰辅一百七十余人，由翰林者十九。”这就无怪人们把翰林院视为“储相之所”。

第三节 盛世人才：更多是安人而非尽才（3）
明代科举进士分为三等，一等直接进入翰林院，二等为翰林院庶吉士，取得翰林院的预备资格，三等则委以地方基层官吏或其他职务。可见，能够直接进入翰林院的，仅科举进士名列前茅者，这一批人才，朝廷高度重视，精心培植。翰林院既处理政事，同时更锻炼能力、增长见识。譬如，以皇帝名义颁发的各种诰敕本应由阁臣起草，但实际上多由翰林代笔，这有助于翰林熟悉政务、丰富阅历；编写明代历朝实录一般由阁臣领衔，翰林实际编修，翰林由此加深对前朝政典故事的了解；而在经筵侍讲中，翰林既熟悉了朝廷仪制和国家要政，同时由于经筵讲读而形成的亦君臣亦师生的关系，成为翰林官在院期间或日后为官主政时对皇帝施加影响的重要条件。此外，翰林有着更多的亲近鸿儒、接近权要的机会，又能饱览史料邸报，参加某些重要会议，便于深入而又具体的研习政局时事。这都使得翰林学士不断积累政治学识和经验，为日后准备了较好的政治素养。钱穆先生在其名著《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就颇为赞###代翰林院的储才功能，认为明代进士在翰林院期间，一面读书修学，一面获取政治知识，静待政府的大用，翰林院成为一个储才养望之所。明代许多大学问家、大政治家都是翰林出身，他们并不是只懂八股文章，而多是朝廷着意培植且负有清望的人才。
人才是组织保持生命力和战斗力的主要资源。组织要想获得适应组织发展的人才，不仅需要严格人才的选拔，还必须注意人才的培养和储备。组织内部人才的培养，不仅是技能上的培养，更重要的是适应组织特征的人才培养。例如翰林学士在通过科举考试之后，经过在翰林院的政务实习，真正了解皇朝的运作过程和步骤，熟悉皇朝政务的运作模式。现代组织的外部条件与皇朝的外部条件有着重大的差异，但道不同理同，将人才的储备与人才的培养结合在一起，无疑是最有效的方式。
三、自满与成功俱来的领导者
盛世君主能够带领皇朝迈向生命巅峰，是所有君主中最自负、最高傲的君主。如何处理这种条件下君主与臣下的关系，比较微妙。乾隆年间，阿桂由兵部尚书调进军机处，进入到了皇帝的最高决策圈子。阿桂出身于军队，带有了军人的那种直爽，基本上是言无不尽，经常向乾隆提出坦率的建议。但是，乾隆对他却有申饬，虽然采纳了他的建议，但总是从中找出一些无足轻重的瑕疵，来反驳阿桂。阿桂对此很苦恼。大学士纪昀也同在军机处当差，发现了这种情况。有一次，阿桂又受到乾隆的申饬，纪昀立即把阿桂叫到一边，问他，当今皇上是否英明之主？阿桂说乾隆确实是一个英明的君主，甚至比康熙和雍正都英明。纪昀随即问阿桂，既然主上是英明之主，你的建议如果比主上还英明，那么你不就是僭越吗？你表现得比皇帝还英明，以皇帝那种高傲的性格，又怎能不找回面子，故意挑毛病，申饬你呢？阿桂听后恍然大悟，此后再向乾隆提建议时，总是留出让乾隆修改的余地，以表现出皇帝是最英明的君主。这个故事很能说明问题。盛世君主生长在富贵之中，从小就面对臣下的恭维，而盛世的大臣一般都是通过科举进入官员行列，没有显赫的战功获得皇帝的尊重。一旦皇帝的这种高傲开始膨胀，又没有大臣能够劝谏，盛世的良好局面也就到头了。
一般而言，盛世阶段的君臣关系在两个极端之间摆动：一端是君臣关系良好，君主充分信任臣下，臣下对君主能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一端是君臣关系恶劣，君主所宠信的大臣大多是阿谀奉承、不学无术，而他们则利用君主的昏聩，大搞腐败，为自己谋取利益，置皇朝的前途和未来于不顾。前面所讲的汉武帝、唐玄宗、乾隆皇帝等盛世君主在用人和纳谏上前后态度的变化，足以说明盛世阶段君臣关系的这两个极端。
明朝的盛世并没有像汉朝、唐朝和清朝那样明显，但在仁宗和宣宗年间也步入了一个繁荣阶段。明宣宗朱瞻基算得上是有明一代的盛世君主。朱瞻基整顿吏治，重用富有经验的老臣的同时，还提拔了一些正直有才干的新进，特别是严惩了一批贪官污吏。他首先对都察院进行了一次大换血。都察院的御史本是朝廷的耳目，职责是监督不法官吏。如果都御史带头不法，御史可能效尤。御史奉命巡查四方，地方的官员再去效法他们，导致整个官僚体系的腐化。所以，朱瞻基首先拿都察院开刀，把贪赃受贿、生活腐化的左都御史刘观贬官，流放到辽北戍边，永不叙用。同时起用刚正不阿，公正廉明的通政使顾佐为左都御史。朱瞻基还把都察院的原有官员全部调出，稍有劣迹的都发配边地。
与臣下搞好关系并不是非得与臣下和光同尘，而是要重用清正刚廉的能臣良吏，罢黜腐朽无能的官员，形成一个清正刚廉的统治集体。朱瞻基在这一点上，颇有作为。除了重用顾佐为左都御史外，他还把又懒又贪、碌碌无为的尚书陈山和才疏学浅的内阁大学士张瑛都贬官革职，从而使朝廷风气为之一新。但是，朱瞻基在后宫任用宦官，则是一大败笔。宣德元年，朱瞻基就在内府设置教习内官监的内书堂，大学士陈山负责教授。这是有明一代宦官干政的开端。宣宗酷爱蟋蟀（就是促织），经常派遣宦官到各地去搜罗上好的蟋蟀。宣宗觉得北京的蟋蟀不好，而苏州的蟋蟀最好，就派宦官到苏州采办蟋蟀一千只，不仅弄得当地百姓鸡犬不宁，而且开了宦官干政的恶习。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的名篇《促织》就是描写宣宗派宦官四出采办蟋蟀导致的悲剧。在宣宗朝，宦官尚未形成专权的局面，但是到了宣宗儿子英宗朱祁镇时，宦官王振专权，以致英宗土木堡被蒙古俘虏，这是大明帝国开始衰落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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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盛世制度：集权与分权的博弈（1）

皇朝发展到盛世阶段，其制度结构已经基本稳定。但是，由于盛世阶段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的变化，制度结构也发生有一些改变。首先是君权与相权之间关系的变化。在盛世阶段，君权都会得到加强；但是，同时也出现了权臣专权的现象。其次，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配置发生变化。一般的趋势是中央相对于地方加强了权力，地方的权力被逐步削减。与此同时，地方割据势力也在逐渐坐大。第三，随着盛世的到来，对官员的监督监察制度变得更加严密，官员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朝廷的耳目。与此同时，却又涌现了大批贪污腐化的官员和奸臣。这些现象都发生在皇朝的盛世阶段，如何来理解这种矛盾的现象？
一、君权与相权：强权领导与强势部属
君权与相权的斗争一直是皇朝权力斗争的核心内容。在创业阶段和守成阶段，相权相对比较大，君权自觉不自觉、情愿不情愿地受到相权的约束。随着皇朝进入盛世阶段，君主的权力也随之扩大，相权相对受到压制。这有两个原因：一是皇帝方面，作为盛世英主，秉承父祖的基业，皇帝极想做出一番丰功伟绩，成就一番大事业，而相权却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皇帝，盛世皇帝试图改变这一局面；另一方面，盛世阶段的官员大多是通过科举或荐举进入到朝廷决策层的，他们没有前辈们的赫赫战功，也缺乏有效约束君主的威望和势力，这就给皇帝扩大权力提供了可能。如此君权势必得到扩大，而相权则必然受到压缩。
汉武帝即位之后，为扩大皇帝的权力，采取了加强中宫权力、排挤朝廷官员权力的谋略。汉武帝位列有作为的帝王，在政治体制上开设内、外朝，形成两个官僚系统：一个是由大将军、尚书等组成的内朝或内廷，是决策机关；一个是以丞相为首的外朝，是政务机关。汉武帝的内朝机构，实际上是皇帝的秘书处，是皇帝的私人机构。皇帝就依靠内朝的力量来抗衡外朝以丞相为首的官员势力。内、外朝体制形成的根源在于汉初政治制度内在的矛盾，换言之，它是君权与相权斗争的产物。汉初承袭秦制，以丞相辅佐皇帝，丞相权势之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种形势在汉武帝即位之初，仍然没有什么改变。他即位不久的丞相田蚡，掌握任免大小官吏的大权，可谓权倾朝野。汉武帝对此十分不满。一日，田蚡入宫奏事，武帝问他：你准备任用的官员都提完了吗？我也打算用几个人呢！（“君除吏尽未？吾亦欲除吏！”）仅这一语就表明了武帝不满丞相权柄之重。由此，汉武帝决心建立内朝，削弱相权。武帝通过贤良对策等方式，集中了一批有才干的近侍之臣。他们由庶僚加衔侍中、诸曹、诸吏、给事中，从而成为入侍武帝的内臣。他们名为侍从之臣，实际参与谋议，这些内朝官员的秩爵并不显要，但是身份特殊，他们不仅参与军国大事的谋议，有时奉命与公卿大臣论辩，以致面折廷争而诎大臣。这种做法就是用小官管大事，而这些小官又易于控制，从而收到以卑制尊、以轻驭重、以内御外、尊君抑臣的目的。内朝预政是朝廷政治体制的重大改革，它加强了君权对国家各方面的控制。
自从明朝太祖朱元璋废掉宰相之后，就一直没有再设相位。清承明制，也没有设立宰相的职位。但是，从康熙直到雍正年间，内阁权力一直比较大，皇帝的明发诏书都必须经过内阁发出，才有效力。后来，康熙帝为了加强皇帝的权力，大大抬高了作为皇帝秘书处的南书房的职权，以取代内阁。到了乾隆年间，君权进一步扩大，军机处成为皇朝权力的中枢机关。军机处的设立是清代中枢机构的重大变革，标志着清代君权发展到了顶点。军机处成立于雍正七年(1729年)，初名“军机房”，不久改称“办理军机处”，乾隆以后省去“办理”二字，遂简称为“军机处”了。军机处本为办理军机事务而设，但因它便于发挥君主的专制独裁，所以一经出现，便被皇帝抓往不放，不但常设不废，而且其职权愈来愈扩大。军机处的职官有军机大臣，俗称“大军机”，有军机章京，俗称“小军机”。军机大臣由皇帝从满、汉大学士、尚书、侍郎等官员内特选，有些也由军机章京升任。军机大臣之任命，其名目为“军机处行走”，或“军机大臣上行走”。所谓“行走者”，即入值办事之意。军机处成立后，议政王大臣会议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废止了，内阁变成只是办理例行事务的机构，一切机密大政均归于军机处办理。军机处总揽军、政大权二端，成为最高国家机关。军机大臣无日不被召见，无日不承命办事，出没于宫廷之间。皇帝行动所到的地方，军机大巨也无不随从在侧。但军机处完全置于皇帝的直接掌握之下，等于皇帝的私人秘书处。军机处在权力上是执政的最高国家机关，而在形式上始终处于临时机构的地位，不是朝廷的正式机构。军机处办公的地方不称衙署，仅称“值房”。军机大臣的值房称为“军机堂”，初仅板屋数间，后来才改建瓦屋。军机章京的值房，最初仅屋一间半、后来才有屋五间。军机处也无专官，军机大臣、军机章京都是以原官兼职，皇帝可以随时令其离开军机处，回本衙门。军机大臣既无品级，也无俸禄。军机大臣之任命，并无制度上的规定可供遵循，完全出于皇帝的自由意志。军机大臣的职责也没有制度上的规定，一切都是皇帝临时交办的，所以军机大臣只是承旨办事而已。“只供传述缮撰，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这都说明军机处是皇帝集权的最好的工具。

第四节 盛世制度：集权与分权的博弈（2）
但是，在盛世阶段，君权加强的同时，却又容易出现权臣。此时的权臣不是皇朝末年的权臣。他们都受到皇帝的宠信，通过各种手段获得大权，利用这些大权为自己谋利益，完全不把皇朝的前途放在心上。他们的权力不完全是由制度规定的，大多是来自皇帝的授意和指使。出现这种权臣的原因，并不是由于皇帝的弱小和皇权的式微，恰恰相反，他们的出现正是皇权无限扩大的结果。随着皇权的扩大和不受约束，皇帝日益集中了朝廷的所有权力。但皇帝毕竟只是一个人，无法处理如此多的政务。怎么办呢？皇帝就会找出自己绝对信任的朝臣，作自己的首席秘书，越过政府直接为自己服务。而这个首席秘书，由于一般不通过政府的正式机构为皇帝服务，也就不受政府一般法规的制约。这就导致了这个首席秘书权力的无限扩大，最终形成了集权皇帝下的权臣。皇帝本来就是皇朝的代表，是皇朝的所有者，他又通过各种手段将皇朝的管理权也抓在自己手中，皇帝成为没有约束的最高权力所有者。如果这时的皇帝是英明的君主，那么这可能会提高皇朝的效率；但是，一旦这个皇帝腐化了，那么整个皇朝就无可救药了。而权臣的出现，只不过是君权扩大的直接后果。皇朝的决策权和行政权以及监督、监察权全部掌握在以皇帝为首的少数几个人手中，导致的必然后果就是权力制衡原则被破坏，权力没有了制衡，组织的运行就开始出现紊乱，皇朝盛世就该结束了。
我们来看一看乾隆盛世期间的大贪官和大权臣和珅是如何获得乾隆的宠信，并成为有清一代的大权臣的。和珅是满洲正红旗人，姓钮祜禄氏，家世低微。他自己是文秀才出身，稍通文墨，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充当三等侍卫，似乎难有出人头地之日。没想到他的堂堂仪表帮了大忙，乾隆四十年（1775年），皇帝在检阅侍卫时发现了他。和珅时来运转，不久升任御前侍卫和副都统。这只是他一连串好运的开端，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接连升为户部侍郎兼军机大臣，兼内务府大臣，兼步军统领，兼北京崇文门税务监督。也就是说，他一人兼管财政、京畿军事防卫，并担任实际上的宰相。乾隆帝甚至不顾名份的低微，送给和珅小小的崇文门税务监督这一肥缺，可见宠信的程度。四年后，他从户部侍郎升为尚书，即由副部长升为部长，副都统改为都统，内务府大臣之上加衔领侍卫内大臣，军机大臣之上加议政大臣、御前大臣，兼理藩院尚书，兼四库全书馆正总裁，取得了皇帝之下独一无二的最高权力和最高威望。乾隆帝并且把和孝公主许配给和珅之子，君臣两人结成儿女亲家。
这种宠信逾越了常规，也打破了朝廷行政体制的平衡。本来，皇帝是最高统治者，首席军机大臣负责向皇帝传达群臣的意见，君臣通过进谏和纳谏相互制约，朝政因此较为清明。但和珅堵死了这条上下交流的通道，他勾结太监，了解皇帝的喜怒好恶，把皇帝伺候得十分周到，乾隆听不到任何不同的意见，和珅得到的则是仅逊于皇帝的权力和财富，任何不利于他或他的党羽的消息都传不到皇帝的耳朵里，就是偶尔传到和珅也有办法消灭证据。如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内阁学士尹壮图弹劾各省大员私挪库存银两，导致库存银两不足。乾隆大怒，派尹壮图到地方核查，和珅建议派户部侍郎庆成同往，郎庆成名义上是协同访查，实际上处处掣肘，每到一地，负责拖住尹壮图，让那些官员赶紧借钱填补亏空，结果尹壮图毫无所获，反而因为诬赖大臣丢了官。
乾隆对和珅的宠信没有止境，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军机大臣阿桂刚在攻打回民起义的战斗中得了胜利，皇帝却让无功有过的和珅再兼兵部尚书头衔，外加管理户部三库，这如同让狼看守羊群。两年后，战事彻底平定，和珅受封为一等男爵，交出兵部尚书衔，任户部、吏部两尚书，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由协办大学士升为文华殿大学士，当户部的管部大臣，有权管理户部所有长官；五十三年（1789）晋升为三等伯爵；五十六年（1792）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嘉庆二年（1797），乾隆帝身为太上皇，仍不忘下旨，和珅改任刑部管部大臣，兼户部管部大臣，嘉庆三年（1798）晋升为公爵。乾隆帝退居幕后，和珅专权更甚，嘉庆帝有什么事反而要托和珅转告父亲。嘉庆四年（1799年），大清的太上皇乾隆寿终正寝，历史上最大的贪官——和珅的官运和生命也走到了尽头。bookbao.com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四节 盛世制度：集权与分权的博弈（3）
嘉庆虽然扳倒了和珅，但是，和珅给清朝带来的危害远没有消除。乾隆创造了大清帝国的盛世，但也是大清帝国没落的开端。在这个大权在握的皇帝身边出现了一个同样手握大权的权臣。和珅没有政府首脑的名义，但却拥有宰相的权力；宰相的权力终究还要受到皇朝体制的约束，而和珅这个“宰相”却丝毫不受体制的约束，他所受的约束仅仅是如何蒙骗乾隆皇帝。没有正式名份，而掌握大权，是为权臣，和珅就是乾隆时期的权臣。
二、中央与地方：总部集权与区域势力坐大
历史上的各个皇朝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都有各自的特点。但总的历史趋势是逐步的中央集权。由封建制到郡县制，由地方权力比较大的郡县制，到地方权力比较小的郡县制。秦汉郡县的长官叫郡守和县令，不仅职位比较高，实际权力也比较大。例如，在秦汉，郡守的职位是两千石，与中央九卿的职位相同。到了后来，地方长官的职位和实权都在下降。宋朝府县长官，不再是某某守，而是变成知府、知县，其意思是府县长官是中央政府派下去知某府事、知某县事的，完全蜕变为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
一个皇朝发展到盛世阶段，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分配会发生什么变化呢？皇朝历史显示，此时将出现两种矛盾的现象：一是中央政府在盛世君主的领导下，加强了对地方政府的控制，地方政府的权力空间萎缩；二是在中央政府加强控制的同时，地方势力也在膨胀。但是，这种膨胀并不是恢复到原来的制度权位，而是一种背后的、私下的膨胀，是脱离制度化轨道的膨胀。这种膨胀的最后结果就是阳奉阴违，甚至造成地方割据。而由这种非制度性膨胀所致的地方势力割据，其危害性更大，破坏性更强，对皇朝的影响也更大。
盛世阶段，因为地方势力膨胀而深受其害的典型事例是唐玄宗李隆基年间的安史之乱。唐玄宗在位时，为了加强边境的防御，在重要的边境地区设立了十个军镇（也叫做藩镇），军镇的长官叫节度使。节度使带领军队，还兼管行政和财政，权力很大，地位很重要。按照当时的惯例，节度使立了功，就可能被调到朝廷当宰相。而在边境将领中有一些胡族人。宰相李林甫认为胡人文化低，不应被调到朝廷当宰相，也避免影响了自己的宰相地位，就在唐玄宗面前竭力主张重用胡人，理由是胡人善战，而且跟朝官没联系，靠得住。安禄山通过各种手段骗取了唐玄宗和李林甫的信任，除了范阳、平卢两镇外，又兼了河东节度使，控制了北方边境的大部地区。他秘密扩充兵力，提拔了史思明、蔡希德等一批猛将，任用汉族士人高尚、严庄帮他出谋划策；又从边境各族的降兵中挑选了八千名壮士，组成一支精兵，囤积粮草，磨砺武器，准备叛乱。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禄山带领十五万大兵，起兵反唐，这就是安史之乱。安史之乱后，唐朝的盛世就结束了，从此开始漫长的衰亡期，直至最后被叛将朱温所灭。
君权与相权、地方与中央，在盛世阶段表现出一种两面性：一方面是君权和中央集权的加强，而另一方面则是权臣和地方势力的恶性膨胀。从管理学的角度看，实际上是君权和相权、地方和中央之间的关系失却了规范。私下膨胀的权力超出了制度安排的框架而不受约束，其危害最大。现代组织也会出现董事会和经理层、总公司和分公司的权力安排的变化。在权力分配变化的过程中，如何控制权力的私下膨胀，将权力纳入规范的制度框架中活动，这才是组织最需要关心、最值得注意、最直接、最现实的方面。
三、监督与监察：严密控制与管理层腐化
对官员的监督和监察，是保证权力不腐化的重要制度安排。创业阶段，创业集团对官员的监督和监察比较简单，这与当时激烈的战争环境相适应。随着皇朝的稳定和逐步成长，官员数量也随之扩展，官员通过权力带来的利益越来越大，因此对官员的监督和监察制度也随之建立和完善。到了皇朝的盛世阶段，经济发展进入繁荣时期，社会也处于稳定阶段，此时官员手中掌握权力的能量以及可能带来的利益也最大，因此，对官员的监督和监察制度也应该更加严密。但是，通过历史我们却发现，在盛世阶段，虽然对官员的监督和监察最严密、严厉，但官员的贪污和腐化也最严重。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四节 盛世制度：集权与分权的博弈（4）
皇朝盛世阶段，对官员的监督和监察的严密化同君权和中央集权的发展同步。以汉武帝为例，为了加强皇帝对官员的控制，武帝用派御史的方式对地方的豪强、官吏进行监督。武帝将全国分成了十三个监察区，每个区叫做部，每部派出一名刺史，中央区的刺史叫做司隶校尉，其他十二个州叫刺史。刺史在六个方面对地方进行监督，即“以六条问事”：一是豪强占田超过了限制数量，而且恃强凌弱；二是郡守不遵守诏书、法令，欺压百姓，横行地方，贪污腐败；三是郡守审判案件不体恤百姓，草菅人命，随意赏罚，被百姓所嫉恨；四是选拔任命官吏不公平，排斥贤能之人，任用小人做官；五是郡守的子弟们仗势欺人，郡守也为子弟向下属求情，使下属枉法办事；六是郡守不忠于皇帝，而是和地方的豪强们勾结，搞权钱交易，损害国家利益。刺史的作用主要是为了防止郡守和地方的豪强们相互勾结、对抗中央，避免犯上作乱。元狩五年（前118年）汉武帝又设置了丞相司直一职。丞相司直秩比二千石，职责是协助丞相纠察不法官员。丞相司直的监察对象非常广泛，上从皇帝贵戚近臣，下到地方的郡县官员。其日常工作就是审阅经过丞相府的各种文件，发现问题进行弹劾。司隶校尉也是汉武帝时新设置的监察官。征和四年（前89年），武帝设置司隶校尉，监察京师百官和三辅（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三河（河东、河内、河南）及弘农七郡的官员。
御史中丞、司隶校尉、丞相司直是武帝时期建立起来的三大监察系统。这三大监察系统互相监督，大大加强了皇帝对中央百官和地方官员的控制，从而保证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和皇帝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明朝是对官员的监督和监察最严密的朝代。到明朝中叶，大概相当于明王朝的盛世阶段，明朝形成了中央和地方两套监察体系，在每套监察体系内，又都形成了双轨监察，形成监察系统的相互制约和相互监督。在中央政府，最重要的监察机构是都察院。都察院设监察御史，按全国十三布政使司分为十三道御史，各道御史分省巡查官员。同时将中央各部门分别划归于十三道之下，由各道御史负责对中央官员进行监督监察。御史秩卑而权重，足以威震百官。为了保证充分的监察效力，明代赋予御史很大的独立性。御史虽然在行政系统上隶属都察院，但御史在行使监察职权时，不受都察院的控制，直接向皇帝本人负责。在中央政府，六科是另一套监察体系。所谓六科，即按照吏部、礼部、户部、工部、兵部、刑部六部分科，监察六部官员。六科可以对六部官员的违法行为进行纠弹。六科原则上对口监察六部。与御史的独立性类似，六科给事中遇到事情可以单独上奏，无需请示都给事中，并且六科给事中也可以弹劾自己的上司都给事中。
都察院十三道御史分道出京，巡察地方官员，称为巡按御史。巡按御史只是一个七品小官，相当于知县的品级，但位卑而权重，监察对象都是地方上布政使、按察使等二、三品官员。巡按出巡称为“行部”或者“按部”，“代天子巡守”，大事奏裁，小事立断。地方监察体系中的另一系统就是按察使。按察使司与御史同称“风宪官”。在省级地方“三司”中，按察司是专门负责监察的机构。按察司作为地方监察机关，与巡按御史相互制衡，相互监督，形成了地方上监察体系中的双轨制。
这些在盛世阶段产生的监察制度，确实对控制官员的腐败行为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即使在这种严密的控制之下，官员的腐败行为仍屡禁不止，更有甚者，一个皇朝的腐化最严重的官员大多出现在盛世阶段。唐玄宗时，安禄山起兵反唐的口号就是清除杨国忠这个睡在皇帝身边的大贪官。清朝乾隆年间的大贪官和珅，也是如此，不仅是巨贪，而且陷害忠良。一面是更加严格的监督和监察制度，一面是贪官、奸臣层出不穷。这些现象都出现在盛世皇朝，不能不令现代管理者沉思、回味。
个中原因，一如上面所谈，就是权力的私下膨胀，越出了制度的监控范围。而权力私下膨胀的罪魁祸首，还是盛世的君主。盛世君主自己掌握了巨大的权力，但是却不让大臣和地方依照制度掌握权力，这样，君主的权力就没有了约束，而没有约束的权力则是腐败的源泉。
因此，对于现代组织来说，随着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如何有效地控制各种形式的权力膨胀，就成为盛世阶段组织制度建设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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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主体文化与和谐社会（1）
我们知道，组织的文化政策是组织运行的软环境，文化建设对于组织而言，不仅提供了协调成员行为的润滑剂，而且也是激发组织成员潜力的酵母。组织具体实行什么样的文化政策，需要看其时的外部条件和组织的具体情况。盛世阶段的组织处于最繁荣的时期，组织的规模也随之扩大，因此，统一组织的指导思想是为首要。但是，这种一统的文化政策，本质是一种封闭的系统，它排斥与组织主流文化不符的思想，较容易造成文化僵化，最终压制了组织的活力。文化控制，可以通过统一组织的指导思想，进而统一成员的行为，这是其优点；但是，控制文化的多元发展，则会窒息组织的活力，这是其缺点。文化开放，可以促进组织成员的多元思维，为组织提供发展的活力和动力，这是其优点；但是，开放的文化政策，则会引发多元思想对组织指导思想的冲击，造成思想上的混乱，加大了协调成员行为的成本，这是其缺点。因此，对于盛世阶段的组织而言，文化政策需要根据组织的具体环境，在控制与开放之间获致平衡，既不要过于严格控制，以保持组织的文化活力；又不要过于放任，以保证组织思想上的统一。
皇朝发展到盛世阶段，其文化建设也在发生着变化。繁荣期皇朝的文化内核开始改变稳定期的一些特征，主体文化开始形成，并成为整个皇朝的指导思想。在中国历史上，这一主导思想一般表现为儒家思想的大一统；但是在不同的朝代，其表现形式则大有差异。文化内核上的大一统，以及皇朝制度的完备和皇朝物质基础的繁荣，外化在社会生活上，是“和光同尘”式的和谐社会的出现，也表现为文治和文化生活的繁荣。
一、文化内核的重构：主体文化的形成
在皇朝的成长阶段，对普通百姓实行怀柔政策，对官僚集团实行严猛政策。这两种政策的思想基础是黄老的无为而治思想和法家思想。随着繁荣期的到来，这两种思想逐渐融合，形成皇朝的主体文化思想。在中国历史上，这一主体思想主要还是以儒家为代表的仁孝治天下的思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历史上皇朝盛世阶段思想统一的典型代表。汉初，处于稳定和成长阶段的汉王朝奉行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思想，对恢复和发展生产、安定社会秩序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在“无为而治”思想统治之下，农业生产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因政府对农民控制得较松，许多农民为逃避赋税而脱离户籍，称为“亡人”。政府对部分农民失去控制，这当然不利于中央集权的加强。在统治阶级内部，虽然代表地方割据势力的异姓王早已被消灭，同姓诸侯王的势力也已从根本上削弱，但仍有一些皇室贵族、官僚和豪强地主、大商人的势力逐渐膨胀，显然是对中央集权的潜在威胁。在西汉前期妥协退让政策下，匈奴势力一天天扩大，肆意寇边抢掠，直接关系西汉政权的生死存亡。武帝刘彻认为需要从治国思想上解套，而且把儒家思想看成是解决以上种种挑战与问题的有利武器。
武帝刘彻刚被立为太子时，就深受儒学影响。建元六年（前135年）五月，身历四朝的窦太皇太后死了。武帝年已二十二岁，王太后宠爱儿子，不干预政事，汉武帝有了独立处理国家大事的权力。并且采纳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董仲舒宣称：帝王受命于“天”，是秉承“天意”统治天下的，因此称为“天子”。按照这个说法，帝王自然就具有绝对的统治权威，这是武帝最需要的精神武器。董仲舒从天人关系出发，又根据“阳尊阴卑”的思想，建立一套“三纲”、“五常”的伦理学。董仲舒建议统一学术，统一思想，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大一统”的政治思想。汉武帝听了“天人三策”，大为兴奋，于是从其所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董仲舒的“天人合一”理论改变了汉初统治的指导思想，由以前的崇尚黄老无为政治，改为崇尚儒学的礼乐文章，开启了汉代灿烂文治的先河；砥砺了汉代士子好学尚文的一代风尚。国家以儒学选士，士子以儒行励操，于是形成尊儒好学的风气；岁贡贤能，形成定制，并以考绩官吏。

第五节 主体文化与和谐社会（2）
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文化一直占据着主导性的地位。但是，这个主导地位的确定，却不是在皇朝开端。儒家文化作为指导思想，需要一定的条件。创业阶段，创业集团主要还是如何打败竞争对手，因此其指导思想显得杂乱无章，哪一种思想能够保证组织的生存和发展，就以哪一种思想作为指导思想；而到了稳定阶段，百废待兴，如何保证皇朝的稳定成长，如何保证皇朝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成为确定指导思想的标准。盛世阶段，儒家思想的仁、义、礼、智、信，开始为统治集团所认同，成为规范社会成员行为的主导性思想。
乾隆皇帝即位后，一改其父雍正皇帝的严猛政策，将儒家的仁治思想发扬光大，认为“朕意当今之政，莫若谨守皇考十三年以来之整理，而向日一一奉行不善，过于苛细者，渐次缓改，则吏治民安”（《乾隆实录，卷十四》），即认为雍正朝的政策很严格，现在对于那些过于严格、苛细的政策，需要慢慢改变，以宽仁为政。他还反复告诫群臣，“朕主于宽，而诸王大臣严明振作以辅朕之宽，夫然后政合事理，卑朕可以常用其宽，而收宽之效，此则诸臣赞助之功也”。从历史上概括，乾隆初年宽仁政治的基本特点，还是继承了儒家的思想，缓和紧张的政治空气，抚恤百姓，与民休息，团结官僚。雍正时期，对各级官僚的高压政策，政治空气过严过紧。乾隆即位之后，从“宽则得众”、“君臣相得则治”这一儒家政治思想出发，立即采取措施，缓和矛盾，力图重新建立融洽和谐的政治关系。
二、和谐是开放和宽容的同义语
皇朝盛世，文化上儒家思想的指导地位的确定，反映在社会生活上，则是“和光同尘”式的和谐社会。创业阶段的戎马倥偬、成长阶段的严猛为政，过渡为繁荣时期的和谐社会。
繁荣期和谐社会的形成，有很多原因，需要解放了的生产力，需要雄厚的物质基础，需要安定的社会；但是，就其根本，还在于文化内核中儒家为主导的政治指导思想。儒家的政治思想在统治集团看来，提供了君臣父子安于政治现状的理论基础；在广大百姓看来，则提供了民为邦本、以民为贵的和谐统治政策。
乾隆从儒家的政治观念出发，即位之后采取措施来缓和统治集团内部的各种矛盾，重新调整各种社会关系。对雍正时期因为侵贪挪用朝廷钱粮的官员，若家产尽绝，力不能完者，概与豁免，不许株连亲族。雍正十三年，乾隆刚登基就一次宽免了六十九人。此后，又将历年亏空案中，“其情罪有一线可宽者，悉与宽免，即已入官之房产未曾变价者，亦令该衙门查奏给还”。从乾隆二年春开始，在京大小文员俸银加一倍赏给，如遇罚俸事件，止罚正俸，加俸照常支付。从儒家伦理出发，乾隆禁止了对大臣的刑辱。雍正十三年令“嗣后三品以上大员身罹罪谴，即奉旨革职拿问者，法司亦不得遽加三木。如有不得不夹迅者，亦必请旨，将此永著为例”（《乾隆实录》卷七）。
乾隆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还在社会政策上大力采取与民休息的措施。乾隆即位后，要求官吏不得扰民，为政平静自然。乾隆元年正月，特降谕旨，宣传这一主张：“为治之道，在于休养生息，而民之所以休养，在乎去其累民者，使其心宽自得，以各谋其生，各安其业，而后富足可期”。其他的一系列惠民政策还包括：严禁匿灾，严禁讳盗，实行蠲免，裁减税收等。除上述几个方面，乾隆还废除契纸契根法，停止营田水利和井田，开放矿禁，从多方面减轻百姓负担，放宽对百姓从事生产的限制，为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
我们再来看大唐盛世的文化生活，更表现出万邦和谐的气象。在儒家主体文化下，唐玄宗李隆基对外来文化持开放和宽容态度。其时，跨越国界的贸易远远超过了汉朝的盛况，与周边和远方国家的文化交流也跃上了新的高度，对外来文明异乎寻常的欢迎与接纳。唐文化特别是盛唐文化的繁荣昌盛，仰赖于一种积极的文化政策——立足于我、夷为我用。《剑桥中国史》指出：“与20世纪前中国历史上任何其他时代相比（除了20世纪），初唐和中唐时的中国人自信心最强，最愿意接受不同的新鲜事物。或许是因为来自异邦的世界性宗教使中国同波斯以东的所有其他亚洲国家建立了联系，或许是因为当时很多士族豪门为胡人后裔，或许是因为中国有强大的军事力量镇守丝绸之路，保证了商旅畅通无阻……总之，这个时期的中国人非常愿意向世界敞开自己，希望得到其他国家优秀的东西。” 这种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为我所用的胸襟与气度，是唐朝有别于其他朝代的高明之处。正如鲁迅所说：“那时我们的祖先们，对于自己的文化抱有极坚强的把握，决不轻易动摇他们的自信力；同时对于别系的文化抱有恢廓的胸襟与极精严的抉择，决不轻易地崇拜或轻易地唾弃”；“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决不介怀”。

第五节 主体文化与和谐社会（3）
三、再定位后的文化管理
盛世不仅表现为物质生产上的极大丰富和强大武功，还表现为文化传播和品牌经营，寻求知名度和美誉度。
中国历史上的皇朝盛世，从维护皇朝的文化形象出发，从组织文化广为传播出发，无不重视本朝的文化网络建设。这首先体现在皇朝教育和官学的兴盛。汉武帝创办太学，其重要目的就在于将皇朝的主体文化，即儒家思想通过多种途径广为传播。五经博士的设立，不仅在宣传上确立了儒家的主导地位，还从各方面保障了儒家思想的深入钻研和发扬光大。官吏的选拔也开始以是否掌握儒家典籍、是否以儒家的行为规范作为日常生活的行为规范。自隋唐科举选官开始，科举制便逐渐演变成以“代圣人立言”，阐发儒家传统典籍为主。到了明清，更是以儒家的四书五经作为朝廷选拔官吏的主要标准。以科举为目的的官学系统，主要以讲授儒家思想和儒家文化为主。这种大规模的教育和宣传攻势，使得皇朝的主体文化得以深入人心，成为全体臣民的行为规范。
乾隆时期，皇朝越发重视文治建设，其涉及范围异常广泛。先是编纂和整理典籍文献。乾隆朝以其在编纂、整理典章文献方面的辉煌成就著称于世。一是对历史文献、典章制度的汇集、编定，在于将主体文化发扬光大，点缀盛世。代表性成果《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等，尤其是编纂《四库全书》，更是“文治之极隆而儒生之殊荣”，标志着乾隆时期具有系统整理数千年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趋势。二是对清朝历史、制度的编纂与考订，如《大清统一志》、《满洲源流考》、《大清会典》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编纂整理当代历史及典章文献，既是为了证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也是为了使后代统治者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三是对当时重大历史事件的记述，如《平定准噶尔方略》、《钦定剿捕临清逆匪记略》、《钦定平定台湾记略》等，编纂这类图书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显示皇帝的雄才大略，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总结经验教训，使后世子孙有效法之榜样。
儒家思想认为治国要务莫过于得人，欲兴文治，更是如此。乾隆中后期为加强文治，将盛世的文化建设推向巅峰，曾屡开恩科，选拔人才，巡幸东南也广颁典籍，嘉惠士林。而他任用的各级官僚也多以培养人才，扶持后进为己任，像大学士于敏中，是《四库全书》的最早倡导者之一，不但自己“精研朝章国故，切磋久之，达于实用”，而且重视人才的选用。如此，不仅使得皇朝的主体文化深入人心，客观上也为后世厚植了文化基础。
对于现代组织而言，在盛世阶段，适应环境的变化，适时调整文化战略，确立主体文化，推行宽仁文化，提倡感恩文化，创造和谐的内部和外部环境，是为盛世阶段组织文化建设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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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皇朝是一个令人激情澎湃的年代，是一个经济发达、社会安定、人文荟萃的时代。盛世皇朝留给我们的印象总是阳光一片，普照大地！君当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是何等的气迈，怎样的豪情！孜孜不倦地追求生命的顶峰，就是为了享受鼎盛时期的成功辉煌。
但是，在盛世皇朝繁荣昌盛的底下，却潜藏着一股为人们所忽视的暗流，这股暗流不断涌动，最终造成了皇朝盛世的结束。君不闻：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又是如何的使人噤若寒蝉，顿感高处不胜寒啊！咋远离创业期的困苦，刚告别守成期的艰辛，才享受成功，自满却相随而来。
实现鼎盛、保持鼎盛，是每个经过创业、守成的组织集团的使命，这需要积累，需要实力，同时也需要激情与梦想。而史上皇朝，所展现的又不仅是如此，权变的谋略与平衡的艺术也在要求之中。在达到鼎盛期之前，组织灵活有加，却缺乏控制；在鼎盛期过后，组织控制有方，但却变革无术。能长久逗留在规范有序、控制有方，又灵活多变的生命顶峰，将是多么惬意的事情啊。
但一切是那么的无奈，面对疾驶的青春年华。因着守成，组织迈向顶峰；顶峰却有暗流。暗流终结了盛世，也顺而开启了皇朝的第四阶段：转折和改革。
既然进入了漫长的转折期，既然不变革就难以继续生存，很值得期待的未来实际又如何呢？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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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与转折：中兴之路（1）
汉武帝以超群的气魄带领大汉皇朝登上了繁荣盛世的顶峰，一个强大的大汉帝国出现在东方：统治稳固、国富兵强、开边拓土、声名远扬。但是，成就伟大的同时，隐伏的危机也在蔓延。大规模、长时期的对外战争，统治集团豪华奢侈的生活风气，武帝的好大喜功、四方出巡，所有这些致使“民力屈，财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盗并起，道路不通”（《汉书》）。武帝晚年颁布“轮台诏”，深悔自己的所作所为给皇朝带来的灾难，并由此开始了转型。但是 “轮台诏”刚颁布两年（公元前87年），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就死去了，留给他只有八岁的儿子刘弗陵的是一个“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统治集团内部纷争不已，各地民变蜂起的烂摊子。刘弗陵年纪幼小，不能亲理朝政，由大司马、大将军霍光辅政，此外还有车骑将军金日、左将军上官桀、御史大夫桑弘羊。面对武帝留下的烂摊子，如何继续维持汉朝的统治，就成为了政策的重心。挽救危局，只能进行改革。朝廷不仅在治国方略上争论不休，各种势力还展开了激烈的权力争夺战。昭帝和霍光针对这种复杂的局面，不仅摆平了各派政治势力的争斗，重新巩固了中央政权，还调和了两种治国方略，一举扭转了武帝末年以来的皇朝颓势。昭帝的儿子刘询是为宣帝。汉宣帝继续了昭帝和霍光的治国方略，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这些改革重新稳定了汉帝国的统治。史书称许，昭宣年间“孝宣之治，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
再看“帝国的正午”——唐代，无论前期是多么的辉煌，也逃不过治乱兴衰的窠臼。唐朝到玄宗开元时期达到极盛，然而长期的太平日子使得李隆基由俭转奢，由励精图治变为溺于声色，由任用贤能变为任用奸佞，“安史之乱”最终开启了大唐皇朝的衰落之门。至此，唐朝进入转折阶段。唐朝由盛至衰的转折阶段长达100多年，皇帝也历经11位之多，肃宗李享是最明显的分界线，其后直到懿宗李漼，这期间的皇帝还是多多少少抱有改革弊病延续帝祚的打算。较为知名的改革有肃宗和代宗朝的刘晏改革，德宗朝的两税法，顺宗朝的永贞革新，宪宗朝的元和中兴，武宗朝的会昌之政，然而这一切改革活动都未能扭转唐王朝走下坡路的总趋势。永贞革新，是在唐顺宗李诵即位，改元永贞后，以王叔文为首的几位并不算高级别官员主持的一番改革。那个时代，是唐王朝急剧衰败。藩镇割据，战乱频仍，政治危机十分严重；宦官专权，阻塞视听，贤能得不到任用；体制内组织失效，制度走形；中央财政困难，人民负担加重；“宫市”扰民，“五坊小儿”祸害，直接败坏了社会风气。总之，长久盛世下日积月累的腐朽倾向越来越严重，以至“腐朽倾向压倒了进步倾向”（范文澜语）。公元805年初，顺宗李诵即位，有志革除弊政，中兴唐室，于是，起用了一批有志于改革之士。“工言治道”的王叔文以翰林学士的身份行宰相事，并聚拢了韦执谊、柳宗元、陆质、韩晔等，协助他进行全面改革。这就是“永贞革新”。革新历时146天，没有什么特别明确的改革思想和行动纲领，为后世评价不一。总体而言是：行之匆忙，收之苍凉，时间短暂，回味悠长。可以说，王叔文他们竭尽全力，能做的都做了，该做的也在做，想做的正启动，也看到了深化改革的主要阻力所在，但缺乏对整体形势的正确判断，以及对支持者和反对派的准确估测，以致在夺权这一关键环节上贸然行动，功亏一篑，反而加速了改革的夭折。
大清帝国在乾隆朝达到顶峰，国力之强盛可谓如日中天。但是也没跳出衰落的窠臼。在乾隆后期，清帝国的颓势就已经显现。等到嘉庆皇帝即位，整个帝国更是四处冒烟、满壁漏洞。嘉庆朝的白莲教起义竟然攻入了皇宫之中。及至道光皇帝期间，虽然道光皇帝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克勤克俭”皇帝，但大清帝国却不能在“节俭”之中恢复自己的荣耀。就在大清帝国面临内部危机的时候，以前的皇朝不曾遇到的新情况出现了：坚船利炮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开始侵略中国。鸦片战争扯去了大清帝国最后一片遮羞布，清帝国不可避免的进入了衰退期。咸丰皇帝一生颠沛流离。太平天国的农民军占领了大清帝国的富庶之地，原来能征善战的八旗劲旅不堪一击；内乱未平，外乱又起，不足两万人的英法联军竟将大清帝国最强大的蒙古铁骑击退，咸丰皇帝狼狈逃窜热河；屈辱议和，使这位饱经忧患的青年皇帝死于离宫。面对这种内忧外患的环境，大清帝国的君臣们开始了徐图中兴的“洋务运动”。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张之洞等大臣们，开始了对传统皇朝的改革之旅。然而，“同治中兴”也好，“洋务运动”也罢，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甲午海战”使大清帝国的君臣们认识到帝国已经到了苟延残喘的地步，再不采取有力的措施，清帝国难逃覆亡的命运。希望有一番作为的光绪皇帝，凭着自己的勇气进行了“戊戌变法”，但“戊戌变法”只不过是昙花一现，被称作“百日维新”。

改革与转折：中兴之路（2）
大凡一个组织从巅峰开始衰落，在环境的逼迫下，总会进行一些改革。这些改革的目的都是为了延续组织的生命，重新振作起向上的精神。但是，纵观中国的皇朝更替史，我们发现，这些改革，有的成功，有的失败；有的取得了一些成效，有的却半路夭折。取得成效的，创造皇朝的一代中兴，出现发展中的另一个高潮，虽然无论哪一方面也比不上盛世；中途夭折的，则是在已经积重难返的皇朝身上又压了一个包袱。
成功固然有成功的道理；夭折的原因却也很简单，就是因为改革的敌对势力太强大，改革者的力量太弱小，支持者的意志不坚定，改革的动力不牢靠。然而，再细细琢磨：若仅以力量的大小、强弱来对冲，胜者乃力大所致，则难免掉进了物理学意义上的力场陷阱。因为，力量的对比在改革之初就基本是明了的，为何还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呢？很明显，结果简单，原因复杂。
首先，盛世已经过去，盛世光环掩映下的问题渐次暴露，多方面矛盾日积月累加剧恶化，外部环境已经不容乐观。
其次，基业的承继者面临如此的外部环境，必须对各种挑战有所回应，方不致“家道就此败落”。即使生逢其时的皇帝因为种种原因而不具备这种担当，也还是希望局面有所改观的。如此以来，胜任领导角色，便可能出现中兴的局面，反之，或昙花一现，或一败涂地。
再次，改革者自身的素质和实力将直接决定改革的进度与深度，哪怕终究是以失败结束。实际上若以结果论成败的话，这一阶段即皇朝后半期的改革，绝大多数是以失败告终的。但是，即使是失败，也有持续时间长短、改革力度强弱、铺开领域宽窄、后世影响大小等指标来评定新政的，如庆历新政，如熙、丰变法，如张居正改革。而与这几个指标直接相关的，便是改革家的魄力、格局与谋略。
复次，改革能否抓住实质，也就是大家所关心的、最在意的、改革所触及到的利益——包括既得利益、将失利益、将得利益。这是面对改革，各种力量分化组合和秩序重构的基础，也是组织得以正常运转和制度有效规范的前提，至于该次改革能够发挥多大效能，则要看蓝图如何化为路线图，路线图怎样成为现实了。
最后，改革有没有承继和发扬组织既有的：创业时期的艰苦奋斗作风、创造思考能力、进取精神、团结状态，成长时期的稳定持重作风、规范约束能力、向上精神、合作状态，鼎盛时段的宏伟大器格局、开拓进取能力、宽容精神、和谐状态；能不能在取得很大成就的基础上，向组织本身业已滋生的、不合时宜的组织文化挑战，在传承中予以更新，进而对已然凝固、沉沦的习气有所调适，以增强组织对环境变化应有的调适能力。


第一节 盛世隐忧：变革的环境（1）
组织到了转折阶段，内部和外部危机不断发生，如何进行危机管理，以及如何对组织进行改革，是组织领导者和组织成员不可回避的重大而又紧迫的课题。是整日忧心忡忡，还是对危机不管不问；是坐以待毙，还是有所作为；要想有所作为，又应该如何作为？不知不问、坐以待毙，又怎能甘心祖宗的基业毁在自己手中；有所作为、力图振奋，又应该依靠谁，打击谁？惟有冷静地洞察环境，方有贴切的改革道路。
首先是要知晓自己的“家底”还有什么，又失去了什么？掌握在统治集团手中的调控余地在哪里？其次，作为改革的领导者和推动者，要清楚整个权力构架的脉络，明了重新分配后的利益格局，从而厘定改革可以依靠的力量和必须打击的力量。最后，对于组织最高领导者而言，把握皇朝的整体局势和主要矛盾，才有可能掌控改革的方向和前途。
一、“家底”：失去了什么？还有什么？
对于转折阶段的统治集团来说，首先要摸清楚盛世之后的皇朝 “家底”。这个“家底”不仅是财政的充盈与否，还包括对经理层的了解和对消费者状态的把握。一般而言，在组织巅峰阶段后期，被盛世光环所掩盖的各种忧患开始显现。由于盛世领导者的无节制扩张和贪图享乐，组织长期以来积累的物质财富和向上精神消失殆尽。盛世君主为子孙后代留下的除了曾经辉煌的一个记忆外，就是国库空虚、社会凋敝、朝臣堕落、民心散乱的局面。这个局面就是改革的前提条件和外部环境。
盛世皇朝的扩张，当处于皇朝物质基础能够支持的范围内时，可能会维持下去。一旦扩张遇到了皇朝物质基础的极限，那么不可避免的衰退就来临了。保罗·肯尼迪在他著名的《大国的兴衰》中，用世界历史上主要帝国的兴衰过程，论证了这个观点：即大国的衰亡主要是因为它们无限度的扩张超出了国家本身能够提供的物质基础的限度，从而不能维持下去；而对于扩张性的大国而言，扩张的被迫停止就是衰退的来临。
中国历史上的皇朝也没逃过这个规律。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期间，战争持续了四十三年，其用兵少则数万，多则三十多万人，军费动辄数十亿钱，军功赏赐黄金一次达数十万斤；连年劳民兴役，如筑朔方城沿边屯田，“衣食皆仰给于县官”。他即位之初，本来“人给家足”，府藏皆满，但连续征战之后，变成“海内虚耗”。汉武帝不仅大肆对外扩张，而且大兴土木，征发大量农民修建上林苑就是例子之一。虽然帝国的经济还没有破产，但是与盛世阶段的府库充盈相比，无疑天上地下。汉武帝自己也在《轮台罪己诏》中说：“前些日子专职衙门上奏，想把百姓的赋税每人再加三十钱，用来资助边防费用，这是进一步加深老弱孤独的困境。……现在又要求派兵到遥远的轮台屯田垦荒，这不是扰乱天下，使百姓陷于愁苦吗？朕不忍心听这样的话！目前的要务在于禁止苛刻残暴的法令，停止任意增加赋税，专力以农为本，鼓励养马，恢复马复令（以养马免除赋役）。只要国家不缺乏费用，军队能维持边防就行了。”可以说，汉帝国的扩张在武帝后期无可避免的受到了帝国经济力量的限制；而扩张的停止宣告了帝国繁荣盛世的结束。汉昭帝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继承皇位的。
乾隆帝与汉武帝犯同样的错误：对外大肆扩张，穷兵黩武，对内大肆铺张浪费，穷奢极欲。乾隆皇帝的所谓“十大武功”，极大地消耗了帝国的财政基础。乾隆五十五年八月，恰好是乾隆皇帝的八十大寿，权臣和珅等人亲自操办，“务极奢大，内外宫殿，大小仪物，无不新办。自燕京至圆明园，楼台饰以金珠翡翠，假山亦设寺院人物，动其机括，则门窗开阖，人物活动”。乾隆五十年，他还征兆年过六十岁的在职、致仕官员三千余人，赐宴乾清宫，成为“千叟宴”。凡此种种，不仅耗费了巨额资金，使国家库藏日益空虚，而且由于在巡幸和节庆期间各级官员的纳贿送礼，也加速了整个统治阶级的没落和腐朽。连年征战、征敛日繁，再加上接连不断的水旱灾害，作为帝国统治基础的广大农民的生活陷入了困苦之中。清帝国正面临极为严重的社会危机。嘉庆皇帝接的就是这么一个烂摊子。

第一节 盛世隐忧：变革的环境（2）
除了汉、清两个朝代比较典型外，其他朝代也是一样。盛世只管盛世的享乐和威风。转折阶段皇朝的“家底”只是一个巨大的空壳子，看起来还有些盛世景象，但细究下去，就会发现留下的屈指可数了。作为转折阶段的统治集团，不论是新起的君主还是掌权的辅政，如果重新矫正、稳定从巅峰滑下来的皇朝列车，就必须对“家底”有个清晰而深刻的认识。
二、“格局”：依靠谁？打击谁？
经济上的相对凋敝是转折和改革阶段的物质基础；之上则是经过重新洗牌的利益格局和权力格局。组织的利益格局和权力格局在创业阶段就开始形成，各派势力经过组织成长时期的重新分化和组合，到盛世阶段已经比较稳定。各派势力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但正是在盛世阶段，在这个比较稳定的政治格局中，有一些势力悄悄崛起，而另一些势力集团在悄悄没落。这种变化在盛世繁荣的掩盖下，并没有凸现。而是随着盛世的结束，经过重新洗牌的政治格局逐渐浮出水面。在转折和改革阶段，新兴的政治力量要求按照自己的意愿改革组织的政策和制度，以保证自己利益的实现；而保守的政治力量则不愿退出政治舞台，不愿自己的利益被削减、被剥夺。从这一角度看，改革实际上就是利益格局的重新分配。改革会触动一些集团的既得利益，也会促使一批新兴的政治力量的崛起。转折阶段的皇朝正是面临如此复杂的政治格局。转折阶段，原来可以被皇帝信赖的政治力量或者衰落了，或者其本身已经膨胀到可以不把皇帝放在眼里的地步。因此，只有认清皇朝的政治格局，找到自己可以依靠的力量，同时找到自己的潜在对手，才可能取得改革的成功。还应该注意的是，转折阶段的政治格局和权力格局是不断变化的；领导者更应动态的掌握政治格局，及时调整自己的政治态度和政治策略。
唐朝中后期，随着“安史之乱”被逐渐平定，形成了三大势力集团：一是宦官集团；二是藩镇集团；三是原有的朝廷官员集团。前两个都是玄宗李隆基在位之时逐渐形成的势力。在开元年间，唐朝处于盛世阶段，诸如宦官、藩镇等都还不是异于中央的势力集团。玄宗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任用宦官和设置藩镇会带来怎样的麻烦，以至于唐朝的基业就毁在宦官和藩镇之手。唐朝的宦官之祸实起于玄宗重用和信任高力士；而藩镇的设立也是当时玄宗用兵布防的一大败笔。安史之乱是藩镇势力对中央权威的公然挑战，虽然安禄山和史思明都被镇压，但从此之后，藩镇的独立倾向越来越大。自肃宗李亨、代宗李豫、德宗李适、顺宗李诵，一直到宪宗李纯，再到昭宗李晔被朱温所灭，唐朝的这些皇帝们一直在与宦官、藩镇和朝廷中的权臣作斗争。在这三大势力集团中间，皇帝总要选一个自己可以依靠的力量。不是依靠宦官打击权臣，就是依靠藩镇打击宦官。可以说唐朝转折期的各项改革的成败，都与皇帝选择的依靠力量有关。唐顺宗李诵在位期间，依靠朝廷官员的力量进行改革，打击宦官和藩镇势力。这就是在引言中谈到的短命的“永贞革新”。永贞革新的失败是皇帝错误选择依靠力量的直接后果。王叔文集团自身并没有可以依靠的力量，他们只是一些年轻的翰林学士。集团内部也是鱼龙混杂，主力人物之一王伾胸无大志，在朝臣中也没有人缘，没有多少人愿意跟他交往。而且这个王伾收贿纳贿，极其腐败。王伾为了纳贿方便竟然在府中设立一个无门大柜，以收受讨官者的贿赂，为防止被盗，晚上就让他老婆睡在柜子上面。而李诵本人对王叔文集团也不是那么信赖，在宦官首领俱文珍的劝说下，竟然罢免了自己依靠的改革力量的首领王叔文的翰林学士职位。宦官集团彻底击败王叔文集团之后，控制了皇帝，逼迫唐顺宗退位，让太子继承。太子李纯即位为唐宪宗。他将唐顺宗尊为太上皇，并立即对王叔文集团全面开刀。唐宪宗在这三个势力集团中选择依靠朝臣和宦官打击藩镇。宪宗一朝打击藩镇的成绩，成就了宪宗唐朝所谓“中兴之主”。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一节 盛世隐忧：变革的环境（3）
三、重点与前景：在哪里？走向哪里？
转折阶段的组织哪里都是矛盾，哪里都有问题。要想有所作为，集团领袖就必须把握阶段重点，找准问题的症结，厘定主要矛盾，从而确定和把握改革的方向，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对于转折阶段的组织而言，面临的矛盾不外乎如下几类：一是组织与外部竞争者的矛盾；二是组织和目标群体的矛盾；三是组织内部不同势力之间的矛盾。第三类矛盾就是我们在上一小节中分析的不同势力集团。对于具体的皇朝而言，这三个矛盾并不都是同等重要的。明确了皇朝转折阶段的主要矛盾和问题在哪里，就能基本明确改革的总体方向。
首先来看皇朝与外部政权的矛盾。在中国历史上，除了中原的“正统”王朝外，还存在着许多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这些政权对中原皇朝始终是一种威胁。从春秋战国起，北方的游牧民族政权就不断侵扰中原。秦始皇修建长城，最主要的考虑就是要阻挡匈奴对秦朝的侵扰。秦汉时期，中原皇朝最大的外部敌人就是匈奴；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则是所谓的“五胡乱华”。到了隋唐时期，在北方是突厥、回鹘相继而起，在西南方，则是崛起的吐蕃政权。到了五代十国和两宋时期，契丹族建立的辽国和女真族建立的金国一直是宋朝的最大边患，北宋亡于金国手中。此后，蒙古族进入中原，建立元朝；满洲进入中原建立清朝。这些政权在中原皇朝强盛时，慑于皇朝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不敢觊觎中原。转折阶段的皇朝面临着国内经济、军事力量的衰退，如何调整政策应对这些外患，是必须考虑的问题。如果这种边患是皇朝生存的最大威胁，则调整政策应对这些政权，必须成为重点；而如果这些边患不构成皇朝生存的最大威胁，则应安排在内部政策调整之后。
在皇朝内部，则有统治集团和被统治集团的矛盾。这个矛盾是影响皇朝兴衰的最主要矛盾。在成长和盛世阶段，统治集团和被统治集团一般不成其为问题。因为不仅统治集团享受着繁荣的好处，而且被统治集团也处于比较富足和安定的局面之中。但是，盛世阶段皇朝统治集团的内外扩张政策引发了统治集团与被统治集团之间的紧张关系。在盛世后期，被统治集团的不满就已经显现。汉武帝统治末期，社会险象就已露苗头。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关东出现流民二百万口，无户籍之民四十万。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关东地区发生农民暴动，“大群至数千人，功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两千石。小群以数百掠卤乡里，不可胜数，道路不通”。清乾隆统治后期也出现了白莲教、天理教等民间团体，这些团体是穷苦百姓不满统治集团横征暴敛的聚合体。统治集团与被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直接影响着皇朝政策调整和改革的成败，也是皇朝能否继续下去的关键所在。
统治集团内部各个派别之间也出现了裂痕。在盛世阶段，皇帝权威极大巩固，统领各派政治力量不成问题。而一旦盛世结束，原来被皇帝权威压制的各派政治力量无不起来争夺权力。作为转折阶段的皇帝，怎样调和、化解、凝聚以至继续统领各派政治力量，是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在盛世阶段，皇朝政治格局中主要就是两股力量：皇帝与官僚集团之间的关系。而在转折阶段，除了这两派力量之外，还出现了“第三种”势力，即外戚和宦官集团。外戚和宦官在汉朝中后期，一直是左右皇权和相权，乃至左右整个朝廷大政方针的重要力量。唐朝的宦官更甚，在唐朝中后期，皇帝的废立都操纵在了宦官手中。明朝的宦官虽然没有操纵皇帝的废立，但是明帝国的主要政策和政治格局还是受到宦官集团的极大影响。张居正作为内阁大学士、首辅，为了推行改革，还需要巴结宦官冯保，而如果没有冯保的支持，张居正的改革也不会推行开来。清朝中后期，宦官虽然没有专权，但是却也极大地影响了清朝的政治格局。清朝同治、光绪年间的大太监李莲英，虽然没有任何政治权力，但他却是朝廷大臣与最高统治者联络的纽带。李鸿章作为军机大臣，要去见慈禧太后还需要向李莲英送贿赂，而李莲英的一句话就可能会导致朝政的极大变化。
转折阶段的这三种矛盾，作为组织的领导者必须全面把握，明白自己所处的政治生态环境，知道现在“站在哪里”，才能知道自己要“去向何方”。


第二节 中兴之主：洞察力与魄力（1）
创业皇帝首先是马上皇帝，创业皇帝依靠自己的人格魅力和企划能力带领创业集团打天下；守成皇帝需要高瞻远瞩，为皇朝建立一个稳定成长的框架；盛世之主则是雄才伟略，方能够带领皇朝走向繁荣的顶峰。身处转折阶段的皇帝又需要什么呢？转折阶段，皇帝面临的环境与创业阶段、成长阶段和盛世阶段都不同。这是一个皇朝从巅峰走下坡路的阶段，是一个矛盾重重、局面复杂的环境。创业阶段，创业集团的战略目标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打败对手，夺取天下。成长阶段，皇帝与各种政治力量的目标还是基本一致的，那就是开万世之基业，为皇朝稳定奠定基础。盛世阶段，皇帝面对已经稳定的局面，经济已经恢复并发展起来，社会秩序基本稳定，国富民强，是一个蒸蒸日上的局面。而转折阶段的皇帝，面对着经济凋敝，各种政治力量此消彼长、矛盾重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的局面。在这个局面之下，如何确定皇朝的战略目标，如何平衡各种政治势力以实现改革目标，是需要中兴之主解决的首要问题。
不管是历史上的皇朝，还是现代的组织，中兴之主需要具备如下的素质：首先要有敏锐的洞察力。这是因为在转折阶段，各种政治利益交织在一起，局面纷繁复杂，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问题异常繁多。如果不能在这个复杂的环境中发现最主要的问题，那么改革的方向、战略就会发生错位，而这个错位所造成后果直接影响了皇朝能否实现中兴。问题既定，方向既定，战略既定，接下来的关键就是领导者必须具有改革的魄力和决心，能够在各种压力下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能够以现实的精神对祖宗成法进行改革。这个魄力可以说是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除了洞察力和魄力之外，身处复杂环境中的中兴之主还要有谋略能摆平各个政治集团，驾驭局势的发展，为改革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还有一点需要明确的是，改革不是皇帝一个人的事情，皇帝需要有一个可以依靠的改革集团和可以重托的改革者来推行。而选择改革集团，并给予必要的支持，则是考验中兴之主识人善任的领导素质。因用人不当而导致改革失败，甚至皇帝本人也因此被赶下台来的事例，在中国历史上不绝于书。
一、洞察力：对复杂形势的判断
转折阶段，皇帝面对的形势是各种矛盾交织、政治力量错综、各种问题凸现。只有透过现象看本质，从纷杂的局势中揪出关键，对复杂形势做出果敢准确的判断，改革才能有的放矢，而不是毫无目的，毫无章法。这是领导者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但洞察力对中兴之主来说更为关键。
一如先前所述，汉武帝之后，汉昭帝刘弗陵、汉宣帝刘询，以及辅政霍光，实现了西汉王朝的一次中兴。虽然所谓的“昭宣之治”远远不能和武帝盛世相比，但也算是汉朝基业继续发展的一次机会。当时，作为辅政的霍光和昭帝刘弗陵，没有武断地决定改革方向和改革重点，而是召开了历史上有名的“盐铁政策”大辩论，讨论武帝朝的政策得失，找出影响皇朝发展的最主要问题，对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理出了轻重缓急。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霍光布置召集各郡国的贤良、文学六十余人开了个“问民疾苦”的会议，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盐铁会议。御史大夫桑弘羊代表政府方面听取意见。从会议论及的内容看，是对当时汉朝整体政策和实际情况的一次检讨会，持不同意见的双方从各自的立场、不同的角度分析了各项主要政策的利弊得失。这次会议为完成政策转型和朝政改革起到了舆论准备的作用。会议之后，在霍光的主持下，朝廷坚决贯彻“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方针，开创了“昭宣中兴”的新局面。
北宋中期，宋仁宗、宋神宗年间，北宋王朝走到了一个下坡路的临界点。当时距离北宋开国整整一个世纪，宋太祖和宋太宗开创的治国之法已经“传之数世弊且生”。在宋太祖和宋太宗创立北宋时，其立国的基本策略是剥夺武将的统兵权，削弱地方政府的权力，分割地方政府的行政权、财权和军权，层层设官，官员与官员之间相互监督、相互制衡，从制度上保证了皇朝中央和皇帝个人的权力。但导致的严重后果是“天下之财力日益穷困，风俗日以衰坏”。尤其严重的是朝野上下精神衰败，“因循苟且，逸豫而无为”（《宋史纪事本末》）。宋神宗急于通过改革改变这种颓势。改革的重点在哪里？这是首要问题。王安石坚持以“理财”为中心进行改革，即以赋税改革为主要目标，以此为出发点，改革整个国家的行政、经济制度。王安石的好友、翰林学士司马光不以为然，认为改革的主要目标应该在“节省冗费”上。司马光认为祖宗的成法没有错，之所以造成当前的局面，不是因为赋税政策，而是因为各级官员不节省，造成了国家财政的困难。他认为王安石所说的“民不加赋而国用饶”是桑弘羊欺汉武帝之言。对于两个人的争论，宋神宗并没有武断的发表自己的意见，而是要求两人在殿上进行争论。宋神宗认识到王安石的意见更符合自己改革的需要，于是便在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起用王安石为参政知事，主持变法。bookbao.com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二节 中兴之主：洞察力与魄力（2）
我们再来看明朝的张居正改革。张居正所处的时代是明穆宗朱载垕和明神宗朱翊钧在位期间。此时离朱元璋建立明朝已经有近二百年了。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期间最为痛恨的就是朝廷的腐败。明初的几个株连万人的大案基本上都与腐败有关。朱元璋制定的《大诰》主要就是针对官员的腐败。在明初几代皇帝，腐败还没有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但到了张居正所处的时代，腐败已经蔓延到了各个角落。张居正认为，虽然腐败表现在各个方面，但最根本的还是政治上的腐败，这是造成全面统治危机的根源。要挽救危机，必须惩治腐败，尤其必须矫正政治上的腐败。这是改革要首先解决的问题。那么在改革的具体实行过程中，应该首先从哪里入手解决腐败问题呢？当时的实际情况，张居正明白，问题不在于缺乏机构，也不是职责不清，更不是政令、章程不够，明朝至此已经有二百余年历史，一切机构、规章早已是齐全的。现在的问题是没有检查督促，缺乏控制力和执行力，所以一切都是放任自流。于是张居正首先推出了考成法。
上述说明对于一项改革而言，第一就是选择改革的优先次序，找出改革的重点，而这个重点就是组织面临的主要矛盾和组织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其余的问题才能提上议事日程。改革之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就在能否抓住这个主要问题。
二、突破旧法则的限制
为什么要在转折阶段特别突出组织领导者的魄力和决心呢？因为在转折阶段，领导者面临的政治格局最复杂，各派政治力量都有自己的利益和立场，也具备了与领导者相抗衡的一定实力。如果立志于改革的组织领导者没有魄力和决心，就很容易被其他政治集团左右，从而导致改革尚未开始即告结束。创业阶段，集团领袖面临的环境虽然困苦，但谁是敌人、谁是盟友确是一目了然；守成阶段，各个政治团体的利益冲突不大，还能够团结在组织领导者周围，为实现共同的目标而努力；盛世阶段，集团领袖的力量和权威足以威慑和控制其他政治集团。这三个阶段对于组织领导者而言，魄力固然重要，但其重要性远不比转折阶段。
如果以立场来划分，实际上所有的政治集团都可以二分为改革派和保守派。当然，这里的改革派和保守派没有任何感晴色彩，改革派并不一定是好人，保守派也不一定是坏人。这里划分的标准只有一条：那就是支持还是反对改革。君主的魄力就表现在能够始终如一的支持改革派，站在改革派一边。但是，一个皇朝经过上百年的发展之后，总会形成大批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些既得利益集团不仅在经济上拥有大批财富，在政治上也掌握着大量资源。对于君主而言，改革实际上就是改掉这些既得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重新划分利益格局。因此，君主所支持的改革派一般都是从经济上或政治上的弱势集团中提拔上来的。这些改革派特别是在政治场中并没有多大的权威和发言权，要进行改革，就要对保守派开刀，无疑需要名义上的皇朝领袖皇帝的全力支持。没有皇帝的支持，改革即使有很好的纲领，也不会继续下去。在中国历史上，失败的改革，其首要原因几乎都是改革派的力量过于弱小。正因为改革派的力量过于弱小，对于希望改革的君主来说，才更应该坚定的支持改革派，不为所谓的“祖宗成法”所拘束。
王安石变法之前的宋仁宗赵祯一朝，北宋就已实行过“庆历新政”。如前所述，宋朝初年，太祖和太宗为防止五代更替频繁的悲剧重演，从政治、经济、军事、人才选拔等方面重建政治结构，将行政权、军权、财权、司法权和地方权力都集中到中央，集中到皇帝手里。到宋真宗和宋仁宗两朝，这种体制导致的问题越来越多，“因循不革，弊坏日甚”，造成了“冗兵、冗官、冗费”的全面危机局面。宋仁宗企图改革弊政以挽救危机，便在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初，将“不更一事，以姑息为安”的保守派官僚吕夷简等相继罢免。同年八月，任命范仲淹为参政知事，韩琦、富弼为枢密副使，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等为谏官，使改革派在朝廷中很快占据了优势，为改革提供了强大的组织力量。但是，改革很快就被保守派势力所制造的浓重黑云所遮蔽。新政没有推行多久，改革派官员就在保守派官员的激烈反对中败下阵来。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六月，离新政颁行之日仅仅八个月，庆历新政的总设计和总指挥范仲淹就以防秋为名，宣抚陕西、河东。同年八月，富弼宣抚河北。接着，支持改革的其他官员也被以种种口实调离京城。新政派官员遭贬黜的同时，保守派的官员重新掌握了大权。此时的仁宗天天听到的都是对范仲淹等人的恶言恶语，当年厉行改革的锐气消失殆尽。“庆历新政”仅仅推行了一年多就夭折了。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宋仁宗的动摇。

第二节 中兴之主：洞察力与魄力（3）
“庆历新政”的事例足以说明组织最高权力者的态度是改革成败的关键因素。在组织转折阶段进行的改革，首先是在原有的制度框架中进行的改革。组织的制度框架经过很长时间的发展已经非常稳定了，任何改革都是对既得利益集团的打击，任何改革都是在一个非常狭小的制度空间中进行的，可以活动的余地太小。而如果改革不改变根本的制度框架，那么改革的进行就需要依靠组织的硬性权力来实施。若是改革不具备这个条件，就无法进行，即使勉强启动，也很难成功。因此，改革若要想取得成功，领导一以贯之的支持是一个必要条件；如果希望通过改革实现组织的中兴，领导就要有魄力和决心支持改革派，打击保守派，就要敢于对祖宗成法说不。这个魄力是转折阶段组织成功变革的先决条件。
三、加强纵横捭阖的驾驭能力
转折阶段，要想变法成功，实现中兴，还需要有对全局的掌控能力。如果不能摆平各派政治势力，消解保守派对改革的攻击，那么即使皇帝非常坚定的支持改革，也会遭到失败的下场。前面我们所讲的汉昭帝、汉宣帝的成功改革，与昭帝和宣帝两位皇帝在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平衡是分不开的。昭帝在位期间，充分信任和依靠霍光进行改革，但他并没有简单的打击其他政治力量，而是充分吸取他们的意见，兼顾各个集团的利益。宣帝即位后，对霍光还是信任和依赖。但在霍光去世后，面对权势和欲望日益膨胀的霍氏集团，宣帝果断采取措施，灭掉了霍氏集团，为稳定朝政、巩固改革成果创造了条件。
有唐一代转折阶段，藩镇、宦官和官僚集团是三大主要的政治势力，如何平衡，怎样驾驭，是对皇帝权谋的严峻考验。我们来看两个实例：同在唐朝，一个是成功的，这就是成就了唐朝“元和中兴”的唐宪宗；另一个失败的例子，就是在“甘露事变”中被宦官监禁的唐文宗。通过这两个相反的事例，我们更能看清楚组织最高领导者的驾驭能力之于改革成败的关键作用。
唐宪宗李纯，是唐朝第十二代皇帝，唐顺宗李诵的长子。贞元四年(788)封广陵郡王。他二十八岁继承皇位，做了十五年皇帝。唐朝自中叶唐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藩镇割据局面正式形成，至唐宪宗元和末年扫平藩镇，天下再归一统，前后经历六十多年。其间唐代宗、德宗、顺宗，都曾为削除藩镇、重新统一天下而努力，但都未能取得成功。而唐宪宗执政以后，却在短短的十多年里，先后平服西川、夏绥、镇海、淮西、成德、平卢、卢龙等大河南北数十个藩镇，使“安史之乱”以来中衰的大唐国势重新为之一振，宪宗成为唐中后期唯一一位再度统一天下、实现国家中兴的君主。那么唐宪宗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我们且看唐宪宗的手段。
首先是唐宪宗的魄力和决心。元和年间，宪宗自始至终抱着“以法度裁制藩镇”、一统天下的坚定信念和果敢意志，从不动摇。宪宗即位伊始，即把“举贞观、开元之政”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把平服天下藩镇、重振大唐国威作为自己的首要目标。十几年里，孜孜以求，从未间断。在顺境中，宪宗一鼓作气、毫不懈怠，努力争取对藩镇斗争的更大成功。在失利时，决不气馁，总结教训，积蓄力量，准备新的斗争。元和初年，征西川，定夏绥，平镇海，宪宗敢于决断。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讨淮西三年不下，罢兵呼声弥盖朝野，宪宗几乎成为孤家寡人，但他坚持继续作战方针，终使淮西吴元济授首。铁城之败，举朝文武皆有惧色，宪宗却以大家风度处之，坦言胜败乃兵家常事，岂可因一败丧失信心。元和十年(815年)河北藩镇刺杀宰相于京师，谋暴动于东都，颇有天下大乱之势。宪宗临事不惊，果断处置，终使平卢、成德企图动摇宪宗讨叛决心的阴谋破产。可以说，如果没有宪宗始终如一的坚定信心和坚强意志，藩镇的征讨很可能就会像德宗时那样半途而废，功亏一篑。战争是敌我双方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的较量，更是战争指挥者意志信心的较量。在战争的关键时刻，统帅者的信心与决心，在一定程度上甚至会超过政治的、军事的因素，决定战争的胜负。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二节 中兴之主：洞察力与魄力（4）
其次，则是唐宪宗的权谋。宪宗以法度制裁藩镇，大体坚持先近后远、先易后难、先招抚后用兵、先重点后一般的方针。元和初，首先解决了号称朝廷“回翔之地”西川及家门口的绥夏。不久又收复了关系江淮财赋来源的镇海。一年多中更换了三十多个藩镇的节度、观察、招抚之使，使天下藩镇为之一震。元和中，进讨成德失利以后，宪宗积蓄力量、招抚魏博，切断了河北与淮西的联系，使淮西陷于孤立。讨淮西，围而困之，弱而击之，虽多少是出于无奈，却也不失为良策。讨平卢，注意分化瓦解敌军，重点打击李师道，终于导致刘悟举义。
宪宗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一旦发现决策失误，在多数情况下，能够不失时机地予以克服与纠正。一征成德，官军失利，宪宗利用拘捕卢从史之机及时罢兵；征淮西，一经发现任帅不当，便及时予以调正，终于发现了李朔心这样的智勇之将；二征成德再次失利，宪宗不怕有损自己的尊严，接受大臣的劝告再次罢兵。成功的战争指挥者，并不在于他完全不存在失误，重要的是他能够从失误中吸取教训并予以及时纠正，从而取得最后的胜利。一如现时常说的，犯错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犯再犯、执迷不悟。
唐宪宗的权谋还表现在用人上。宪宗即位以后，用人的基本原则是“任人唯贤”。但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宪宗也会本着权力平衡的原则支配部分官员的任免。征西川，宪宗听从宰相杜黄裳的推荐，征用无名之将高崇文，终获平西川、擒刘辟的成功。讨淮西，数撤败军之将，终使李朔心夜袭蔡州、活捉吴元济而显名。在平定藩镇的过程中，宪宗特别重视发挥宰相的作用，前后所用杜黄裳、李绛、李吉甫、武元衡、裴珀、裴度等都是有智有谋的人才，他们在协助宪宗讨平藩镇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在用兵的重大问题上，宪宗能够广泛听取宰臣的意见，而这并不排除在一定的情况下，不为群言所左右、坚持己见的例外。
“君不密则失其臣，臣不密则失其身”，用这两句来形容唐文宗打击宦官势力的失败，再恰当不过了。唐文宗有当好皇帝的决心，却不具备做好皇帝的能力和素质。如果唐文宗处于一个太平盛世，也不失为一个好皇帝。但偏偏他身处在一个家道衰落、宦官当权的时代。唐朝自穆宗以后，皇帝的废立完全掌握在宦官手中。唐文宗在宦官操纵之下过日子，自己也很气恼，一心一意想除掉宦官。有一次，唐文宗生了一场病，急于找医生。正好宦官头子王守澄手下有个官员叫做郑注，精通医道，就把他推荐给唐文宗治病。文宗服了他的药，果然病一天天好了起来。唐文宗很高兴，召见郑注，发现郑注口齿伶俐，像是个有才干的人，就把他提拔为御史大人。郑注有个朋友李训，原是个很不得志的小官员，听到郑注受到朝廷重用，就带了一些礼物求见郑注。郑注正好想找个帮手，就请王守澄把李训推荐给文宗。李训也得到文宗的信任，后来，竟被提升为宰相。
李训、郑注两人取得了唐文宗的信任，文宗把自己想除掉宦官的心事告诉他们。他们就跟文宗秘密商量，想法削弱王守澄的权。他们打听到王守澄手下有个宦官仇士良，跟王守澄有矛盾，就请文宗封仇士良为左神策中尉，带领一部分禁卫军。接着，李训又解除了王守澄的兵权。最后，唐文宗给王守澄一杯毒酒，把他杀了。去了王守澄，接下来就要除掉仇士良了。李训联络禁卫军将军韩约，决定动手。公元835年的一天，唐文宗上朝的时候，韩约上殿启奏，说禁卫军大厅后院的一棵石榴树上，昨天夜里降了甘露。李训当即带领文武百官向文宗庆贺，还请唐文宗亲自到后院观赏甘露。唐文宗命令宰相李训先去察看。李训装模作样去兜了一圈回来说：“我去看了一下，恐怕不是真的甘露，请陛下派人复查。”唐文宗又命令仇士良带领宦官去观看。仇士良叫韩约陪着一起去。韩约走到门边，神情紧张，脸色也发白了。仇士良发现这个情况，觉得奇怪，问韩约说：“韩将军，您怎么啦？”正说着，一阵风吹来，吹动了门边挂的布幕。仇士良发现布幕里埋伏了不少手拿明晃晃武器的兵士。仇士良大吃一惊，连忙退出，奔回唐文宗那里。李训看到仇士良逃走，立刻命令埋伏的卫士赶上去。哪知道仇士良和宦官们已经把文宗抢在手里，把他拉进软轿，抬起就走。李训赶上去，拉住文宗的轿子不放，一个宦官抢前一步，朝李训劈胸一拳，把他打倒在地。仇士良趁机扶着文宗的软轿，进内宫去了。李训预谋失败，只好讨了一件便衣，化装逃走。仇士良立即派兵出宫，大规模逮捕一些参加预谋的官员，把他们全都杀害。李训在路上被杀。郑注正从凤翔带兵进京，得到消息，想退回凤翔，也被监军的宦官杀死。至此，唐文宗和李训、郑注策划的杀宦官计谋彻底失败，这次事变受株连被杀的有一千多人。这就是历史上的“甘露之变”。自这个事件后，宦官把唐文宗严密监视起来，五年后得病死去。仇士良立文宗的兄弟李炎即位，就是唐武宗。

第二节 中兴之主：洞察力与魄力（5）
既如此，中期的帝王如果想重整中落颓势，有使江山面貌一新的志向，真是任重而道远。当然，欲扭转颓废之势，最主要的还是领导者于复杂态势中锁住症结所在，于保守氛围中抱定矢志改革的决心，在问题接踵而来的飘摇中坚持改革方向毫不动摇，且能知人善任、发现改革中坚力量，敢于担当，以一贯之地支持改革者。集团领袖支持的改革者则需用心、发力于魄力与能力之间。
……
……
后记
如果让一个人说出，在中国历史上谁过着最为享受的日子，谁具有极具排场的威风，他定会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是皇帝了，还能有谁？！那时的皇帝富有四海，那时的皇权至高无上，那时的皇朝深不可测，对人们来说，是多么难以抗拒的魔力和诱惑呀！可是，当我们稍加留神，就会注意到，皇帝虽富有四海，静处“紫禁城”的内心却是无比孤独；皇权虽至高无上，对失去权力的恐惧却是如影随形；皇朝虽深不可测，大白于天下的却是看不迭的兴衰更替。打天下时，诸雄争霸，豪情万丈；定天下中，觥筹交错，兔死狗烹；盛世之下，拓疆开土，路不拾遗；转折阶段，矢志改革，图以中兴；衰亡时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如此的图景，如此的命运，谁是主角，又当何解？
多少年来，人们从自然经济、小农意识、政治体制、传统文化，乃至系统论、结构功能主义等角度来评断中国古代封建的长久与帝制的延续，可谓见仁见智，不一而足。对封建王朝的主角——皇帝，也基本是在时势与英雄、开明与昏庸的张合之间定性和定型的。给人的印象是，一旦牵扯到个人，尤其是皇帝本人，学科理性就变得忽隐忽现。是没有合适的透视镜，还是缺乏持镜的人？就当前来看，我们倾向于后者。就工具而言，我们选择了管理学，透过管理学来管窥中国古代历史，透过静态管理定位皇帝的角色，透过动态管理解析皇朝的循环，是为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动静结合。
纵观历史，我们给出两个比拟：把古代中国的封建皇朝比作一个企业集团，把古代中国的封建皇帝比作一个企业领导人，尽管古代之事并不具备某些现代性，但我们通过研究发现二者有着诸多相似性与共通之处。基于此，我们分析一个（企业）组织的领导者应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又是如何实现他的意志的；分析一个（企业）组织的发展演变过程，从而研判它的生命周期，也就是在什么阶段是怎样结构有如何管理。我们要做的工作——撰写《黄色管理》一书，就是拟从静态管理和动态管理两个维度，围绕角色定位和组织演变两个基点，来尽可能地破解这么一个历史简单定律：创业→成长→巅峰→转折→衰亡。历史和现实给出的逻辑是，这个简单定律不仅是中国古代皇朝的生动描述，更为惊异的是，它也是中国现代（家族式）企业的生命周期的真实图景。以古鉴今，由今观古，不得不由衷地感叹：历史之于现实，历史的大门在任何时候都向任何人敞开，就看现实中的人谁能够把握的更好，学到的最多；就好比先生之于学子，任谁都是一样的传道授业解惑，但谁成状元谁却落第，就非老师之力了。历史之于现实，无疑也是“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再来看角色定位和组织演变，这是我们论述的两个基点。
角色定位，是现代组织管理学的基本原则，是组织（群体）行为的静态因子，它强调角色基础、角色分工、角色能力和角色责任，其实就是现代组织的职位说明书。在这里，一般预设有：首先是组织的各个方面，有无定位角色；其次是基于组织的任务，定位是否准确；再次是随着条件的变化，角色有没有进行及时调整；还有一个岗位与能力相匹配问题，也就是在一定的环境中，占据这个位置的人的能力是否足够胜任这个角色。在中国古代皇朝中，皇帝所拥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和不受限制的权力，决定了皇帝的角色至关重要，他的素质基本决定了他所经营皇朝的兴衰，也就演绎出一幕幕王朝兴衰更替大戏。戏中主角之于戏剧的决定性，不容我们迟疑和回避。

第二节 中兴之主：洞察力与魄力（6）
组织演变，同样是现代组织管理学的基点，是组织（群体）行为的动态因子，它强调外部环境、结构功能、制度变迁和组织愿景，其实演变过程就是对组织进行动态管理的过程。在这里，一般预设有：首先，组织面临着什么样的外部环境；其次，外部环境对这一阶段的组织及其领导者有什么要求；其三，组织的战斗力是怎样激发并形成机制的，即人才管理方面；其四，组织制度对组织运行起着什么样的规范作用，它的效率和效果有没有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能否主动适应组织内外部条件的变化；其五，组织形成的文化有没有生命力，是否得到承续和发扬，没落的途中对思想文化是疏导还是围堵、改造还是控制。
古代中国除了在其结构形态上有长期停滞的表征外，还有另一种不能忽略的历史现象——皇朝（皇权国家）的周期性更替。纵观中国历史，旧王朝覆灭的同时新王朝代之而起，呈现出一种时间上的周期性。而再细琢，就会发现，秦王朝以降的每个朝代，基本都呈现这样一种图景：一个个皇朝相继兴起、成长，又明里鼎盛、暗伏危机，直至衰落、崩溃。皇权国家内部呈现的阶段性，除了皇帝的角色（领导者的经营作用）外，也必须挖掘皇朝本身的（结构的、行为的、管理的、文化的）原因。就好比，以崇祯皇帝的个人素质，若放在皇朝的成长阶段或者转折阶段，总之前五分之四阶段吧，也不大可能背上亡国之君的名分，崇祯皇帝的“君非亡国之君，臣乃亡国之臣”，固然有为自己开脱责任之嫌，就当时明王朝混乱的管理制度、颓废的社会局势，实在是积重难返，明王朝的灭亡已是大势所趋，挽狂澜已非一人之力，崇祯皇帝的绝望之情难以言表。所以，惟有立足于皇帝和皇朝两个基点，才可能最大限度的破解古代中国皇朝的兴衰和更替，发现古代中国皇帝的管理成败与得失。
行文至此，从读者的角度看，通过本书究竟可以领会或体验到什么呢？我们的本意落为四点，那就是“了解点历史，学一点管理，懂一点政治，品一点文化。”
其一，了解点历史。这里的历史不再像大部分教科书那样——基本是编年体；也不像帝王智谋、正说皇帝、戏说历史之类——基本是故事选编；当然，也不会像历史学术著作那样宏篇大论、见微知著。本书尝试着围绕皇帝与皇朝及其相互作用和要求，来管窥古代中国的历史。毕竟，一部皇帝史，一部中国史，说得夸张，却也道出了关键所在。因此，我们想换个角度，在娓娓道来的轻松中了解点历史。
其二，学一点管理。市面上“学管理”风头正猛，“不为学问究，也被时髦追”，表明管理还是要学一点的。但究竟是学什么管理、向谁学管理呢？想必是贴近生活的、联系实际的，当然，若能把读者本人带进其中，激发出特别的感觉更好。标准如此，那就惟有历史了，已经渗透在骨子里的自己的历史。不用说“以古鉴今，由今观古”，也不必拿“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来说事儿，细细捉摸，单是历史中的管理案例就遴选不尽，管理经验也精炼不穷，管理教训更是汲取不够。这方面，尤以古代中国皇帝的角色定位和管理得失，以及他所经营皇朝的兴衰演变和动态管理为要。
其三，懂一点政治。自古以往的中国人都多多少少喜欢谈点政事，哪怕是夸张的传播，那怕是在“莫谈国是”的时代，也都有内我的评价，至于懂多少“政治”或者政治讲的恰当与否，好像没有特别的要求。人天生为政治动物，终归还是要懂一点政治的。政治从何处来呢？现实是一方面，而我们中国人自古还是倾向于从历史中学的。清人龚自珍就有一句话：“欲知大道，必先知史。”是的，历史中不只有帝王的阴谋权术，散落其间的政治智慧，潜移默化的政治规则，日积月累的政治习惯，还有钱穆先生历数过的政治得失，都在“法其可法，戒其可戒”（章太炎语）之列吧。
其四，品一点文化。当我们在为建设先进文化努力的时候，一定不能忽略：“文化的源泉是历史”。在历史中学习文化，就好比在旷野上品味香茗，有种心旷神怡、豁然开朗的感觉。而且，历史中不尽是帝王冠以教化之名的思想控制手段和文人骚客之墨宝遗迹，更蕴含了修齐治平之精神境界和小康大同之理想追求。正是文化的传承，绵延了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中华文明是世界古代文明中始终没有中断、连续5000多年发展至今的文明。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深深影响了古代中国，也深深影响着当代中国。现时代中国强调的以人为本、与时俱进、社会和谐、和平发展，既有着中华文明的深厚根基，又体现了时代发展的进步精神。”这是###同志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片断。也可见，品一点历史文化，无论于国于己，都还是不无裨益的。
历史不尽惆怅，管理不尽深邃，政治不尽严肃，文化不尽枯燥。《黄色管理》要是能给大家这么个感觉，应该说，就达到目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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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时代的挽歌全文阅读 作者：岳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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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挽歌 作者：岳鹏飞


网络调查时代的挽歌第一章
11岁的小男生递给老师一张纸条：“我要杀了你！”男生偷偷地将菜刀放进了书包。这一切，皆因孩子没有将纸扔进垃圾桶，老师当场命令孩子将地上的纸含在嘴里长达20分钟，孩子认为老师严重地伤害了他的自尊。
我注意到，媒体在报道这名老师时，强调她是“全校公认的一名优秀教师”。然而，就是这样的优秀教师，却要求学生将垃圾含在嘴里，并进行体罚。这让我非常纳闷，这样的“优秀教师”的“优秀标准”究竟是什么呢？
这种教育行为，显然有悖于我国《教育法》、《义务教育法》中禁止教师体罚学生的规定。但是，她却成了“优秀教师”。也就是说，她的粗暴、简单、机械的教育行为，在日常教学过程中，也是得到“全校公认”的。当这种可怕的教育行为长久得不到应有惩罚，相反还能成为其教育教学的“实绩”，这又是何等悲哀呀。
有人把教育对人的心理和精神的扼杀和扭曲称为“教育杀人”，我以为很贴切。可怕的是，现实生活中，太多的“教育杀人”现象无法得到有效的惩罚和扼制。如此，就会出现“优秀教师”令学生“口衔垃圾”这样的教育悲剧。当我们的相关法律和社会规范无法对实施“教育杀人”的教师进行惩罚的时候，就出现了这种令人心痛的“学生要杀师”的行为。
所幸的是，这幕“学生杀师”的悲剧最终未能上演，否则又会是怎样的“教育之痛”呀！但是，这幕差点上演的悲剧，应该提醒我们，再也不能漠视师德问题了，再也不能对“教育杀人”的现象放任自流了。
现在，我们许多教育工作者，处处用“长官意志”来束缚孩子自由的心灵。比如，对孩子的教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听话教育”。要听老师话，听家长话，听干部的话等等。这样，根本不能给孩子提供真实表达的空间。当孩子达不到教师的要求时，这些老师的教育手段往往简单粗暴。这种对学生严重缺乏爱心的行为，实际上正是当前“师德缺失症”的重要表现。
没有爱心的教师，没有师德的教师，给学生提供的教育，自然就会变成“杀人的教育”。这样的教育，不但扼杀了太多学生的创造力、想像力，培养出来的学生，也都是一株株畸形的“病梅”。但是，在教育园里，教师由于比学生处于强势位置，加上受传统“师道尊严”的影响，学生对教师往往也只是“服从”。而许多家长出于望子成龙心理，对教师的一些有悖教育道德和教育法规的行为，也往往不敢反抗。这样，师德缺失背景下的“教育杀人”现象，已经成为当前教育的一种积弊。
这名教师是“公认的优秀教师”，却成为学生要“杀”的对象。教育者成为被教育者如此仇视的对象，就是由于受教育的人可能成为教育的“牺牲品”。如此令人心酸的教育闹剧提醒我们，当前，迫切需要理性反思教育体制、教育模式和教育手段的弊端。书包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时代的挽歌第二章
小蕊回忆可怕一幕１２月９日，记者在汉阴县医院见到了正在接受治疗的小蕊。眉目清秀的女孩现在看上去一脸蜡黄。
问她事件过程，她一直沉默，记者只好让她把情况写下来。以下是小蕊写在记者采访本上的内容：“那天中午第二节课下了的时候，我和何某某（指同学）一块去喝水，到他（指体育老师沈某）宿舍后，喝完水，何某某先出去后他对我说：‘你放学到我的宿舍去一下行吗？我找你有点事情。’放学后我一个人去了，我推门进去之后，他把门紧关上。我就去拿杯子去倒水喝水，喝完水，问他有啥话，请快点说。他什么也没有说，将我一把抱住，我就用手推他，问他想做什么，他什么也不说，还是紧抱着我，随后就把我放到床边将我摁倒，我用力反抗，可他一直将我压住，将我弓虽.暴了……”遭受严重精神创伤的小蕊显然不愿意回忆那难堪的一幕，她也不愿意写“沈某某”３个字，只是用“他”代替。只是在最后，她写道：“现在我最恨沈某某，我要告他，为我自己讨个后路。”有关部门欲“私了”在小蕊叙述的这次“弓虽.暴”发生后，沈某给了她５０元钱。这个农家少女有保护自己的本能，但考虑到是“不光彩”的事，不敢说给别的老师和同学，更不敢给父亲说，也没有报案。
就这样，有了第一次后又有了第二次，甚至更多次。直到今年１０月２１日，因小蕊突然失踪而引出小蕊的父亲持刀砍伤沈某，当地派出所侦查时，小蕊才道出被老师沈某某性侵犯一事。
１０月２５日小蕊在家中服毒自杀被及时发现送医院抢救。
与此同时，汉阴县公安局*派出所民警在初步调查后告知小蕊的父亲，因小蕊当时没有报案，加之说自己前几次是被强迫的，而以后是自愿等原因，结合他们对沈某的调查，不能按照*罪追究责任，他们只能将调查材料转至县纪检委和*门进一步处理。
然而，让小蕊的父母，这对老实善良的农民夫妇想不通的是，事发后包括县文教局等有关部门的“公家人”，竟积极参与了私了调解此事。
事发后，沈某就曾委托他人说情企图“私了”。当地镇政府领导和主管文教的负责人以及学校领导都曾参与调解此事。据小蕊的父亲讲，镇政府个别领导在调解中居然提出对体育教师沈某罚点儿款了事，并说让家长签字同意保留沈某公职。
司法局出面“协调”１２月１６日，汉阴县司法局“１４８”法律服务（调解）中心出面调解此事，参加者有县文教体育局、司法局领导以及*镇党委、镇人大主席团、镇政府主要领导人及*镇文教办、*中学、*派出所有关人员。县文教局和镇领导告诉小蕊父母，这个官司打下去，不但不一定会追究沈某责任，还有可能把小蕊她爸抓起来，因为小蕊她爸把沈某砍了一刀；另一条路是接受条件“一次了断”。犹豫到晚上，小蕊父母签了字。县司法局“１４８”法律服务（调解）中心出具了一份有正式文头的《民事调解书》，内容大致是：沈某给小蕊一次性精神抚慰金等经济补偿３．５万元整，作为本案一次性了断；小蕊及其父母表示不再追究沈的刑事及其它责任，对沈的行政处分服从组织处理决定。
《民事调解书》对小蕊及其父母的规定以及“请求组织把沈某安排在其他学校或单位工作。”这一条也是小蕊和父母最想不通的。协议最后一条是“本协议的当事人签字后，自付款完毕之时立即生效，双方永无反悔，不再上访，不再诉讼，小蕊及其父母不得再纠缠学校等单位，双方坚决履行协议条款的事项，共同遵照执行”。作为对沈某的“惩罚”，有一条是“小蕊住院费和小蕊父亲砍伤沈某的住院治疗费全部由沈某承担”。
《调解书》有悖法律针对汉阴县司法局主持达成的这份调解书，记者采访了有关法律界人士。陕西再创律师事务所车晓岗律师认为，这份调解书的许多内容都是不合法的。他说，事发后有关部门出面就小蕊一案的民事损害赔偿问题调解是可以的，但这份调解书直接对沈某可能涉及的刑事责任“私了”是无效的。因为涉嫌*这类案件属于公诉案，应由检察院追究刑事责任，法院依法审判，追究刑事责任的权力不在受害人手中。也就是说，即使受害人不愿追究责任，司法机关也完全应该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追究，有关此部分的“调解”毫无法律效力。如果小蕊及父母对公安机关“沈某不构成*”的结论不服，可以向检察院提出控告申诉，要求追究沈某的刑事责任。
另外，该调解书中关于小蕊的父母“请求组织把沈某安排在其他学校或单位工作”的内容，不仅有违背受害人真实意思的嫌疑，且按照《教育法》等有关法律规定，严重道德败坏的人肯定不能担任教师职务甚至其它公职，有关部门必须严肃查处。
今年１０月，发生在白水县的“禽兽教师”王富荣十多年*、猥亵女生１６人一案，王富荣在校园里蹂躏十多名孩子而长期没有暴露，与有关部门的态度不无关系。近年来校园里的性侵犯案件屡有发生，为什么没有给小蕊一案中涉及的有关部门敲响警钟？
汉阴县*镇*中学１５岁女生小蕊（化名）遭体育老师严重性侵犯，其父一怒之下刀砍老师，小蕊羞愤服毒自杀幸被救一事见诸报端后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记者日前获悉，就在女孩全家发誓要“告倒”老师之际，镇政府及司法部门却出具《调解书》对此事“私了”，最终，受害女孩拿到３．５万元精神赔偿，其家长代其屈辱地在《调解书》上签名，表示不再追究该教师的刑事责任，并请求“组织”安排该教师继续在学校或其他单位任职。
法律界有关人士认为，这份《调解书》存在多处违法之处，尤显荒唐的是《调解书》竟出自有关司法行政部门。书包 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时代的挽歌第三章
11岁女童的嘴巴惨被咬烂核心提示年仅１１岁的５年级小学生潇潇放学后不愿吃饭，奶奶追问原因，潇潇说，老师将自己的嘴巴咬烂了，无法吃饭。
潇潇的母亲仔细询问潇潇后，色狼教师贾福元猥亵小学生的丑行暴露了出来。
学区校长和学校校长得知事件真相后，不但不主动报案，反倒阻碍受害者家长报案。
公安机关接到报案后，迅速出击，色狼教师被抓获。
万众学校的捐建者恰巧是潇潇的伯父，听说侄女被猥亵，潇潇的伯父心痛不已。小学生被老师猥亵
2002年１２月４日下午，陇西县通安乡万众学校小学５年级学生潇潇放学后，奶奶给潇潇做了她平时爱吃的饭，但潇潇当晚却一口饭都没吃，奶奶追问原因，潇潇告诉奶奶，自己嘴巴疼，不想吃。第二天上午，潇潇仍然不愿吃早餐，奶奶问她为何连续两顿不吃，潇潇说自己的舌头被名叫贾福元的老师咬烂了，疼痛难忍，吃不下饭。
听说孙女被老师欺负了，潇潇的奶奶非常气愤，当即找到家在隔壁的一名女教师了解情况，这名女教师告诉潇潇的奶奶，贾福元当天下午课外活动后将潇潇叫到办公室，时间较长，但不知道贾福元究竟干了啥。
从女教师家出来后，潇潇的奶奶将潇潇被贾福元欺负的事告诉了潇潇的母亲，潇潇的母亲连忙将潇潇找见，详细询问了贾福元欺负她的过程。
潇潇告诉母亲，４日下午课外活动后，贾福元打发一个小孩找到她，说让她到学校外的小卖部买包香烟。潇潇到贾福元的办公室后，贾福元让潇潇关上办公室的门，然后拉住潇潇的手不停地摸，并说自己非常喜欢潇潇。
此时潇潇还没有感到老师要对自己行不轨。过了一会，贾福元将潇潇抱起，顶在门后，将潇潇的上衣向上褪去，用手不断在潇潇的身上乱摸。潇潇心里极其害怕，不停地挣扎，贾福元不但不停止乱摸，怕潇潇喊叫，反而将潇潇的嘴巴用自己的臭嘴堵上，并将潇潇的舌头狠狠地吸住，潇潇当时疼痛难忍，眼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后来由于有一个学生敲门，贾福元才将潇潇放开，备受欺凌的潇潇这才乘机逃脱了贾福元的魔掌。学区校长不满家长报案
１２月５日，在外跑长途贩运的潇潇父亲万银回家后，学校校长王孝文叫万银到学校去一趟，说有事情要和万银商量。万银到学校后，王孝文说事已发生，贾福元也有意私了此事，希望万银同意“私了”，被万银一口回绝。在王孝文的办公室，气愤不已的万银将王孝文叫来的贾福元扇了两耳光。王孝文于是打电话叫来了学区校长蒋旭，蒋旭到学校后，让万银不要急，先不要报案，说学区一定将此事处理好，并说由学区报案。
得到蒋旭的承诺后，万银到靖远拉了一趟煤，１２月７日回家后得知，贾福元的妻子将自己以故意伤害贾福元为名告到了乡派出所，万银到派出所后才知道，学区校长蒋旭根本没有向公安机关报案，于是自己到陇西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报案。万银到公安局报案时，蒋旭得知万银到了公安局，竟然打电话给万银，质问万银为啥不打招呼就去公安局报案。
１２月１５日记者前往陇西县通安乡采访贾福元猥亵小学生一案，在给记者讲述贾福元猥亵自己的过程时，潇潇告诉记者，以前怕家里人打，没有将贾福元侮辱自己的全过程告诉家长，潇潇说，贾福元以前老让自己买烟，每次都要在她的脸上挖抓并摸她的手。
１２月４日贾福元除摸手和上身外，还将手伸进她的下身，用手使劲抓，正在贾福元想脱她的裤子时，有人敲门，贾福元才赶忙将她放开。
听完潇潇的陈述后，记者带潇潇到陇西县医院检查，万幸的是潇潇**完整，医院大夫告诉记者，由于潇潇受伤害时间太长，已经无法作出详细的检查结论。
当晚，陇西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大队长汪辉接受记者采访时告诉记者，万银报案的当天，刑警大队当即派人到通安乡，在调查案件情况后，对贾福元实行刑事拘留，１２月１０日，公安局已提请检察机关批准对其逮捕。汪辉队长对记者提供的贾福元对潇潇下身挖抓的情况极为重视，当即打电话让潇潇的家人带潇潇补充笔录。捐建学校者义愤填膺
在调查过程中得知，陇西县通安乡万众学校是受害者潇潇的伯父万忠１９９２年出资１８．５万元修建的，当时，万忠与县教育局签订了一纸合同，合同明确规定，学校建成后，县教育局派６－７名优秀教师到学校任教。但教育局派来的教师不但不优秀，反而欲在办公室*小学生，受害者又恰巧是万忠的侄女，令万忠心痛不已。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万忠说：“当初为了修建学校，我用自己的好地换来了现在的学校用地，目的就是让家乡的孩子们上学方便点，为了保证教学质量，我与县教育局签订了合同，谁知教育局会派这种渣滓前来任教，更令我想不通的是，学区校长竟然在事件发生后阻挠报案，替一个教师队伍中的败类跑腿。”记者在陇西县通安乡采访时，当地群众反映，贾福元的老婆四处放风说，花几万元就可以将贾福元从监狱中“捞出”，但记者坚信，法律是不容践踏的，等待贾福元的必将是法律的严惩。

时代的挽歌第四章
有“人类灵魂工程师”美称的教师本是教书育人、受人敬仰的典范，但就有一些人人性泯灭，做出伤天害理的事情来。原酒泉市肃州区东洞乡石灰窑小学教师任大青，１９９８年１月至１９９９年８月期间，利用教师工作的便利条件，先后奸淫、猥亵小学生１３人，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２１日被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以*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现年２７岁的任大青系酒泉市肃州区东洞乡东洞村人，１９９７年９月从酒泉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酒泉市肃州区东洞乡石灰窑小学任教，担任二年级班主任、语文老师。
１９９８年１月至１９９９年８月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任大青以批改作业、打扫卫生为名，先后在其办公室和学校图书室等地方*女学生７人７次，猥亵女学生６人６次，其中不满１４周岁的７人。
２００１年８月２２日，酒泉市东洞乡石灰窑村农民伏某、于某各自带着受害的女儿向东洞乡派出所报案。派出所立即展开调查，获取相关证据，并于８月２４日刑拘了任大青。
９月２７日，任大青被检察部门以涉嫌奸淫*罪批捕。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先后于２００２年３月１２日、４月２５日两次开庭审理此案，并于４月２７日作出一审判决，以*罪判处任大青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任大青对一审判决不服，向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请求。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省高院委托，对案件进行了二审，审理认为，原判认定任大青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罪量刑及运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故于１２月２０日依法做出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时代的挽歌第五章
2003年11月11日
海南省澄迈县金江镇潭博小学校长王某因涉嫌*该校一名12岁女学生，日前被澄迈县公安局刑事拘留。
小女孩回忆受害经过
记者11月10日上午驱车赶往澄迈县金江镇，先在一家酒店里采访了被害的12岁女生园园(匿名)：园园身高不过米，一脸稚气、闪着一双漂亮的大眼睛，躲在母亲陈莉的身后。经沟通，小园园终于打消紧张情绪，讲述了不堪回首的一幕。
第一次*发生在去年的4月份的一天。小园园的父母亲白天都在外面开车载客，晚上才回来，白天家里只有小园园一个人在。那天小园园正在家吃午饭。住在隔壁的潭博小学校长王某走进来，把当时只有11岁的小园园拖到一间卧室的床上进行*。
小园园喊“救命！”。王某一把用手捂住小园园的嘴巴说：“不要喊，不要喊，再喊老子卡死你！”*完小园园后，王某扔下31元钱给小园园说：“听校长的话，不要对别人说。”“校长和老师的话不听，你听谁的话呢？”年幼的小园园信以为真，在以后王某对其*的一年半的时间里，只字没有对外人讲过。
小园园说：“由于父母白天都不在家，校长经常跑到屋里来*我，*完后给些钱让我买零食吃，最多的一次是31元，最少的是5元钱。”
隔壁女孩目睹丑事
据小园园介绍：校长屡屡*得逞后，变得十分猖狂了，时常在把小园园拖到内屋*时门都不关。20多天前，王某又把小园园拖到内屋里*。此时，邻居一位与小园园年龄相仿的女孩过来找小园园玩，她走到这间屋里时惊骇地发现：王某把小园园衣服*后按在床上*，当即往门外走。王某跟着出去，给了该女孩1元钱说：“听校长的话，不要对别人说。”
此女孩当天就把此事在邻里传开了。小园园在母亲的追问下，才把王某*她达一年半的事说出来。
校长被刑事拘留
小园园的母亲陈莉马上打电话给王某的老婆反映这一情况，王某的老婆起先不敢相信，她向老公核实后打电话对陈莉说：“此事不要对外面说，免得别人笑话。只要你不说，我们供小园园上学所有的费用。”
陈莉拒绝了，于11月7日向澄迈县公安局刑警大队二中队报案。刑警马上赶赴潭博小学找小园园及那位目击女孩了解情况，并把该校校长王某拘捕。
记者从澄迈县公安局刑警队了解到：王某已被刑事拘留，此案正在调查中。记者下午还带陈莉及小园园到澄迈县妇联，请有关负责人帮助这位受害女孩，给她重新安排一个生活环境，尽量减少对她幼小心灵的伤害。

时代的挽歌第六章
2006年06月
6月12日，富阳和萧山两名老师为自己不应犯的错误付出了代价。一名老师因为鞭抽学生屁股，遭严肃批评，另一名老师则因猥亵*，被警方刑事拘留。
6月12日晚，12345接到富阳一位母亲的举报电话说，其女儿13岁，在富阳新登一小学读五年级，放学回家，发现女儿屁股上伤痕累累。一问，居然是被教数学的陈老师打的。该母亲告诉记者，她事后得知，因为女儿的学习问题，陈老师拿起钢质教鞭，当着众孩子的面抽打女儿屁股。
富阳教育局调查说，家长反映的情况属实。事发后，陈老师已向学生、家长和学校承认错误，并赔礼道歉。学校责成陈老师书面检讨，扣除一年度校级考核奖，一年内不得评比先进。
6月13日，萧山一家长向12345举报说，其女儿10岁，在临浦镇某小学读书。12日下午4点多，女儿受班主任委托，到教师办公室取作业。一名姓俞的老师趁办公室只有其一人之际，对女儿实施猥亵。女儿晚上放学回家十分惊慌。当晚家长便报警110。
接到12345转交的投诉事件，萧山区教育局和公安分局随即展开调查。调查证实家长反映的情况属实。俞某目前已被警方刑事拘留。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书包网

时代的挽歌第七章
2007年12月21日 星期五 下午 01:03
黑龙江一50岁小学音乐教师，以开会的名义几次对一小学生施暴并导致其怀孕，事后还想以5万元“私了”。日前，该教师被判有期徒刑15年。 　　利用担任小学教师的便利，以开会的名义几次对一小学生施暴并导致其怀孕。日前，木兰县法院以*罪判处木兰县某乡小学校音乐教师郝某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今年春节前夕，木兰县某乡小学六年级女学生小燕(化名)，向其母亲
诉说自己的肚子不舒服，而且总恶心想吐。小燕的母亲以为孩子病了，便带小燕到县医院看医生。经医生检查证实，小燕已经怀孕3个多月。小燕的母亲经询问得知，致小燕怀孕为该校音乐教师兼学校大队辅导员郝某所为。 　　据检察官介绍，50岁的郝某对小燕先后两次进行施暴，都是以“开会”的名义将小燕留在教室。最后一次，当小燕要求和其他同学一起离开时，被郝某强行留下，然后对小燕进行施暴。发现小燕怀孕后，其父找到郝某，郝提出拿5万元“私了”。之后，郝便躲起来，再不露面。今年3月，小燕的父亲到当地派出所报案后，警方将郝某抓获。经民警讯问，郝某对自己涉嫌*的事实供认不讳。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时代的挽歌第八章
2008年 在湖南茶陵县发生这样一件龌龊的事情：半百教师竟然性侵犯一个十岁女孩。10女孩哭诉自己遭猥亵，学校不知道还有这样的老师，家长很担心女儿的心理健康。小学生性教育遇尴尬，竟然不知“性侵”、“猥亵”是什么，小学生性教育刻不容缓。
9月下旬，刘玲向父母哭诉自己多次遭到茶陵县虎踞镇中心小学年近五旬的谭桃文老师猥亵，
10月23日，刘玲的父母报警。谭桃文因涉嫌猥亵儿童被茶陵县公安局刑事拘留，随后经茶陵县检察院批捕，2008年12月5日上午谭桃文被茶陵县公安局执行逮捕。
小学女生哭诉遭猥亵
“妈妈，我不想上学了，因为星期日晚上谭老师总是烦我，我好害怕！要不然就让我读通学。”10月23日下午，刘玲托表妹小芳递给其母一张纸条。母亲百般询问，刘玲才哭诉：9月下旬以来，自己四次遭到学校年近五旬的谭桃文老师猥亵。
由于父母在外务工，刘玲就和表舅的女儿一起住在虎踞镇中心小学。
“9月21日晚，刘玲上完晚自习准备回家，当经过谭桃文家门口时，谭走出来把刘玲叫进他的房间，进行猥亵。事后谭还以开除威胁女学生不得将此事泄露。”面对记者的采访，刘玲的舅舅很气愤，“在第一次得逞以后，谭桃文胆子更加大起来，在随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又先后多次猥亵刘玲。”
“不知道他是这样的人”
“谭老师多次找我们私了，学校的领导也来了几次，说要为了虎踞的教育事业。我们不同意私了，要法律来惩处他。”刘玲父亲说，“我下了很大的决心，一般别人不会把这样的事情说出来，丑啊！”
在虎踞镇中心小学“学校管理人员及职责表”上，谭桃文的照片已经被人撕下，校门口红榜贴出的是今年升学率和各科排名在全县教育系统中的大幅度进步的喜报。得知记者采访，虎踞镇中心小学附近的农民义愤填膺：“他早就有问题，我们的小孩子都不敢靠近他。”而虎踞镇中心小学副校长李富平对于谭老师却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我们也不晓得他是这样的人！”“学校开过性教育和法制专题讲座这样的课程吗？”，面对记者的提问，李富平始终以沉默作答。
“我们担忧她的未来”
记者要走的时候发现，围观群众聚集在刘玲外婆家的窗外，其中不少是妇女，她们大多抱着孩子，而她们的男人们很多都在外打工。
“我以前一直在广东打工，从来不管她的事情，现在出了这样的事，我只有马上从广东回来了。”刘玲的父亲很自责。由于父母下岗在外务工，刘玲从小便寄居在虎踞镇的外婆家。“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女儿的心理康复问题，有机会我要带她去广东散心。”刘玲的父亲忧心地告诉记者。
“以前她太调皮了，我们都要她安静一点，发生了这样的事，现在一句话都不说，个把月不出门了。”刘玲六十多岁的外婆失声痛哭：“她爸不在家，什么都是我们管，我们哪里管得这么多？”
对刘玲来说，现在急需的就是心理辅导。
记者调查
低龄学生性教育尴尬：不知“性侵”、“猥亵”是什么
茶陵县虎踞镇中心小学10岁女生刘玲被人猥亵多次，吓得不敢去上学，让人震惊和愤怒。那么，在省会长沙，和刘玲年纪相仿的学生是否了解性侵犯和相关的性知识？老师、家长有没有对她们进行防范猥亵和性侵犯的教育呢？记者8日走访了一些学校。
性教育说得很少
王伟是长沙*西街小学的卫生和心理咨询老师，她告诉记者，自己是学校的总务，当卫生和心理咨询老师是兼职的，学校对基本的健康卫生知识、交通安全、用水用电的知识讲得多一些。性知识、防范性侵犯的内容讲得少。
王老师告诉记者，*西街小学开设了《生命与健康常识》，但只是讲授基本的健康卫生知识。对于开始发育的六年级学生，每学期上两节生理心理卫生课，但讲得最深的也只是“教育女生‘身体是自己的，不能随便让别人碰’，没有讲过性的内容。”
“孩子大了自然就懂了”
学校教育对小孩的成长很重要，家长的家庭教育也不可忽视，长沙的家长对低龄小孩的性教育怎样呢？记者在麻园岭小学随机采访了一些接孩子回家的家长，几乎没有一个家长与孩子面对面地认真谈过与“性”相关的问题。对于女孩的初潮，接受调查的10个家长中，只有3个指导过孩子怎样使用卫生用品，没有一人介绍过由此引起的生理、心理变化，甚至还有2名家长给予了错误指导。男生得到生理变化指导的更是少得可怜。家长黄女士说，孩子大了自然就懂了。
对“性侵犯”一词一脸懵懂
而记者对一些学生询问后得到的回答也让人担忧，在*西街小学和麻园岭小学，接受询问的十多名三年级到五年级的学生(年龄跨度为8岁到10岁多)都表示，老师从没有对她们进行过性知识教育。对于“性侵犯”、“猥亵”等词语，她们更是一脸懵懂，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对于自我保护，她们回答得最多的是：“不跟陌生人说话”，“不乱吃别人给的东西”。书包网 www.61k.com

时代的挽歌第九章
2008年
临泉县一名小学教师，多次对本班一名女学生实施性侵害。事发后，该教师因害怕揭发，又使用暴力伤害他人。近日，临泉县法院以*罪和故意伤害罪数罪并罚，判处该教师有期徒刑13年，并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元。
法院查明，现年29岁毕业于某师范学校的的张炳光，捕前刚刚通过当地*门组织的教师录用考试，应聘于临泉县某实验学校，并担任该校小学四年级一班班主任。2006年10月的一天晚上，张炳光看到本班教室内只有因其母在外打工而住校的女生苗某某一人做作业，遂心生歹意，关掉教室灯光，上前对11岁的苗某某实施性侵犯。苗某某因年龄小又慑于其淫威，未敢反抗。同年11月间，张炳光趁晚自习课后无人之机，又先后两次在本校书法室、娱乐室对苗某某实施奸淫。
在此期间，张炳光还在学校教室、楼梯口、胡同里三次对苗某某进行猥亵。2006年12月份，不堪忍受的苗某某把其班主任的恶行告诉其姨母，并表示不愿上学了。姨母获悉后伤心欲绝，悲愤交加，随即到某实验学校找到张炳光质问此事，被人劝阻离开。张炳光自觉荣誉大损，恼羞成怒，一边打电话让其表弟拦截已经离去的苗某某姨母，一边自己骑摩托车追赶。当追到苗某某姨母时，恰巧苗某某姨父不放心去校寻找途中也赶到现场。张就伙同其表弟对苗某某姨父拳打脚踢，并用砖块将苗某某的姨父左手中指砸致轻伤。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时代的挽歌第十章
这故事得从晓静的父亲李永进说起，李在老家的农村，只能靠种田来维持一家4口人的生活，考虑到自己两个女儿今后上学需要不少钱，李永进和妻子决定出来打工。；为方便孩子上学，他把两个女儿寄宿在老家一所学校的一个朋友家里。之后他们从老家来到千里之外的东莞虎门，进了一个工厂打工。我来广东前特意拜托他们帮忙照顾我两个女儿。来广东后，我也经常打电话回去询问两孩子的情况。”很后悔去年和妻子一起来东莞打工，把当时年仅13岁（1993年农历五月出生）的女儿晓静寄宿在四川老家的学校。去年下半年开始，成绩原本很好的晓静突然坚决不去上语文课。因为孩子成绩急剧下滑，今年2月，李托人把晓静带来东莞虎门。
直到4月19日夜，晓静突然下身大出血被送到医院。当夜，这个年纪还不到15岁的女孩竟然早产（顺产）下一名公斤的女婴。
晓静说；我被他“骗”两次。一次是去年暑假八月十几号，快开学了。他到学校我住的地方找我去他办公室帮他做事。我去后他就关了前后窗，就强行的……我挣扎哭闹，他也不说话。完了后我回去换了衣服，把有血的脏衣服扔了，就去网吧找我同学。第二天他又来把我叫到楼顶阳台说“对不起”，我没理他。
第二次是去年9月开学后，他到班上叫我去改作业。他叫了几次我都不去，同学都开始说我了，我就只好去了……
李永进说，晓静说的害她的那个王老师，今年40岁左右，是晓静的班主任，教语文。“我和他可以说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去年下半年我还打了很多电话给他问我女儿情况，请他多加管教。电话里他都一直答应我，我怎么都想不到他能做出这样的事。”
事发几天后，李永进和其他亲属回到四川南充报案。4月24日上午，南充当地警方派人到晓静所在学校，把正在上课的王老师带回审查。但王老师一直否认有此事。4月28日四川当地警方派两名警察赶赴东莞虎门，对此事进行详细调查。两民警取走晓静产下女婴血液，四川警方也取了王老师血液，留作DNA鉴定。4月24日起，王老师已被刑事拘留，待DNA鉴定出结果后再做进一步调查处理。

时代的挽歌第十一章
2009年
现年50岁湖北襄樊市襄城区卧龙镇某小学教师李某，对学生施以小恩小惠诱惑，借机先后奸淫21名小学女生。该教师在庭审过程中竟辩称,受害学生不是他喊去的,而是自愿,而且自己没有对受害学生造成严重后果,要求予以轻判。
看到这样的新闻，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会义愤填膺，如此一个人面兽心的人，居然还恬不知耻的为自己辩解。一个从业几十年教书育人肩负培养下一代重任的老教师，对法律的藐视程度竟如此令人瞠目，对自己丧心病狂的罪恶辩解竟如此坦然。21名女学生及其家长在长达3年时间内，默默承受禽兽淫威而三缄其口的做法，更让人感到无比寒心。
罪恶之所以蔓延，是因为有阴霾的存在。罪恶之所以猖獗，是因为善良的人们在纵容罪恶。该案中有许多家长可能知道了这样的丑事，但为了保全孩子名声致使许多受害孩子长期受到身心摧残。这样恰恰是在从客观上纵容禽兽教师的罪行，反而让他们更加肆无忌惮、变本加厉的摧残那些幼小的孩子，在长达三年的时间内，嫌疑人尽管早有被发现的情况出现，可是许多受害孩子家长就是选择缄默。倘若有人站出来对李某进行揭露，这样的惨剧就不会长达三年之久才有定论。虽然禽兽教师已经得到自己应有的报应，但是那饱受其害的21名小学生谁为她们去挽回心灵的伤害。
通过深层次分析，我认为出现这种事件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当事人对法律的藐视和自身社会道德的败坏。罪恶之所以蔓延，是因为有阴霾的存在。可能利用家长心中的阴霾，从而变本加厉的去实施犯罪行径。二是学生家长对运用法律维护自身权利的忽视。为了保全孩子名声，而不去维护自身权利，让禽兽老师始终能逍遥法外，最终致使许多受害孩子长期受到身心摧残。三是学校作为管理和教育学生的场所监管措施的缺失。学校应强化对教师的管理和监督，不能一昧维护教师的利益，而忽视对教师的监管。
如何杜绝这样的事情，采取什么措施去杜绝？如果仅仅是枪毙李某就算结束，那么也许还会出现新的李某，为了减少这样的事情出现，我建议应该在以下方面加强

时代的挽歌第十二章
冯某是郁南县一小学的体育老师，2005年10月至2006年6月间，冯某以上级挑选有潜力的体育专项运动员，需要检查身体发育情况为借口，诱骗该小学年仅13岁的女学生小敏（化名）来到自己居住的地方，先后多次强迫与其发生性关系。

事情败露后，冯某即被当地公安机关抓获。冯某面对司法机关出示的确凿证据，始终拒不承认其犯罪事实。

但郁南法院审理查明，冯某犯罪事实确凿， 他身为人民教师，竟无视国家法律，明知被害人是一名未满十四周岁的少女，还诱骗并强迫与之发生性关系，其行为已经构成*罪，且一直否认控罪，认罪态度极差，依法应从重处罚，遂作出上述判决。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时代的挽歌第十三章
为人师表的老师，竟在课堂上经常说一位１４岁女生是在想男人，骂她是傻瓜，当学生向学校反映后，恼羞成怒的老师竟对该女生拳脚相加。前日上午，记者采访了当事人之一的西固区某中学初三学生李景，她说：今年１１月中旬，离婚的母亲向英语教师王元了解了自己的学习情况，并很信任地向他讲了一些自己的家庭情况。不料从此以后，当１４岁的李景在上英语课稍有走神，王元就当着众多同学骂李景是在想男人，并骂李景是傻瓜等话。一连十几天，老师总是这样骂自己，同学们也开始对李景议论。李景决定将此事向学校反映。接到李景的信，学校领导立即找来王元谈话，王元承认了自己教育方法的失误，并表示要改正。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王元中午下课后将李景单独留在自己的办公室，一面说李景的信给自己抹了黑，一面竟对她拳脚相加，据李景及她的母亲蒋女士介绍，当时王元将李景头上打起了好几个包，脸上还有几道指印。蒋女士来到学校向学校领导说明了此事，分校及总校领导意识到王元教育方式的严重失误，１２月１７日将李景和她的母亲及王元叫到了一起，王元承认自己对李景曾有过偏见也有过打骂，并当场表示自己愿意向李景及她的母亲表示歉意，也同意要赔偿李景相应的精神及物质损失，消除在学生中对李景的坏影响。记者采访了该校朱校长时，他说，王元的确承认自己曾对李景有过偏见，学校也就此事开过相关的会议，校方也认为王元在教育学生过程中有很大的失误和暴力倾向，对于此事，学校将与蒋女士取得进一步联系后，对王元作相应的处理bookbao.com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

时代的挽歌第十四章
6月10晚10时许，因为学生骂了一句，怀仁九中学校政教处的一名教师用扫帚把挨个儿殴打七名初二学生的小腿肚。到12日，其中一名学生的小腿依旧肿大、淤血青紫。
教师暴力殴打学生
昨日，记者接到怀仁县九中初二年级24班15岁学生马小明（化名）父亲的反映后，来到怀仁县采访。
记者在马小明家中看到，马小明的双腿小腿肚青紫淤血，两腿被打受伤面积有近30平方厘米。
据马小明讲，6月10晚9时45分，怀仁九中初二年级24班学生下了晚自习后，马小明和同学先后回宿舍。由于拿钥匙的同学还没回来，他们一个宿舍的七名同学就在宿舍前等。
这时，九中政教处的苏老师走过来，用强光手电在这些学生的脸上来回照射。由于看不清是谁在“晃”他们，马小明非常反感就随口骂了一句脏话。苏老师听见后走过来问他们几个是谁骂的，见七名同学没人承认，苏老师就从附近提出一根直径约两厘米的扫帚把，殴打七名学生。
马小明说：“每人小腿肚被打了三棒。第一轮打完后，还没人承认。苏老师开始打第二轮，打到第二个学生时，我便承认了是我骂的！” 之后，苏老师将马小明拉出来，在他的两个小腿肚上共打了七、八棒。打完后，苏老师便扬长而去。
校方承诺要尽快处理
挨打后，马小明挣扎着和另外几名同学回到宿舍。
同学魏俊杰知道他们几人挨打后，便去找苏老师“理论”。不久，魏回到宿舍，躺在床上生闷气，说他找到苏老师后，苏老师拉他到了校长室，校长打了他一个耳光还把他骂了一顿。
对于是否殴打学生魏俊杰，怀仁九中初中部杨校长既未承认又未明确否认。记者提出要采访学生魏俊杰和其他当日挨打的另外几名学生时，杨校长最终以接受采访对学生不利为由，拒绝为记者找出这几名学生。
杨校长称，学校发生了这种事情，马小明同学有错误，学校也有责任。他们将尽快通知学校董事会，对该事件妥善处理。而殴打学生的苏老师已在6月11日请假。初二年级24班的班主任也给挨打的学生做安抚工作。至于具体如何做安抚工作，杨校长不愿对记者讲。
家长称打人的做法太恶劣
马小明被打后，他的家长在11日上午接到班主任通知来到学校。班主任只字未提马小明挨打一事，只是谈了谈孩子的学习问题。
11日下午，马小明的父亲马内林再次来到学校，要求学校陪马小明到医院进行检查。他认为，孩子还小，犯错误后，学校应该和家长一起配合教育，不能棍棒相加。他认为学校的行为太恶劣。
11日，在校方的陪同下，马小明在怀仁县中医院做了检查，因为怀疑腿部神经受损，医院建议到大同市三医院作进一步检查。12日，经大同市三医院检查，马小明系腿部软组织挫伤，双小腿肿大1厘米。为了防止感染，需恢复三五天后才能进行肌电图检查，以确认神经是否受损。书包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时代的挽歌第十五章
一名初二女学生与老师发生争执，因老师不让其走出教室，学生便从三楼的窗子上跳下，摔成重伤，生命垂危。这是日前发生在普安二中校园内的一幕。
女学生家长胡先生告诉记者，他女儿胡丽(化名)就读于普安二中初二(1)班。11月21日下午4点20许，胡丽在班会课上与老师发生争执，老师不让其走出教室，并将一截蜡烛放在她头顶上，还讲了几句侮辱人格的话，不让她跨出教室的门坎。胡丽便推开窗子，从10多米前的三楼跳下，摔在水泥地上当场休克。后送普安县医院救治，经医生诊断表示，胡丽身体多处骨折。目前尚未脱离生命危险。
目击了事情经过的初二(1)班的一位女同学告诉记者:当天班会课上周老师提出推选入团人选，老师让班上想入团抽同学举手，胡丽当时也举了手。老师又说那些平时和他顶嘴、爱上网吧玩游戏的人不能举手。胡丽放下手之后便在课桌抽屉里点蜡烛烤火。周第师发现后，将胡丽用的打火机摔在地上，捡起爆烛一下砸在胡的头上。胡丽与周老师争执起来，并朝教室门口冲去，周老师便堵在她面前，不准她出去。没想到胡丽突然踩上了课桌，从窗户跳了下去。当时大家只听见胡丽“阿————”的一声便没了动静。
普安二中校长高云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当时初二(1)班在召开班会，胡丽被班主任老师周学贵批评了几句，想不通便跳下三楼，事发后校方及时将她送往医院救治，并先预支1万元给家长支付医药费，待责任明确后，该由谁承担谁就承担。高校长说，目前普安县委县政府与公安、纪检监察及教育等部门已组成联合调查组对此事展开调查，现在尚未有调查结论。
据了解，11月23日普安县政府已从福建请来专家为胡丽会诊。

时代的挽歌第十六章
2003年11月初，在省委有关部门督察处理渭源县教师体罚学生事件期间，渭源县委、县政府对该县两起体罚学生的严重事件进行了处理。其中一起就是蒲川乡老庄小学班主任老师董志仁殴打13岁的女学生小燕，数天后小燕双下肢疼痛不能行走。医院诊断：隐性骶裂(先天性发育异常)；双下肢截瘫。
老师殴打小燕是否为该症状的诱因，医院讳莫如深。
期盼
11月18日上午，渭源县蒲川乡老庄村新庄社。记者敲开了一扉柴门。小燕拄着木棍很艰难地开门，她一边怯生生地看着记者，一边喊着：“妈妈，来人了！”记者打量着这个农家院舍，低矮简陋的土房，里里外外值钱的东西就是一头骡子。这是渭源入冬以来最寒冷的日子，小燕穿着带补丁的裤子，脚上的布鞋破了两个豁口。
小燕的母亲陈粉合告诉记者，小燕4岁多时，孩子的父亲与她离婚。多年来，陈粉合带着小燕和弟弟、妹妹3个孩子和70多岁的外公一起艰难生活。小燕家距离老庄小学不过50来米，本该在7岁时就可以上小学，由于家境贫寒，直到10岁时才和弟弟一起上小学。然而，这次来之不易的上学梦，三年后却被突如其来的厄运击碎。体罚
事发时小燕是老庄小学三年级学生。
小燕回忆说，记不清是那一天，快过国庆节了。那天上午，上第三节语文课，和小燕同桌的女同学小玲(化名)捣了一下小燕：“给你爷爷说了没有，给董老师耕地的事？”董志仁发现她俩在说话，遂问：“你们俩说啥？”说着走到小燕的座位前用教鞭打了小燕的手掌，用手掌(呈刀背状)击砍小燕的脖子。随后，董志仁让小燕站在教室后面，又从扫把上抽出一根竹棍在小燕的胸部捣了好几下。后来董志仁让小燕站在教室外面。小燕说，董老师出教室又问：“给你爷爷说了没有？”“说了。”董说：“你嘴里光嚼舌根，我天天给你说，让给你爷爷说给我耕地......”问话时董老师用脚又踢小燕的屁股和腿部。小燕跌倒在地，被董志仁抓了起来，“你给我好端端地站着！”后来，小燕回到教室写了5行字就下课了，她去上厕所，发现自己的裤子已经尿湿了。
记者在老庄小学采访董志仁时得知，他已被县上给予“行政开除留用查看一年处分”而离校。县上对董志仁体罚小燕的调查结果是：董志仁用直径05厘米、长约60厘米的竹教鞭在小燕的左手掌和臀部打了几下。同时，有关部门对部分学生的调查也证实董志仁用竹教鞭打了小燕的手掌和屁股。但记者发现，所有调查材料里董志仁在教室外面打小燕的情况未有涉及。
病发
小燕的母亲陈粉合回忆，9月28日11时40左右，小燕放学回家。她看见孩子走路慢，让她去吃饭，孩子说：“我不吃，我说了让爷爷给董老师家耕地，爷爷脚痛耕不成，我不念书了”，陈粉合发现孩子的一个手掌有些肿，裤子也尿湿了，才知道是被董老师打了。当天下午，小燕没有上学，看见小燕爬在院子里，问她怎么回事？孩子说：“我起不来！”晚上孩子疼痛喊叫。29日，陈粉合把孩子送到学校，没有上操，上了课，中午回来孩子又说：“妈，我不上学去了，腰疼得不行，上厕所时站不起来！”陈粉合觉得孩子的腿怎么走不成了，心情十分着急。等待国庆放假后找学校。
耕地
陈粉合告诉记者，她家喂养了一头骡子，2002年夏收时节，董志仁老师曾几次向小燕的爷爷、母亲提出，让老人给他家夏耕。在五黄六月抢收的季节，本来就没有强壮劳力的陈家，自家都顾不过来，很难腾出牲畜和人力给董老师家耕地，虽经董老师多次催促，但始终未能如愿。陈粉合说，两个孩子就在董老师的班上，给人家没耕地，心里老觉得不是个事。小燕被打之前，董老师多次让小燕给爷爷说给他家耕地，但老人因脚疼无法下地。陈粉合认为，董老师打孩子就是因为给他家没耕地。
治疗和鉴定
国庆节放假结束后，陈粉合找到学校反映孩子被打受伤的情况。10月7日，董志仁去家访，发现小燕双下肢不能行走。记者了解到，学校、学区和县文教局对小燕的治疗比较重视，同时县上领导得知后也责成学校尽快给小燕治疗。董志仁本人、小燕的母亲人和学校领导先后前往渭源县医院、渭源中医医院、兰医二院、原定西地区医院等多家医院检查治疗，比较一致的诊断结果是：隐性骶裂(先天发育异常)。但医院对该症状的发生原因几乎讳莫如深，至今无法知晓。
2003年1月8日，渭源县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鉴定》得出结论：“小燕2002年9月28日上午未受伤，其自述症状与董志仁在其手掌、臀部的殴打无任何关系。”同时鉴定分析说明中还称：“不排除诈病的可能性。”据此，董志仁向渭源县人民法院起诉，要求陈粉合家退回其支付的医疗费，但被法院驳回。
疑云
多家医院的诊断结果比较一致，基本确认了小燕“隐性骶裂”先天发育存在的事实。但疑云依然存在。
疑云一：小燕在定西治疗时间相对较长，且有好转迹象，但院方始终未能说明原因。
疑云二：记者查阅了有关权威医疗文献《临床疼痛治疗学》，其中对“隐性椎裂”的形成和诱因这样解释：“该症的发生原因主要是由于胚胎期成软骨中心或成骨中心发育障碍，致使双侧椎弓在后部不能融合而形成宽窄不一的裂缝。单纯的隐性脊椎裂80以上的病例无任何临床症状。畸形虽先天获得，但出现症状却在成年以后，而且也不是所有畸形者都出现症状，其中缘由，就是常因某些后天因素——劳累、外伤、着凉等，成为发病诱因。”但十分蹊跷的是，小燕的症状就发生在被老师殴打之后。
疑云三：和渭源二中虎育林被老师殴打后一样，该个案也发生了惊人相似的传闻。前者传言：虎家有两个女孩，想生个男孩，借机想把亲生女儿弄死；小燕双下肢截瘫不能行走后，也有炮制者说：有人看见小燕摘苹果从树上掉了下来，也有人说，是自己摔倒的，更有人说，小燕是装的。但传言至今没有人站出来做证。
针对传闻，记者探仿了小燕家的一些邻居。杜女士说，他们家和小燕家有些恩怨，到现在两家不说话，但她碰到小燕时看见她拄着木棍；孙玉英老人告诉记者，今年农历8月，她去别人家看狗，小燕也在这家，她把小燕手中的木棍拿过来拨屋檐下晒的烟叶，这时，小燕立马倒在地上。她瞅了一阵，觉着娃的左腿用不上劲，又有一次，陈老太太看见小燕上厕所跪在地上系裤带，她觉得奇怪，便问：“咋不站起来系裤子？”小燕说：“我站不住。”
谁能救治小燕
无论原因如何，眼下给孩子治病比讨回公道更紧迫。陈粉合依然在有关部门奔波。
值得欣慰的是，渭源县文教局对小燕的治疗安排仍在进行。一直负责调查处理此事的纪检书记王荣告诉记者：“无论鉴定结论怎么样，孩子的病一定要治好，她才14岁，家里又特别困难！”目前，老庄小学学区师生给小燕捐助近1000元，文教局正在和民政部门、县上等多方筹集医疗费。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时代的挽歌第十七章
只因几名学生读书时做了小动作，被老师误为“捣蛋”，老师遂让被“抓到”的８名学生“捉对厮杀”，互相用拳头击打对方，最后老师还亲自上阵殴打学生。５月８日，陕西省富平县老庙镇教育组研究决定，立即停止这名体罚学生的教师的工作，在全镇教育系统进行通报。
４月２８日下午，富平县老庙镇兰山小学几名学生在教室外读书时，不断有小虫子飞到他们跟前，学生们就拿起书本拍打，恰巧被语文老师发现。老师把他们中的８个人叫出来站在一边，让他们两两相对，互相用拳头击打对方的脸部和背部，最后老师还动手打了其中３个学生。
接到有关情况汇报以后，老庙镇教育组即要求这名教师带学生到县医院给受伤的同学做检查，并负担所有医药费。教育组表示，这名教师的做法实际上是在体罚学生。教育组随后开会并作出处理决定：打人教师被立即停止工作，并责令其写出深刻的书面检查；负责赔偿受伤学生医疗费用，向受伤学生及家长赔礼道歉；在全镇教育系统通报批评。
2005年9月6日
小学教师李彤突发精神病，将学生打伤，昨天，经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调解，被告李彤一次性赔偿原告*医药费、交通费、助听器配制费万元；北京市西黄村小学一次性给付原告*经济补偿金5000元。
*原是西黄村小学六年级学生。2004年5月12日上年8时许，该校组织全校学生上早操，当时*在一年级队伍前负责领操。此时，该校一年级教师李彤突发精神病，对*暴力殴打，后经医院诊断*为左耳传导性耳聋。为此*及父母精神上受到了严重伤害，诉至区法院，要求西黄村小学和教师李彤连带赔偿原告医药费、交通费、精神损失费以及后续治疗辅助性器具费。
西黄村小学认为这是一次意外事件，不是老师的职务行为，与校方无关，不同意连带承担赔偿责任。教师李彤对事实表示没有异议，也认为是突发事件，并同意赔偿原告各项费用万元。
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对事实经过没有分歧。经区法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了协议，由西黄村小学和教师李彤分别赔偿/补偿*各项损失共计3万元。

时代的挽歌第十八章
云南宣威市龙场镇的王必宣这两天心情沮丧到了极点，十多天来他一直带着15岁的儿子王也奔走在各医院，到处求医问药，希望能治好儿子的左耳。因为王也在上课时叠纸飞机玩，被班主任朱曼中看到，因而遭到暴打，直到鼻子流血才停手。经昆华医院检查，王也的左耳已经全聋，从此再也听不到声音了。
又是一起学生被老师殴打致残的事件，就在今年7月，类似的事件已经发生了好几起，如：7日的“父亲割儿头颅见校长”的新闻，轰动全国，这就是因为老师毒打学生，导致该名学生肾脏坏死，终因无钱治疗病情加重而死亡。当地法院曾判决校方负责赔付王华的医药等相关费用，但校方迟迟没有履行，父亲王新军悲愤之下才割下亲儿的头颅去见校长；两天后也就是9日在宁乡县又发生了“教导主任带人闯入他校，逼学生下跪“轮抽耳光”的恶性事件，而事件的起因却是两个学校之间生源的问题（潇湘晨报）。16日，山东省海阳市法院一审判决学校赔偿一名因在课堂上受到老师的当众羞辱，而患精神分裂症导致休学的女生精神损害补偿金等共计１９８５６元。
这样的暴力事件，像一条无形的鞭子抽打着我们的心。在被称为净土的校园里屡屡发生教师殴打学生的事件，使人想到师德的缺失和个别教师对法律的漠视。作为一名老师，最起码的师德去了哪里？现在，一些学校的老师对学生体罚似乎已经成了家常便饭，哪个学生一调皮，轻则下跪打耳光，重则就拳打脚踢。事后，在孩子们身心受挫的同时，这些老师却还理直气壮，自认为没错。更让人深思的是，一些学校对于这种事件总是含糊其词，有些甚至还纵容包庇教师的暴力行为，使学生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客观上为个别无良教师制造了恣意妄为的空间。
正是由于某些学校的纵容才使的这些老师胆大妄为，全然不顾打人的后果，以致在学生伤残或死亡后还无视法律的存在。这位打聋学生的朱老师只是受到校长的严厉批评，既没有开除也没有被拘留，而且到目前连医疗费都没拿出过一分；无独有偶，宁乡县那位羞辱女生使其患精神病的老师也只是陪钱了事，当然这个钱什么时候能拿到还是个问题，因为这位老师不服还在上诉中。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几千年来，老师，一直都是有文化、有理想、有道德、有素质的代表。作为一名受人尊敬的教师，不仅要教导学生文化知识，更重要的是传授他们怎么做人。老师是学生的榜样，他们的所作所为将影响孩子的一生。而如今，教师殴打辱骂学生致残致死的暴力事件层出不穷，这样的老师如果不严惩，还让其留在学校，继续教书育人，教育出的学生能成为祖国的栋梁之材吗？而那些学校的领导没有及时发现和妥善处理，是不是也要负一部分责任呢？
可以说，*门对规范教师行为的制度建设是比较健全的，但是，硬性的制度在伸向孩子的黑手面前却无能为力，这种暴行已属于法律的范畴，敢于触犯法律的人必视制度如无物。所以，为学生营造健康成长的环境，在严格执行各项制度的同时，必须加强校园的软件建设：首先，作为学校的管理者，要对教师的心理及行为充分地掌握，加强教师队伍的德育管理，教育主管部门也要建立健全相关的问责制度；其次，要将对学生的心理关怀纳入学校的教育教学日程，尤其是学校的德育教师，要将掌握学生的心理变化作为自己的重要工作；第三，作为学生家长，要注意和自己孩子的沟通，关心孩子的心理和生理变化。孩子是祖国的未来，请给他们一片学习的净土吧！

时代的挽歌第十九章
在短短的50天内，昆明大学西校区5年制*发生三起几乎一模一样的校园暴力事件：两名女生各自遭到同班女同学的欺凌，被数十耳光。同样的事件，在别的学校也时有发生，校园暴力考验德育教育。
校园暴力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西安女生遭*殴打，被仙人球扎胸部;广州8名中学生围殴小学女生;昆明大学两名女生各自遭到同班女同学的欺凌，被数十耳光等等，一桩桩，一件件，令人触目惊心。在这些校园暴力事件中，既有中小学生，也有大学生，充分反映出德育教育的缺失。
究其原因，家庭和社会的影响，学生面临的学习、升学、未来就业等的多重压力，教师对学生的暴行，学校对校园暴力事件处理的简单粗暴等等，都是造成校园暴力事件发生的根源。

在竞争激烈、信息庞杂、消费多元、家庭结构失调的现实生活中，社会对校园的影响日益加剧，不可避免地使之在一定程度上刻画了成人社会的某些阴影，学生纯洁的心灵留下一些灰色的空间。某些家长“有钱便是娘”、“有权决定一切”的言传身教，“惯子如杀子”的溺爱，单亲家庭薄弱的管教和心理疏导；以及不良社会风气的熏染，社会小青年的滋扰，学校监管不力等，都是造成校园风气不正的原因。轻者如代写作业、班干部贿选、请客送礼、吃喝玩乐，重者则发展成拉帮结派，崇尚校园暴力，甚至酿成悲剧。
中小学生往往面临着学习、升学、未来就业、经济比照、人格贬低、被孤立、被强体力者欺负、校园内帮派势力、家庭及社会暴力等多重压力，而他们本身又具有好奇、敏感、心理褊狭、好占上风、爱模仿的性格特点。当受到班级小霸王、“少年黑社会”的欺诈、“剪径”后，不少孩子稚嫩的心灵不足以辨别事件的性质，不足以承受思想的重创，一方面自尊、自卑交织，不敢、不甘说与家长、老师，一方面默默地将屈辱、“愤恨”发酵，将自身遭遇与影视情节相对照以寻找出路。当再次面对“淫威”时，有的继续选择做“沉默的羔羊”，有的头脑一热，不惜“以暴抗暴”……当孩子们发现“暴力决定一切”的“黑道原则”可以解决矛盾和冲突后，哥儿们义气，“拜把子”，便顺势滋生，原来的“弱势人群”很容易地变成了“高危人群”。
校园的不良环境，致使学生心理不健康。教师对学生的暴行不容忽视：甘肃一名禽兽教师*5岁*，一篇作文牵出系列校园*案，初二少女日记泄露禽兽教师兽行，大学老师公车上骚扰女中学生等等，从教育的角度看，体现了社会伦理的缺乏和教师良知的不足。另外，老师教育的简单粗暴，也使学生的心灵造成阴影：班主任让30名学生站成两排，集体互抽耳光;12岁小学生考试漏做题，老师指使同学殴打其致残;上课说话令女老师生气全班被喝令互相打耳光等等，这一切，无疑使学生受到了身心伤害。校园暴力事件偶然发生，学校重视不够，处理软弱，也严重影响到了学生身心健康。面对校园暴力事件的发生，有的校长重智轻德、息事宁人，老师睁眼闭眼，轻描淡写，不仅使教育职能部门的公信力及形象严重受损，而且也给学生的心理造成了阴影。
当然，这种种事件的发生并非主流，大多数的教师还是好的，学生也能够在各种环境下健康地成长起来，这正是社会所希望的。
“校园暴力”事件的密集发生，再次说明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法制教育和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杜绝校园暴力是整个社会的共同责任，我们要在为孩子们的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的同时，对他们加强法制教育和道德教育，让他们在校园里，不仅仅能学到文化知识，更能学会做人，身心健康地成长，能够担当起历史赋予他们的重任，成为未来的主人。

时代的挽歌第二十章
2005年9月六日
新密市市直二初中语文老师曾给他们班布置了一篇作文，题目是《令我感动的一位老师》，小华在这篇文章中，采用搞笑的手法把朱老师写成“老猪”，然后又采用欲扬先抑的手法形容了朱老师。但没想到因此为自己招来了一顿臭骂。6月16日，英语课授课老师朱某先后两次当众辱骂小华：“我咋着你了，你是不是个*？”
老师骂学生可能已不能引起读者的注意了，因为更严重的老师打学生乃至打成重伤者也时有所闻。但在教育主管部门一而再、再而三的大力加强师德师风的今日，还是经常发生老师打骂学生的事出现，教育“冷暴力”不容忽视。
首先，这源于教师与学生事实上存在不平等的关系。教师高高乎在上，他的话就是权威，他的所谓威严神圣不可侵犯。连所谓的搞笑似的侵犯都不可以。这又使我想起了重庆市今年的高考语文作文题《自嘲》，在如此高压教育环境下学生能够自嘲吗？这种不平等导致了所谓公平公正首先在师生关系中就不能得以体现。教师对学生不公平公正，不仅不能使学生受到良好的教育，而且会损伤学生的心灵，甚至严重影响到学生健全人格的形成。苏霍姆林斯基曾指出：“生活使人们确信，如果幼小的孩子得不到机会恢复对善良和公正的信念，他永远也不能在自身产生人的感觉，永远也不可能体验到个人的尊严和情感。这样的被教育者进入青少年时期会变成怨恨一切的人。对他来说，生活中不存在任何神圣和高尚的东西。”
其次，这种不平等源于传统角色对老师的角色定位：即老师在学生面前就是绝对权威者。这种关系，在传统教育中是一种畸形的师生状态，即“权威--服从”的关系，在传统教学中，教师集教育者、管理者、成年人、长辈、知识拥有者等身份于一身，具有绝对权威性。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畸形的师生关系？它是与我国的传统文化和传统伦理道德的影响分不开的。
早在战国时期，荀子就将教师提高到仅次于天、地、君、亲的地位，所谓“天地君亲师。表面看似乎教师的地位很高，但实际上这是封建社会留给我们的封建等级制的产物。荀子认为，在师生关系中，教师具有绝对的权威，学生应该以师言为准则，应该像服从君王的指令那样无条件地服从教师的教诲。用大家熟悉的话来概括就是“师道尊严”。从传统的礼仪习俗中都可以看出教师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如拜师要行大礼，磕头跪拜，自称“弟子、门生”等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师命不可违”等等。教师有罚跪、罚站、罚打手心、罚杖的权利。所以在中国古文化所及的东南亚都有这种师道尊严。客观的需求与传统文化沉淀的结合，形成中国教育中这种畸形的师生关系。
在已经进入21世纪的今天，这种所谓“师即父”的师生关系在城市的学校里似乎已不见踪影，农村仍然根深蒂固。但即使在城市的学校在一些老师身上仍遗风尤存。教师会有意或无意的嘲讽、责骂、侮辱、伤害学生身心。在重庆曾发生过因老师辱骂学生而导致学生跳楼死亡的惨剧。直接导致女生自杀的原因是因该女生上学迟到，被班主任骂道：“你长得又矮又丑，连坐台都没有资格”。据悉，该女教师是一名资深优秀的班主任。因一句习惯性的骂语导致了女生的死和她自己的入狱。重庆市与新密市相距恐怕不下千里，两位老师都是女老师，一老一年轻，但在对待学生上都惊人的一致：即都如泼妇似的辱骂学生，而自认为是教育学生。从这可以看出传统文化的深入骨髓与可怕。
教师辱骂学生与现代化教育理念格格不入。现代化的教育应培养平等的人而非人为制造新的不平等。现代化的教育应培养大写的人格健全的人，而非人格不健全的庸碌之辈。现代化的教育应该培养社会主义的公民，培养有理想、有道德、讲*、讲法制的现代化的英才，而非唯唯诺诺的顺民。任何打骂学生的教育都不是健全的人的教育而是奴才教育。作为教师，我以这种辱骂学生的所谓教师为伍而感到羞耻，建议当地教育主管部门严肃处理之，尽快清除之

时代的挽歌第二十一章
2006年。306医院的诊断结果单显示，六年级学生小迪“耳部被人打伤4小时余”。
昨天，昌平振华双语学校六年级男生小迪（化名）到306医院复查，被诊断为“左耳感音神经性耳聋”。陪同他就诊的学校校长承认，小迪耳聋缘于前天被两名老师殴打。
小迪的家在昌平区东小口镇小辛庄村，离就读的学校很近，骑车约20分钟车程。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在家里等校长一起去306医院复诊。
“左耳被老师打得听不清了。”小迪说起前天下午被打经过时表情僵硬，左脸虽已消肿，但口腔内仍有伤口。
他说，前天下午3点多，课间休息时，他和几名同学在教室外的楼梯口玩闹。这时，一个同学说他打人，并跑去向教英语的苏老师和教体育的唐老师告状。
“老师问我有没有打人，我说没打，但那个同学非说我打了。”小迪很生气，挥舞着手里把玩的扇子冲那个同学大叫：“谁打了？谁打了？”
嚷完后，他打算负气离开，“苏老师和唐老师突然冲过来拽我，把我往办公室推，可没走几步，他们就打了我几耳光，还踹了几脚。”
小迪说，当时被打蒙了，只觉得头晕乎乎的，没上最后一节课就回家了。
“孩子哭着跑回来，左脸上还有4个手指印。”小迪父亲说，当天孩子穿的是白汗衫，回家后背部衣服上有好几个脚印。“孩子说是被老师打的，我们一气之下把他领到学校找校长。”
小迪父亲说，学校刚开始不答应带孩子去医院检查，他们只得求助警方。平西府派出所民警赶到后，对双方进行了调解。
4小时后，该校刘校长陪同小迪到306医院做检查。
医院对小迪做了听力检查，并处理了外伤，表示第二天出诊断结果，孩子不需住院。
小迪一家惴惴不安地度过了一夜，其父尤为气愤和伤心。他说，孩子送到学校是为了接受教育，如果犯了错，学校可以联系家长，哪怕是开除也不能体罚孩子，“他才12岁，这事儿会让他心里留下多大的阴影啊。”
记者注意到，事发第二天，刘校长来接小迪到医院复诊时，摸了一下小迪肩膀，示意他上车，而小迪很不情愿地扭了下肩，躲开了。
在306医院，医生给小迪的急诊诊断书上写着“左面部软组织挫伤，左耳感音神经性耳聋”。
医生说，感音神经性耳聋是指小迪的听力神经受损，导致听力障碍，“好在伤得不是很重，经过治疗可以慢慢恢复听力，但如果打得再重一点就可能导致永久性失聪。”
最后，医生嘱咐小迪3天后再做一次复查，并开了一些药物。
“现在已经花了1400多元，下次复查估计还得用掉一两百元。”刘校长说这笔费用已由学校垫付，以后会从打人的两名老师的薪水中扣除。
小迪的父亲说，如果孩子的听力恢复有问题，他会追究学校和打人老师的责任，不排除诉诸法律的可能，“即使好了，我也不愿孩子再回学校，想把他送回山东老家读书。”
在昌平区北七家镇的振华双语学校，记者找到了打小迪的老师———英语老师苏某。他说，动手是因为“他太不听话了”。
苏某说，事发当天，几个五年级学生说小迪欺负一个四年级学生。他便去找小迪，“他不承认打人，态度很不好。”
之后，体育老师唐某过来说了小迪几句，“这孩子就骂老师，骂得特别难听。唐老师冲过去打了他一耳光。”苏某说他也打了小迪几下。
“作为老师，我明白打学生不对，当时实在太生气了。”苏某说，小迪平时特别淘气，爱讲话，不遵守课堂纪律，就在事发当天上午的英语课上还被他叫出了教室。
他说，事情已经发生了，学校要他和唐某支付小迪的医药费是应该的，目前在等学校的最终处理结果。但他始终认为打学生是为了教好孩子，维持学校的纪律。
对于两名老师，刘校长说除了让他们支付医药费外，暂时不会做出开除他们的决定，“民办学校老师的待遇很低，有的月薪不到1000元，再找新老师，很难。”
刘校长说，学校决定让由打人老师承担小迪的医药费，但这些钱只能从他们下月工资里扣。“我们承认这两个老师在这件事情的处理方法上失当，我们会尽力给学生和家长一个交代。现在，我们只希望小迪没事，不要给他的心理和身体上留下伤害。”
“发生这样的事，谁也不愿意。”小迪的班主任陶老师说，小迪转到振华双语学校才一个学期，平时很叛逆。“我们是打工子弟学校，家长平时很忙，管教孩子的时间有限，我们批评孩子也是为了教育他们堂堂正正做人，对他们的父母负责。”
陶老师认为现在老师的教育方法很尴尬，一方面有责任教育好每个学生，“可另一方面老师对学生稍有批评或责罚，家长就会认为孩子受了欺负，就会找到学校理论。”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时代的挽歌第二十二章
2006年06月21日
8岁女孩梁红是河南焦作市环南一小二年级的一名学生，6月21日，她只因未带作业本，竟被老师惩罚自打100个耳光。当日下午，女孩的妈妈愤怒地对记者说：“是谁给了老师这样的权力？”而小女孩也因此受到惊吓，再也不愿意上学了。
“我们已接到相关投诉，目前此事正在进一步调查中。”据该校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负责人介绍，该老师平时在工作中表现还是不错的

时代的挽歌第二十三章
女孩因为没扎头发被老师逐离考场后投湖自杀，花季生命刹那凋谢。家长愤然告上法庭，身为被告身为老师居然在自己律师辩护完成后全体鼓掌，这副泯灭良心，没有同情心的丑陋嘴脸配做一个老师，配做一个有良知的人吗？反思，一个16岁的小女生心智还没有发育成熟的孩子，怎么就能让他们漠视甚至仇视到这种地步！老师不止是一个人，还是别人灵魂的工程师，可是鼓掌的这些人，他们的灵魂已经死了，还有什么资格去雕塑别人？还凭什么能雕塑出孩子们美好的人格？沦丧的师德，卑贱的灵魂令人发指！
温州市第七中学16岁的初二学生吴雯雯因未扎头发遭拒考跳湖自杀，一个如花的少女过早地离开了人世，这对学校、对老师，对家长、对同学乃至对整个社会来说，都是一种沉痛，一个悲哀。痛不欲生的学生家长将温州市第七中学告上法庭。首次开庭，被告方教师在己方律师发言后集体持续整齐、热烈、有节奏地鼓掌欢呼，更令人们痛心不已。
律师的答辩无论怎样精彩，无论从多少个方面证明学校不该负责任，面对一个花季少女美丽的生命之花的凋谢，即使一个毫无关系的普通市民，也无法欢呼得起来，何况责任人的一方，尤其是号称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教师，居然击掌欢呼，自觉地和牲畜同列，遭到舆论谴责，本是应有之义。
不过，这“整齐、热烈、有节奏地击掌欢呼”的背后，难道没有文章？
一个60余人的群体，无论有怎样热烈的反映，如果没有事先的彩排、预演，要想击掌欢呼得整齐有节奏，恐怕不是容易的事。彩排、预演是谁组织的？报道隐约地透露了消息，列席旁听、一起击掌欢呼的，还有该校副校长和温州市教育局有关领导。查开庭的这一天，4月17日，是星期一，属于正常的工作日。一个学校，60余个教师，在正常的上班时间，公然集体离岗，列席庭审旁听，如此骇人听闻地违犯劳动纪律，不是学校的授意，谁给了他们这么大胆子？至此可知，有关部门的领导授意、组织、彩排、带领击掌欢呼，昭然可揭。
教师暴力的幕后黑手
击掌欢呼的教师不管有什么理由，是发自内心地为学校不必承担责任而高兴也好，或是迫于淫威而被逼做了领导的道具也好，对生命的漠视的处世态度就应该遭受舆论谴责。但是，组织这些教师击掌欢呼的有关领导，是不是该承担更大的责任呢？俗话说，有什么样的指挥官，就有什么样的士兵。如此没有任何道德良知，为了部门的利益，视教师为道具，把长官意志强加于人的领导，能够反躬自醒，引咎自责么？
庭审之时，组织本单位教师有节奏地击掌欢呼，在于维护本单位利益，给法庭施加压力，向法庭示威。想不到暴露的是自己丑恶的灵魂，是置学生生命于不顾的狰狞嘴脸。*门的这样的官员，是不是该处理下了？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书包网

时代的挽歌第二十四章
2006年9
9月11日是星期一，度过休息日的学生们又要去学校上学。就在这天凌晨，淮安市涟水县陈师镇中学初一（2）班虚岁15岁的学生陈龙龙（化名）死在自家床上。据其家人称，他是在遭到老师两次毒打后，一时想不开而服毒自杀……晨报记者赶赴淮安调查事件真相。
悲剧 一个15岁少年非正常死亡
背不上单词被老师打
昨天，陈龙龙的父亲陈华兵一直呆坐在自己开的粮油店里，除了他6岁的小儿子脸上有笑容之外，一家子都沉浸在悲痛之中。虽然说这件事情已经“圆满地解决”了，但是家中长子的死亡显然对这个贫苦的家庭造成了重创。
“农历闰七月十四日（9月6日），龙龙第一次被老师打。”陈华兵用低沉的声音缓缓说道，“那天早上9点多钟，是学生正在上课的时候，我突然接到英语老师打来的电话，说‘你家龙龙被我打了，你是不是下午来一趟。’我问他伤得重不重，他没有回答，转而问我们平时有没有督促孩子学习，怎么单词一个也背不上来。放下电话后，我还在想孩子伤得怎么样。我爱人对我说，你不要磨蹭了，老师这时候打电话来，肯定伤得不轻，赶快去。听到爱人这么说，我立刻就骑着三轮车到学校去。”
“10点多钟，我找到儿子的教室，老师正在上课，黑板上写着英文单词，我估计那就是打人的英语老师，我也不认识他。估计他也从窗子里看到了我，猜到了我的身份，在打下课铃之前，他就匆匆下课，然后跑掉了。龙龙趴在桌子上，我进去搬起他的头一看，脖子上5道血印，我眼泪差点掉下来。我说，龙龙，你跟我走，我带你找老师去。但是英语老师已经不在办公室了，我找到他们班主任赵老师。赵老师说，孩子打伤了，他们肯定要负责。我问赵打人的英语老师叫什么名字，赵居然说英语老师是刚调过来的，不认识。但是赵老师承诺，见到英语老师后，一定跟他讲，以后不会再打了。我提出见这个英语老师一面，赵老师说，让英语老师中午给我打电话。”
“中午的电话是我接的，”陈华兵的爱人朱云霞接过话头，“他问我，孩子智力怎么样，我说智力一般，不是不愿意学。他说，陈龙龙米的个子，长那么帅，怎么会智力一般，是不是家长没有督促。我说，我家龙龙智力是不怎么好，你以后就不要再打这么重了，也不是不给你管。可能就是这句‘不是不给你管’说错了，老师才会再次打龙龙。”
过了3天再次被打
陈华兵称：“平安无事了几天之后，礼拜六（9月9日）晚上，我站在粮油店门口，他骑自行车回来，右脸上又有了3道血樱”
“龙龙个子很高，米，都超过我一个头顶了。”陈华兵站起来用手比画着儿子的身高，“15年，养这么大不容易，却一下子就这么没了。”
回忆起9日发生的事情，陈华兵又是愤怒又是心痛。“我见龙龙又带着伤回来，问他怎么回事，他说跟同学打闹弄的。我说跟同学打闹不会成这个样子，肯定又是老师打的，你现在就回头，我跟你到学校去找老师。孩子说，第二天是教师节，学校没人。我想那就等到礼拜一再带孩子去学校，没想到孩子没能坚持到礼拜一。”
“当天晚上，孩子晚饭也没吃就上楼睡觉去了，一直睡到第二天中午，喊他下来吃饭，也只吃了一点。他说不想念了，我们安慰他，家里不指望他念得怎么样，念到初三毕业就好了。在劝他念书的时候，他的手一直在抖，我就用手按着他的手。”朱云霞称，“下午我让他蹬三轮车带弟弟出去玩玩，散散心。他玩了一会就回来了，帮我剥玉米棒子。晚上吃了两个新玉米就上楼了，也没吃晚饭。”
死之前还在抄英语单词
9月10日是星期天，第二天陈龙龙就要去上学了，但是，就在星期一黎明前，龙龙喝了农药。
陈华兵回忆：“死前一天（9月10日）晚上，他还在做英语作业，我上楼去看他，他正在抄英语单词。我指了几个单词问他，他只认得一个‘Sitdownplease’。他说老师让他每个单词抄200遍，我一听，这200遍什么时候能抄完啊，我一把就拦住，不让他抄，让他赶紧上床睡。我对他说，有爸爸在，爸爸明天就带你找老师，不让他再打你了。他就听我话上床睡了。凌晨4点，我起来上厕所，打开他房门，发现他还没睡着，我问他怎么还不睡，他说，‘爸爸，我睡不着。’他肯定在想第二天怎么面对老师。我说不要担心，我带你去学校。然后我拿了1块钱放在他床头，我每天都要给他1块钱买早饭。回房间之后我倒下又睡着了，清晨5：50再次醒来，感觉到屋子里有一股农药味，我立刻跑去开龙龙的房门。小孩也没有挣扎的痕迹，很安详，被子盖到胸部，两个胳膊都放在胸口，鼻子和嘴巴里都有白沫。”说到这里，陈华兵抹起了眼泪：“我当时吓得腿就软了，赶紧喊邻居帮忙，把孩子送医院抢救。两个值班医生抢救了四五十分钟，抢救不过来，我拨打了110报警。其实送到医院十几分钟，医生做完心电图就说孩子不行了。”
赶集老伯透露毒打情形
陈华兵并不知道礼拜六老师是怎么打孩子的，陈龙龙的同学也都没人敢说。“龙龙回来从来没说过自己是怎么被老师打的，我们问他他就流眼泪。上个礼拜三，我去他们学校，问他被老师打了几下，他同学说起码十几下，他们都把头埋在桌子下面不敢看。但是礼拜六怎么被打，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昨日上午从乡下来镇上赶集的一位老伯的话，让陈华兵再次愤怒了。这位老伯的孩子跟陈龙龙一个班，目睹了陈龙龙遭毒打的经过，回去跟家里人讲了。这位老伯称，当天下午，英语老师在门口让所有的学生背单词，背上的才能回家，背不上的就打。陈龙龙和一个姓王的同学在最后，背不上来。另外一个小孩跑掉了，英语老师就左右开弓地打陈龙龙，直到把陈龙龙打得跪在地上求饶。但是英语老师还是不放过他，继续用脚去踹，去踩，踹得陈龙龙在地上乱爬。
但是，据涟水县教育局的调查，这位英语老师只是用扫帚条子抽了学生几下。
和解 龙龙死后体罚仍在继续
老师称龙龙有癫痫病史
十几岁的初中学生，正是年轻充满活力的年纪，但是，昨日下午1点多钟的陈师中学却是安安静静，基本没有学生在外面奔跑打闹。绝大多数学生都已经到了教室，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做作业。
初一（2）班的同学称，自己班上并没有人服毒自杀，只有两个同学生病请假回家了。班上有几位同学刚说了一声“有”，就立刻被制止。几位班干部模样的同学站起来称，他们并不知道有同学服毒自杀。而前一天陈龙龙的尸体就在学校大门口堵着，他们上学、放学只能从小门走。一名外班的同学称，他们已经被教育如何撒谎逃避责任。
在男生宿舍区，两名初一（2）班的学生正在外面罚站，头垂得低低的。宿舍管理员称，这两个孩子翻窗子被他抓住，让他们站在这里等班主任老师来处理，他已经叫另外两个同学去叫班主任了。
另外4名不同班级的男同学在旁边偷偷地看着罚站的同学。在附近没有老师的情况下，他们纷纷称，老师经常打学生。一个虎头虎脑的小个子称：“有的老师好，不打人，有的老师打人特别凶，我们都被打过。除了打人，星期六还补课，我们都不愿意来补。”
随后，一位戴眼镜的高个子老师把记者赶出了学校。他称，要采访必须要经过领导的同意，但是现在校长、副校长和教务处、政教处的领导都不在。这位老师称，目前这件事情已经处理完了，给了家长5万元钱，当事老师也已经停薪停职。同时他还称，死掉的那个学生有癫痫病史，不是他们学校的责任。
尸体堵校门两天 校方赔偿5万元
陈龙龙死后，陈华兵一怒之下将儿子的尸体用冰棺盛着，摆在了校门口。“他们立刻用广播通知，把大门给关上了，不让学生从这里进出。让我心痛的是，两天内，学校里的人就和我一门之隔，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出来讲过一句安慰的话。”陈华兵称。
涟水县教育局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钱承军称，11日、12日，陈华兵一直用翻斗车等大小车辆堵着学校的大门，全校2000多学生只能从侧门进出。直到12日晚上，他们双方才达成协议，陈龙龙的尸体火化。涟水县谷县长、教育局局长、公安局局长、镇上领导都参与协调解决此事。“这件事可以说已经比较圆满地解决了。”
钱承军称：“11日早上，我们接到学校报告，称有学生在家服毒自杀了，事情发生后，引起了我们高度重视。我们一把手局长立即责成专人调查。”根据调查，打学生的英语老师叫李绪国，今年25岁，这个学期李刚从涟西中学调到陈师中学。因为是年轻教师，又刚调过来，所以比较要求上进，对学生要求严格。因为陈龙龙成绩差，单词老背不上，李绪国曾在9月6日和9月9日两次打了他，打人过程是用扫帚条子抽了几下。
钱还称，陈龙龙比较特殊，智力比较差，曾经有过癫痫病史。陈华兵称，孩子从8岁上小学开始，从来没有缺席过一次，也从没迟到过一次，癫痫已经多年不发了。至于陈师镇流传的李绪国是刑满释放人员，曾经劳改3年的说法，钱主任称，这完全是谣传，是侮辱人的说法。
钱主任称：第一、打和死亡构不成因果关系，家长不肯尸检，送到医院陈龙龙已经死亡，喝药一说也只是家长的一面之词；第二、陈龙龙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第三、陈龙龙是死在家中，家长作为其监护人，应当负有主要责任。最终，从人道主义出发，学校赔偿5万元。
钱主任称，因为陈龙龙是死在家中，而目前对学生死在家中，学校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并没有明确的条文规定。即将施行的《校园内意外伤害事故处理条例》里面也没有规定这一条。目前，打人的李绪国已经停薪停职，接下来还会有进一步的处理。涟水县教育局关于规范教师行为的准则即将出台。书包网 www.61k.com

时代的挽歌二十五章
2007年12月14日上午11点37分，重庆合川合阳中学2009级6班学生谢某在老师的长达约1小时的体罚、殴打和侮辱后，被迫从教学楼4楼坠楼身亡。
此学生身前是一位性格非常开朗，在班上被称为开心果，的一位非常阳光、健康、上进的中学生。并多次参加学校和区里面的大型文艺活动，并受到好评。但为什么这样一个阳光、健康、活泼、上进的女生会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坠楼身亡？
当天上午第四节课为班主任张老师的英语课．张老师一走入教室就开始逐个学生搜查书包课桌，收缴课外书籍。其中在死者和其他两个学生书包内搜出了课外书籍。然后就对包括死者在内的3名学生进行体罚。体罚过程中还扇了多次耳光。
此后老师又将3人以及另外一名未完成作业的同学一起带到了办公室进行盘查，直至11点37分事件发生。这一时段中所发生的事情，校方一直保持沉默，有关部门也一笔带过，不做详细解释。
死者母亲在11点30分接到班主任老师电话，说在她书包内搜到课外书籍，并打了她几耳光。在11点43分此老师再次打电话给死者母亲，告知谢某已经死亡。但据死者家属在120急救中心查询，120急救中心接到报警电话的时间也为11点30分，并火速赶到事发现场，经过紧急抢救，但还是在11点37分宣布死亡。在11点43分死者母亲接到噩耗后，迅速通知在学校旁边（距学校约1公里）居住的亲友赶到学校了解情况，并在11点45分赶到现场但此时已经没看见遗体，且地上的血迹已经被清理干净，来不急清理的地方已经用河沙掩盖，现场被严重破坏。
到目前为止校方及相关部门没有给家属一个事情经过的明确说法，其措辞含糊不清，推脱责任。但家属现在对老师打电话的时间和动机产生的怀疑：
1、 死者母亲在11点30分接到班主任电话说搜到小说，但同时120急救中心也在11点30分接到报警电话。从这个时间上可以看出，此老师在事情已经发生了的情况下，还在蓄意隐瞒事件真相，在为以后推脱责任做前期铺垫了。
2、 在11点37分120确认死亡后，直到11点43分才电话通知死者母亲，在11点45分第一个亲友到达现场后，现场已经没有遗体，现场已经经过仔细清理，且用河沙将无法清理的部分血迹掩盖。在短短的几分钟时间其现场清理得如此干净，现场次序如此井然有序，其动机为何，不得而知．
以下是知情者的学生透露的真实时间经过：那个女同学上课的时候在看小说,被老师逮到了,把她喊到走廊上去打了二耳光,然后那个女的一直哭．后来她来坐到栏杆上去了．有人看到此景就去办公室叫张老师,没想到张老师却说：“你跳啊，有本事你就给我跳！”。
结果那个女同学真的跳楼死掉了……………
这是另外一个知情人士所陈述的:今天第4，5节课严老师来考数学，结果离放学还有15分钟的时候，我们听到＂砰 ＂的一声，以为是学校的什么招牌倒了．结果听到下面上体育课的2个班在叫：有人死了！所有人都跑出去看，严老师也去了．严看到那女生的尸体的．严老师进来教育我们:做什么都好,就是不要不珍惜生命!而且学校把我们留了很久,12点40左右才放学.本来那女学的摔下来动了2下,眼睛一闭流了泪,就死了.结果学校很罗嗦,等了很久才把救护车喊起来.本来那女的是在学校死了.学校想把责任推给医院,说她是在医院途中死的.

这是另一同学陈述的：今天第5节课，6班一个男同学的告谢婉青说她看小说．张老师就走过去把小说收了．张老师办公室堆了19本小说．加上这本就是第20本，给了她2耳光．喊她爬出去．她出去坐到外面的栏杆上，张出去说了一声：你去死吧！等了一下，她就把鞋子脱了就跳下去了．
下面上体育课的遭吓惨了，她摔在罗奔驰耍得好的同学旁边．而且她后悔了，死的时候叫了2下．我们班那个清洁工地的瓷砖，被她的腿砸断了．桨脑涂地． 她妈来得时候跪到地上哭．
张老师当时听到她摔下去的声音之后，出来看了一下，说了一句：那是我们班的学生啊？就下来碰了那个女的手，看她死没． 旁边的人就在骂张老师，喊她别碰！
那个打死者小报告的男同学，知道那个女的死了还在说：怎么不脱了衣服再死啊 !我们班后面那一群同学说要把那男学生打了．
昨天上午11时左右，合川合阳中学发生了一起中学生跳楼死亡事件，在合川群众中引起了很大的愤慨！该中学初二级学生谢婉青（女）上课不专心被该班班主任老师张文（女）发现后，当着全班同学面，对该生恶劣辱骂，打了几耳光，并大声喝斥让她去死！！！该生受此打击后，心理极度难过，最终从教学楼四楼上跳下，当场死亡。班主任张某于11时40分左右打电话给死者母亲，说“我今天收拾了你的女儿”，11时50时左右再次打电话给死者母亲说“你的女儿已经死了”。该生母亲当场晕厥，苏醒后立即赶到事故现场，发现死者已经被转到了殡仪馆，该母亲遂报了案。截止此时，校方和教育局对此事从未给予明确的说法，班主任张文也从未露面，合川市民提醒该母亲打电话给天天630，要求对此事进行曝光，该母亲打了多次电话给630，630就是不来合川。市民们都怀疑被有关部门串通好了的，不让此事曝光（因为合阳中学是合川区的名牌学校，怕影响其声誉）。到目前为止，可怜的死者父母悲痛欲绝，投诉无门，有冤无处申，公道,到底什么才是公道?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时代的挽歌二十六章
2008年10月22日
10月22日这天，威海市第四中学却发生了一起老师暴力体罚学生事件，学生张某被踢倒在地，右臂摔至骨折。
老师邓忠辉缘何对孩子体罚教育，威海四中为何允许此种教育方式出现？体罚事件的屡禁不止，体现出了某些地区教育者的无能以及教育神经的麻木。这种现行体制下背离教育本质损害学生身心的违法现象，何时绝迹？体罚事件，是法制、平等教育模式征程中鸣起的警笛。
学生小问题教师动肝火
张某，威海四中高一学生。10月22日下午，因未完成英语老师邓忠辉的单词作业，竟惨遭殴打致伤。“我被喊到了英语组，邓老师的脸色吓人，呵斥了一句什么话，我没听清。然后，他伸出双手，一手抓住我的衣襟，一手抓住我的裤腿，把我摔倒在地上，我浑身剧疼，挣扎着爬了起来，他马上又抓住我左臂，用脚狠劲踢我脚脖子，踢了两下我没有倒，又踢了一脚，我吃疼不过，重重地倒在地上。我只觉得头嗡嗡地响，鼻血流得到处都是。我抬了抬胳膊，发现胳膊根本不听召唤，荡来荡去的，里面嘎嚓嘎嚓地响。我吓坏了，说我的胳膊断了。不一会，来了好几个我不认识的老师，他们把我送到了医院。”张某说他强忍着疼痛不敢哭，担心换来更为惨厉的殴打。
当天下午，张某父母听说孩子摔断了胳膊，忙赶往医院。随后，他们从孩子口中得知是被邓忠辉老师摔打所致。18时，接骨手术进行。20左右，张某的手术完毕，被抬回了病房。孩子的右手臂里被植入了钢板，医生称一年后骨头愈合才可以拆取钢，最为让家人担心的是，郭世雄正在生长发育阶段，手臂里加上了钢板，如果这一年内生长过速的话，恐怕对手臂的发育有影响。
张某的家人认为，校方没有表现出一丝的悔意和歉意。10月23日，校方交纳了医院押金2000元。事发后，校方主要领导和邓忠辉自始至终没有出现过，连医院随后产生的治疗费用也是张某家人垫付的。
“孩子们没写作业，老师应该好好和孩子们说，怎么错了，以后该怎么做。孩子错了，就是一顿打。暴力是解决问题的方式，这种思想会灌输到孩子的行为方式中。学校究竟是教育人还是在毁人？”张某的父亲在外做生意多年，他对发生在自己儿子身上的这件事情有着更深刻的理解。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书包网

时代的挽歌二十七章
2008年9月11日
今天刚好轮到了我门班上体育课~！老远就听见有老师在打骂学生，这样的事情在我门学校真的很平常~！
当我门到操场集合的时候就看见一年轻男老师在骂的一群同学[全是男的]~！旁边还有好些女同学在拉着他，看这架势是他要出手了~！本着看热闹的心我门全都围了上去~！那老师轮着打同学的耳光更有倒霉的直接大脚踢出耳边还有那个老师的咒骂声，好象意思是让去教育局告他~！那些学生竟然没有一个站出来反抗，我真的很想不通，难道父母交上学费是他们来这挨打来了？？另一个教官还让那些学生去给他们老师道歉，很多的人都去了，只有3个人站那没动~！郁闷~！终于还有3个有骨气的男人`！1分钟后我就失望了，其中有一个也去道歉了~！某老师看着还剩下的俩个人，表情十分恐怖的走过来，冲着其中一学生大喊；你妈你很有本事是不？又一大脚T出~！只剩下最后的一名学生竟当众哭着给老师下跪，还称他服了~！
至此这事情已经结素了~！据了解这是一个新生班，被评2次优秀班级体，这次不只是什么原因被全校通报批评~！导致野兽老师大发雷霆~！
这真是骇人听闻

亲身经历时代的挽歌第二十八章
暴力殴打小学一年级学生
从很小的时候妈妈就天天教我写字，教我读书，那时候我很想上学，认为上学是一件多么光荣的事情。
1996年，我终于得偿所愿的上了我一直都想上的小学，刚去的时候对于一切我都很好奇，上课认真听课，学习成绩也非常好。
没想到刚刚到学校两个多月过后，却发生了一件令我至今难以忘怀的事情降临在我身上，从那时候起，老师的形象从我心中渐渐的消失，不再像以前那么伟大，高大。
那天由于生病的原因，我上学去晚了点。
我昏昏沉沉的走进教室，李老师问我为什么迟到，我说生病。
李老师努了努嘴吧，那是他经常做的动作，看到那个动作，我有点害怕，他每次打学生都会做那样的动作。
李老师一把抓过我瘦小的身体，紧接着抱住我的头，使劲把我的腰打弯，然后把我的屁股向后面的墙板撞去，很疼。
当时我哭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就一个劲的哭。
李老师没有在意我的哭声，还是一个劲的使劲把我的屁股往墙上狠狠的撞，一下比一下凶。
不知道被撞了多少下，老师停了下来，喊我坐到自己座位上去，还罚我背拼音。
这就是老师，在我幼小心灵中的老师。
我当时不知道老师为什么要打我，更不知道我那里错了。
回去把这件事情告诉爸爸妈妈，他们也没有搭理我，还说老师打学生自有人家的道理。
这件事情就随之而过，不过那时候在我的心里老是简直就是一个噩梦般的存在，下课的时候见了老师我都是避而远之，不想见他们，我害怕被他们打。
不过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噩梦，而是全班学生的噩梦，我们在他班上上了一年课不知道被打了多少次，几乎每一个学生，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都被他打过。
那个时候也没人管这种事，甚至学校还支持这样的作风，老师暴力打学生就像我们一天要吃三顿饭一样，缺一不可。

时代的挽歌第二十九章
1997年，我上二年级，每天除了在班上和学生玩一下，就是回家吃饭，写字，睡觉，对我来说，这就是去全部的生活。
某天，我去上课，上课的时候很饿，于是我偷吃了点早点，没想到刚刚放进嘴里就被老师发现。
老师一把抓过我的早点，狠狠的丢进垃圾桶里面，然后对着我的脸就是一巴掌，抓着我的头发，把我强制性的从座位上拖到讲台上。
从扫把（竹子做的扫把）里抽出了几根细细的竹子，喊了几个学生，把我按在地上，*我的裤子，然后就对着我的屁股狠狠的抽。
不知都被抽了多少下，我只知道我的屁股都是肿起起的，甚至还搀着血丝。
下课后来狠狠的对我说动啊“今天中午不能吃饭，要是被我知道你偷吃饭，你就死定了。”
我慌张的点头，泪水似雨一样从眼眶当中流了下来。
那天中午我没有吃饭，我相信那个老师说的话，况且他还特意找了一个人盯着我呢。反正也已经习惯了，一年多来，不知道被打了多少次，不过我知道，这一次，还不是最后一次。
这事情回家我也没有给爸爸妈妈说，因为说了也没用，在他们的眼里只有老师是对的，只有我是错的，还经常给我说，老师打你是为你好，就像我们打你一样，都是为了你好，老师就像你的父母一样，对你没有坏心。
第二天，下午，老师在黑板上抄了很多道数学题，然后抽我们一个个的上去做，做不对的就要挨打，做对的就安全回到座位上。
我本来就学习很好，一直都是班上的前一二名，而且那些数学题在我一年级的时候姐姐就已经教会了我，老师抽到我，最后我还是安全的回到了座位上面。
不过有连个人就惨了，小龙和小红，（化名）还有班上的几个没有做对的同学，老师生气的看着他们，说道“你们的脑袋吃屎了啊，连这么简单的题都做不对”
几个学生没有说话。
随后老师从讲台下面拿出几根昨天打过我的竹棍，递到他们手中，然后坐在凳子上说道“你们自己打自己，一定要狠狠的打，如果你们谁干轻轻的打，就由我来打。”
几个学生接过竹棍对着自己的手一个劲的打着，有几个打轻了的被老师看到，就由老师请自去打，直到他打舒服了为止。
这就是我们那里的教育，在学校，老师就是神，他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有着生杀大权，他让你怎样你就得怎样，容不得你去反抗。
在学生的眼里，他们就是噩梦，魔鬼。

时代的挽歌第三十章
同样是1997年，同样在我们班里，几乎每天都发生着这样的事情，每一个学生每天都担心着，害怕挨到自己。
那天好像是语文课，语文老师昨天给我们布置作业的时候，还给我们外加了一篇课文，必须得在今天早上背过。
那天抽查的时候我背过了，小龙没有背过，还有好多学生都没有背过。
语文老师拿着竹棍对着那些学生一个挨着一个狠狠的打，整整一节课，全部的时间就用在了打学生上面。
第二节课还是他的，他没有上课，而是让那些学生一个个拿着书本站在教室外面背课文 ，他在那里监督。
背过一个放走一个，背不过就一直在那里背着。
下午放学的时候我还看到一个学生在那里背我们的那篇课文，语文老师还在那里监督。
我那时候心里就想，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学生要遭受这样的对待，难道这就是我们当学生的命运吗？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我也将来当老师，我把老师从我身上打了的，全部找回来。
不知不觉，可能就是从那时候我恨上了老师，恨上了这个职业。

时代的挽歌第三十一章
那天好像是语文课，语文老师昨天给我们布置作业的时候，还给我们外加了一篇课文，必须得在今天早上背过。
那天抽查的时候我还是背过了，小龙，小虎没有背过，还是有好多学生都没有背过。
语文老师拿着竹棍对着那些学生一个挨着一个狠狠的打，整整一节课，全部的时间就用在了打学生上面。
第二节课还是他的，他没有上课，而是让那些学生一个个拿着书本站在教室外面背课文 ，他在那里监督。
背过一个放走一个，背不过就一直在那里背着。
下午放学的时候我还看到一个学生在那里背我们的那篇课文，语文老师还在那里监督。
我那时候心里就想，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学生要遭受这样的对待，难道这就是我们当学生的命运吗？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我也将来当老师，我把老师从我身上打了的，全部找回来。
不知不觉，可能就是从那时候我恨上了老师，恨上了这个职业。
老师在我的心中，除了打人，还是打人，他从来没教过我们什么东西，除了背课文，写作业，就是打人，而我们的父母也认为老师这样做事对的。
他们一直都认为老师打我们是为了我们好，爱我们，对我们负责任，爱护我们，他们也不想想，有这样爱学生的老师吗？
如果暴力被说成爱，那打死我们是不是更爱我们？
谁能给我说说家长的心思，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我不懂，别的孩子也不懂，这样的老师，这样的父母，最终他们要把我们毁灭，毁灭我们的人生，前途，认知。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时代的挽歌第三十二章
2002年，我12岁了，心里开始叛逆起来，我不喜欢老师打我，更不喜欢他骂我，那时候的我已经有自我保护的能力。
虽然我仅仅12岁，但在学校老师的千锤百炼当中，我逐渐的成长起来了，不过那时候我的学习还是很好的，依然是班上的前一二名，这是我从上一年级就保持着的记录。
每年的三好学生都有我，每一年令奖状都有我的，爸爸妈妈也很开心，但他们觉得还不够，还要我更加努力的学习，他们说“这样我们脸上才有光”
学习好，但也少不了挨打，这是必然的，只要是学生都要挨老师的打，老师打学生是天经地义的，这些思想从小就已经灌输在我的脑海里，让我牢牢的记住。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我变了，老师敢打我，我就敢打他，甚至连他说话对我不客气，我也会咽不下这口气。
我很清楚的记得我第一次打老师的情景，那天我上课迟到了，老师不让我进教室，把我站在外面，我没听他的话，直接走了。
老师看到我已经走下了台阶，急忙追出来，大声的说道“站住。”
我停下脚步来，老师飞快的跑过来给了我两个耳光。
骂道“你这个杂种，翅膀长硬了啊？还学会这样做了。”
听到“杂种”这两个字，我心里一阵咯噔，心里想到，我被这样骂了多久，好几年了吧。
我狠狠的眼神看着老师，那一刻我想杀了他，整整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在学校过着这样的生活，除了挨打，就是挨骂。
平生第一次骂老师的脏话，我狠狠的说道“日你妈，你在骂一句？”
说完这话我感到无限的害怕，真的，很害怕，暗骂自己笨，这不是找死吗？我已经想到了我的结果，一顿暴打，不过值了，自己长这么打还没这么舒服过。
也许就是这一次的出口，让我们这样压迫在老师淫威下的学生得到了新生，也正是这多年的压抑，让我最后走上了极端，更加确切的说，对教育的绝望，失望，死心，导致我走出了学校的大门。
老师听了我的话半天没反映过来，显然，这样的事情他是第一次遇到，我也是第一次遇到。
过了一会儿，他一把拽我，想把我拉进办公室里，我知道我走进办公室的后果是什么。学校里不害怕老师，或者是敢打老师的学生被弄进那里面，几乎没有一个事完整出来的。
我死活不进去，我跑到操场上拿起一个小木头，对着那老师说道“你要是敢过来，我今天就是不要命也要把你杀了。”
杀，那是不可能的，最多只会吓吓，况且我还只是个孩子，没那么大的能耐，也不敢。
老师不害怕我，直径走过来，他认为我们这些被他们打到大的学生不敢对他们做出怎么过分的事情，更别说打了。
走到我面前的时候，我慌了，看也没看就对着他打了去，结果真的打到了。
意识到自己闯祸，我连忙跑出学校，那天我没有回家，我不敢不回家，回家还是一顿打，这件事情肯定已经被爸爸妈妈知道。
最终我回家了，不过还是没逃脱一顿毒打，第二天，爸爸提着一大袋东西，烟酒，还有很多的东西去给人家老师赔罪，让老师把我收下。
因为礼物有点重，我还是被那老师收下，至此我的叛逆心理已经开始慢慢的发芽了，从那以后我在也不怕老师，为了让自己更加的有力量，我接触到了社会，那是一个更深层次的发展。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书包网

时代的挽歌第三十三章
2003年,我被学校开除了。
这件事情也弄的我不好意思，本来就是我的错，于是爸爸把我接到成都去读书，潜意识的他们觉得成都教育绝对比我们那里好的多，或者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
我听他的话，去了成都。
第一天上学，他就嘱咐我要好好的学习，不要惹事，就算是别的学生惹你，你也不能惹他，忍着，无论什么事情都忍着。
刚开始，我真的很听话，很乖巧，学习也是全级最好的，只是数学，不过这样，那些喜欢欺软怕硬的学生也注意到了我。
他们经常欺负我，有一次我哭了，并不是我怕他们，被他们吓哭的，而是我为我的牵挂，父母的嘱咐，各种各样的压力，第一次感到打架考虑到了父母的感受。
记得那次，他们几个人又欺负我，很无奈，那次我真的不想惹他们，但他们经常欺负我，要知道人都是有自尊心的，更何况是我了，我本来就不是一个什么好人，那次我还手了，狠狠的还了，那时候，真的想把那个学生杀了，打他也是越打越狠，我没有在乎他同学帮他打我，我只记得我打他，在我的脑海里，无论人在多，逮到一个主谋就往死打，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赚了。
老师看到我们打架，迅速的把我们拉开，然后把我叫到办公室里面说了很久，教育我，她是个女老师，说话很温柔，并不像我们那里的老师，就知道打人，我破天荒的第一次像一个虔诚的教徒一般的坐在她的面前仔细的听她说话，我第一次感觉到了老师的好，感觉到了老师的爱。
从那以后就没有人在欺负我，因为他们怕我，在这个世界上，弱肉强食，永恒不变的规律，他横，你就要狠，这样才能更好的保护自己。
每一次考试我都考的很好，几乎每次都是数学第一名，语文中等，英语一般，说说话英语我一个都不懂，我认为我又不到外国去留学，在说我连中国话都没说好，中国五千年的文化都还没有学玩为什么要学外国人的语言。
因为数学考试在班上是第一名，甚至在全级也是第一名，数学老师很喜欢我，处处都照顾着我，语文老师一样，虽然英语学的不好，但英语老师也没用那种歧视或者看不起的眼光来看我，并且一直鼓励着我好好学，不要放弃。
这让我知道了世界上还是有好老师的，第一次的在一节课上写了一篇作文，我的老师，写的就是我的三个老师，英语老师，数学老师，语文老师。
来成都读书，我改掉了很多坏习惯，不吸烟，不喝酒，或者偶尔抽点烟，喝点酒，专心上课，专心专心学习，远离了暴力学校的阴影，我想到了自己的未来，考上大学，好好的工作，然后平淡的过一辈子。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时代的挽歌第三十四章
2004年2月我又回到了老家上学，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放弃那么好的学校回老家上学，这是我一直都不懂的原因。
今年和往年一样，我爸爸给校长送了很多的东西，让我又报上了名，到了那所学校读书。
今年的学校格外的不一样，转来了很多从大学刚刚毕业的新老师，一个个打扮的花枝招展的，惹的很多学生都直勾勾的看着人家那些女老师，反而那些男老师就不受太大的关注，毕竟是异性相吸嘛，主要原因还是我们那里的孩子比较早熟。
几个男老师很叼，刚到学校的时候趾高气昂的，一点不对就对学生都是拳打脚踢的，当中肯定没有我，从上五年级开始我就没见过那个老师能安安生生的打我。
那天很不爽的，我被一个老师盯住了，叫王霞，一个女老师，刚毕业的大学生，按理来说现在的女人都是属于那种和温柔的，为什么她却偏偏不一样呢？
那天我好像在什么地方无意之间得罪了她。应该还不是我的错，王霞就像一泼妇一样的把我拽出去，用她那强而有力的指甲使劲的戳我的头，还用她那穿着高跟鞋的蹄子使劲的踢我。
我十分的生气，很恼怒，多少年了，没挨过老师的打了，今天破例，还是被一个女人给打了，而且我还没有错，正当我要还手的时候我们班主任出现在了我面前。
班主任是李老师，这个李老师从小就对我很好，好像学校就只有他对我最好了。
“什么事情？”
我说“我也不知道，反正就被她拽出来无缘无故的白打了一顿。”
王霞像一个泼妇一样的，大声的说道“什么？你刚刚说我们班乱报数字。”说着又想打我。
我晕了，本来就是他们班乱报，还怪我头上了。
李老师没有说话，直接把我领了过去，至于那个老师，我暂时也不想动，不管是什么原因她都是老师，而且还是一个女人。
2004年8月我上了初中，这一学期，我在也没挨过老师的打，班上基本上就是我们的天下，那些老师我们鸟都不鸟，不过今年班上还是来了一个好老师，她姓杨，我很喜欢上她的课，她为人很好，讲话也很有亲和力，不骂学生，也不打学生，一心的用正确的方法来教育学生，所以只要是她的课我每一节都在上，相反的，不是她的课，代课老师都见不到我的面。
2005年，2月，我被爸爸交到了一所私人学校，学费很贵，光管理费就是五千多，我还以为那所学校有多好，没想到还是一个瓦房，很脏，很烂，这就是我即将要上的学校给我的影响。

时代的挽歌第三十五章
进学校半个月后，那天晚上大概12点多钟看到老师们基本也睡着了，我们开始把烟拿出来，一个个的抽了起来。
过了一会儿，我们抽完烟，把烟头处理玩，然后睡觉。
大概三点多种，一位老师来我们宿舍检查，好像是闻到了烟味，开始对我们一个个的询问，到底是谁抽的烟。
很明显的，没人承认。
因为有一点点烟灰在我的床铺底下，继而被老师发现，而我最后就被老师带了出去。
我猜想到了接下来的结局，虽然没体验过，但，我们宿舍的那些同学那个没被打过，多多少少我还是了解一点。
“说，谁在宿舍抽烟？”老师眯着脸笑。
“不知道”我低着头。
“你眼睛吓的，宿舍抽烟你会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会让你知道的。”老师把我带到了办公室，一个老师问道“又出什么事？”
“几个抽烟的，还讲义气，不承认。”老师笑眯眯的说道、
“打这种人给往死打。”那个老师气愤的说道，看着我的眼神就像是在无所谓的垃圾一样，满脸的唾弃。
我很不爽那种眼神，很想挣扎，但经过这半个月的了解，这种挣扎就是在找死，这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监狱，学生的地狱，在这里学生没有尊严，一点点都没有，做错了事情就要挨打，狠狠的打。
“你还不说？”老师笑眯眯的说道，我刚想要说话，却感觉到脸上一痛，老师给了我一个很响亮的耳光，我可以感觉到自己的脸肯定青了一大块。
“我不知道”我依然回答。
又是一巴掌甩了过来，“知道了没有“
“不知道“
不知道被打了多少巴掌，我的脸真的很疼，疼的我已经受不了了，那不只是肉体上的痛，还有精神上的痛，尊严的践踏，无视。
“说不说“老师依然笑眯眯对我说这样说，脸色没有一点变化，好像刚刚什么都没发生。
“我说。“我承受不住那疼痛丢的感觉，我手摸着脸，可以清晰的感觉到脸肿了起来。
“都是谁在抽烟“老师说道
“是我，就我一个人在抽烟。“
“没有别人吗？“
“没有“
老师呵呵一笑，“听讲义气的，但愿下次你还能这么够义气。“笑眯眯的看着我的脸，浮肿的脸被他看做是一个战利品，顿了顿说道”你可以走了。“
我走到外面，第一次感觉到心痛，懂事了的我知道，他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刑法，教育法，但我没有办法告他，也告不了他。书包网 www.61k.com

时代的挽歌第三十六章
今天晚上晚自习老师黑着脸把我们班的四个学生喊了出去，两男两女，我不知道是什么事情，不过我预感到这事情没那么简单，最少也要挨打。
当天晚上下晚自习的时候也没见他们，晚上休息的时候更没见他们回来睡觉，我想到我的预感应该应验了。
第二天早上两个我们班的男同学进来满脸伤痕，眼睛里布满了血丝，脸也肿起的，明显挨了打，而且还很严重。
我看着小超和小兵两个人说道“怎么了弄的？到今天早上了才回寝室睡觉。”
小超嘶哑的声音，说道“我和小圆谈恋爱被学校发现了，昨天老师把我们四个人打了一个晚上，整整一个晚上。”最后那几个字几乎是用吼出来的，我可以感觉到那当中的痛苦和折磨，其中肯定有在人格上的侮辱，他们的性格我知道，要是只有打肯定不会这么激动。
我下床拍了拍他的肩膀示意安慰，道“都怎么打的。”
小兵说“不知道，昨天他们把我们四个人喊进去，就开始打，七八个老师还有保安打了我们一个多小时，打完过后才问我们谈恋爱的事情，这事情我们当然不敢说，说了肯定挨的打更厉害，但我们不说，他们就打，知道打的我们承认为止，一个晚上，板子打完了用钢筋打，还骂我们不知廉耻，下贱，你说，这是学校吗？还是屠宰场。”
小兵说的板子我知道，我也挨过那东西，一米六长的板子，一厘米厚，三四厘米宽，还有那钢筋，缠了胶带的钢筋，打起来不是一般的痛，尤其现在是冬天，打在身上的滋味根本不是我们这些学生能承受的。
我没有说话，只能默哀。
小兵和小超两个人把衣服裤子脱了下来，我一看，触目惊心，全身上下布满了伤痕，还有许多打破的地方，更有的地方全部肿了起来，里面积满了红黑色的淤血，一条条足足有接近一厘米厚的淤痕，看的我心里有点害怕，眼睛顿时有点发红，这是学校吗？这到底是学校吗？这就是全市最好的私人学校吗？还是屠宰场，还是监狱，还是流氓基地。
小兵递给了我一瓶红花油，说道“帮我擦一下背。”
我拿起红花油给他们两个人一一的擦了一边，等到了八点钟吃完早餐，我要去上课，刚准备走的时候，小超说道“等等，我们也去。”
我不解的说道“为什么？你们现在都成了这个样子了还要去上课，承受的了吗？”
小兵说道“没办法，老师今天点名要让我们去上课，而且还要在班上做自我检讨，对别的想谈恋爱的学生以示惩戒。”
进了教室，七八个老师走进教室，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让小超小兵他们四个谈恋爱的学生做口述检讨。
我不知道他们四个人是怎么在讲台上过完那半个多小时的，我从他们眼中看到的是眼泪，厌恶，憎恨。
做完检讨过后，老师走到讲台上，指着两个女生的鼻子骂道“你们还有没有廉耻，这么小点就想要谈恋爱，你们懂得什么是爱，什么是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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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两个女生满脸的泪水，身体轻微的颤抖着，低声的哭着不敢出声。
过后又把我们全班做了思想工作，最后还说道“谁如果还想谈恋爱就是和他们一样的下场。”
这就是老师，人类最伟大的工程师，我知道好老师很多，但这样的“老师”还可以称之为老师吗？这算是教育学生吗？学生是这样教育的吗？学生哪怕在怎么，也不能用那种社会上的方式来对待，更不能用侮辱学生人格的方式来解决。
教育法里面有那条规定可以这样对待学生，侮辱学生人格及其尊严，暴力殴打学生，甚至已经构成了严重性的故意伤害，为什么家长还要让学生们在这里读书，为什么没人来管？
顶着一顶全市唯一的一家私人学校难道就应该让我们去承受这份罪吗？顶着全市唯一的一家私人学校的名号难道他们的做法就是对的，永远都是对的吗？
那时候的我不懂，我们不懂，我们的家长更不懂，这个社会也不懂，什么样的教育方法才是正确的，暴力殴打，侮辱学生的人格。

时代的挽歌第三十七章
某天我们班的小辉抽了一根烟，被董事长逮到，其实也不算是逮到，只是闻到了小辉身上有烟味，于是董事长就带着小辉走向了他的办公室。
而我们则都在外面站着偷看。
办公室，董事长让小辉站在他的面前，拍了一下桌子，笑眯眯的说道“赵小辉，你又抽烟了？胆子真的很大，已经忘了上次的打了吧。”
小辉低着头说道“我没有抽烟。”
董事长“真的吗？”
小辉“真的。”
董事长“你不说实话是不，是不是又想体验一下上次的滋味。”说着把桌子底下的板子拿了起来在小辉面前晃了晃，意思很明显，你不承认我就打到你承认。
小辉慌了一下，赶紧说道“董事长，我下次在也不敢了。真的，你就饶了我这一次吧。”小辉见董事长拿起板子赶紧全部招了。
董事长一把撕住小辉的头发，狠狠的说道“迟了，你他妈的不早说。”“啪”的一下板子就在小辉的腿子上打了去。
在外面的我们真的不敢相信这是董事长说出来的话，这是一个学校的最高执行官说的话吗？还是这个学校根本就是一个社会混混学院？
我们看到小辉在里面被打的很惨，简直可以用残忍这样来说。
小辉被一脚踩在地上，板子还不停的打在他的身上。
小辉的惨叫没有人去理会，那些过路的老师听到小辉的惨叫没有人去发点善心去拉小辉一把，反而兴高采烈的直接回他们的寝室打牌。
一个多小时过去终于打完了，董事长也打累了，直接一屁股坐到了凳子上。
而小辉呢？
他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只是一个劲的在那里呻吟着，痛苦的呻吟着。
在外面的我，放佛看到了这个世界最悲惨的人间悲剧，感到了自己，同学，所有的学生，我们的生活学生时代好像是在地狱，我们则是在地狱的最底层，每天都要接受严刑拷打，没有我们选择的余地，连最起码的尊严，祈求，都没有。
那一刻我想到了跑，跑到外面，我不想在挨打，更不想被他们骂。
那脚踩在脸上，一米多长的板子，两尺长的钢筋，我不想，不想在忍受。
“起来，快点给我爬起来。”董事长对着躺在地上的小辉喝道。
小辉爬不起来，一动也不动，只在那里无力的呻吟。
这时走进了一个老师，60多岁年纪，他是我们的班主任，很善良，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着想，他见到小辉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连忙把他扶起来，看也没看董事长就把小辉直接带到了医务室，董事长是我们老师的学生，所以他也不好多说什么。
当天晚上我们看到小辉全身上下都摸的那种药水，紫色的专门对待这种伤的药，因为背部全都是伤，他晚上睡觉的时候只能反躺到床上。
我们学校的学生们经常说学校是交了钱的监狱，挨打的天堂，没有尊严，没有人格，没有反抗的地方，真的吗？学校真的是这样吗？

时代的挽歌第三十八章
每天的挨打，看到自己的同学挨打，我对这个学校彻底失去了信心，自从那天想起逃学过后，逃学的种子已经在我的心中慢慢的发芽，直至开始长大。
今天我又被老师打了，而且被打的很惨，他一个劲的抽我耳光，我不服气的瞪了他一眼，他就多大我几下，知道我没瞪他为止，而打我的原因也很简单，因为上课睡着了，这不是我的错，而是学校的管理不正规，教官们每天都要查寝室，晚上11点休息，一直到两三点，而且还要早上六点准时起床，这样的睡眠怎么能让我上课不打瞌睡呢，而且每天都有很多的学生在睡觉，他们也几乎没有一个能逃过老师的暴力举动。
下课，同学们给我和我关系很好的那个同学开始策划我们的逃学计划，中午，大家都在吃饭的时候我们就跑了，而且很成功，翻过围墙，跳到对面的卫校里面，直接走出去就行了。
到了外面我就和那些人打牌，抽烟，感觉很自在，比在学校好的多了，学校每天都要挨打，在外面最起码不用每天挨打，就算被打了我也可以还回来，在学校里面打了就白打了，完全没有我们反抗的余地。
就这样我们连续逃了两天的课，第三天，我正在和一个老人在外面下象棋，突然，我被人拽了一下，我随口道“谁啊”转过身子一看，我的心揪了一下，狠狠的揪了一下，董事长。
为了维护学校的荣誉，董事长笑眯眯的说道“你们两个现在先跟我回去。”
我和我同学两个人低着头，慢慢的转进了车里，一路上我都提心吊胆，即将来临的结局我不想看到，也不想面对，却又无可奈何。
到了办公室，保安开始对我们两个搜身，又是搜烟。
我没那么笨，烟其实上车的时候就被我丢了，我不可能傻到把烟带到身上等他们搜，搜出来然后又是来一场更加残酷的爆打。
搜完身董事长怒声的说道“很好，很好，你们在外面那样做，是不是想影响我们学校的名誉，今天我会让你们知道什么是痛苦的，你们做初一，我做十五。”
很快的又是一顿毒打，两个董事长，一个保安，三个人打我们两个，轮流打，我忍着，使劲不让自己流泪，我不想流泪，我的泪水在他们的眼里是一种胜利者的胜利品，所以我一直忍着。
打完过后，董事长对我们说道“去跑操场，每个人跑三十圈，不能停，停了就是这个。”说着对我们指了指钢筋。
我和我同学两个人一瘸一拐的走到操场，开始跑步，操场400多米的周长，三十圈那就是十几多公里，为了维持体力我们跑的很慢，不过渐渐的我还是不行了，但我还是一直坚持的跑着，不想认输，我身体从小到大一直都不好，而且经常吃药，在我的记忆中我最少有九年在天天吃药。
最后我的身体还是不听话，呼吸的空气越来越少，肺部好像要炸开，心脏跳的很快，我爬到了地上，我同学看到这情况赶快把我扶起来，带着我到董事长办公室，对董事长说道“董事长，他的身体不好，坚持不下去了。”
董事长没看我同学，直接盯着我的眼睛说道“怎么了，才跑那么点就不行了。”
我虚弱的说道“恩，我从小就身体不好，一直到现在每年都还要做检查。”
见到我说的是实话，董事长让我在医务室休息了一个多小时，吃了点药，过后又让我去跑，最终我还是跑完了，只不过我的身体最后还是倒了下去。
第二天我请假，打电话让我奶奶道学校来接我到她家去养几天，即使那时候老师让我在学校养，我悍然拒绝，我恨这个学校，我不想呆在这里，更被说在这个学校养病了。

时代的挽歌第三十九章
那天上课一个学生没有专心听课，被董事长看到，董事长直接走进来，一把拽住那同学的头发拉到外面，对这那同学说“你他妈的上课还打马虎眼，想找死。”
那同学是个性子烈的人，怒视了一眼董事长。
董事长直接抽了同学一个耳光，之后又是一顿暴打，那同学由于抵抗不住暴力殴打，也开始还手打了董事长一下。
董事长没想到被一个学生打了一下，于是直接走进教室，提起一个凳子，走出去，对这那学生的头就直接盖了过去，一下，两下，三下，四下，总共用凳子打了四下，我坐在最后一排看的非常清楚。
那同学被打得头破血流，他的一双眼睛狠狠的盯着董事长，我可以看的出那是一种仇恨的目光，因为我每次看到他们的时候都是这种眼光。
我从来不恨一个人，也不知道怎么去恨，但，那时我确实恨上了一个职业，老师。
我看过教育法，义务教育法，但*门制定的那些东西有用吗？那真的可以保护我们吗？为什么我们每次都一次又一次的暴力殴打也没见教育法，义务教育法来伸张正义。
记得那次我抽了一根烟，被董事长逮到，殴打了我一顿不说，还要罚款，三百元。
我打电话给爸爸妈妈的时候，他们还说这钱一定要交，我当时想，我买衣服裤子他们就嫌我啰嗦，交这样的钱还觉得应该，什么原因，什么思想，对此我真的很无语。
这就是现代家长的思想，他们的思想腐化，封建，直接影响甚至导致了我们这一带的叛逆，到底是谁害了谁？到底是谁让学生受伤？
站在19岁的末尾，我们回想起在学校的点点滴滴，偶尔我们会发现，到底是什么导致我们成现在这样，历史可以造就英雄也可以造就狗熊，学校可以成就学生也可以沉沦学生。
历史里面的狗熊，奸雄，枭雄甚多，唯独英雄很少，千百年来只有几个，学校里面的坏学生，人渣，垃圾很多，唯独好学生很少，到底是什么造成的？
又一次我买了一包烟，看到董事长来我连忙丢了，而且还丢的很远，没想到还是被董事长找到了，于是我又进了办公室，那个我心中永远的噩梦。
进去，董事长把烟放在桌子上，指着我的鼻子说道“这烟是你从那里买的？”
我装做不知道，“什么，我没有买烟，我已经戒了。”
董事长毛了，怒道“你在说一遍，我明明看到你把烟丢了的，你还说你没有买。”
我故作祈求道“我真的没有，董事长，你要相信我。”
董事长气的吹胡子瞪眼睛的，怒声道“你不承认，你放心我会让你承认的。”
接下来他又拿出了他专用的木板，开始对我实行暴力。
“承认不？”
“不”
“你很有种”
。。。。。
。。。。。
。。。。。
不知道被打了多少下，那根被胶带缠了几圈的木板都已经被生生的打断了，我还是没有承认。
董事长拿我没办法，随后拿起一根钢筋胡乱的对我敲打，我又不知道被钢筋打了多少下，忍够了，真的忍够了，我是一个人，不是一个被人胡乱打得畜生，为什么？为什么？我的心里在滴血，我要反抗。
我咆哮道“你他妈的杂种”
听了我的话，董事长越来越用力的打我。
我也开始还手，只不过我刚刚给了他一拳，就被他把我按在地上，抽我耳光，胡乱的打我。
我吼道“我要报警，你这是暴力殴打学生。。。。”
董事长看着我粉刺道“你去报啊，我们和派出所签过协议的，而且给你们的家长也表明了的，所以在学校你们就得听我的话。”
外面，我可以清晰的听到那些高年级的学生口中的惊讶，“你看小学生被打得好惨。”
“简直不成人形了。”
。。。。。。。
我嘴里又开始胡乱的骂董事长。
董事长也更加怒了，说道“你他妈的，老子今天要你的命。”
他一把掐住我的脖子，我呼吸一下困难起来，满脸憋的通红，手不断的在撕扯着他的衣服，那种窒息的感觉，我好像快要死了。
董事长的弟弟劝说道“不要在掐了，在下去万一掐死了怎么办。”
董事长还是没松开，狠狠道“我今天就要他的命。”
无奈董事长的弟弟只好强行把董事长拉开，而我也终于从死亡的边缘缓了过来，我心里害怕极了，我感觉到死亡离我是那么近。
当天我写了一份保证书，被几个同学搀扶出去，他们给我买的药，给我全身上下摸，这一身伤我在宿舍缓了好几天才算是能行动上课。
我给爸爸妈妈打电话说这事情，他们还说打得好，当时我把电话挂了，眼泪无声的从我眼睛里留出来，亲情离我是那么远，为什么我得不到他们的关心?难道我永远都是错的吗？我死了他们会伤心吗？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时代的挽歌第四十章
自从我们班主任被赶走后，我们班又来了一个新班主任，那是一个胖嘟嘟看起来很亲切的老师，刚开始给我的感觉很不错，我也很喜欢他，不过时间长了，随之而来的是，永远的伤痕，一张和蔼的面孔下面藏着一颗冷酷的心，除了董事长，他比我经历的任何一个老师还狠毒或者是残忍吧。
办公室里放着一根比他还长的棒子，而那根棒子就是专门用来打我们的，而且他下手还很歹毒，可谓是入木七分。
记得有一次，我和我同学犯了点小错，他直接用那种很和蔼的语气把我们喊到他的办公室，进去之后，他还是一脸笑容，很和蔼的说道“你们为什么要给我惹麻烦呢？”
我说道“其实我也没想给你惹麻烦，只是逼不得已。”
刚说完就一个响亮的耳光抽到我的脸上，随之的就是一顿暴打，打完我过后，又对其他学生说道“你也喜欢给我惹麻烦是不？”
那学生回答完之后又是一顿毒打，而且还是拿着那个比他还长的棒子打。
随后的几个学生也是一样的，我们几个一个也没能逃脱。
在这里读了一年书，我不记得我在这个学校被老师，董事长们打了多少次，保守估计最少也有个*十次吧。
我在这里一点尊严都没有，所有的学生基本也和我一样，在这里只有挨打与挨打，从来没有被打这一说，尊严，在这里一文不值。
元月份的时候我放月假，自从我把我那个月的生活费一拿到我就没有在去学校，一直都躲在我朋友家里，我不想在呆在那里，我受够了。
一个月里我一直浪迹在社会，有的时候就呆在网吧，家里人也找不到我，学校也找不到我。
第二年爸爸妈妈没办法只有在一次给我转学，不过自从这次转学过后，我没有在过过那种生活，几乎没有老师敢对我大声说话，更别说打我。
自从那之后我一直都是一个坏学生，彻头彻尾的坏学生，成天不是在酒吧，就是在网吧，或者在打架，而和我以前在一起的学习好的朋友的家长都经常嘱咐我不要在影响他们的孩子的学习。
他们认为我很坏，是个人渣。
我坏吗？我只想好好的保护自己，虽然这种方法极端了一点，但这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我不想挨打，所以我必须这样，我觉得我没有错。
什么造就成我变成这样，是什么？
我需要的不是暴力殴打，严重侮辱我人格尊严的教育，我只想好好读书，平静的学习，偶尔虽然也会犯一点小错，但，请不要这样对我，好好的教育我，我很听话的。我需要的是家人的爱护，关心，不是一味的让学校暴力教育，被快打死了，而他们还不闻不问。

学生是摇钱树第四十一章
“学生就是老师惟一的资源” 昆明一中学教师自述校园回扣
“当老师4年，收过的回扣不过数千元，愧疚感却与日俱增。”
陈宇的侄女今年刚上初一，老师就隔三岔五地向他们班推荐这样那样的辅导班和网校。作为家长，他觉得很反感；作为同行，他却没有底气指责侄女的老师。这种矛盾促使他对自己的职业重新进行了一番审视。
以下是陈宇的自述。
回扣已经从教辅书蔓延到其他收费
4年前，我大学毕业来到这所中学工作时，教研组长交给我的第一项任务，就是订购教辅书。
刚开学，就有书商拿着样书找到教研室，见老师就送。他们承诺的批发价一般是4折到6折，一个比一个低。当时我教两个年级，一共收到了6、7本样书。为每个年级各选出一本后，教研组长说：“按8折收钱吧。”
当时我很惊讶，不知何意，但还是照做了。几天后，教研组长交给我700多元钱，什么也没说就走了。我回去后仔细一算，正是我任教的4个班订书的差价。
这件事让我心里有点疙疙瘩瘩。但是没过多久，我就发现，一半以上的老师都要在订书时“吃”两三成的差价，“狠”一些甚至向学生收取全价。
以一个班50个学生计，假使一本教辅书的定价是20元，老师平均获得30％的回扣，每个班就有300元钱落入自己的荷包。语、数、外每科允许订两本教辅书，这三科的老师赚得更多。
而且，现在校园回扣之风大有向其他收费蔓延的趋势。每个学期总有三四次，学校政教处向各班发放一些宣传单，什么北京来的专家做报告、什么高考冲刺讲座等等，以学校的名义通知学生参加，我们都知道，这肯定是有利益在里面的。
这个学期我刚刚当上高三班主任，各种或明或暗的“外快”就来了。只要自己愿意，订书订报、招生招考、春游秋游、推荐什么“记忆法”或电子辞典之类的教育产品，但凡与学校有关，就有文章可做。
我们学校自己办了一个高考辅导班，每动员一个学生上一门课，我可以得到每月10元的“提成”，这样，每个月多出500多元的收入。这并不算多。理科学生参加辅导班的更多，有的理科班的班主任单是这一项，每个月坐收1000多元。
你以为学生和家长不知道吗？他们自己去买书还打8折呢。
有一次一位家长跟我抱怨说，一套140元钱的校服，怎么穿了几个星期就脱线了？上学期，孩子回家说要买计算器，他将家中的计算器拿给孩子用，可数学老师说必须统一购买，结果比市场价高了近一半。同一本教辅书，已经给孩子买了，老师还要求统一订。去跟老师说，他们就说已经跟书商下订单了，没法改。
我当时那个羞愧啊。无言以对，只好笑一笑。
钱不多，还“腥”了手
说实话，我不想拿这几百块钱的回扣，不多，还“腥”了手。但是，当我只按实价收钱时，有的老师就会说他们是按全价收的，我这样做会影响他们。
每收到一笔钱，我都要作一番心理斗争：“吃”吧，良心不安；不“吃”吧，会影响自己和同事的关系。想来想去，最后总是决定“随波逐流”。
这可能已经是一种惯例了，由来已久，也不是某几个老师的问题。回扣是全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大环境如此。只是，人们对教育界盯得更紧一些。
有人批评我们说，回扣会导致师生关系的异化和家长对老师的不信任，校园是必须竭力保持的最后一块净土，如果学生在校园里上了第一堂“回扣”课，难以想象十几年后，我们的社会是什么样子。
我倒认为，这与“师德”没有必然联系。大部分的老师并没有“利欲熏心”、“惟钱是从”，在选择教辅书或推荐辅导班时，仍然是以质量为首位的。如果一本书编得乱七八糟、一个辅导班徒有虚名，我也不会违心推荐给学生。有的老师在选择教辅书时，基本上要从头到尾做一遍以比较出优劣，这个工作量是很大的。
教师为什么向蝇头小利折腰
有的老师之所以放下师道尊严，甚至顶着被人骂的压力拿这几百块钱，我觉得，是因为心理不平衡。
学校的责任正在无限扩大，教师承受的压力也在扩大。国家规定教师的工资水平与公务员持平，但是教师的付出远远不是实际收入可以衡量的。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学校不要求坐班，但是只要是上班时间，几乎所有的老师都待在学校里，怕下课的时候学生来问问题，找不着。这种压力一半是环境、一半是自己给的。我偶尔提前回家，老是疑心手机响，要眼看着到了放学的时间，心才落地。
我当上班主任后，每个月多了600元的补贴。可是，班主任的责任是个无底洞，不在其位是体会不到的。从早上7点半到下午6点得一直在学校守着，学生迟到、缺席、卫生不合格、评不上文明班等等，都要扣钱，最后到手里的不到一半。
家长、学生不分时间，事无巨细都给我打电话，通讯费猛涨。比如，为一个学生请一节课假，我得打好几个电话，跟家长核实、跟任课老师解释，心烦了我会想：都高三了，用得着这样盯着吗？可是，学校就是这样规定的。
可以说，这点钱“补贴”不了担当的责任。
教师的级工资差距，是很小的。一级教师比二级教师才多100多元钱，辛辛苦苦地熬这么个职称，有什么意思呢？我们学校还算是重点中学，普通中学的老师更辛苦，待遇更差。
当老师，生活单调不说，自己根本看不到进步。出差的机会极少，连每年的履职培训都要自己掏钱。我们教研组长教了20多年书，只去北京学习过一个星期。
与其他许多行业相比，教师的圈子很小。尽管我仍不赞同从学生身上“赚钱”，但是我能够理解。老师惟一的“资源”就是学生啊！
当然，我们都明白，无论我们有多少借口多少牢骚，学生很无辜，从他们身上收取回扣都是不对的。不管哪个老师，面对这个问题都无法坦然。bookbao.com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

学生成了摇钱树第四十二章
一个家长的口述：
“你说现在的孩子都给老师送什么礼物？”一上班就有同事问我，我的孩子还不满一周岁，我自然不知道。同事也并没有期待我的回答，自顾自的接着说：“我家闺女说她们同学有一个给老师送了500多元的真皮钱包，还有一个送了一套玉兰油！”高档的真皮钱包自然价值不菲，玉兰油在化妆品中也算高档货，虽然这方便的价格我不了解，但想来也不是笔小数。
“你说这老师她也真敢收！”同事继续说。另外的同事问她家孩子给老师送了什么，同事说：“什么都没送，本来准备了五六十块的八音盒，孩子还用彩纸精心的包装起来，可一看其他同学送的，都没好意思给老师。”同事接着说：“最早都是孩子自己动手画张画什么的，去年看到同学们都买礼品，自己就买了多花给老师拿去，可去了一看其他孩子送的都是大把的花束，哎！”
同事家的孩子今年上小学六年级，学习成绩不错，作文水平尤其突出，曾经过的过市小学生征文一等奖，可就是这样的孩子，都觉得在老师面前“没有面子”。同事又接着说：“你说现在的老师都成什么了啊，刚开学那会孩子班里有个同学要求调座位，大高个子非要调到前面几排去，老师说影响后面的孩子没让调，第二天家长就给老师送去500元的购物卡，孩子的座位立马调的了前边。”
同事们都说：“现在的家长也真是的，这么贵重的礼物也让孩子买。”其实这能怪家长吗？如果老师坚持不收，拒绝上两次还有孩子第三次送吗？家长其中的推动作用确实存在，但起决定性的还是那些身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们！请客送礼一直被认为是当今社会的歪风邪气，没想到已经蔓延到十来岁的孩子身上了！
谁来为孩子的成长负责？教师们还配得上“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称号吗？别跟我说这是个别现象，网络上随便哗啦下，类似的新闻就一大堆。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要求我们的教师朋友自甘“清廉”那是不现实的，但君子爱财也要取之有道：私开辅导班的有之、兼职赚外快的也有之，这些我都可以理解，当把孩子们当成摇钱树的行径绝对值得唾弃！面对几百块钱的礼品，什么“师道尊严”、什么“为人师表”，统统见鬼去吧，你不见一张张丑陋的嘴脸都笑得*似的了？
早晨看新闻说要将师德纳入教师招聘、考核的范畴内，假如严格按照这个标准考核，能有几个符合标准的？范跑跑尚且可以大言不惭，那些贪图蝇头小利的又怎么会有所收敛呢？谁来为孩子的成长负责？谁来为我们的社会负责？谁来为我们的未来负责？——把这些责任强加到教师的身上并不公平，但“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身为教师不仅仅要给孩子们教授学业传授知识，更要正确引导孩子心理的健康成长，现在的教师做得到吗？
当然，我并不是要把教师群体一杆子打倒，我承认我们的教师队伍里依然存在谭千秋老师这样的良师，但为数不少的害群之马充斥教师队伍也是事实。所谓一粒老鼠屎搅坏一锅粥，这些害群之马的存在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教师队伍的形象，更给孩子们纯真的心灵蒙上了铜臭的气息！谁来为孩子的成长负责？这是一个需要全社会认真思考的问题。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书包网

学生成了摇钱树第四十三章
在甘肃有这么一所学校，在班级的学生必须每一个人都要买资料，不买的人不让上课，那些资料包括：复习卷子（AB卷），复习资料，还有黄金教程（用于理解汉字和课文的辅助书），字典，而且这些钱必须全部交到老师的手上，由老师全权代理去买，还说是为了学生好，害怕学生自己去不会买，万一买错，而补课又是一个学生一百块钱一门课，为何老师会这么关心学生呢？为何老师会不辞辛苦的去帮学生干这些事情呢？难道真的是老师是人类的工程师这句话起的作用吗？还是别有用心？
据了解，老师给每一个学生买的复习资料，每个学生是20块钱，而那个复习资料全部都是由老师自己打印出来的，而每个学生交的二十块钱老师最少也能赚14快钱。
黄金教程，一本接近八元，由于长时间和非法书店合作，而老师收到学生的钱过后就亲自到非法书店去买，每一本黄金教程只要几块钱，平均每一本老师也能赚3到四块钱。
AB卷一套语文数学是10快钱，只要老师亲自到非法书店去订购，只需要五块钱，而每一个学生还要交十块钱。
字典，每一个学生交11块钱，老师去非法书店买只需要几块钱。
补课，每一个学生100快钱，一个班六十多个学生，一门课一个老师就要赚六千多块钱。
而那些老师打着一些堂而皇之的理由，说一切都是为了学生，一切都是为了学习，那他们从中赚取的暴利呢？学生是老师赚钱的商品吗？
为人师表，他们想到的只有钱，想尽一切办法赚取学生的，国家相关规定，小学生，初中生，应有相关的作业量，而现在的老师打着补课，买资料幌子全部都是为了钱，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完全辱没了中华几千年的师德。
义务教育是国家统一实施的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必须接受的教育，是国家必须予以保障的公益性事业。
实施义务教育，不收学费、杂费。
国家建立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保证义务教育制度实施。
义务教育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对接受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少年不收杂费的实施步骤，由国务院规定，国家建立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保证义务教育制度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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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节：开基与创业：打天下　　　　
第一章 开基与创业：打天下
秦朝末年，群雄蜂起，逐鹿天下。先有陈胜、吴广起于大泽乡，后有项梁、项羽起自会稽，此后英布、彭越、陈婴以及部分六国势力的后裔也纷纷起兵反秦。在这些起义军中，芒砀山斩白蛇起义的刘邦并不起眼，他既没有旧时贵族的显赫身份，只是"泗上一亭长"（相当于现在乡政府下面的"片长"），没有绝世的武功（当时的楚霸王"力能拔山"），也没有雄厚的家资（出身于小富农家庭）。但是，历史却最终选择了刘邦，建立了西汉王朝。刘邦坐上皇位后，曾问手下的大臣"我之所以能够取得天下，而项羽失去天下的原因是什么？"诸臣的回答都没有令刘邦满意，刘邦自己总结道"在军事的策划上我比不上张良；治理国家，保障后勤供应，我比不上萧何；率领百万大军，进行战斗，我比不上韩信。我能将他们争取过来，各用所长，这是打败项羽的主要原因"。（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这确实是刘邦胜利的原因，但是，仅仅知人善任就能取得胜利吗？
隋朝末年，全国反隋的浪潮日益高涨。翟让、李密领导的瓦岗军屡战屡胜，逼近东都洛阳；江淮杜伏威、河北窦建德的军队也节节胜利；在隋朝内部，杨玄感也举起反叛大旗，企图推翻隋炀帝。在如此复杂的局面中，李渊和李世民父子起兵反隋。在当时的各路诸侯力量对比中，李渊父子并没有特别突出的优势。但是，最终胜利的却是他们。李渊虽然拥有太原留守的职务，但是杨玄感也是隋朝的高官；李渊手下拥有一批能臣干将，李密领导的瓦岗军也是人才济济；余者杜伏威、窦建德、王世充、刘黑闼等各路人马也都不是等闲之辈。那么在大唐王朝创业的过程中，又是哪些因素使其战胜各路强敌，获得最终胜利呢？
元朝末年，出身和尚的朱元璋参加了郭子兴的红巾军。在红巾军中，朱元璋只是一名亲随（勤务兵），但是他却能在不几年中从亲随到九夫长，继而成为大元帅，称吴国公、吴王，成为红巾军的领袖。即便如此，在当时的局势中，朱元璋领导的红巾军，只是诸多割据势力中不太起眼的一支。朱元璋占据的地区东有张士诚、方国珍，西有徐寿辉、陈友谅，南有陈友定，还有元朝的大将八思尔不花等。从"地利"的战略角度分析，朱元璋所处的乃是"绝地"。但是，朱元璋接受了儒士朱升的战略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将战略劣势转变为战略优势，首先西进战胜陈友谅，次而挥戈东击张士诚，北伐元朝首都燕京，最终统一全国，建立了大明王朝。那么，朱元璋从一个普通士兵，辗转而成吴王，又推翻元朝统治，扫平各路反王，获得最终胜利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在创业阶段，创业者处在一个高手如林、竞争激烈的环境中。不论上面谈到的刘邦、李渊、朱元璋，还是其他王朝的奠基者，在开始创业的时期，自身的力量都不具备突出的优势，甚至还处于劣势。像刘邦，他的主要对手项羽出身将门，起兵之后兵精粮足，手下谋臣、武将如林，在实力上处于绝对优势，但最终的结局是刘邦胜出，项羽乌江自刎。李渊太原起兵之时，瓦岗军已经如日中天，足以号令群雄，但是瓦岗军的主要干将却最终被纳到了李世民手下。朱元璋的案例最典型，他是中国历史上出身最寒微的开国皇帝。他二十五岁参军，只是主将手下的一名小小的亲随，却在四十一岁那年建元称帝，建立明朝，其间只有十六年的时间。可以想见的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像朱元璋那样的人多如61阅读络，防范了地方长官专权，却也造成了地方政府行政滞后、迟缓的弊病。有宋一代，守内虚外，重文轻武，致使经济繁荣，但军事上羸弱，倍受其他政权的压制，不能不说与这种地方势力衰微的特征有紧密关系。
实际上，这两种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模式，各有利弊。郡县制将地方政府当作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和分支机构，有利于中央政府统一政令和法律，提高总体行政效率；其弊端则在于削弱了地方政府在具体事务上的自由处置权，增加了信息交通的成本。封建制将地方当作中央的藩国，提高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各个诸侯国的藩王可以根据地方特点，自主、充分地发挥地方优势，提高效率；而其弊端则是容易导致地方势力尾大不掉，形成地方对中央的离心势力。
在现实中，到底哪一种模式更好，则取决于具体的环境和条件。就现代企业集团而言，则须按照行业特点和面临的市场形式具体进行选择。 　　三、考核与监察：监事会与管理层
守成坐天下的君主要想实现王朝的长治久安，为子孙后代开万世之基业，必须建立一套控制和激励人才的制度，也就是历史上的课考、监察制度。创业阶段，对于人才业绩的考察和监督，是较为直接的，这与当时面临的环境和设定的战略目标有关。创业阶段，创业集团的主要战略目标就是战败对手。对于人才而言，能否在战场上战胜对手，能否给集团提出合理、可行的建议和谋略，一目了然，较好评断。因此，在创业阶段没有形成制度化的考察和监督制度，是很自然的。但是守成阶段，统治集团的主要战略目标变成稳定和长治久安，就需要衍生出制度化和规范化的业绩考察和监督机制，来保证组织的激励作用。这种考察和监督制度，一是对任用官员的业绩考察，即课考制度；二是对官员行为的监督，即监察制度。
课考制度，关键是如何有效衡量官员的业绩。对官员勤务和功绩的例行考察，也是皇朝行政控制的重要手段。在秦汉时期，地方官在每年年底，都派出所谓的"计吏"携带"计簿"前赴中央政府"上计"，向总部报告生产、税收、财务、户口、刑狱等情况，并接受考课。这种考课制度是最高统治集团了解官员勤务和业绩的主要手段。因此，皇帝常常亲自"受计"，丞相负责考课内容，御史大夫则负责按察虚实。考课时需要对官员按照业绩进行排序，作为升迁的主要依据。此后的各个朝代，基本承继有这种考课制度。
现代企业集团在占领了一部分市场之后，也需要派出经理人员来具体管理和负责各个市场的运营。相当于中央政府的总公司通过考察这些分公司的业绩，并按照业绩来对分公司经理进行奖惩。这种制度的建立和维持是总公司控制分公司的重要手段，也是对人才使用做出的制度安排。这种课考制度越是严格和客观，公司的运作就越良好，越有效率。从历史的经验看，那些生命周期较长的王朝，在经常性课考制度方面就坚持的比较好，而那些短命王朝，课考制度就比较松弛。
守成阶段有作为的皇帝，是比较看重课考制度的。明朝初年，明太祖朱元璋就对课考较为严格：一如他对"空印案"的严厉处置上。按照规定，每年各地方的布政使、府、州、县等都得派"计吏"到户部报告地方财政收支账目。为了筹算钱粮、军需等款项，必须由各府将本府情况报到布政使司衙门，布政使司衙门再报到户部，这样层层上报，最后户部审核数目是否完全相符；如果数目不符，则需要驳回重新填造。各地的布政使司有的离京城比较远，重新填造不方便，因此为了避免麻烦，上计的官员都带有事先预备好的盖过官印的空白文书，遇有被驳回，就随时填报。在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发现了这个弊政，立即下令严办。
通过课考制度，中央政府可以有效地控制地方官员的业绩，从而间接监察官员的努力程度。在古代中国的皇朝史上，课考、监察体系一般是两个独立的系统。前面讨论的课考是户部的责任，而监察机关主要是御史系统和都察院。
监察制度比较严密的首推明朝，而明朝监察制度的完善，主要还是朱元璋的作为。朱元璋在创业阶段，东征西杀，统一了全国；在守成阶段，高瞻远瞩，他的一些制度设计，基本都着眼于大明王朝的长治久安。监察制度方面，从明初开始，就形成了中央和地方两套监察体系，明确体现了分权和制衡的精神。在中央，六科和都察院共同行使纠举百官的职责；在地方，中央派出的巡抚、巡按，以及地方按察司共同承担对外省各级官员的监察，纵横交错，多管齐下，既相互补充又相互制约，组成一张严密的监察网。课考和监察制度，是在正反两面着眼，对于一个希望稳定发展、基业长青、大有作为的组织而言，是极其重要的。
成长阶段，重在建构。组织设计和制度安排又是王朝初建阶段的重中之重，直接决定着王朝未来发展趋势和发展特征。守成之主对组织设计和制度安排的态度、理念，以及作为，在这个王朝发展的全部阶段打上深深的烙印。是短命而亡，还是长期生存；是积贫积弱，还是迅速鼎盛；是乌烟瘴气，还是清平向上；是僵化不变，还是与时俱进，都在其中。近视的眼光、静态的观点，也许会取得一些成效并勉强支撑下来，却带不来任何长期的优势，更不用说基业长青。长期持久的生命力只能来自于管理能力，而管理能力又取决于组织设计和制度安排。进一步讲，只有这样，组织才能有效，也才具备战略转轨和根据环境提早采用最新战略的素质和能力，才会逐渐使之完善、定型，从而跃居巅峰。刘邦为着屏藩中央，分封同姓王，导致了后来的"七国之乱"；晋武帝司马炎不见前车之鉴，分封诸王，导致后来的"八王之乱"；北宋重文轻武、削弱地方势力，造成北宋王朝的疲敝与软弱；朱元璋废除宰相，导致了明朝皇帝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荒唐的皇帝。这些历史经验和教训，都得之于皇朝的守成阶段成长时期，很值得现代管理者们注意，毕竟组织不是一个由只需加油的机器、自顾而立的场所和僵硬不变的体制堆砌起来的无生命物体，而是类似于人的活生生的生命体，不加以剖析结构、无所谓解构功能，将无法逃避衰亡期的迅速到来，甚至与鼎盛时期绝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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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节：成长期文化：无为中的成长(1)　　　　
第五节 成长期文化：无为中的成长
创业成功之后，创业集团自然转化成为统治集团；其地位、作用等都发生了变化。现在的统治集团要面对自身内部的各种问题，还面临着统治集团和普通民众之间的矛盾。怎样解决和调适这些问题，就是这个阶段文化建设的主要任务。而这个阶段皇朝的一切行为，无不都是从确立皇朝的统治思想开始的。
一、文化核心：注重关注背景的因素
组织文化的内核在于组织的指导思想。指导思想实际上确定了整个组织的价值观，确定了整个组织的行为规范。组织内部成员的关系调整、组织与外部环境之间的沟通和互动，都需要组织的文化内核予以确认。
在中国历史上，文化思潮主要表现为儒家、法家、道家以及佛教。儒家向来被称为正统思潮；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及天下一统的儒家思想一直是正统王朝的指导思想。但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在皇朝的不同发展阶段，儒家的地位也是不同的。究竟谁为主导，需看该思想能否适应当时的内外部环境。中国历史的发展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那就是治理国家的原则需要从理论上加以阐发和得到论证，政务举措也必须合于某种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学说，才能视为正统。
秦始皇集团在扫平六国、统一天下之后，选择的指导思想是法家思想。法家的代表人物是韩非子。法家持历史进化论，认为政治措施应该适应"贵贵而尊官"和"争于气力"的当代社会；坚持"性恶论"，经常警告说不能轻信人的善意，治国只能依靠暴力强制，并通过周密设计的法律以禁人为恶。本着这样的治国原则，秦始皇在统一全国之后，实行了非常严厉的刑罚制度。在秦朝，光死刑就有三十多种名目，连坐、族诛等酷刑使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被判处徒刑的，实际上就是做了官府的奴隶。犯罪的人被编为军队，开到前线去打仗，即使不被抓去打仗，也被充军和罚做苦工。光被秦始皇派去修建骊山坟墓的囚徒就有七十多万人。历史证明，这种严刑峻法并没有保住秦朝的江山。秦朝的灭亡，从根源上说，在于其治国的指导思想不合时宜。
刘邦集团反其道而行之，在创业阶段就拿秦朝的严刑酷法作为反对秦朝的主要理由，并以此来进行宣传。刘邦攻陷咸阳后，立即与民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这种简约的法律规定与秦朝严密复杂的法律规定一比较，就得到了咸阳百姓的拥戴，史书记载"秦民喜"（《史记》）。刘邦创业成功后面临的也是民生凋零，百废待兴。基于此，道家的"清静无为"之说脱颖而出，为汉初的"休养生息"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因此，自刘邦，经过惠帝、吕后，一直到文帝和景帝，汉朝的治国思想就是黄老之术，讲究清静无为，不扰民，轻徭薄赋，轻减刑罚。汉初的丞相萧何、陈平都使用这种清静无为的方针来治理国政。曹参当上宰相之后，曾经好多天不上朝理事，还整天在家里和朋友饮酒作乐。年轻的汉惠帝刘盈对此十分不满，就派人前去询问曹参，为什么不理朝政？曹参反问惠帝：陛下的英明神武比得上高皇帝（刘邦）吗？刘盈说比不上。曹参又问，陛下看我和萧何哪个的本事大呢？惠帝回答，你看起来不如萧何。曹参立即回答：高皇帝与萧何相国平定了天下，法令明确无误，现在陛下垂拱而治，我和百官恪守职责，遵循原有的法度而不更改，不就可以了吗？这就是所谓萧规曹随的典故。通过这个故事，可以发现在汉初，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得到了完全地贯彻。到汉武盛世，治国思想由信奉道家无为而治转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从反面印证了外部环境的作用，以及治国思想之于皇朝发展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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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节：成长期文化：无为中的成长(2)　　　　
汉初黄老无为的治国思想，也在皇帝的身上留下了烙印。文帝号称"节俭"皇帝，不仅如此，他还减免全国的赋税，曾经免收全国田赋十二年之久。此外，他还免除了许多严刑峻法，废除"一人有罪，坐其家室"的连坐之法，废除了"诽谤、妖言之罪"，废除了肉刑等等。可以说，汉初的"文景之治"，实际上就是黄老治国思想的证明和实现。
不同治国思想的选择，导致不同的治国方略和不同的具体政策，继而又导致皇朝的不同命运。元朝和清朝都是少数民族建立的全国政权，但终元一朝就没有出现过一段比较稳定的时期，更甭奢望享受鼎盛时期带来的成功和辉煌了；而同是少数民族政权的清朝，则很快出现了康乾盛世，且持续了百年之久；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只有不到一百年，而清朝则统治有二百六十年之长。同是少数统治，结果为何迥异，我们发现原因在于两个统治集团在建国之初，选择治国方略不同使然。元朝在中原建立起自己的统治之后，采取的治国方略是以牺牲其他各族人民的利益来满足本族的利益；以蒙古族为绝对的统治者。在这种治国思想的指导下，元朝统治者将各族人民分为四等，各有差别：蒙古人为第一等，色目人为第二等，汉人为第三等，南人为第四等。不仅如此，还通过残暴的军事高压政策压迫其他各族人民。如此就是元朝的短命。而清朝在入关之后，很快就改变了创业阶段的方略，选择了新的治国思想，即满汉一体。在这种治国思想的指导下，清朝很快就获得了全国人民的认可，从而稳固了自己的统治。
二、守成还需内严外宽
从历史上看，稳定阶段的皇朝指导思想一般都会选择与民休息的道家思想。这种思想表现在制度上就是休养生息。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宽松的思想和政策，主要是针对普通民众而言的。与民休息的另一面则是严格约束统治集团内部。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所谓的"外儒内法"思想的含义。对"外儒内法"思想的理解，应该从这样的角度来看：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在中国古代皇朝的历史上，各级官僚乃是"牧民"之官，是普通百姓的"父母官"；对官僚队伍的放纵实际上就意味着对普通百姓的压迫。所以，这种"外儒内法"并不矛盾。 明太祖朱元璋在取得政权之后，实行的是与民休息的宽松政策，从思想渊源上看，乃是道家和儒家的混合；但是，我们知道朱元璋又是一个对官僚极其不信任和非常严格的皇帝。朱元璋在对待官僚的态度上实际上是法家的思想。为了不让各级官吏下乡扰民，朱元璋专门下旨要求各级官员，特别是基层官员不得无事下乡扰民，如果有百姓发现官吏下乡，可以向朝廷举报。朱元璋对待贪污官吏的态度更严厉、残酷，扒皮实草等酷刑都用上了。这实际上乃是法家思想的外化：人主乃是孤家寡人，没有可以信任的人；人性乃是恶的，做君主的是通过各种手段控制臣下的私心贪欲。 稳定和成长阶段的这种外松内紧的制度文化，还可以从清朝初期的康熙、雍正时期看出来。康熙朝时期，经过明末战乱之后，百废待兴，在这种情况下，统治集团非常自然的要采用儒家和道家的宽、仁政策，因为"宽则得众"。尽管当时清朝廷对政治反抗者施以严刑、治以峻法，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尚得缓刑，对士民施以柔术。以宽，拂定众心；以宽，笼络士人；以宽，休养生息；以宽，治政安民。但是，在对待统治集团内部的官僚集团时，法家的严厉暴露无遗。雍正皇帝被称为"抄家皇帝"，其严猛为政的迹象在即位之初已经显露端倪。雍正不仅对大臣大行杀戮，而且对其亲兄弟也不放过；不仅从肉体上消灭贪官污吏，而且还从人格上侮辱那些不顺自己心意的大臣。大臣钱名世因与年羹尧交通，在年羹尧被诛杀之后，钱名世也被罢官回家，雍正别出心裁赐给钱名世一块匾额，上书"名教罪人"，要钱名世挂在自己家的大门口上。但是，值得指出的是，雍正的严猛只是针对官僚集团的；而对一部分人的严猛客观上往往使另一部分人感到了宽仁。在处理朝廷与普通百姓的关系上，雍正坚持了宽仁和平的思想和政策。而以严猛手段打击不法官吏，严肃官僚纪律，本身就为广大百姓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社会生活环境。
三、在成长中寻找文化的支撑
在皇朝初期，由于刚刚结束战乱局面，人民的心思还没有统一到新王朝。这时，皇朝很需要通过一种比较迅速、快捷和有效的方式，将新王朝的治国思想、治国方略，以及新王朝的指导思想广泛传播开来，取得人民的认可和拥护，从而为皇朝的稳定奠定思想基础。这些都是新王朝面临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加快发展学校和教育。学校和教育除了稳定人心、宣传新王朝的指导思想、培养人才之外，还有第三个功能，就是可以建立王朝的人才储备库和蓄水池，在人才过多的时候，储备起来，既可缓解压力，又备不时之需。
首先，学校教育要与组织发展的整体文化内核相结合。这种通过学校教育将统治集团的治国思想和治国理念制度化的方式，就是官学的产生和发展。在汉朝以前，教育是私人的教育。孔子招收三千弟子，实际上是民办学校，孔子要靠收学费来维持生计，这个学费就是"束脩"。到了汉朝，官学也只局限于最高学府：太学，并且太学只有一所。随着历史的演进和发展，各个统治集团逐渐认识到了学校教育的重要性，从而纷纷举办官学，并且将官学逐渐从中央办到省一级，继而府一级，县一级。明清两朝是学校教育最完善和最繁盛的时期。在宋朝，政府办的官学还只到州级（府级），而到了明朝中央有国子监，地方上有府州县学，基层有社学，卫所有卫学。学校的设立遍及社会各个角落。当时人们对这种普遍的学校教育称之为："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明朝的这种学校教育繁盛的局面，与朱元璋重视教育有很大的关系。在创业时代，朱元璋就在自己的领地内大力发展学校教育。如此就好比为组织培养一批忠诚的员工，并对锁定的目标群体有着极有力的吸引力和说服力。
其次，学校教育要与组织的人才培养和人才选拔结合起来。这实际上又是通过学校教育把皇朝的人才培养和人才选拔合在了一起。在汉朝，最高学府太学，不仅宣讲学问，还是一个官员培养单位。太学是当时的国立大学，只有一个，这里面的学生，考试毕业分两等，当时称科。甲科出身的为郎；乙科为吏。郎和吏，都是汉王朝的后备干部，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之后，可以获得实际的官职。到了科举制较为发达的宋代，特别是明代以后，学校教育则完全与科举结合了起来。学校教育从内容和形式都与科举制度紧密相连，成为科举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参加科举必须学校出身，学校也以培养科举人才为目的。这就是所谓的"科举必由学校"。府州县学分别与科举考试中的童试、乡试、会试相对应，又与秀才、举人、进士等科举名号相对应。
第三，重视学校教育的宣传作用。学校教育本身就是一种知识和信息的传播活动，这种活动具有集体性和统一性的特征。组织的战略意图、政策措施以及具体的行政事务，可以通过这个网络传达到普通民众那里。当然，对于现代组织而言，组织内部培训的信息传达作用可能比较小。但是，通过内部培训，把本组织领导层的战略意图和政策动向传达给组织成员，也还是比较有效率的一种方法。
为了享受这一夜，我们战斗了一生。诗人公刘先生如是说。用一生的战斗换来的这一夜，是成功创业者独品的芳醇。芳醇令人迷醉，可究竟能否持久，考验着把酒的人。不错，起于萍末的闯王李自成战斗了一生，也享受了一夜，却旋即丧失了流血、流泪、流汗挣来的基业。起于寒微的朱元璋也战斗了一生，却不止享受了一夜，还开创了大明王朝十六帝近三百年的基业。为什么创业路近似，命运大不同？！百思一问。
创业未有转入守成。外部环境之于组织是何等重要，环境的转变要求组织各方面必须随之调整，甚至重构，才能免除早衰之苦、夭折之运。那些安享创业果实、不思持之以恒、缺乏核心理念的人，是不具备高瞻远瞩能力的，连创业后的守成期都难以度过，更甭奢谈长青的基业了。
创业转入守成，重在建构。因为刚刚尘埃落定的创业期是灵活多变，但缺乏规范与控制；此时最为急迫的就是转轨，不仅体现在战略上、战术上，更要落实在制度上、规范上，包括组织架构、核心理念、管理程序、信息系统、激励制度、人才制度以及其他适应守成阶段需要的组织特性。
非如此，不能迈向组织的生命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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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节：扩张与繁荣：天下盛世(1)　　　　
第三章 扩张与繁荣：天下盛世
汉元狩二年（前121年）春，汉武帝刘彻任命霍去病为骠骑将军（位同大将军），率领骑兵万人，从陇西出塞，转战六天，越过焉支山千余里，杀敌八千余，俘虏匈奴浑邪王子，缴获休屠王的祭天金人。同年夏天，汉武帝又派遣霍去病与公孙敖率数万骑出北地，深入两千多里，越过居延泽，攻至祁连山，击败匈奴军主力，俘获匈奴酋涂王和单于阏氏、王子等百余人，歼敌三万多人。这是大汉王朝对匈奴开战以来的空前大捷。这次战役后，汉朝控制了河西地区，截断了匈奴和羌人的联系，打开了内地通往西域的道路。这两次战役只是汉武帝对匈奴作战四十余年、十五次大战中的两次。武帝对匈奴连年开战的同时，亦向正南、西南和东南大肆扩张。元光五年（前130年），招抚夜郎国；元鼎五年（前112年），消灭南越割据政权，设交趾等九郡；元封二年（前109年）尽灭西南夷。元封三年（前108年），出兵朝鲜，设玄菟、乐浪、真番、临屯四郡。武帝的雄才大略，使汉朝实现了全盛。大汉王朝不仅军事力量强大，而且经济发达、社会稳定、文化繁荣，成为当时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国。但是，物极必反。武帝的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给汉帝国带来了空前的压力，社会陷入一种恐慌情绪中。汉武帝晚年对此也有认识，并于征和三年（前90年）向天下颁布"轮台罪己诏"，以求改过自新。但为时已晚，大汉帝国无可奈何地走向了下坡路！
大唐帝国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国势强盛，百姓富庶。大诗人杜甫那首最为人们所称引的《忆昔》诗写道："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狼，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既生动形象，又不失历史真实。杜佑在《通典》中记载当时盛况：十三文就可买一斗大米；青州、齐州的谷子每斗只要五文。两京大米每斗不超过二十文，面粉只有三十二文，绢一疋二百一十二文。东至宋州、汴州，西至岐州，道路两旁都有旅店酒肆招待客人，酒馔丰溢。每店都有驴，可以租给客人乘坐，叫做驿驴。南面到荆州、襄阳，北边到太原、范阳，西面到蜀川、凉府，都有店肆，以供商旅，就是旅途千里，也可以不持寸刃。天宝元年（742年），国家的户数在八百五十二万，人口约五千万，世界各国的商人、留学生涌入首都长安，使长安成为人口众多的国际大都会。但是，大唐帝国的盛世很快就被"安史之乱"打断，陷入到兵荒马乱之中。之后几经努力，风光不再。
大清帝国乾隆年间，弘历皇帝在平定准格尔、回疆，攻取大小金川，扫平廓尔喀之后，自诩武功卓著，命作《御制十全记》，令写满、汉、蒙、藏四种文体，建碑勒文，自称"得国之正，扩土之广，臣服之普，民庶之安"，无与伦比。乾隆的"十全武功"是：平准噶尔为二，定回部为一，扫金川为二，靖台湾为一，降缅甸、安南各一，即今二次受廓尔喀降，合为十。大清国在康熙、乾隆年间天下太平，史称"康乾盛世"。当时大清国国力之强盛，远胜于欧洲诸国。亚当o斯密在著名的《国富论》中比较了当时世界上各个大国的经济实力，得出的结论是大清帝国的总体经济实力与整个欧洲的经济实力相当。但是，盛世好景不长，腐朽气息袭来。乾隆后期，权臣和珅贪污受贿，竟然聚敛了相当于清政府七年国库收入的财富！首席大臣如此，整个帝国的官僚体系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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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节：扩张与繁荣：天下盛世(2)　　　　
如上三个盛世，都是乘祖辈之积累，加皇帝自身之英明，而实现的扩张与繁荣。这一阶段，不仅皇朝的统治稳定，社会秩序良好，经济发展繁荣，而且普通大众的生活也非常富足、安定。盛世不仅是一个皇帝的辉煌，一个王朝的辉煌，更是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辉煌！盛世是皇朝开基者所希望的，也是广大百姓所希望的。但是，历史的规律显示，盛世不可能旷日持久，日中必损。这个规律是中国皇朝发展的独特规律，还是所有组织演进的必然规律呢？是否在盛世之后，都会出现这种衰退的趋势？本章从剖析历史上的皇朝盛世开始，讨论组织实现盛世的条件、盛世阶段的特征以及盛世之下的隐忧。
历史上，盛世的出现不是偶然的，盛世需要条件。首先在于物质和文化基础；其次在于天下大势；再次则是皇帝素质。盛世之下的隐忧，同样是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要求其时君主能够体察矛盾的积累，而不只沉浸于"扬名立万"。
第一节 迈向巅峰：盛世的环境
如果说，创业成功为组织的生存创设了基点，制度的成功建构则为组织的稳定和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支点，由此，组织的实力快速增长、扩张，攀上了梦寐以求的生命巅峰。此时，组织的环境也发生着重大的变化。就皇朝而言，首先是统治基础得到了稳固，统治集团的地位和威望被普遍接受，民众已经认可。这种情况类似于企业在打开市场之后，通过一个阶段的快速增长，消费者对企业的认可程度、甚至美誉度大大提高。在这种情况下，竞争压力就不是那么迫切和明显了。其次，各种制度已经比较规范，皇朝的一切运行进入一个规范和稳定阶段。守成阶段创立的各种制度，经过几代人的修改和调适，已经比较完善。再次，经过快速增长积累的大量物质财富，为皇朝的繁荣和扩张提供了物质基础。
然而，物极必反，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反面。第一，物久生弊。一个制度成熟之后，表面运行很稳定；而随着环境的变迁，如果仍是照章行事，就容易变得官僚起来，进而隐含各种诟病。第二，自满与成功俱来，野心同实力共增，扩张的野心成为组织的一大威胁。第三，盛世阶段，组织成员在歌舞升平中逐渐丧失斗志。不用再为组织的安危担忧，不用再为组织的未来操心，所关注的仅是自己的名利地位，自己的荣辱得失。
上述这两个极端，繁荣是"好"的极端，繁荣之下的隐忧则是"坏"的极端。这两个方面也都对皇朝的战略目标、人才政策、制度安排、文化建设等产生影响。"好"的情况占优时，皇朝的繁荣期就相应延长；一旦"坏"的极端，即盛世之下的隐忧逐渐累积、凸现，盛世就告结束，皇朝无可避免的滑进下一个阶段。
一、盛世基点：稳定与成长的硕果
经过建国初期几代皇帝的努力，皇朝的统治基本稳定下来，社会秩序也已安定。盛世皇帝从先辈那里接手了一个稳定且具有增长潜力的皇朝。也就是说，组织建构比较齐全、运行比较规范，环境基本稳定，目标群体比较固定，与目标群体之间的关系也已相互信任，达到相互支持的状态。
西汉刘邦集团在成功创业之后，经过惠帝刘盈、吕后、文帝和景帝一段稳定和快速增长，到武帝刘彻即位时，已经具有进入盛世的社会和经济基础。经济上，经过汉初近百年的休养生息，已出现一段治世即"文景之治"，汉朝的社会财富已经是极大丰富。全国人口规模和粮食产量都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这种富足是汉初皇帝和大臣们想都没想过的。政治上，景帝平定了"七国之乱"，理顺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随着经济的发展，再加上汉文帝削减各种严刑酷法，社会治安进入秩序化的轨道，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虽说夸张，但社会治安确实非常好。对外关系上，虽然还有一些外族的侵扰，但总体上还算平静，只有匈奴时不时侵犯边境；和亲政策也起了一定作用，没有再发生汉初刘邦被匈奴围困白登山的惨状。这是汉朝到武帝时期能够出现繁荣盛世局面的前提条件。如果没有汉初近百年的稳定和快速增长，就不可能出现汉武帝的大汉盛世。
大唐帝国的开元盛世也是这种情况。经过太宗李世民、高宗李治、武后则天、睿宗李旦、中宗李显等几代皇帝的休养生息政策，唐代统治逐步稳定下来，经济也是快速增长。唐初实行的租庸调制、府兵制以及轻徭薄赋的财政政策，到开元初年产生明显的效果。而太宗李世民开创的贞观之治，不仅为开元盛世的出现奠定了经济上的基础，而且奠定了政治上的基础。快速发展的封建经济，以及与民休息的政策方针，使社会秩序非常稳定。在太宗贞观年间，有一年全国因犯死刑而处死的人还不到三十人。武则天时代政坛上的血雨腥风虽然惨烈，但对普通民众的影响并不大，也没有发生较大的军阀混战的局面。武则天的统治也还是遵循贞观年间的治国理念，轻徭薄赋，重视农业生产，吏治也比较清廉。从治国的角度来看，武则天应该属于开明君主之列，虽然对待政敌的措施比较残酷。随着睿宗李旦和中宗李显的相继去世，武则天时代的政治风波也渐近尾声。李隆基接手的大唐帝国是一个处于上升期的成熟组织，不仅经济力量蒸蒸日上，而且各种制度臻于完备，官僚体系运转处于最有效率的时期。大唐盛世就此走上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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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节：扩张与繁荣：天下盛世(3)　　　　
朱明帝国在经过朱元璋、建文帝和成祖朱棣几代皇帝后，到仁宗朱高炽和宣宗朱瞻基年间，也攀上皇朝顶峰。朱元璋创业成功后，同样是与民休息。开垦荒地、移民屯田、废除元朝遗留奴隶制、重视农业，兴修水利等措施使得明初社会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朱元璋严肃整治吏治，为明王朝提供了一个高效清廉的官僚体系。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巩固和中央对地方的严格控制，使得明王朝的政治趋于稳定。建文帝本身就是一个学者型皇帝，在其统治期间依然延续了乃祖朱元璋的治国方略。建文帝最失败的地方在于其削藩谋略的失误，不仅没有削掉诸王，反而被他的叔叔燕王朱棣夺了权。但是，朱棣当上皇帝后，依然秉承他侄子建文帝的削藩方针。由于朱棣的策略得当，极大的削弱了诸王权力，这些藩王不再是权倾一方，仅是衣食租税的逍遥王爷了。因此，虽然明初有燕王夺权的内战，但总体治国方略并没有发生变化，到仁宗高炽和宣宗瞻基年间，明朝也实现了"仁宣之治"的繁荣盛世。
清朝入关后，经过顺治帝福临、康熙帝玄烨和雍正帝胤禛几代皇帝的努力，到乾隆年间到达极盛。清初康熙皇帝灭三藩、平蒙古、治漕运、收台湾，为清王朝奠定稳定统一的基础。清朝领土空前广大，人口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峰。而康熙帝"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更是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巩固了清朝的统治。到康熙中期，清朝统治者的满洲身份逐渐被汉族知识分子和广大百姓所认可。康熙帝唯一的缺点是晚年倦政，与官员们和光同尘，造成清朝官员贪污的第一次浪潮。值得庆幸的是，随后的雍正帝很快弥补了康熙的这个失误。雍正帝被称为"抄家皇帝"，对待贪污腐败的官员十分严厉，甚至残酷，雍正末年出现了清朝少有的吏治清廉。不仅如此，雍正帝还镇压了企图夺权的几个王爷，重新巩固了中央权位。雍正帝去世后，乾隆帝给他的庙号是"世宗宪皇帝"，意思就是框定了清王朝的治国大纲。到乾隆初年，国库存银已达七千万两，而雍正初年还不足五百万两。乾隆即位之时，是一个经济发展、财政充裕、社会稳定、官员清廉的良好局面。正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大清帝国才在乾隆年间实现极盛。
二、当心繁荣底下的隐忧
盛世王朝给人的印象是一个蒸蒸日上的富足社会。但是，在这个富足社会底下，却有一股不可忽视的暗流。盛世之主如果能及时发现并着力消解这个暗流，盛世局面就可能长久延续；而如果被繁荣表象所迷惑，盛世就可能成为王朝衰落的起点。所谓盛世危局，只有对盛世下的暗流时常保持警惕之心，才能杜绝或延缓危局出现，维系盛世。
盛世皇帝自身是第一股"暗流"。盛世皇帝都很英明，但他们大多生活在养尊处优的环境之中，基本没尝过创业的艰辛，也没有亲历过王朝初建阶段的种种危机。而创业皇帝一般都出身底层，通过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地走到最高统治者的地位。他们大多数了解民间疾苦，能够体谅民情和民心。守成皇帝登上皇帝宝座时，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和美好。他们的政敌时时在觊觎他们的皇位。天下初定，百废待兴，他们面对的是战乱留下的一个烂摊子。经济上的匮乏，政治上的压力，他们的处境不比创业时期好多少。但是，到了盛世，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政权已经稳定下来，制度规范运行，官员素质也大大提高，思想统一，文化繁荣，这些都令人兴奋不已。也正是如此，没有亲身经历和感受过创业和守成的困苦的皇帝，对大好局面的珍惜之情，就没有先人们深。虽然个人素质较高，但这种经历上的缺陷，却是无法弥补的。在这种情况下，盛世皇帝就极容易陷入一种好大喜功、自我感觉良好的状态之中。而这种状态对于王朝发展来说，百弊而无一利。
不论是汉朝的武帝刘彻，还是唐玄宗李隆基，北宋的仁宗赵祯、英宗赵曙，明朝的仁宗朱高炽、宣宗朱瞻基，清朝的乾隆帝，都出生在王朝快速成长阶段。社会趋于稳定，经济正在发展，文化正在复兴，他们的成长历程就是一部皇朝强大史，遇到的都是令人欣喜的事情。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和自豪感在皇帝和各级官僚身上都有体现。
官僚系统是皇朝的经理层，作为董事长的皇帝要通过以宰相为总经理的官僚体系施行统治。而官僚系统中，上至位列一品的宰相，下至不入流的小官，也都是在这种快速发展中成长起来的。他们没有经过战乱，之所以能够做上官员，靠的不是征战杀伐的战功，而是闭门苦读圣贤书，通过荐举或者科举考试得到的官位。当然，还有靠裙带关系的，不过这毕竟是少数。在盛世皇帝的感染下，也觉得他们自己很优越，都不自觉地、无意识地染上了天朝上邦的高贵感。
盛世皇帝和官僚们的这种高贵感，需要物质财富的支撑，而恰恰就在这个阶段，皇朝积累的巨大财富为奢侈浪费提供了支撑。汉武帝登基之后，马上修正汉朝初年无为而治的治国方略。除了在政治上加强皇帝权力、削弱宰相的权力外，还在经济上改变汉初的轻徭薄赋方针，从而增加皇帝可以控制的经济资源。这集中表现在盐铁专营的政策上。当时对盐铁是否实行政府专营进行了旷日持久的全国大讨论，这些讨论后来被收进著名的《盐铁论》中。结果实行政府专营的意见占了上风。实行政府专营实际上是增加了皇帝可以掌握的财富，从而扩大了皇帝的活动范围。既有优越感，又有财富上的支持，汉武帝便开始在都城大修宫殿，大肆封赏大臣，大肆对外扩张。官僚们也被繁荣景象迷了眼，跟随着皇帝一起奢靡。奢靡之风对皇帝和官僚是一种享受，对普通民众却是沉重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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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节：扩张与繁荣：天下盛世(4)　　　　
民众负担开始加重时，才是真正的暗流。而那些优越感甚重的皇帝和官僚们，却最容易忽视这股暗流，这是皇朝盛世难以为继的主要原因。
三、野心造成无限制的扩张
盛世的繁荣使得盛世君主和官僚们具有了一种傲视内外、天下无敌的感觉。这种感觉因为有雄厚的经济基础的支撑，对外扩张的野心就开始无限膨胀。
汉朝初年，匈奴经常袭扰，最严重的一次竟然攻到了首都长安附近。刚刚创业成功的刘邦带兵亲征匈奴，怎奈力量不足，被匈奴骑兵围困在白登山，差点丧了命。此后，文帝和景帝对匈奴采取守势，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还采取了和亲政策。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汉武帝时到了极盛时期，对匈奴的仇恨不可不报。在汉武帝时期，对匈奴的战争一直持续了四十年。这一战争到了后期，完全失去了守卫皇朝的意义，成为武帝炫耀大汉国威、实现扩张野心的手段。此外，武帝对其他政权的战争，大部分属于不必要的战争，纯属满足日加膨胀的野心。
乾隆年间对大小金川的战争也是皇帝野心膨胀的产物。大小金川，地不过四百里，人不满三万，却征讨五年，三次换帅，耗银七千万两，士卒死伤三万余人。最直白的说，乾隆帝为了凑足自己的十全武功，不惜民力。不仅如此，乾隆皇帝还发大兵剿灭国内的白莲教，以求天下太平的美誉。
这种野心膨胀不仅存在于古代封建皇朝，就是在现代企业中，也大量存在。一个企业，发展到极盛时期，企业的领导人，包括中下层管理人员，甚至部分员工，其野心极大膨胀。如果在其他阶段，即使有膨胀的野心，也没有扩张的实力。但是极盛阶段，有大肆扩张的本钱，再加上组织的膨胀野心，这种无限制的扩张就会成为现实。而不顾及现实条件约束的扩张，就将成为企业鼎盛期结束的直接诱因，并加快组织衰退期的到来。
那么，作为组织决策者的最高领导核心，要有着怎样的素质才能带领组织迈向巅峰，而又需要怎样的素质才能洞察到隐藏在繁荣背后的隐忧？换句话说，怎样的皇帝既能带领皇朝走向盛世，又可以防止皇朝盛世下的隐忧演变成"显忧"，而不至于落入盛世--衰退的循环怪圈中呢？
第二节 判若两人的盛世之主
没有英明、干练的才能和宏伟的抱负，盛世君主就不能把皇朝带向繁荣的巅峰；而盛世君主身上的膨胀野心和后期的昏聩又把皇朝送上了衰落的道路。因这两个方面，我们就无法给这些盛世君主简单的盖棺定论。英明与昏聩集于一身，理智与膨胀合为一体，这两种极端的性格在盛世君主一人身上体现。
对于身处现代的企业家而言，由守成阶段发展到盛世阶段的过程中，企业领导人表现的是熟稔的管理技巧、高瞻远瞩的战略胸怀、脚踏实地的工作精神。但是，在这种盛世环境中，企业领导人也很容易犯野心膨胀和自高自大的错误，从而葬送了企业的大好发展前途。正所谓，自满与成功俱来。
一、皇上圣明：超级领导者
皇上圣明是古代中国皇朝的官僚们恭维皇帝的常用语。但在一些情况下，它也代表了皇帝真正有能力、有魄力。创业君主不容易获得这个称号，因为创业君主虽然勇猛，有人格魅力，但身处群雄争战的乱世中，即使打败了对手，创业成功，也会因为出身的卑贱和战争中的残酷而被臣下所看低；况且，创业皇帝的大臣们都是战功显赫之辈，他们同皇帝是共患难的关系，不会整天"圣明"不离口。而守成的皇帝们，得到这个称号的机会也不多。这可能是守成皇帝既要对付政敌，又要面对创业的功臣，也可能是因为守成皇帝所处的环境还是民生凋敝的景象。但是，盛世皇帝则不同。他的出身是高贵的，他的权力是强大的，他没有对手，他掌握的资源几乎是无限的，他掌握着对臣下的生杀大权，这些因素都使得官员们对盛世皇帝产生了崇拜、敬畏之心。
盛世皇帝所继承的稳定和快速成长的皇朝，是其能够成就一番伟业的必要条件，但是只有这个条件还不够，还需要盛世皇帝本人的素质。首先，盛世阶段的皇帝需要有总揽全局的战略感，要能够敏锐的把握皇朝的通体态势，要善于借势。这些条件不仅要求盛世英主站得高、看得远，还需要盛世英主熟谙谋略。其次，盛世君王要勤政、爱民。皇朝发展到盛世阶段，国势日盛，政务繁多，这要求皇帝必须勤于政务，拿得起、放得下；除此之外，还要爱惜民力，关心百姓切身的事务，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秩序环境。第三，不仅要善于借势，还要善于借力。一个人的能力终究有限，在盛世阶段，政务繁多、情况复杂，盛世君主更需要团结手下的官员，激发官员的潜力，共同为盛世创造条件。因此，善于纳谏和团结朝臣，对于盛世之主而言，也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善于借势。首先需要对皇朝即将迈向盛世的总体局势了然于胸。在此基础上，判断皇朝发展的趋向，洞察问题并策略地加以解决。大清朝经过近百年的稳定和成长阶段，到雍正末年已经具备了转向盛世的基础条件。乾隆帝即位后，政治上矫正了其祖父康熙过于宽和其父亲雍正过于严苛的弊端，实行"宽严相济"的战略方针，整顿吏治，厘定各项典章制度，优待士人，安抚雍正朝受打击之宗室。在经济上，则奖励垦荒，兴修水利，全国呈现出一派繁荣昌盛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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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节：扩张与繁荣：天下盛世(5)　　　　
勤政是第二个主要特征。事实上，勤政也是盛世之主控制皇朝发展方向的主要手段。在历史上，盛世君主的勤政都是出了名的。乾隆在即位之后，励精图治，"勤于政事，每有奏报，立时批示，每夜必遭内侍出问，批衣坐待，动至达旦"（《清鉴》）。唐朝在武则天之后，睿宗和中宗相继即位。但是，这两位皇帝受其母武则天的压抑太深，在当上皇帝之后，不仅性格软弱，对于帝国的政务并不关心。这导致了睿宗和中宗时期，太平公主、安乐公主、韦后等人把持朝纲，掌管了帝国的大政。唐玄宗李隆基登基之后，一改睿宗和中宗倦于政事，大权旁落的作风，成为唐朝历史上少有的勤政皇帝。据记载，唐玄宗李隆基非常勤于政事，常常"未明求衣，日昃忘食"，天不明就起来穿衣，日头偏西了都不吃饭。历史上的其他盛世君主，诸如汉武帝、宋仁宗、宋英宗、明宣宗等等，都是被史学家赞誉的勤政皇帝。
勤政是一个方面，盛世君主除了勤政之外，还需要爱民。这里的爱民与皇朝初年守成皇帝的爱民有所区别。这里的爱民不仅是体恤民力，还要时刻关注百姓的切实需要。在封建社会，农业不仅是农民维持生存的基本产业，也是皇朝的"国本"。在皇朝初期，守成皇帝们已经认识到了农业的重要性。到了盛世阶段，对于农业发展更要特别关注。这种情况类似于当企业发展到盛世阶段时，企业的领导人就要特别关注企业主导产业的发展，想尽一切办法为主导产业的发展提供条件。开元二年，为了增加农业劳动力，唐玄宗下令淘汰天下僧尼，强制还俗一万多人。水利是农业生产的主要依靠。玄宗对此十分重视，他完善了皇朝农业生产基地关中平原的灌溉系统，拆毁影响水道的水硝，当地百姓大受其利。他还在河东道、关内道、河南道等地大兴屯田，垦田面积达到五百万亩，解决了军队的粮食供应问题。
勤政爱民是盛世君主获得官员和百姓拥戴的主要手段。但是，这还不够，盛世君主要想成功，还需要激发官僚系统的潜力，善于团结不同背景的官员。这就是纳谏和团结。善于纳谏和善于团结不同类型的人一起工作，就是善于借力。唐玄宗李隆基前期的两个宰相姚崇、宋璟，在治国理念上有所区别。《新唐书》记载说：姚崇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宋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而同归于治，此天之所以佐唐中兴也。但是，玄宗能够充分发挥二人的优点，借此实现了大唐帝国的繁荣盛世。姚崇当宰相之前，就对玄宗提出了十条建议。这十条建议都是针对武则天、睿宗和中宗年间的弊政所提出的，又吸收了历史上的治国经验，可以说是开元年间皇朝的执政纲领。李隆基看后，认为姚崇说的对，就表示"朕能行之"，全部接受了姚崇的建议，并且认真地付诸实施。宋璟一贯主张选拔人才，宽赋役，省刑罚。开元七年，因皇后父亲王仁皎的丧事，宋璟上书李隆基，提出倡导节俭，并要制定制度，认真执行，"不因人以动摇，不变法以爱憎"。李隆基都接受了，并亲笔作答"所进当书之左右，出入观省，以戒终身"。
汉武帝成就大汉帝国的繁荣盛世，与他善于选拔和任用人才是密切相关的。在汉武帝年间，文臣有公孙弘、董仲舒、司马迁、司马相如、朱买臣、桑弘羊等，武将有卫青、霍去病、霍光等。这些文臣武将都是大汉帝国极盛时期的顶梁柱，没有他们的鼎力帮助，汉武帝不可能实现伟业。班固在《汉书》中总结道"（这些文臣武将）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
二、雄才大略的反面
盛世君主的昏聩与其英明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在皇朝的极盛时期，帝国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了迅猛发展的势头。盛世君主如果不能正确判断整体局势，则很容易被盛世的表面现象所迷惑。盛世君主们看到的是皇朝的富足与强大，官员们报告的也都是皇朝太平与安宁，是外邦的臣服与崇拜。而此时，由于盛世君主原来的英明，又蒙蔽了盛世君主现在的理智。臣下的建议已经不能为盛世君主所采纳。对皇朝发展局势判断的失误，必然导致皇朝战略方针的偏误。
欲望的诱惑和经济的富足共同催生了盛世君主的奢华生活。皇帝的奢侈生活也深深影响了帝国的官员。既然皇帝都开始享受盛世的宴席了，官员们也有了奢侈的理由。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生活条件上的这种刚性，使得各级官员在生活上相互攀比，俸银不够了就用手中的权力去换。而权力的腐化是最大的敌人。皇帝和官员的腐化，使得统治集团的战斗力不断下降。文臣爱钱，武将怕死，整个皇朝帝国陷入了衰退的景象之中。
汉武帝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个盛世英主。但是，随着汉帝国盛世的发展，武帝的野心开始膨胀，原来的勤政爱民、善于纳谏等良好的品质也随着盛世的发展而逐渐消失。继之而来的是穷兵黩武、大肆铺张浪费。武帝年间，北伐匈奴，西通西域，东征朝鲜，南平吴越，这些战争有些是汉帝国为保卫国家不受侵犯而进行的，但大多数属于对外扩张。扩张是否为皇朝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呢？《史记》在评价武帝的功过时指出，在武帝即位初期，汉朝是"人给家足"，府藏皆满；但经过武帝前后连续三十二年的战争之后，汉朝变得"海内虚耗"，国库空虚，人民匮乏。到汉武帝元封四年（前107年），更是险象环生，关东流民达到二百万口，无名数者尚有四十万口。而关中正是汉帝国首都长安周围。社会矛盾日益严重，酿成了天汉年间的农民起义，天下骚动，起义遍及关东地区，大者数千人，小群数百人，攻城邑，掠乡里。盛世之下潜藏的暗流开始涌动。而武帝的狂妄自大，终致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卫太子的巫蛊案件便是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的表现。卫太子是武帝的卫皇后所生的儿子，大将军卫青的外甥。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立为太子。因为政见不合，于征和二年（前91年）和武帝的矛盾激化。有人告发太子使用巫蛊诅咒武帝，太子因而被武帝废黜，而后自杀。这一案件涉及到统治集团内部的高层，包括卫皇后和她的家族、武帝宠爱的李夫人及其家族，以及宰相公孙贺一家，"大臣无罪夷灭者数十家"。社会矛盾的激化，加之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激化，汉帝国盛世衰退由此开始。武帝在晚年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他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者，靡费天下者，悉罢之。后来又把所有的方士神仙等统统罢黜，并对群臣说：我原来愚昧，被方士们所欺骗。天下哪里有神仙呢，都是些妖精。但是，武帝的悔悟已经太迟了，汉王朝的盛世在武帝末年便结束了，随之的是一步一步的没落。
唐明皇李隆基带领大唐帝国实现盛世后，身上的破坏性因素开始发作。大约从开元二十四年任用李林甫为相时，玄宗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天宝三年在争夺儿媳妇杨玉环之后，更是急转直下。在开元二十六年以前，李隆基坚决拒绝增加自己的称号；开元二十七年之后，李隆基为自己的丰功伟业所陶醉，称号一加再加，到天宝十三年，增加到十六个字："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证道孝德皇帝"。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李隆基的那种自高自大、狂妄无边的态度。杨玉环为贵妃后，李隆基开始纵情享乐，不理朝政。勤政和爱民两大品质失却。安史之乱发生在大唐帝国最繁荣的盛世期间，也是对明皇不明的一大嘲讽。从此，唐朝长达一百多年的衰退开始了。所谓物极必反，唐朝开元盛世与安史之乱就是最合适的注脚。
清朝的乾隆皇帝更是史上皇帝"好大喜功"第一人。为了凑足自己的十全武功，竟然不惜国力，连年发动战争。前面所说的大小金川之战，即是一例。而乾隆为了显示自己的功绩和大清帝国的富足、强大，先后六次下江南，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以此来粉饰太平，炫耀自己的功德。殊不知，就在乾隆下江南期间，白莲教已经在贫苦农民之间流行，并发动了小规模的起义。除此之外，官僚集团的腐化也随着皇帝的腐化而逐步加重。在乾隆后期，弘历骄傲自大，腐化堕落，任用非人，使得吏治一步步走向废弛。乾隆宠臣和珅的家奴刘全的家产就有二十多万两白银，更何况和珅。甘肃总督勒尔谨、布政使王亶望、王延赞，冒赈贪污，仅王亶望一人就贪污一百万两白银；全省贪污两万两以上的州县官共有三十三人，基本上是无官不贪。清朝统治集团已经集体腐化。盛世之下有危局。乾隆给他儿子嘉庆留下的是一个腐化透顶的烂摊子。盛世虽昨日，今朝难为继。
盛世君主一手缔造盛世，一手耗竭盛世，这个现象并不奇怪。因为自满与成功结伴而来。给现代管理者的启示在于，当组织发展到生命巅峰时，首先考虑的不该是如何扩张，而要洞察盛世隐忧。问题可能并不大，但是千里之堤，毁于蚁穴。扩张确是组织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但扩张要考虑自身的综合实力和外部环境。在中国当前的经济条件下，民营企业的破产，大多是由于在极盛时期不顾自己实力和外部条件，大肆扩张导致的。扩张需要企业在资金、人员、管理、市场等方面有足够的实力。管理学中的"短木板理论"早就说明，木桶最短的那块木条决定了木桶的容量；同样，组织最薄弱的环节决定了组织发展的极限。扩张是一件决定组织发展前途和未来的大事，作为组织的领导人和决策者，必须冷静，不要被盛世的表面现象所迷惑。
盛世阶段的君主享有了皇朝发展最辉煌的荣誉，但是也是皇朝衰落的罪魁祸首。盛世君主是整个皇朝发展历史中，最复杂的一个，也是最难评价的一个。好在我们不是历史学家，不用费尽心思对他们进行评价。我们需要做的是分析盛世君主实现盛世的条件是什么。战略判断力、谋略，这是善于借势；勤政爱民的政治品格，这是所具备的个性；纳谏、团结，这是善于借力，这三个条件是我们从盛世君主身上发现的能够实现盛世的条件。而错误的战略判断、好大喜功，奢侈浪费，不恤民力，统治集团内部分裂、腐化，则是所得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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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节： 盛世人才：更多是安人而非尽才(1)　　　　
第三节 盛世人才：更多是安人而非尽才
皇朝发展到盛世阶段，人才的供给和需求形势都发生较大的变化。随着皇朝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稳定，以及文化的普及，各类人才大批涌现。但是，封建社会，朝廷是人才的唯一的的买主，正所谓"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一个很有才份的年轻人，经过近二十年的刻苦学习，通过层层考试和选拔，最终目的就是进入到朝廷的官僚体系中。但是，官员不可以无限增加，而希望加入官员队伍的人却层出不穷。考选激烈。加入官员行列的困难越来越大，希望加入的人却越来越多。由于做官是人才的唯一出路和最高目标，而又因为官员的数量相对于人才的数量是有限的，所以在这个时期就出现了相对的人才过剩，如何处理这个人才过剩问题，成为盛世皇朝人才政策的主要问题。盛世皇朝人才政策的第二个问题是大量的人才企图涌入到统治集团中来，如何控制人才的素质，如何选拔出皇朝需要的人才。官员数量有限，而人才众多，这就出现了人才选拔机制中的腐败机会。人才选拔出来以后，如何使用，即皇帝如何监督和控制官员。这个问题包括如何处理好君主和臣下关系，以及朝廷如何监督和监察官员。这是盛世皇朝人才政策面临的第三个问题。
一、人才素质仍是第一着眼点
如前所述，皇朝盛世阶段，人才形势是供大于求，且大量人才拥到加入统治集团的道路上来。这给皇朝初期建立起来的人才选拔制度造成极大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有两种途径，一是严格制度的执行，坚持规定的选拔原则；二是改变选拔人才的制度，使之符合盛世阶段的特征。
汉朝初期实行荐举制。我们在第二章中已经说明汉初的这种荐举制主要有三种荐举方式：定期荐举、不定期荐举和特殊荐举。在汉初，由于社会经济刚刚起步，人才还没有充盈到供给大大过于需求的程度，所以选材方式并不是那么严格和规范。有时候，各地荐举的孝廉还达不到朝廷所需之数。在汉初，皇帝曾有一次下诏，大意说：你们偌大一个郡，若说竟没有一个孝子一个廉吏可以察举到朝廷，那是太说不过去的事。而且地方长官的职责，不仅在管理行政，还该替国家物色人才；若一年之内，连一个孝子一个廉吏都选不出，可见是没有尽到长官的责任。但是，这种情况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到了武帝极盛时期，对人才的选拔逐渐严格了起来。在汉武帝时代，不定期的荐举和特殊荐举逐渐消失了，只剩下定期的荐举。而且，为了保证人才的质量，在被荐举到朝廷之后，还需要到太学学习一段时间，然后再经过一个作"郎官"或者"吏"的实习阶段，才能真正加入到政府当中去，成为正式官员。汉朝的这种人才选拔制度的改变，实际上是适应了盛世阶段人才供求的形势。在这种条件下，朝廷人才的选拔机制所做出的改变，为盛世阶段的发展也提供了合格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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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节： 盛世人才：更多是安人而非尽才(2)　　　　
人才选拔机制到盛世阶段发生变化的另一种情况是更加严格的执行原来的人才选拔机制。我们在第二章已经说到，在魏晋时代，九品中正制代替了乡举里选的人才选拔机制。九品中正制在皇朝的开始阶段，还能够为朝廷选拔出比较合格的人才。一旦到了王朝的繁荣阶段，这种选拔机制的弊端就日渐突出。在皇朝繁荣阶段，人才大量涌现，九品中正制选拔人才是依靠当朝的大员进行推荐，而能与这些当朝大员有机会接触的都是那些高门贵族，终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这个制度在历史上存在的时间并不长。
科举制是中国历史上流行时间最长、对中国历史影响也最深的人才选拔制度。由于天下初定，新王朝初建，一方面人才的供给不至于太多，另一方面新王朝需要大批官员来充实官僚队伍。但是，随着盛世阶段的来临，不管是不是人才，都希望通过科举获得进入统治集团的资格。科举中的舞弊行为开始增多。所以在盛世阶段，如何保证科举制的公平性一直是个大问题。办法主要是严肃考场纪律，严禁作弊行为。对科场舞弊处理最严重的是明朝和清朝。在这两个朝代，特别是这两个朝代的盛世阶段，涌入到科举中的人越来越多，而官员的职位并没有增加多少。枪替，是清代科举考试中经常出现的。所谓枪替，就是请人冒名入场代写试卷。那些受雇替考的人，就叫枪手。枪替是一种科场舞弊行为。对此，《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286有明确的规定："枪手代请，为学政之大弊。嗣后凡有代笔之枪手，照诓骗举监生员人等财物指称买求中式例，枷号三月，发烟瘴地方充军。其雇代请代笔之人，照举监生员夹浼营干买求中式例，发烟瘴地方充军。知情保结之廪生，照知情不首例，杖一百。" 据此，不管是受雇替别人考试的人，还是请人代考的考生本人，最后都要发配到边远烟瘴地区充军。到乾隆年间，对科场舞弊的惩罚力度更加严格了。对于枪替，有这样一个案例：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七月，广西土田州知州岑宜栋的长子岑照赴广西省城参加乡试，入场前，他先到永安州知州叶道和的寓所拜访了两次，恳请这位知州找个有些才学又可信赖的人代考。叶道和让一位在他的州衙内充当了多年幕友的曹文藻，充作考场内的书办，混入场内，替岑照答写了全部三场试卷，事前许诺考中后有谢银三百两。岑照果然高中解元。案发后，乾隆做出这样的处理决定：考生岑照、永安知州叶道和，立即处斩；枪手曹文藻等人，绞监候，秋后处决；岑照的父亲土田知州岑宜栋，罚银五万两。
如此的景象警示现代的组织：组织历经创业、守成，步入盛世期，此时加入组织，特别是组织的管理层，已然没有了创业时的艰辛、守成时的困苦，反而是收益可观，未来有着稳定的预期。这样，不是真正为组织所需的一些人投机钻营企图加入到组织中来。如果组织不能严格人才选拔制度，致使大批滥竽充数之人进入到组织中来，组织的性质就会发生改变，战斗力也可能大大削弱，最终难逃衰败的命运。需要明确的是，每当组织到了盛世阶段，那些妄图加入到组织中来，无偿享受组织回报的人就会增多，组织如何阻挡这些人，选拔出真正需要的人才，是关系组织生命力和战斗力的关键问题。
二、适时做好人才储备与培养
盛世阶段人才相对过剩，仅靠严格选拔制度也不是唯一的办法。人才终究是有用的，即使不进入官员行列，也不能让人才埋没乡野，更不能让人才游离在体制外，站到皇朝的对立面。因此，另一种措施：将人才储备起来，建立人才的蓄水池。人才蓄水池的功能在于，在人才相对过剩的时候，把人才吸纳进人才储备库中，这样，人才不仅能够保留下来，还能够实现"增值"：这个储备库不仅储备人才，还培养人才。在中国古代皇朝历史中，翰林院和国子监扮演着这样的角色。这两个机构，翰林院主要是人才储备，兼人才培养和实习机构；国子监主要是人才培养，兼有人才储备的职能。这两个机构不一定仅在皇朝的盛世阶段设置，但它们在皇朝盛世阶段作用最大。创业时期，人才根本就不够用，还何谈人才储备？守成阶段，新王朝的建立提供了大量的职位，人才相对过剩的程度并不高。只有到了盛世阶段，人才辈出，而官员的职位有限，怎么办呢？选拔出来的人才，先到翰林院去学习和实习一段时间，或者到国子监去呆一段时间，等朝廷出现了官员空缺，再把这个人才从翰林院调出委以实际官职。
太学是汉朝的最高学府，也是汉朝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储备库。为了培养人才和储备一批官员的后备人才，武帝刘彻建立了太学。太学不仅作为最高学府，培养五经博士，讲解《易经》、《诗经》、《尚书》、《礼记》、《公羊传》、《谷梁传》、《左传》、《周官》、《尔雅》等，学习和宣讲朝廷的统治思想和治国理念。此外，太学也是武帝时代官员的培养和储备机构。汉朝的人才选拔制度是荐举制。经过各级官府荐举到中央的人才，先到太学学习一段时间。之后经考试，成绩甲等的进入皇宫充作"郎"官，跟随皇帝和大臣学习政府政务管理；成绩乙等的，进入各级地方政府充作"吏"，跟随各级地方官学习地方政务的管理。如果"郎"和"吏"在实习期间表现良好，就可以进入到帝国官员行列，成为正式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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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节： 盛世人才：更多是安人而非尽才(3)　　　　
自汉以后，太学一直是朝廷重要的人才培养机构。到了唐朝，则设立了国子监，作为国家的最高人才培养和储备机构。国子监的学生在入学后，学习一段时间后考试，通过的学生则国子监向礼部推荐参加科举考试，正式进入官员的行列。如果学业不佳而多年不堪荐送，或荐送后连年落第，则要被学校解退、除名。到了玄宗年间，由于参加科举考试的生员人数大增，玄宗李隆基下诏要求天下的举人全部得进入国子监学习一段时间，才能参加科举考试。这一做法不仅延缓了大量生员直接涌入到政府机构的压力，而且也通过国子监的教育和培训提高了政府官员的素质。
北宋初年，仅设有国子监，学生名额甚少，且只收七品以上官员的子弟。随着宋朝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大量人才开始涌入到朝廷中来。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开始以东京开封锡庆院兴办太学，招收内舍生两百人。仁宗的这个做法，为宋朝的人才培养和选拔制度奠定了基础。此后，宋朝的人才选拔，兼顾从太学和从科举，既储备了大量的人才，又通过培训提高了官员的素质。
翰林院初设于唐玄宗年间。玄宗李隆基选拔了一批擅长文辞的官员为自己起草诏书，这些官员供职的机构就叫做翰林院。到了明朝，翰林院逐渐成了皇朝储备和培养人才的主要机构。明代，"翰林之盛，前代绝无也"。按品秩，翰林院不过是一个五品衙门，尚不如一个地方的府级单位，但因其政治上的特殊性和重要性，绝不是其他同品级部门所能比肩的，尤其在人才培养和储备方面的特殊功能，反映了明代政府对政治人才特别是高层政治人才培植的高度重视和用心经营。翰林院既是明代通过科举考试汇集优秀人才之所在，又是明代高层政治人物的输出基地。《明史·职官志》记载，"通计明一代宰辅一百七十余人，由翰林者十九。"这就无怪人们把翰林院视为"储相之所"。
明代科举进士分为三等，一等直接进入翰林院，二等为翰林院庶吉士，取得翰林院的预备资格，三等则委以地方基层官吏或其他职务。可见，能够直接进入翰林院的，仅科举进士名列前茅者，这一批人才，朝廷高度重视，精心培植。翰林院既处理政事，同时更锻炼能力、增长见识。譬如，以皇帝名义颁发的各种诰敕本应由阁臣起草，但实际上多由翰林代笔，这有助于翰林熟悉政务、丰富阅历；编写明代历朝实录一般由阁臣领衔，翰林实际编修，翰林由此加深对前朝政典故事的了解；而在经筵侍讲中，翰林既熟悉了朝廷仪制和国家要政，同时由于经筵讲读而形成的亦君臣亦师生的关系，成为翰林官在院期间或日后为官主政时对皇帝施加影响的重要条件。此外，翰林有着更多的亲近鸿儒、接近权要的机会，又能饱览史料邸报，参加某些重要会议，便于深入而又具体的研习政局时事。这都使得翰林学士不断积累政治学识和经验，为日后准备了较好的政治素养。钱穆先生在其名著《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就颇为赞许明代翰林院的储才功能，认为明代进士在翰林院期间，一面读书修学，一面获取政治知识，静待政府的大用，翰林院成为一个储才养望之所。明代许多大学问家、大政治家都是翰林出身，他们并不是只懂八股文章，而多是朝廷着意培植且负有清望的人才。
人才是组织保持生命力和战斗力的主要资源。组织要想获得适应组织发展的人才，不仅需要严格人才的选拔，还必须注意人才的培养和储备。组织内部人才的培养，不仅是技能上的培养，更重要的是适应组织特征的人才培养。例如翰林学士在通过科举考试之后，经过在翰林院的政务实习，真正了解皇朝的运作过程和步骤，熟悉皇朝政务的运作模式。现代组织的外部条件与皇朝的外部条件有着重大的差异，但道不同理同，将人才的储备与人才的培养结合在一起，无疑是最有效的方式。
三、自满与成功俱来的领导者
盛世君主能够带领皇朝迈向生命巅峰，是所有君主中最自负、最高傲的君主。如何处理这种条件下君主与臣下的关系，比较微妙。乾隆年间，阿桂由兵部尚书调进军机处，进入到了皇帝的最高决策圈子。阿桂出身于军队，带有了军人的那种直爽，基本上是言无不尽，经常向乾隆提出坦率的建议。但是，乾隆对他却有申饬，虽然采纳了他的建议，但总是从中找出一些无足轻重的瑕疵，来反驳阿桂。阿桂对此很苦恼。大学士纪昀也同在军机处当差，发现了这种情况。有一次，阿桂又受到乾隆的申饬，纪昀立即把阿桂叫到一边，问他，当今皇上是否英明之主？阿桂说乾隆确实是一个英明的君主，甚至比康熙和雍正都英明。纪昀随即问阿桂，既然主上是英明之主，你的建议如果比主上还英明，那么你不就是僭越吗？你表现得比皇帝还英明，以皇帝那种高傲的性格，又怎能不找回面子，故意挑毛病，申饬你呢？阿桂听后恍然大悟，此后再向乾隆提建议时，总是留出让乾隆修改的余地，以表现出皇帝是最英明的君主。这个故事很能说明问题。盛世君主生长在富贵之中，从小就面对臣下的恭维，而盛世的大臣一般都是通过科举进入官员行列，没有显赫的战功获得皇帝的尊重。一旦皇帝的这种高傲开始膨胀，又没有大臣能够劝谏，盛世的良好局面也就到头了。
一般而言，盛世阶段的君臣关系在两个极端之间摆动：一端是君臣关系良好，君主充分信任臣下，臣下对君主能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一端是君臣关系恶劣，君主所宠信的大臣大多是阿谀奉承、不学无术，而他们则利用君主的昏聩，大搞腐败，为自己谋取利益，置皇朝的前途和未来于不顾。前面所讲的汉武帝、唐玄宗、乾隆皇帝等盛世君主在用人和纳谏上前后态度的变化，足以说明盛世阶段君臣关系的这两个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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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节： 盛世人才：更多是安人而非尽才(4)　　　　
明朝的盛世并没有像汉朝、唐朝和清朝那样明显，但在仁宗和宣宗年间也步入了一个繁荣阶段。明宣宗朱瞻基算得上是有明一代的盛世君主。朱瞻基整顿吏治，重用富有经验的老臣的同时，还提拔了一些正直有才干的新进，特别是严惩了一批贪官污吏。他首先对都察院进行了一次大换血。都察院的御史本是朝廷的耳目，职责是监督不法官吏。如果都御史带头不法，御史可能效尤。御史奉命巡查四方，地方的官员再去效法他们，导致整个官僚体系的腐化。所以，朱瞻基首先拿都察院开刀，把贪赃受贿、生活腐化的左都御史刘观贬官，流放到辽北戍边，永不叙用。同时起用刚正不阿，公正廉明的通政使顾佐为左都御史。朱瞻基还把都察院的原有官员全部调出，稍有劣迹的都发配边地。
与臣下搞好关系并不是非得与臣下和光同尘，而是要重用清正刚廉的能臣良吏，罢黜腐朽无能的官员，形成一个清正刚廉的统治集体。朱瞻基在这一点上，颇有作为。除了重用顾佐为左都御史外，他还把又懒又贪、碌碌无为的尚书陈山和才疏学浅的内阁大学士张瑛都贬官革职，从而使朝廷风气为之一新。但是，朱瞻基在后宫任用宦官，则是一大败笔。宣德元年，朱瞻基就在内府设置教习内官监的内书堂，大学士陈山负责教授。这是有明一代宦官干政的开端。宣宗酷爱蟋蟀（就是促织），经常派遣宦官到各地去搜罗上好的蟋蟀。宣宗觉得北京的蟋蟀不好，而苏州的蟋蟀最好，就派宦官到苏州采办蟋蟀一千只，不仅弄得当地百姓鸡犬不宁，而且开了宦官干政的恶习。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的名篇《促织》就是描写宣宗派宦官四出采办蟋蟀导致的悲剧。在宣宗朝，宦官尚未形成专权的局面，但是到了宣宗儿子英宗朱祁镇时，宦官王振专权，以致英宗土木堡被蒙古俘虏，这是大明帝国开始衰落的起点。
第四节 盛世制度：集权与分权的博弈
皇朝发展到盛世阶段，其制度结构已经基本稳定。但是，由于盛世阶段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的变化，制度结构也发生有一些改变。首先是君权与相权之间关系的变化。在盛世阶段，君权都会得到加强；但是，同时也出现了权臣专权的现象。其次，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配置发生变化。一般的趋势是中央相对于地方加强了权力，地方的权力被逐步削减。与此同时，地方割据势力也在逐渐坐大。第三，随着盛世的到来，对官员的监督监察制度变得更加严密，官员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朝廷的耳目。与此同时，却又涌现了大批贪污腐化的官员和奸臣。这些现象都发生在皇朝的盛世阶段，如何来理解这种矛盾的现象？
一、君权与相权：强权领导与强势部属
君权与相权的斗争一直是皇朝权力斗争的核心内容。在创业阶段和守成阶段，相权相对比较大，君权自觉不自觉、情愿不情愿地受到相权的约束。随着皇朝进入盛世阶段，君主的权力也随之扩大，相权相对受到压制。这有两个原因：一是皇帝方面，作为盛世英主，秉承父祖的基业，皇帝极想做出一番丰功伟绩，成就一番大事业，而相权却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皇帝，盛世皇帝试图改变这一局面；另一方面，盛世阶段的官员大多是通过科举或荐举进入到朝廷决策层的，他们没有前辈们的赫赫战功，也缺乏有效约束君主的威望和势力，这就给皇帝扩大权力提供了可能。如此君权势必得到扩大，而相权则必然受到压缩。
汉武帝即位之后，为扩大皇帝的权力，采取了加强中宫权力、排挤朝廷官员权力的谋略。汉武帝位列有作为的帝王，在政治体制上开设内、外朝，形成两个官僚系统：一个是由大将军、尚书等组成的内朝或内廷，是决策机关；一个是以丞相为首的外朝，是政务机关。汉武帝的内朝机构，实际上是皇帝的秘书处，是皇帝的私人机构。皇帝就依靠内朝的力量来抗衡外朝以丞相为首的官员势力。内、外朝体制形成的根源在于汉初政治制度内在的矛盾，换言之，它是君权与相权斗争的产物。汉初承袭秦制，以丞相辅佐皇帝，丞相权势之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种形势在汉武帝即位之初，仍然没有什么改变。他即位不久的丞相田蚡，掌握任免大小官吏的大权，可谓权倾朝野。汉武帝对此十分不满。一日，田蚡入宫奏事，武帝问他：你准备任用的官员都提完了吗？我也打算用几个人呢！（"君除吏尽未？吾亦欲除吏！"）仅这一语就表明了武帝不满丞相权柄之重。由此，汉武帝决心建立内朝，削弱相权。武帝通过贤良对策等方式，集中了一批有才干的近侍之臣。他们由庶僚加衔侍中、诸曹、诸吏、给事中，从而成为入侍武帝的内臣。他们名为侍从之臣，实际参与谋议，这些内朝官员的秩爵并不显要，但是身份特殊，他们不仅参与军国大事的谋议，有时奉命与公卿大臣论辩，以致面折廷争而诎大臣。这种做法就是用小官管大事，而这些小官又易于控制，从而收到以卑制尊、以轻驭重、以内御外、尊君抑臣的目的。内朝预政是朝廷政治体制的重大改革，它加强了君权对国家各方面的控制。
自从明朝太祖朱元璋废掉宰相之后，就一直没有再设相位。清承明制，也没有设立宰相的职位。但是，从康熙直到雍正年间，内阁权力一直比较大，皇帝的明发诏书都必须经过内阁发出，才有效力。后来，康熙帝为了加强皇帝的权力，大大抬高了作为皇帝秘书处的南书房的职权，以取代内阁。到了乾隆年间，君权进一步扩大，军机处成为皇朝权力的中枢机关。军机处的设立是清代中枢机构的重大变革，标志着清代君权发展到了顶点。军机处成立于雍正七年(1729年)，初名"军机房"，不久改称"办理军机处"，乾隆以后省去"办理"二字，遂简称为"军机处"了。军机处本为办理军机事务而设，但因它便于发挥君主的专制独裁，所以一经出现，便被皇帝抓往不放，不但常设不废，而且其职权愈来愈扩大。军机处的职官有军机大臣，俗称"大军机"，有军机章京，俗称"小军机"。军机大臣由皇帝从满、汉大学士、尚书、侍郎等官员内特选，有些也由军机章京升任。军机大臣之任命，其名目为"军机处行走"，或"军机大臣上行走"。所谓"行走者"，即入值办事之意。军机处成立后，议政王大臣会议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废止了，内阁变成只是办理例行事务的机构，一切机密大政均归于军机处办理。军机处总揽军、政大权二端，成为最高国家机关。军机大臣无日不被召见，无日不承命办事，出没于宫廷之间。皇帝行动所到的地方，军机大巨也无不随从在侧。但军机处完全置于皇帝的直接掌握之下，等于皇帝的私人秘书处。军机处在权力上是执政的最高国家机关，而在形式上始终处于临时机构的地位，不是朝廷的正式机构。军机处办公的地方不称衙署，仅称"值房"。军机大臣的值房称为"军机堂"，初仅板屋数间，后来才改建瓦屋。军机章京的值房，最初仅屋一间半、后来才有屋五间。军机处也无专官，军机大臣、军机章京都是以原官兼职，皇帝可以随时令其离开军机处，回本衙门。军机大臣既无品级，也无俸禄。军机大臣之任命，并无制度上的规定可供遵循，完全出于皇帝的自由意志。军机大臣的职责也没有制度上的规定，一切都是皇帝临时交办的，所以军机大臣只是承旨办事而已。"只供传述缮撰，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这都说明军机处是皇帝集权的最好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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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节： 盛世人才：更多是安人而非尽才(5)　　　　
但是，在盛世阶段，君权加强的同时，却又容易出现权臣。此时的权臣不是皇朝末年的权臣。他们都受到皇帝的宠信，通过各种手段获得大权，利用这些大权为自己谋利益，完全不把皇朝的前途放在心上。他们的权力不完全是由制度规定的，大多是来自皇帝的授意和指使。出现这种权臣的原因，并不是由于皇帝的弱小和皇权的式微，恰恰相反，他们的出现正是皇权无限扩大的结果。随着皇权的扩大和不受约束，皇帝日益集中了朝廷的所有权力。但皇帝毕竟只是一个人，无法处理如此多的政务。怎么办呢？皇帝就会找出自己绝对信任的朝臣，作自己的首席秘书，越过政府直接为自己服务。而这个首席秘书，由于一般不通过政府的正式机构为皇帝服务，也就不受政府一般法规的制约。这就导致了这个首席秘书权力的无限扩大，最终形成了集权皇帝下的权臣。皇帝本来就是皇朝的代表，是皇朝的所有者，他又通过各种手段将皇朝的管理权也抓在自己手中，皇帝成为没有约束的最高权力所有者。如果这时的皇帝是英明的君主，那么这可能会提高皇朝的效率；但是，一旦这个皇帝腐化了，那么整个皇朝就无可救药了。而权臣的出现，只不过是君权扩大的直接后果。皇朝的决策权和行政权以及监督、监察权全部掌握在以皇帝为首的少数几个人手中，导致的必然后果就是权力制衡原则被破坏，权力没有了制衡，组织的运行就开始出现紊乱，皇朝盛世就该结束了。
我们来看一看乾隆盛世期间的大贪官和大权臣和珅是如何获得乾隆的宠信，并成为有清一代的大权臣的。和珅是满洲正红旗人，姓钮祜禄氏，家世低微。他自己是文秀才出身，稍通文墨，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充当三等侍卫，似乎难有出人头地之日。没想到他的堂堂仪表帮了大忙，乾隆四十年（1775年），皇帝在检阅侍卫时发现了他。和珅时来运转，不久升任御前侍卫和副都统。这只是他一连串好运的开端，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接连升为户部侍郎兼军机大臣，兼内务府大臣，兼步军统领，兼北京崇文门税务监督。也就是说，他一人兼管财政、京畿军事防卫，并担任实际上的宰相。乾隆帝甚至不顾名份的低微，送给和珅小小的崇文门税务监督这一肥缺，可见宠信的程度。四年后，他从户部侍郎升为尚书，即由副部长升为部长，副都统改为都统，内务府大臣之上加衔领侍卫内大臣，军机大臣之上加议政大臣、御前大臣，兼理藩院尚书，兼四库全书馆正总裁，取得了皇帝之下独一无二的最高权力和最高威望。乾隆帝并且把和孝公主许配给和珅之子，君臣两人结成儿女亲家。
这种宠信逾越了常规，也打破了朝廷行政体制的平衡。本来，皇帝是最高统治者，首席军机大臣负责向皇帝传达群臣的意见，君臣通过进谏和纳谏相互制约，朝政因此较为清明。但和珅堵死了这条上下交流的通道，他勾结太监，了解皇帝的喜怒好恶，把皇帝伺候得十分周到，乾隆听不到任何不同的意见，和珅得到的则是仅逊于皇帝的权力和财富，任何不利于他或他的党羽的消息都传不到皇帝的耳朵里，就是偶尔传到和珅也有办法消灭证据。如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内阁学士尹壮图弹劾各省大员私挪库存银两，导致库存银两不足。乾隆大怒，派尹壮图到地方核查，和珅建议派户部侍郎庆成同往，郎庆成名义上是协同访查，实际上处处掣肘，每到一地，负责拖住尹壮图，让那些官员赶紧借钱填补亏空，结果尹壮图毫无所获，反而因为诬赖大臣丢了官。
乾隆对和珅的宠信没有止境，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军机大臣阿桂刚在攻打回民起义的战斗中得了胜利，皇帝却让无功有过的和珅再兼兵部尚书头衔，外加管理户部三库，这如同让狼看守羊群。两年后，战事彻底平定，和珅受封为一等男爵，交出兵部尚书衔，任户部、吏部两尚书，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由协办大学士升为文华殿大学士，当户部的管部大臣，有权管理户部所有长官；五十三年（1789）晋升为三等伯爵；五十六年（1792）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嘉庆二年（1797），乾隆帝身为太上皇，仍不忘下旨，和珅改任刑部管部大臣，兼户部管部大臣，嘉庆三年（1798）晋升为公爵。乾隆帝退居幕后，和珅专权更甚，嘉庆帝有什么事反而要托和珅转告父亲。嘉庆四年（1799年），大清的太上皇乾隆寿终正寝，历史上最大的贪官--和珅的官运和生命也走到了尽头。
嘉庆虽然扳倒了和珅，但是，和珅给清朝带来的危害远没有消除。乾隆创造了大清帝国的盛世，但也是大清帝国没落的开端。在这个大权在握的皇帝身边出现了一个同样手握大权的权臣。和珅没有政府首脑的名义，但却拥有宰相的权力；宰相的权力终究还要受到皇朝体制的约束，而和珅这个"宰相"却丝毫不受体制的约束，他所受的约束仅仅是如何蒙骗乾隆皇帝。没有正式名份，而掌握大权，是为权臣，和珅就是乾隆时期的权臣。
二、中央与地方：总部集权与区域势力坐大
历史上的各个皇朝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都有各自的特点。但总的历史趋势是逐步的中央集权。由封建制到郡县制，由地方权力比较大的郡县制，到地方权力比较小的郡县制。秦汉郡县的长官叫郡守和县令，不仅职位比较高，实际权力也比较大。例如，在秦汉，郡守的职位是两千石，与中央九卿的职位相同。到了后来，地方长官的职位和实权都在下降。宋朝府县长官，不再是某某守，而是变成知府、知县，其意思是府县长官是中央政府派下去知某府事、知某县事的，完全蜕变为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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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节： 盛世人才：更多是安人而非尽才(6)　　　　
一个皇朝发展到盛世阶段，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分配会发生什么变化呢？皇朝历史显示，此时将出现两种矛盾的现象：一是中央政府在盛世君主的领导下，加强了对地方政府的控制，地方政府的权力空间萎缩；二是在中央政府加强控制的同时，地方势力也在膨胀。但是，这种膨胀并不是恢复到原来的制度权位，而是一种背后的、私下的膨胀，是脱离制度化轨道的膨胀。这种膨胀的最后结果就是阳奉阴违，甚至造成地方割据。而由这种非制度性膨胀所致的地方势力割据，其危害性更大，破坏性更强，对皇朝的影响也更大。
盛世阶段，因为地方势力膨胀而深受其害的典型事例是唐玄宗李隆基年间的安史之乱。唐玄宗在位时，为了加强边境的防御，在重要的边境地区设立了十个军镇（也叫做藩镇），军镇的长官叫节度使。节度使带领军队，还兼管行政和财政，权力很大，地位很重要。按照当时的惯例，节度使立了功，就可能被调到朝廷当宰相。而在边境将领中有一些胡族人。宰相李林甫认为胡人文化低，不应被调到朝廷当宰相，也避免影响了自己的宰相地位，就在唐玄宗面前竭力主张重用胡人，理由是胡人善战，而且跟朝官没联系，靠得住。安禄山通过各种手段骗取了唐玄宗和李林甫的信任，除了范阳、平卢两镇外，又兼了河东节度使，控制了北方边境的大部地区。他秘密扩充兵力，提拔了史思明、蔡希德等一批猛将，任用汉族士人高尚、严庄帮他出谋划策；又从边境各族的降兵中挑选了八千名壮士，组成一支精兵，囤积粮草，磨砺武器，准备叛乱。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禄山带领十五万大兵，起兵反唐，这就是安史之乱。安史之乱后，唐朝的盛世就结束了，从此开始漫长的衰亡期，直至最后被叛将朱温所灭。
君权与相权、地方与中央，在盛世阶段表现出一种两面性：一方面是君权和中央集权的加强，而另一方面则是权臣和地方势力的恶性膨胀。从管理学的角度看，实际上是君权和相权、地方和中央之间的关系失却了规范。私下膨胀的权力超出了制度安排的框架而不受约束，其危害最大。现代组织也会出现董事会和经理层、总公司和分公司的权力安排的变化。在权力分配变化的过程中，如何控制权力的私下膨胀，将权力纳入规范的制度框架中活动，这才是组织最需要关心、最值得注意、最直接、最现实的方面。
三、监督与监察：严密控制与管理层腐化
对官员的监督和监察，是保证权力不腐化的重要制度安排。创业阶段，创业集团对官员的监督和监察比较简单，这与当时激烈的战争环境相适应。随着皇朝的稳定和逐步成长，官员数量也随之扩展，官员通过权力带来的利益越来越大，因此对官员的监督和监察制度也随之建立和完善。到了皇朝的盛世阶段，经济发展进入繁荣时期，社会也处于稳定阶段，此时官员手中掌握权力的能量以及可能带来的利益也最大，因此，对官员的监督和监察制度也应该更加严密。但是，通过历史我们却发现，在盛世阶段，虽然对官员的监督和监察最严密、严厉，但官员的贪污和腐化也最严重。
皇朝盛世阶段，对官员的监督和监察的严密化同君权和中央集权的发展同步。以汉武帝为例，为了加强皇帝对官员的控制，武帝用派御史的方式对地方的豪强、官吏进行监督。武帝将全国分成了十三个监察区，每个区叫做部，每部派出一名刺史，中央区的刺史叫做司隶校尉，其他十二个州叫刺史。刺史在六个方面对地方进行监督，即"以六条问事"：一是豪强占田超过了限制数量，而且恃强凌弱；二是郡守不遵守诏书、法令，欺压百姓，横行地方，贪污腐败；三是郡守审判案件不体恤百姓，草菅人命，随意赏罚，被百姓所嫉恨；四是选拔任命官吏不公平，排斥贤能之人，任用小人做官；五是郡守的子弟们仗势欺人，郡守也为子弟向下属求情，使下属枉法办事；六是郡守不忠于皇帝，而是和地方的豪强们勾结，搞权钱交易，损害国家利益。刺史的作用主要是为了防止郡守和地方的豪强们相互勾结、对抗中央，避免犯上作乱。元狩五年（前118年）汉武帝又设置了丞相司直一职。丞相司直秩比二千石，职责是协助丞相纠察不法官员。丞相司直的监察对象非常广泛，上从皇帝贵戚近臣，下到地方的郡县官员。其日常工作就是审阅经过丞相府的各种文件，发现问题进行弹劾。司隶校尉也是汉武帝时新设置的监察官。征和四年（前89年），武帝设置司隶校尉，监察京师百官和三辅（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三河（河东、河内、河南）及弘农七郡的官员。
御史中丞、司隶校尉、丞相司直是武帝时期建立起来的三大监察系统。这三大监察系统互相监督，大大加强了皇帝对中央百官和地方官员的控制，从而保证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和皇帝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明朝是对官员的监督和监察最严密的朝代。到明朝中叶，大概相当于明王朝的盛世阶段，明朝形成了中央和地方两套监察体系，在每套监察体系内，又都形成了双轨监察，形成监察系统的相互制约和相互监督。在中央政府，最重要的监察机构是都察院。都察院设监察御史，按全国十三布政使司分为十三道御史，各道御史分省巡查官员。同时将中央各部门分别划归于十三道之下，由各道御史负责对中央官员进行监督监察。御史秩卑而权重，足以威震百官。为了保证充分的监察效力，明代赋予御史很大的独立性。御史虽然在行政系统上隶属都察院，但御史在行使监察职权时，不受都察院的控制，直接向皇帝本人负责。在中央政府，六科是另一套监察体系。所谓六科，即按照吏部、礼部、户部、工部、兵部、刑部六部分科，监察六部官员。六科可以对六部官员的违法行为进行纠弹。六科原则上对口监察六部。与御史的独立性类似，六科给事中遇到事情可以单独上奏，无需请示都给事中，并且六科给事中也可以弹劾自己的上司都给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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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节： 盛世人才：更多是安人而非尽才(7)　　　　
都察院十三道御史分道出京，巡察地方官员，称为巡按御史。巡按御史只是一个七品小官，相当于知县的品级，但位卑而权重，监察对象都是地方上布政使、按察使等二、三品官员。巡按出巡称为"行部"或者"按部"，"代天子巡守"，大事奏裁，小事立断。地方监察体系中的另一系统就是按察使。按察使司与御史同称"风宪官"。在省级地方"三司"中，按察司是专门负责监察的机构。按察司作为地方监察机关，与巡按御史相互制衡，相互监督，形成了地方上监察体系中的双轨制。
这些在盛世阶段产生的监察制度，确实对控制官员的腐败行为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即使在这种严密的控制之下，官员的腐败行为仍屡禁不止，更有甚者，一个皇朝的腐化最严重的官员大多出现在盛世阶段。唐玄宗时，安禄山起兵反唐的口号就是清除杨国忠这个睡在皇帝身边的大贪官。清朝乾隆年间的大贪官和珅，也是如此，不仅是巨贪，而且陷害忠良。一面是更加严格的监督和监察制度，一面是贪官、奸臣层出不穷。这些现象都出现在盛世皇朝，不能不令现代管理者沉思、回味。
个中原因，一如上面所谈，就是权力的私下膨胀，越出了制度的监控范围。而权力私下膨胀的罪魁祸首，还是盛世的君主。盛世君主自己掌握了巨大的权力，但是却不让大臣和地方依照制度掌握权力，这样，君主的权力就没有了约束，而没有约束的权力则是腐败的源泉。
因此，对于现代组织来说，随着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如何有效地控制各种形式的权力膨胀，就成为盛世阶段组织制度建设的重中之重。
第五节 主体文化与和谐社会
我们知道，组织的文化政策是组织运行的软环境，文化建设对于组织而言，不仅提供了协调成员行为的润滑剂，而且也是激发组织成员潜力的酵母。组织具体实行什么样的文化政策，需要看其时的外部条件和组织的具体情况。盛世阶段的组织处于最繁荣的时期，组织的规模也随之扩大，因此，统一组织的指导思想是为首要。但是，这种一统的文化政策，本质是一种封闭的系统，它排斥与组织主流文化不符的思想，较容易造成文化僵化，最终压制了组织的活力。文化控制，可以通过统一组织的指导思想，进而统一成员的行为，这是其优点；但是，控制文化的多元发展，则会窒息组织的活力，这是其缺点。文化开放，可以促进组织成员的多元思维，为组织提供发展的活力和动力，这是其优点；但是，开放的文化政策，则会引发多元思想对组织指导思想的冲击，造成思想上的混乱，加大了协调成员行为的成本，这是其缺点。因此，对于盛世阶段的组织而言，文化政策需要根据组织的具体环境，在控制与开放之间获致平衡，既不要过于严格控制，以保持组织的文化活力；又不要过于放任，以保证组织思想上的统一。
皇朝发展到盛世阶段，其文化建设也在发生着变化。繁荣期皇朝的文化内核开始改变稳定期的一些特征，主体文化开始形成，并成为整个皇朝的指导思想。在中国历史上，这一主导思想一般表现为儒家思想的大一统；但是在不同的朝代，其表现形式则大有差异。文化内核上的大一统，以及皇朝制度的完备和皇朝物质基础的繁荣，外化在社会生活上，是"和光同尘"式的和谐社会的出现，也表现为文治和文化生活的繁荣。
一、文化内核的重构：主体文化的形成
在皇朝的成长阶段，对普通百姓实行怀柔政策，对官僚集团实行严猛政策。这两种政策的思想基础是黄老的无为而治思想和法家思想。随着繁荣期的到来，这两种思想逐渐融合，形成皇朝的主体文化思想。在中国历史上，这一主体思想主要还是以儒家为代表的仁孝治天下的思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历史上皇朝盛世阶段思想统一的典型代表。汉初，处于稳定和成长阶段的汉王朝奉行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思想，对恢复和发展生产、安定社会秩序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在"无为而治"思想统治之下，农业生产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因政府对农民控制得较松，许多农民为逃避赋税而脱离户籍，称为"亡人"。政府对部分农民失去控制，这当然不利于中央集权的加强。在统治阶级内部，虽然代表地方割据势力的异姓王早已被消灭，同姓诸侯王的势力也已从根本上削弱，但仍有一些皇室贵族、官僚和豪强地主、大商人的势力逐渐膨胀，显然是对中央集权的潜在威胁。在西汉前期妥协退让政策下，匈奴势力一天天扩大，肆意寇边抢掠，直接关系西汉政权的生死存亡。武帝刘彻认为需要从治国思想上解套，而且把儒家思想看成是解决以上种种挑战与问题的有利武器。
武帝刘彻刚被立为太子时，就深受儒学影响。建元六年（前135年）五月，身历四朝的窦太皇太后死了。武帝年已二十二岁，王太后宠爱儿子，不干预政事，汉武帝有了独立处理国家大事的权力。并且采纳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董仲舒宣称：帝王受命于"天"，是秉承"天意"统治天下的，因此称为"天子"。按照这个说法，帝王自然就具有绝对的统治权威，这是武帝最需要的精神武器。董仲舒从天人关系出发，又根据"阳尊阴卑"的思想，建立一套"三纲"、"五常"的伦理学。董仲舒建议统一学术，统一思想，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大一统"的政治思想。汉武帝听了"天人三策"，大为兴奋，于是从其所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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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节： 盛世人才：更多是安人而非尽才(8)　　　　
董仲舒的"天人合一"理论改变了汉初统治的指导思想，由以前的崇尚黄老无为政治，改为崇尚儒学的礼乐文章，开启了汉代灿烂文治的先河；砥砺了汉代士子好学尚文的一代风尚。国家以儒学选士，士子以儒行励操，于是形成尊儒好学的风气；岁贡贤能，形成定制，并以考绩官吏。
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文化一直占据着主导性的地位。但是，这个主导地位的确定，却不是在皇朝开端。儒家文化作为指导思想，需要一定的条件。创业阶段，创业集团主要还是如何打败竞争对手，因此其指导思想显得杂乱无章，哪一种思想能够保证组织的生存和发展，就以哪一种思想作为指导思想；而到了稳定阶段，百废待兴，如何保证皇朝的稳定成长，如何保证皇朝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成为确定指导思想的标准。盛世阶段，儒家思想的仁、义、礼、智、信，开始为统治集团所认同，成为规范社会成员行为的主导性思想。
乾隆皇帝即位后，一改其父雍正皇帝的严猛政策，将儒家的仁治思想发扬光大，认为"朕意当今之政，莫若谨守皇考十三年以来之整理，而向日一一奉行不善，过于苛细者，渐次缓改，则吏治民安"（《乾隆实录，卷十四》），即认为雍正朝的政策很严格，现在对于那些过于严格、苛细的政策，需要慢慢改变，以宽仁为政。他还反复告诫群臣，"朕主于宽，而诸王大臣严明振作以辅朕之宽，夫然后政合事理，卑朕可以常用其宽，而收宽之效，此则诸臣赞助之功也"。从历史上概括，乾隆初年宽仁政治的基本特点，还是继承了儒家的思想，缓和紧张的政治空气，抚恤百姓，与民休息，团结官僚。雍正时期，对各级官僚的高压政策，政治空气过严过紧。乾隆即位之后，从"宽则得众"、"君臣相得则治"这一儒家政治思想出发，立即采取措施，缓和矛盾，力图重新建立融洽和谐的政治关系。
二、和谐是开放和宽容的同义语
皇朝盛世，文化上儒家思想的指导地位的确定，反映在社会生活上，则是"和光同尘"式的和谐社会。创业阶段的戎马倥偬、成长阶段的严猛为政，过渡为繁荣时期的和谐社会。
繁荣期和谐社会的形成，有很多原因，需要解放了的生产力，需要雄厚的物质基础，需要安定的社会；但是，就其根本，还在于文化内核中儒家为主导的政治指导思想。儒家的政治思想在统治集团看来，提供了君臣父子安于政治现状的理论基础；在广大百姓看来，则提供了民为邦本、以民为贵的和谐统治政策。
乾隆从儒家的政治观念出发，即位之后采取措施来缓和统治集团内部的各种矛盾，重新调整各种社会关系。对雍正时期因为侵贪挪用朝廷钱粮的官员，若家产尽绝，力不能完者，概与豁免，不许株连亲族。雍正十三年，乾隆刚登基就一次宽免了六十九人。此后，又将历年亏空案中，"其情罪有一线可宽者，悉与宽免，即已入官之房产未曾变价者，亦令该衙门查奏给还"。从乾隆二年春开始，在京大小文员俸银加一倍赏给，如遇罚俸事件，止罚正俸，加俸照常支付。从儒家伦理出发，乾隆禁止了对大臣的刑辱。雍正十三年令"嗣后三品以上大员身罹罪谴，即奉旨革职拿问者，法司亦不得遽加三木。如有不得不夹迅者，亦必请旨，将此永著为例"（《乾隆实录》卷七）。
乾隆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还在社会政策上大力采取与民休息的措施。乾隆即位后，要求官吏不得扰民，为政平静自然。乾隆元年正月，特降谕旨，宣传这一主张："为治之道，在于休养生息，而民之所以休养，在乎去其累民者，使其心宽自得，以各谋其生，各安其业，而后富足可期"。其他的一系列惠民政策还包括：严禁匿灾，严禁讳盗，实行蠲免，裁减税收等。除上述几个方面，乾隆还废除契纸契根法，停止营田水利和井田，开放矿禁，从多方面减轻百姓负担，放宽对百姓从事生产的限制，为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
我们再来看大唐盛世的文化生活，更表现出万邦和谐的气象。在儒家主体文化下，唐玄宗李隆基对外来文化持开放和宽容态度。其时，跨越国界的贸易远远超过了汉朝的盛况，与周边和远方国家的文化交流也跃上了新的高度，对外来文明异乎寻常的欢迎与接纳。唐文化特别是盛唐文化的繁荣昌盛，仰赖于一种积极的文化政策--立足于我、夷为我用。《剑桥中国史》指出："与20世纪前中国历史上任何其他时代相比（除了20世纪），初唐和中唐时的中国人自信心最强，最愿意接受不同的新鲜事物。或许是因为来自异邦的世界性宗教使中国同波斯以东的所有其他亚洲国家建立了联系，或许是因为当时很多士族豪门为胡人后裔，或许是因为中国有强大的军事力量镇守丝绸之路，保证了商旅畅通无阻……总之，这个时期的中国人非常愿意向世界敞开自己，希望得到其他国家优秀的东西。" 这种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为我所用的胸襟与气度，是唐朝有别于其他朝代的高明之处。正如鲁迅所说："那时我们的祖先们，对于自己的文化抱有极坚强的把握，决不轻易动摇他们的自信力；同时对于别系的文化抱有恢廓的胸襟与极精严的抉择，决不轻易地崇拜或轻易地唾弃"；"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决不介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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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节： 盛世人才：更多是安人而非尽才(9)　　　　
三、再定位后的文化管理
盛世不仅表现为物质生产上的极大丰富和强大武功，还表现为文化传播和品牌经营，寻求知名度和美誉度。
中国历史上的皇朝盛世，从维护皇朝的文化形象出发，从组织文化广为传播出发，无不重视本朝的文化网络建设。这首先体现在皇朝教育和官学的兴盛。汉武帝创办太学，其重要目的就在于将皇朝的主体文化，即儒家思想通过多种途径广为传播。五经博士的设立，不仅在宣传上确立了儒家的主导地位，还从各方面保障了儒家思想的深入钻研和发扬光大。官吏的选拔也开始以是否掌握儒家典籍、是否以儒家的行为规范作为日常生活的行为规范。自隋唐科举选官开始，科举制便逐渐演变成以"代圣人立言"，阐发儒家传统典籍为主。到了明清，更是以儒家的四书五经作为朝廷选拔官吏的主要标准。以科举为目的的官学系统，主要以讲授儒家思想和儒家文化为主。这种大规模的教育和宣传攻势，使得皇朝的主体文化得以深入人心，成为全体臣民的行为规范。
乾隆时期，皇朝越发重视文治建设，其涉及范围异常广泛。先是编纂和整理典籍文献。乾隆朝以其在编纂、整理典章文献方面的辉煌成就著称于世。一是对历史文献、典章制度的汇集、编定，在于将主体文化发扬光大，点缀盛世。代表性成果《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等，尤其是编纂《四库全书》，更是"文治之极隆而儒生之殊荣"，标志着乾隆时期具有系统整理数千年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趋势。二是对清朝历史、制度的编纂与考订，如《大清统一志》、《满洲源流考》、《大清会典》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编纂整理当代历史及典章文献，既是为了证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也是为了使后代统治者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三是对当时重大历史事件的记述，如《平定准噶尔方略》、《钦定剿捕临清逆匪记略》、《钦定平定台湾记略》等，编纂这类图书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显示皇帝的雄才大略，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总结经验教训，使后世子孙有效法之榜样。
儒家思想认为治国要务莫过于得人，欲兴文治，更是如此。乾隆中后期为加强文治，将盛世的文化建设推向巅峰，曾屡开恩科，选拔人才，巡幸东南也广颁典籍，嘉惠士林。而他任用的各级官僚也多以培养人才，扶持后进为己任，像大学士于敏中，是《四库全书》的最早倡导者之一，不但自己"精研朝章国故，切磋久之，达于实用"，而且重视人才的选用。如此，不仅使得皇朝的主体文化深入人心，客观上也为后世厚植了文化基础。
对于现代组织而言，在盛世阶段，适应环境的变化，适时调整文化战略，确立主体文化，推行宽仁文化，提倡感恩文化，创造和谐的内部和外部环境，是为盛世阶段组织文化建设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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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皇朝是一个令人激情澎湃的年代，是一个经济发达、社会安定、人文荟萃的时代。盛世皇朝留给我们的印象总是阳光一片，普照大地！君当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是何等的气迈，怎样的豪情！孜孜不倦地追求生命的顶峰，就是为了享受鼎盛时期的成功辉煌。
但是，在盛世皇朝繁荣昌盛的底下，却潜藏着一股为人们所忽视的暗流，这股暗流不断涌动，最终造成了皇朝盛世的结束。君不闻：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又是如何的使人噤若寒蝉，顿感高处不胜寒啊！咋远离创业期的困苦，刚告别守成期的艰辛，才享受成功，自满却相随而来。
实现鼎盛、保持鼎盛，是每个经过创业、守成的组织集团的使命，这需要积累，需要实力，同时也需要激情与梦想。而史上皇朝，所展现的又不仅是如此，权变的谋略与平衡的艺术也在要求之中。在达到鼎盛期之前，组织灵活有加，却缺乏控制；在鼎盛期过后，组织控制有方，但却变革无术。能长久逗留在规范有序、控制有方，又灵活多变的生命顶峰，将是多么惬意的事情啊。
但一切是那么的无奈，面对疾驶的青春年华。因着守成，组织迈向顶峰；顶峰却有暗流。暗流终结了盛世，也顺而开启了皇朝的第四阶段：转折和改革。
既然进入了漫长的转折期，既然不变革就难以继续生存，很值得期待的未来实际又如何呢？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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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节：改革与转折：中兴之路(1)　　　　
第四章 改革与转折：中兴之路
汉武帝以超群的气魄带领大汉皇朝登上了繁荣盛世的顶峰，一个强大的大汉帝国出现在东方：统治稳固、国富兵强、开边拓土、声名远扬。但是，成就伟大的同时，隐伏的危机也在蔓延。大规模、长时期的对外战争，统治集团豪华奢侈的生活风气，武帝的好大喜功、四方出巡，所有这些致使"民力屈，财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盗并起，道路不通"（《汉书》）。武帝晚年颁布"轮台诏"，深悔自己的所作所为给皇朝带来的灾难，并由此开始了转型。但是 "轮台诏"刚颁布两年（公元前87年），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就死去了，留给他只有八岁的儿子刘弗陵的是一个"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统治集团内部纷争不已，各地民变蜂起的烂摊子。刘弗陵年纪幼小，不能亲理朝政，由大司马、大将军霍光辅政，此外还有车骑将军金日、左将军上官桀、御史大夫桑弘羊。面对武帝留下的烂摊子，如何继续维持汉朝的统治，就成为了政策的重心。挽救危局，只能进行改革。朝廷不仅在治国方略上争论不休，各种势力还展开了激烈的权力争夺战。昭帝和霍光针对这种复杂的局面，不仅摆平了各派政治势力的争斗，重新巩固了中央政权，还调和了两种治国方略，一举扭转了武帝末年以来的皇朝颓势。昭帝的儿子刘询是为宣帝。汉宣帝继续了昭帝和霍光的治国方略，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这些改革重新稳定了汉帝国的统治。史书称许，昭宣年间"孝宣之治，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
再看"帝国的正午"--唐代，无论前期是多么的辉煌，也逃不过治乱兴衰的窠臼。唐朝到玄宗开元时期达到极盛，然而长期的太平日子使得李隆基由俭转奢，由励精图治变为溺于声色，由任用贤能变为任用奸佞，"安史之乱"最终开启了大唐皇朝的衰落之门。至此，唐朝进入转折阶段。唐朝由盛至衰的转折阶段长达100多年，皇帝也历经11位之多，肃宗李享是最明显的分界线，其后直到懿宗李漼，这期间的皇帝还是多多少少抱有改革弊病延续帝祚的打算。较为知名的改革有肃宗和代宗朝的刘晏改革，德宗朝的两税法，顺宗朝的永贞革新，宪宗朝的元和中兴，武宗朝的会昌之政，然而这一切改革活动都未能扭转唐王朝走下坡路的总趋势。永贞革新，是在唐顺宗李诵即位，改元永贞后，以王叔文为首的几位并不算高级别官员主持的一番改革。那个时代，是唐王朝急剧衰败。藩镇割据，战乱频仍，政治危机十分严重；宦官专权，阻塞视听，贤能得不到任用；体制内组织失效，制度走形；中央财政困难，人民负担加重；"宫市"扰民，"五坊小儿"祸害，直接败坏了社会风气。总之，长久盛世下日积月累的腐朽倾向越来越严重，以至"腐朽倾向压倒了进步倾向"（范文澜语）。公元805年初，顺宗李诵即位，有志革除弊政，中兴唐室，于是，起用了一批有志于改革之士。"工言治道"的王叔文以翰林学士的身份行宰相事，并聚拢了韦执谊、柳宗元、陆质、韩晔等，协助他进行全面改革。这就是"永贞革新"。革新历时146天，没有什么特别明确的改革思想和行动纲领，为后世评价不一。总体而言是：行之匆忙，收之苍凉，时间短暂，回味悠长。可以说，王叔文他们竭尽全力，能做的都做了，该做的也在做，想做的正启动，也看到了深化改革的主要阻力所在，但缺乏对整体形势的正确判断，以及对支持者和反对派的准确估测，以致在夺权这一关键环节上贸然行动，功亏一篑，反而加速了改革的夭折。
大清帝国在乾隆朝达到顶峰，国力之强盛可谓如日中天。但是也没跳出衰落的窠臼。在乾隆后期，清帝国的颓势就已经显现。等到嘉庆皇帝即位，整个帝国更是四处冒烟、满壁漏洞。嘉庆朝的白莲教起义竟然攻入了皇宫之中。及至道光皇帝期间，虽然道光皇帝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克勤克俭"皇帝，但大清帝国却不能在"节俭"之中恢复自己的荣耀。就在大清帝国面临内部危机的时候，以前的皇朝不曾遇到的新情况出现了：坚船利炮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开始侵略中国。鸦片战争扯去了大清帝国最后一片遮羞布，清帝国不可避免的进入了衰退期。咸丰皇帝一生颠沛流离。太平天国的农民军占领了大清帝国的富庶之地，原来能征善战的八旗劲旅不堪一击；内乱未平，外乱又起，不足两万人的英法联军竟将大清帝国最强大的蒙古铁骑击退，咸丰皇帝狼狈逃窜热河；屈辱议和，使这位饱经忧患的青年皇帝死于离宫。面对这种内忧外患的环境，大清帝国的君臣们开始了徐图中兴的"洋务运动"。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张之洞等大臣们，开始了对传统皇朝的改革之旅。然而，"同治中兴"也好，"洋务运动"也罢，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甲午海战"使大清帝国的君臣们认识到帝国已经到了苟延残喘的地步，再不采取有力的措施，清帝国难逃覆亡的命运。希望有一番作为的光绪皇帝，凭着自己的勇气进行了"戊戌变法"，但"戊戌变法"只不过是昙花一现，被称作"百日维新"。
大凡一个组织从巅峰开始衰落，在环境的逼迫下，总会进行一些改革。这些改革的目的都是为了延续组织的生命，重新振作起向上的精神。但是，纵观中国的皇朝更替史，我们发现，这些改革，有的成功，有的失败；有的取得了一些成效，有的却半路夭折。取得成效的，创造皇朝的一代中兴，出现发展中的另一个高潮，虽然无论哪一方面也比不上盛世；中途夭折的，则是在已经积重难返的皇朝身上又压了一个包袱。
成功固然有成功的道理；夭折的原因却也很简单，就是因为改革的敌对势力太强大，改革者的力量太弱小，支持者的意志不坚定，改革的动力不牢靠。然而，再细细琢磨：若仅以力量的大小、强弱来对冲，胜者乃力大所致，则难免掉进了物理学意义上的力场陷阱。因为，力量的对比在改革之初就基本是明了的，为何还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呢？很明显，结果简单，原因复杂。
首先，盛世已经过去，盛世光环掩映下的问题渐次暴露，多方面矛盾日积月累加剧恶化，外部环境已经不容乐观。
其次，基业的承继者面临如此的外部环境，必须对各种挑战有所回应，方不致"家道就此败落"。即使生逢其时的皇帝因为种种原因而不具备这种担当，也还是希望局面有所改观的。如此以来，胜任领导角色，便可能出现中兴的局面，反之，或昙花一现，或一败涂地。
再次，改革者自身的素质和实力将直接决定改革的进度与深度，哪怕终究是以失败结束。实际上若以结果论成败的话，这一阶段即皇朝后半期的改革，绝大多数是以失败告终的。但是，即使是失败，也有持续时间长短、改革力度强弱、铺开领域宽窄、后世影响大小等指标来评定新政的，如庆历新政，如熙、丰变法，如张居正改革。而与这几个指标直接相关的，便是改革家的魄力、格局与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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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节：改革与转折：中兴之路(2)　　　　
复次，改革能否抓住实质，也就是大家所关心的、最在意的、改革所触及到的利益--包括既得利益、将失利益、将得利益。这是面对改革，各种力量分化组合和秩序重构的基础，也是组织得以正常运转和制度有效规范的前提，至于该次改革能够发挥多大效能，则要看蓝图如何化为路线图，路线图怎样成为现实了。
最后，改革有没有承继和发扬组织既有的：创业时期的艰苦奋斗作风、创造思考能力、进取精神、团结状态，成长时期的稳定持重作风、规范约束能力、向上精神、合作状态，鼎盛时段的宏伟大器格局、开拓进取能力、宽容精神、和谐状态；能不能在取得很大成就的基础上，向组织本身业已滋生的、不合时宜的组织文化挑战，在传承中予以更新，进而对已然凝固、沉沦的习气有所调适，以增强组织对环境变化应有的调适能力。
第一节 盛世隐忧：变革的环境
组织到了转折阶段，内部和外部危机不断发生，如何进行危机管理，以及如何对组织进行改革，是组织领导者和组织成员不可回避的重大而又紧迫的课题。是整日忧心忡忡，还是对危机不管不问；是坐以待毙，还是有所作为；要想有所作为，又应该如何作为？不知不问、坐以待毙，又怎能甘心祖宗的基业毁在自己手中；有所作为、力图振奋，又应该依靠谁，打击谁？惟有冷静地洞察环境，方有贴切的改革道路。
首先是要知晓自己的"家底"还有什么，又失去了什么？掌握在统治集团手中的调控余地在哪里？其次，作为改革的领导者和推动者，要清楚整个权力构架的脉络，明了重新分配后的利益格局，从而厘定改革可以依靠的力量和必须打击的力量。最后，对于组织最高领导者而言，把握皇朝的整体局势和主要矛盾，才有可能掌控改革的方向和前途。
一、"家底"：失去了什么？还有什么？
对于转折阶段的统治集团来说，首先要摸清楚盛世之后的皇朝 "家底"。这个"家底"不仅是财政的充盈与否，还包括对经理层的了解和对消费者状态的把握。一般而言，在组织巅峰阶段后期，被盛世光环所掩盖的各种忧患开始显现。由于盛世领导者的无节制扩张和贪图享乐，组织长期以来积累的物质财富和向上精神消失殆尽。盛世君主为子孙后代留下的除了曾经辉煌的一个记忆外，就是国库空虚、社会凋敝、朝臣堕落、民心散乱的局面。这个局面就是改革的前提条件和外部环境。
盛世皇朝的扩张，当处于皇朝物质基础能够支持的范围内时，可能会维持下去。一旦扩张遇到了皇朝物质基础的极限，那么不可避免的衰退就来临了。保罗·肯尼迪在他著名的《大国的兴衰》中，用世界历史上主要帝国的兴衰过程，论证了这个观点：即大国的衰亡主要是因为它们无限度的扩张超出了国家本身能够提供的物质基础的限度，从而不能维持下去；而对于扩张性的大国而言，扩张的被迫停止就是衰退的来临。
中国历史上的皇朝也没逃过这个规律。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期间，战争持续了四十三年，其用兵少则数万，多则三十多万人，军费动辄数十亿钱，军功赏赐黄金一次达数十万斤；连年劳民兴役，如筑朔方城沿边屯田，"衣食皆仰给于县官"。他即位之初，本来"人给家足"，府藏皆满，但连续征战之后，变成"海内虚耗"。汉武帝不仅大肆对外扩张，而且大兴土木，征发大量农民修建上林苑就是例子之一。虽然帝国的经济还没有破产，但是与盛世阶段的府库充盈相比，无疑天上地下。汉武帝自己也在《轮台罪己诏》中说："前些日子专职衙门上奏，想把百姓的赋税每人再加三十钱，用来资助边防费用，这是进一步加深老弱孤独的困境。……现在又要求派兵到遥远的轮台屯田垦荒，这不是扰乱天下，使百姓陷于愁苦吗？朕不忍心听这样的话！目前的要务在于禁止苛刻残暴的法令，停止任意增加赋税，专力以农为本，鼓励养马，恢复马复令（以养马免除赋役）。只要国家不缺乏费用，军队能维持边防就行了。"可以说，汉帝国的扩张在武帝后期无可避免的受到了帝国经济力量的限制；而扩张的停止宣告了帝国繁荣盛世的结束。汉昭帝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继承皇位的。
乾隆帝与汉武帝犯同样的错误：对外大肆扩张，穷兵黩武，对内大肆铺张浪费，穷奢极欲。乾隆皇帝的所谓"十大武功"，极大地消耗了帝国的财政基础。乾隆五十五年八月，恰好是乾隆皇帝的八十大寿，权臣和珅等人亲自操办，"务极奢大，内外宫殿，大小仪物，无不新办。自燕京至圆明园，楼台饰以金珠翡翠，假山亦设寺院人物，动其机括，则门窗开阖，人物活动"。乾隆五十年，他还征兆年过六十岁的在职、致仕官员三千余人，赐宴乾清宫，成为"千叟宴"。凡此种种，不仅耗费了巨额资金，使国家库藏日益空虚，而且由于在巡幸和节庆期间各级官员的纳贿送礼，也加速了整个统治阶级的没落和腐朽。连年征战、征敛日繁，再加上接连不断的水旱灾害，作为帝国统治基础的广大农民的生活陷入了困苦之中。清帝国正面临极为严重的社会危机。嘉庆皇帝接的就是这么一个烂摊子。
除了汉、清两个朝代比较典型外，其他朝代也是一样。盛世只管盛世的享乐和威风。转折阶段皇朝的"家底"只是一个巨大的空壳子，看起来还有些盛世景象，但细究下去，就会发现留下的屈指可数了。作为转折阶段的统治集团，不论是新起的君主还是掌权的辅政，如果重新矫正、稳定从巅峰滑下来的皇朝列车，就必须对"家底"有个清晰而深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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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节：改革与转折：中兴之路(3)　　　　
二、"格局"：依靠谁？打击谁？　　
经济上的相对凋敝是转折和改革阶段的物质基础；之上则是经过重新洗牌的利益格局和权力格局。组织的利益格局和权力格局在创业阶段就开始形成，各派势力经过组织成长时期的重新分化和组合，到盛世阶段已经比较稳定。各派势力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但正是在盛世阶段，在这个比较稳定的政治格局中，有一些势力悄悄崛起，而另一些势力集团在悄悄没落。这种变化在盛世繁荣的掩盖下，并没有凸现。而是随着盛世的结束，经过重新洗牌的政治格局逐渐浮出水面。在转折和改革阶段，新兴的政治力量要求按照自己的意愿改革组织的政策和制度，以保证自己利益的实现；而保守的政治力量则不愿退出政治舞台，不愿自己的利益被削减、被剥夺。从这一角度看，改革实际上就是利益格局的重新分配。改革会触动一些集团的既得利益，也会促使一批新兴的政治力量的崛起。转折阶段的皇朝正是面临如此复杂的政治格局。转折阶段，原来可以被皇帝信赖的政治力量或者衰落了，或者其本身已经膨胀到可以不把皇帝放在眼里的地步。因此，只有认清皇朝的政治格局，找到自己可以依靠的力量，同时找到自己的潜在对手，才可能取得改革的成功。还应该注意的是，转折阶段的政治格局和权力格局是不断变化的；领导者更应动态的掌握政治格局，及时调整自己的政治态度和政治策略。
唐朝中后期，随着"安史之乱"被逐渐平定，形成了三大势力集团：一是宦官集团；二是藩镇集团；三是原有的朝廷官员集团。前两个都是玄宗李隆基在位之时逐渐形成的势力。在开元年间，唐朝处于盛世阶段，诸如宦官、藩镇等都还不是异于中央的势力集团。玄宗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任用宦官和设置藩镇会带来怎样的麻烦，以至于唐朝的基业就毁在宦官和藩镇之手。唐朝的宦官之祸实起于玄宗重用和信任高力士；而藩镇的设立也是当时玄宗用兵布防的一大败笔。安史之乱是藩镇势力对中央权威的公然挑战，虽然安禄山和史思明都被镇压，但从此之后，藩镇的独立倾向越来越大。自肃宗李亨、代宗李豫、德宗李适、顺宗李诵，一直到宪宗李纯，再到昭宗李晔被朱温所灭，唐朝的这些皇帝们一直在与宦官、藩镇和朝廷中的权臣作斗争。在这三大势力集团中间，皇帝总要选一个自己可以依靠的力量。不是依靠宦官打击权臣，就是依靠藩镇打击宦官。可以说唐朝转折期的各项改革的成败，都与皇帝选择的依靠力量有关。唐顺宗李诵在位期间，依靠朝廷官员的力量进行改革，打击宦官和藩镇势力。这就是在引言中谈到的短命的"永贞革新"。永贞革新的失败是皇帝错误选择依靠力量的直接后果。王叔文集团自身并没有可以依靠的力量，他们只是一些年轻的翰林学士。集团内部也是鱼龙混杂，主力人物之一王伾胸无大志，在朝臣中也没有人缘，没有多少人愿意跟他交往。而且这个王伾收贿纳贿，极其腐败。王伾为了纳贿方便竟然在府中设立一个无门大柜，以收受讨官者的贿赂，为防止被盗，晚上就让他老婆睡在柜子上面。而李诵本人对王叔文集团也不是那么信赖，在宦官首领俱文珍的劝说下，竟然罢免了自己依靠的改革力量的首领王叔文的翰林学士职位。宦官集团彻底击败王叔文集团之后，控制了皇帝，逼迫唐顺宗退位，让太子继承。太子李纯即位为唐宪宗。他将唐顺宗尊为太上皇，并立即对王叔文集团全面开刀。唐宪宗在这三个势力集团中选择依靠朝臣和宦官打击藩镇。宪宗一朝打击藩镇的成绩，成就了宪宗唐朝所谓"中兴之主"。
三、重点与前景：在哪里？走向哪里？
转折阶段的组织哪里都是矛盾，哪里都有问题。要想有所作为，集团领袖就必须把握阶段重点，找准问题的症结，厘定主要矛盾，从而确定和把握改革的方向，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对于转折阶段的组织而言，面临的矛盾不外乎如下几类：一是组织与外部竞争者的矛盾；二是组织和目标群体的矛盾；三是组织内部不同势力之间的矛盾。第三类矛盾就是我们在上一小节中分析的不同势力集团。对于具体的皇朝而言，这三个矛盾并不都是同等重要的。明确了皇朝转折阶段的主要矛盾和问题在哪里，就能基本明确改革的总体方向。
首先来看皇朝与外部政权的矛盾。在中国历史上，除了中原的"正统"王朝外，还存在着许多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这些政权对中原皇朝始终是一种威胁。从春秋战国起，北方的游牧民族政权就不断侵扰中原。秦始皇修建长城，最主要的考虑就是要阻挡匈奴对秦朝的侵扰。秦汉时期，中原皇朝最大的外部敌人就是匈奴；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则是所谓的"五胡乱华"。到了隋唐时期，在北方是突厥、回鹘相继而起，在西南方，则是崛起的吐蕃政权。到了五代十国和两宋时期，契丹族建立的辽国和女真族建立的金国一直是宋朝的最大边患，北宋亡于金国手中。此后，蒙古族进入中原，建立元朝；满洲进入中原建立清朝。这些政权在中原皇朝强盛时，慑于皇朝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不敢觊觎中原。转折阶段的皇朝面临着国内经济、军事力量的衰退，如何调整政策应对这些外患，是必须考虑的问题。如果这种边患是皇朝生存的最大威胁，则调整政策应对这些政权，必须成为重点；而如果这些边患不构成皇朝生存的最大威胁，则应安排在内部政策调整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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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节：改革与转折：中兴之路(4)　　　　
在皇朝内部，则有统治集团和被统治集团的矛盾。这个矛盾是影响皇朝兴衰的最主要矛盾。在成长和盛世阶段，统治集团和被统治集团一般不成其为问题。因为不仅统治集团享受着繁荣的好处，而且被统治集团也处于比较富足和安定的局面之中。但是，盛世阶段皇朝统治集团的内外扩张政策引发了统治集团与被统治集团之间的紧张关系。在盛世后期，被统治集团的不满就已经显现。汉武帝统治末期，社会险象就已露苗头。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关东出现流民二百万口，无户籍之民四十万。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关东地区发生农民暴动，"大群至数千人，功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两千石。小群以数百掠卤乡里，不可胜数，道路不通"。清乾隆统治后期也出现了白莲教、天理教等民间团体，这些团体是穷苦百姓不满统治集团横征暴敛的聚合体。统治集团与被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直接影响着皇朝政策调整和改革的成败，也是皇朝能否继续下去的关键所在。
统治集团内部各个派别之间也出现了裂痕。在盛世阶段，皇帝权威极大巩固，统领各派政治力量不成问题。而一旦盛世结束，原来被皇帝权威压制的各派政治力量无不起来争夺权力。作为转折阶段的皇帝，怎样调和、化解、凝聚以至继续统领各派政治力量，是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在盛世阶段，皇朝政治格局中主要就是两股力量：皇帝与官僚集团之间的关系。而在转折阶段，除了这两派力量之外，还出现了"第三种"势力，即外戚和宦官集团。外戚和宦官在汉朝中后期，一直是左右皇权和相权，乃至左右整个朝廷大政方针的重要力量。唐朝的宦官更甚，在唐朝中后期，皇帝的废立都操纵在了宦官手中。明朝的宦官虽然没有操纵皇帝的废立，但是明帝国的主要政策和政治格局还是受到宦官集团的极大影响。张居正作为内阁大学士、首辅，为了推行改革，还需要巴结宦官冯保，而如果没有冯保的支持，张居正的改革也不会推行开来。清朝中后期，宦官虽然没有专权，但是却也极大地影响了清朝的政治格局。清朝同治、光绪年间的大太监李莲英，虽然没有任何政治权力，但他却是朝廷大臣与最高统治者联络的纽带。李鸿章作为军机大臣，要去见慈禧太后还需要向李莲英送贿赂，而李莲英的一句话就可能会导致朝政的极大变化。
转折阶段的这三种矛盾，作为组织的领导者必须全面把握，明白自己所处的政治生态环境，知道现在"站在哪里"，才能知道自己要"去向何方"。
第二节 中兴之主：洞察力与魄力
创业皇帝首先是马上皇帝，创业皇帝依靠自己的人格魅力和企划能力带领创业集团打天下；守成皇帝需要高瞻远瞩，为皇朝建立一个稳定成长的框架；盛世之主则是雄才伟略，方能够带领皇朝走向繁荣的顶峰。身处转折阶段的皇帝又需要什么呢？转折阶段，皇帝面临的环境与创业阶段、成长阶段和盛世阶段都不同。这是一个皇朝从巅峰走下坡路的阶段，是一个矛盾重重、局面复杂的环境。创业阶段，创业集团的战略目标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打败对手，夺取天下。成长阶段，皇帝与各种政治力量的目标还是基本一致的，那就是开万世之基业，为皇朝稳定奠定基础。盛世阶段，皇帝面对已经稳定的局面，经济已经恢复并发展起来，社会秩序基本稳定，国富民强，是一个蒸蒸日上的局面。而转折阶段的皇帝，面对着经济凋敝，各种政治力量此消彼长、矛盾重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的局面。在这个局面之下，如何确定皇朝的战略目标，如何平衡各种政治势力以实现改革目标，是需要中兴之主解决的首要问题。
不管是历史上的皇朝，还是现代的组织，中兴之主需要具备如下的素质：首先要有敏锐的洞察力。这是因为在转折阶段，各种政治利益交织在一起，局面纷繁复杂，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问题异常繁多。如果不能在这个复杂的环境中发现最主要的问题，那么改革的方向、战略就会发生错位，而这个错位所造成后果直接影响了皇朝能否实现中兴。问题既定，方向既定，战略既定，接下来的关键就是领导者必须具有改革的魄力和决心，能够在各种压力下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能够以现实的精神对祖宗成法进行改革。这个魄力可以说是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除了洞察力和魄力之外，身处复杂环境中的中兴之主还要有谋略能摆平各个政治集团，驾驭局势的发展，为改革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还有一点需要明确的是，改革不是皇帝一个人的事情，皇帝需要有一个可以依靠的改革集团和可以重托的改革者来推行。而选择改革集团，并给予必要的支持，则是考验中兴之主识人善任的领导素质。因用人不当而导致改革失败，甚至皇帝本人也因此被赶下台来的事例，在中国历史上不绝于书。
一、洞察力：对复杂形势的判断
转折阶段，皇帝面对的形势是各种矛盾交织、政治力量错综、各种问题凸现。只有透过现象看本质，从纷杂的局势中揪出关键，对复杂形势做出果敢准确的判断，改革才能有的放矢，而不是毫无目的，毫无章法。这是领导者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但洞察力对中兴之主来说更为关键。
一如先前所述，汉武帝之后，汉昭帝刘弗陵、汉宣帝刘询，以及辅政霍光，实现了西汉王朝的一次中兴。虽然所谓的"昭宣之治"远远不能和武帝盛世相比，但也算是汉朝基业继续发展的一次机会。当时，作为辅政的霍光和昭帝刘弗陵，没有武断地决定改革方向和改革重点，而是召开了历史上有名的"盐铁政策"大辩论，讨论武帝朝的政策得失，找出影响皇朝发展的最主要问题，对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理出了轻重缓急。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霍光布置召集各郡国的贤良、文学六十余人开了个"问民疾苦"的会议，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盐铁会议。御史大夫桑弘羊代表政府方面听取意见。从会议论及的内容看，是对当时汉朝整体政策和实际情况的一次检讨会，持不同意见的双方从各自的立场、不同的角度分析了各项主要政策的利弊得失。这次会议为完成政策转型和朝政改革起到了舆论准备的作用。会议之后，在霍光的主持下，朝廷坚决贯彻"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方针，开创了"昭宣中兴"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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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节：改革与转折：中兴之路(5)　　　　
北宋中期，宋仁宗、宋神宗年间，北宋王朝走到了一个下坡路的临界点。当时距离北宋开国整整一个世纪，宋太祖和宋太宗开创的治国之法已经"传之数世弊且生"。在宋太祖和宋太宗创立北宋时，其立国的基本策略是剥夺武将的统兵权，削弱地方政府的权力，分割地方政府的行政权、财权和军权，层层设官，官员与官员之间相互监督、相互制衡，从制度上保证了皇朝中央和皇帝个人的权力。但导致的严重后果是"天下之财力日益穷困，风俗日以衰坏"。尤其严重的是朝野上下精神衰败，"因循苟且，逸豫而无为"（《宋史纪事本末》）。宋神宗急于通过改革改变这种颓势。改革的重点在哪里？这是首要问题。王安石坚持以"理财"为中心进行改革，即以赋税改革为主要目标，以此为出发点，改革整个国家的行政、经济制度。王安石的好友、翰林学士司马光不以为然，认为改革的主要目标应该在"节省冗费"上。司马光认为祖宗的成法没有错，之所以造成当前的局面，不是因为赋税政策，而是因为各级官员不节省，造成了国家财政的困难。他认为王安石所说的"民不加赋而国用饶"是桑弘羊欺汉武帝之言。对于两个人的争论，宋神宗并没有武断的发表自己的意见，而是要求两人在殿上进行争论。宋神宗认识到王安石的意见更符合自己改革的需要，于是便在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起用王安石为参政知事，主持变法。
我们再来看明朝的张居正改革。张居正所处的时代是明穆宗朱载垕和明神宗朱翊钧在位期间。此时离朱元璋建立明朝已经有近二百年了。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期间最为痛恨的就是朝廷的腐败。明初的几个株连万人的大案基本上都与腐败有关。朱元璋制定的《大诰》主要就是针对官员的腐败。在明初几代皇帝，腐败还没有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但到了张居正所处的时代，腐败已经蔓延到了各个角落。张居正认为，虽然腐败表现在各个方面，但最根本的还是政治上的腐败，这是造成全面统治危机的根源。要挽救危机，必须惩治腐败，尤其必须矫正政治上的腐败。这是改革要首先解决的问题。那么在改革的具体实行过程中，应该首先从哪里入手解决腐败问题呢？当时的实际情况，张居正明白，问题不在于缺乏机构，也不是职责不清，更不是政令、章程不够，明朝至此已经有二百余年历史，一切机构、规章早已是齐全的。现在的问题是没有检查督促，缺乏控制力和执行力，所以一切都是放任自流。于是张居正首先推出了考成法。
上述说明对于一项改革而言，第一就是选择改革的优先次序，找出改革的重点，而这个重点就是组织面临的主要矛盾和组织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其余的问题才能提上议事日程。改革之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就在能否抓住这个主要问题。
二、突破旧法则的限制
为什么要在转折阶段特别突出组织领导者的魄力和决心呢？因为在转折阶段，领导者面临的政治格局最复杂，各派政治力量都有自己的利益和立场，也具备了与领导者相抗衡的一定实力。如果立志于改革的组织领导者没有魄力和决心，就很容易被其他政治集团左右，从而导致改革尚未开始即告结束。创业阶段，集团领袖面临的环境虽然困苦，但谁是敌人、谁是盟友确是一目了然；守成阶段，各个政治团体的利益冲突不大，还能够团结在组织领导者周围，为实现共同的目标而努力；盛世阶段，集团领袖的力量和权威足以威慑和控制其他政治集团。这三个阶段对于组织领导者而言，魄力固然重要，但其重要性远不比转折阶段。
如果以立场来划分，实际上所有的政治集团都可以二分为改革派和保守派。当然，这里的改革派和保守派没有任何感晴色彩，改革派并不一定是好人，保守派也不一定是坏人。这里划分的标准只有一条：那就是支持还是反对改革。君主的魄力就表现在能够始终如一的支持改革派，站在改革派一边。但是，一个皇朝经过上百年的发展之后，总会形成大批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些既得利益集团不仅在经济上拥有大批财富，在政治上也掌握着大量资源。对于君主而言，改革实际上就是改掉这些既得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重新划分利益格局。因此，君主所支持的改革派一般都是从经济上或政治上的弱势集团中提拔上来的。这些改革派特别是在政治场中并没有多大的权威和发言权，要进行改革，就要对保守派开刀，无疑需要名义上的皇朝领袖皇帝的全力支持。没有皇帝的支持，改革即使有很好的纲领，也不会继续下去。在中国历史上，失败的改革，其首要原因几乎都是改革派的力量过于弱小。正因为改革派的力量过于弱小，对于希望改革的君主来说，才更应该坚定的支持改革派，不为所谓的"祖宗成法"所拘束。
王安石变法之前的宋仁宗赵祯一朝，北宋就已实行过"庆历新政"。如前所述，宋朝初年，太祖和太宗为防止五代更替频繁的悲剧重演，从政治、经济、军事、人才选拔等方面重建政治结构，将行政权、军权、财权、司法权和地方权力都集中到中央，集中到皇帝手里。到宋真宗和宋仁宗两朝，这种体制导致的问题越来越多，"因循不革，弊坏日甚"，造成了"冗兵、冗官、冗费"的全面危机局面。宋仁宗企图改革弊政以挽救危机，便在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初，将"不更一事，以姑息为安"的保守派官僚吕夷简等相继罢免。同年八月，任命范仲淹为参政知事，韩琦、富弼为枢密副使，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等为谏官，使改革派在朝廷中很快占据了优势，为改革提供了强大的组织力量。但是，改革很快就被保守派势力所制造的浓重黑云所遮蔽。新政没有推行多久，改革派官员就在保守派官员的激烈反对中败下阵来。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六月，离新政颁行之日仅仅八个月，庆历新政的总设计和总指挥范仲淹就以防秋为名，宣抚陕西、河东。同年八月，富弼宣抚河北。接着，支持改革的其他官员也被以种种口实调离京城。新政派官员遭贬黜的同时，保守派的官员重新掌握了大权。此时的仁宗天天听到的都是对范仲淹等人的恶言恶语，当年厉行改革的锐气消失殆尽。"庆历新政"仅仅推行了一年多就夭折了。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宋仁宗的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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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节：改革与转折：中兴之路(6)　　　　
"庆历新政"的事例足以说明组织最高权力者的态度是改革成败的关键因素。在组织转折阶段进行的改革，首先是在原有的制度框架中进行的改革。组织的制度框架经过很长时间的发展已经非常稳定了，任何改革都是对既得利益集团的打击，任何改革都是在一个非常狭小的制度空间中进行的，可以活动的余地太小。而如果改革不改变根本的制度框架，那么改革的进行就需要依靠组织的硬性权力来实施。若是改革不具备这个条件，就无法进行，即使勉强启动，也很难成功。因此，改革若要想取得成功，领导一以贯之的支持是一个必要条件；如果希望通过改革实现组织的中兴，领导就要有魄力和决心支持改革派，打击保守派，就要敢于对祖宗成法说不。这个魄力是转折阶段组织成功变革的先决条件。
三、加强纵横捭阖的驾驭能力
转折阶段，要想变法成功，实现中兴，还需要有对全局的掌控能力。如果不能摆平各派政治势力，消解保守派对改革的攻击，那么即使皇帝非常坚定的支持改革，也会遭到失败的下场。前面我们所讲的汉昭帝、汉宣帝的成功改革，与昭帝和宣帝两位皇帝在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平衡是分不开的。昭帝在位期间，充分信任和依靠霍光进行改革，但他并没有简单的打击其他政治力量，而是充分吸取他们的意见，兼顾各个集团的利益。宣帝即位后，对霍光还是信任和依赖。但在霍光去世后，面对权势和欲望日益膨胀的霍氏集团，宣帝果断采取措施，灭掉了霍氏集团，为稳定朝政、巩固改革成果创造了条件。
有唐一代转折阶段，藩镇、宦官和官僚集团是三大主要的政治势力，如何平衡，怎样驾驭，是对皇帝权谋的严峻考验。我们来看两个实例：同在唐朝，一个是成功的，这就是成就了唐朝"元和中兴"的唐宪宗；另一个失败的例子，就是在"甘露事变"中被宦官监禁的唐文宗。通过这两个相反的事例，我们更能看清楚组织最高领导者的驾驭能力之于改革成败的关键作用。
唐宪宗李纯，是唐朝第十二代皇帝，唐顺宗李诵的长子。贞元四年(788)封广陵郡王。他二十八岁继承皇位，做了十五年皇帝。唐朝自中叶唐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藩镇割据局面正式形成，至唐宪宗元和末年扫平藩镇，天下再归一统，前后经历六十多年。其间唐代宗、德宗、顺宗，都曾为削除藩镇、重新统一天下而努力，但都未能取得成功。而唐宪宗执政以后，却在短短的十多年里，先后平服西川、夏绥、镇海、淮西、成德、平卢、卢龙等大河南北数十个藩镇，使"安史之乱"以来中衰的大唐国势重新为之一振，宪宗成为唐中后期唯一一位再度统一天下、实现国家中兴的君主。那么唐宪宗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我们且看唐宪宗的手段。
首先是唐宪宗的魄力和决心。元和年间，宪宗自始至终抱着"以法度裁制藩镇"、一统天下的坚定信念和果敢意志，从不动摇。宪宗即位伊始，即把"举贞观、开元之政"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把平服天下藩镇、重振大唐国威作为自己的首要目标。十几年里，孜孜以求，从未间断。在顺境中，宪宗一鼓作气、毫不懈怠，努力争取对藩镇斗争的更大成功。在失利时，决不气馁，总结教训，积蓄力量，准备新的斗争。元和初年，征西川，定夏绥，平镇海，宪宗敢于决断。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讨淮西三年不下，罢兵呼声弥盖朝野，宪宗几乎成为孤家寡人，但他坚持继续作战方针，终使淮西吴元济授首。铁城之败，举朝文武皆有惧色，宪宗却以大家风度处之，坦言胜败乃兵家常事，岂可因一败丧失信心。元和十年(815年)河北藩镇刺杀宰相于京师，谋暴动于东都，颇有天下大乱之势。宪宗临事不惊，果断处置，终使平卢、成德企图动摇宪宗讨叛决心的阴谋破产。可以说，如果没有宪宗始终如一的坚定信心和坚强意志，藩镇的征讨很可能就会像德宗时那样半途而废，功亏一篑。战争是敌我双方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的较量，更是战争指挥者意志信心的较量。在战争的关键时刻，统帅者的信心与决心，在一定程度上甚至会超过政治的、军事的因素，决定战争的胜负。
其次，则是唐宪宗的权谋。宪宗以法度制裁藩镇，大体坚持先近后远、先易后难、先招抚后用兵、先重点后一般的方针。元和初，首先解决了号称朝廷"回翔之地"西川及家门口的绥夏。不久又收复了关系江淮财赋来源的镇海。一年多中更换了三十多个藩镇的节度、观察、招抚之使，使天下藩镇为之一震。元和中，进讨成德失利以后，宪宗积蓄力量、招抚魏博，切断了河北与淮西的联系，使淮西陷于孤立。讨淮西，围而困之，弱而击之，虽多少是出于无奈，却也不失为良策。讨平卢，注意分化瓦解敌军，重点打击李师道，终于导致刘悟举义。
宪宗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一旦发现决策失误，在多数情况下，能够不失时机地予以克服与纠正。一征成德，官军失利，宪宗利用拘捕卢从史之机及时罢兵；征淮西，一经发现任帅不当，便及时予以调正，终于发现了李朔心这样的智勇之将；二征成德再次失利，宪宗不怕有损自己的尊严，接受大臣的劝告再次罢兵。成功的战争指挥者，并不在于他完全不存在失误，重要的是他能够从失误中吸取教训并予以及时纠正，从而取得最后的胜利。一如现时常说的，犯错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犯再犯、执迷不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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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节：改革与转折：中兴之路(7)　　　　
唐宪宗的权谋还表现在用人上。宪宗即位以后，用人的基本原则是"任人唯贤"。但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宪宗也会本着权力平衡的原则支配部分官员的任免。征西川，宪宗听从宰相杜黄裳的推荐，征用无名之将高崇文，终获平西川、擒刘辟的成功。讨淮西，数撤败军之将，终使李朔心夜袭蔡州、活捉吴元济而显名。在平定藩镇的过程中，宪宗特别重视发挥宰相的作用，前后所用杜黄裳、李绛、李吉甫、武元衡、裴珀、裴度等都是有智有谋的人才，他们在协助宪宗讨平藩镇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在用兵的重大问题上，宪宗能够广泛听取宰臣的意见，而这并不排除在一定的情况下，不为群言所左右、坚持己见的例外。
"君不密则失其臣，臣不密则失其身"，用这两句来形容唐文宗打击宦官势力的失败，再恰当不过了。唐文宗有当好皇帝的决心，却不具备做好皇帝的能力和素质。如果唐文宗处于一个太平盛世，也不失为一个好皇帝。但偏偏他身处在一个家道衰落、宦官当权的时代。唐朝自穆宗以后，皇帝的废立完全掌握在宦官手中。唐文宗在宦官操纵之下过日子，自己也很气恼，一心一意想除掉宦官。有一次，唐文宗生了一场病，急于找医生。正好宦官头子王守澄手下有个官员叫做郑注，精通医道，就把他推荐给唐文宗治病。文宗服了他的药，果然病一天天好了起来。唐文宗很高兴，召见郑注，发现郑注口齿伶俐，像是个有才干的人，就把他提拔为御史大人。郑注有个朋友李训，原是个很不得志的小官员，听到郑注受到朝廷重用，就带了一些礼物求见郑注。郑注正好想找个帮手，就请王守澄把李训推荐给文宗。李训也得到文宗的信任，后来，竟被提升为宰相。
李训、郑注两人取得了唐文宗的信任，文宗把自己想除掉宦官的心事告诉他们。他们就跟文宗秘密商量，想法削弱王守澄的权。他们打听到王守澄手下有个宦官仇士良，跟王守澄有矛盾，就请文宗封仇士良为左神策中尉，带领一部分禁卫军。接着，李训又解除了王守澄的兵权。最后，唐文宗给王守澄一杯毒酒，把他杀了。去了王守澄，接下来就要除掉仇士良了。李训联络禁卫军将军韩约，决定动手。公元835年的一天，唐文宗上朝的时候，韩约上殿启奏，说禁卫军大厅后院的一棵石榴树上，昨天夜里降了甘露。李训当即带领文武百官向文宗庆贺，还请唐文宗亲自到后院观赏甘露。唐文宗命令宰相李训先去察看。李训装模作样去兜了一圈回来说："我去看了一下，恐怕不是真的甘露，请陛下派人复查。"唐文宗又命令仇士良带领宦官去观看。仇士良叫韩约陪着一起去。韩约走到门边，神情紧张，脸色也发白了。仇士良发现这个情况，觉得奇怪，问韩约说："韩将军，您怎么啦？"正说着，一阵风吹来，吹动了门边挂的布幕。仇士良发现布幕里埋伏了不少手拿明晃晃武器的兵士。仇士良大吃一惊，连忙退出，奔回唐文宗那里。李训看到仇士良逃走，立刻命令埋伏的卫士赶上去。哪知道仇士良和宦官们已经把文宗抢在手里，把他拉进软轿，抬起就走。李训赶上去，拉住文宗的轿子不放，一个宦官抢前一步，朝李训劈胸一拳，把他打倒在地。仇士良趁机扶着文宗的软轿，进内宫去了。李训预谋失败，只好讨了一件便衣，化装逃走。仇士良立即派兵出宫，大规模逮捕一些参加预谋的官员，把他们全都杀害。李训在路上被杀。郑注正从凤翔带兵进京，得到消息，想退回凤翔，也被监军的宦官杀死。至此，唐文宗和李训、郑注策划的杀宦官计谋彻底失败，这次事变受株连被杀的有一千多人。这就是历史上的"甘露之变"。自这个事件后，宦官把唐文宗严密监视起来，五年后得病死去。仇士良立文宗的兄弟李炎即位，就是唐武宗。
既如此，中期的帝王如果想重整中落颓势，有使江山面貌一新的志向，真是任重而道远。当然，欲扭转颓废之势，最主要的还是领导者于复杂态势中锁住症结所在，于保守氛围中抱定矢志改革的决心，在问题接踵而来的飘摇中坚持改革方向毫不动摇，且能知人善任、发现改革中坚力量，敢于担当，以一贯之地支持改革者。集团领袖支持的改革者则需用心、发力于魄力与能力之间。
……
……
后记
如果让一个人说出，在中国历史上谁过着最为享受的日子，谁具有极具排场的威风，他定会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是皇帝了，还能有谁？！那时的皇帝富有四海，那时的皇权至高无上，那时的皇朝深不可测，对人们来说，是多么难以抗拒的魔力和诱惑呀！可是，当我们稍加留神，就会注意到，皇帝虽富有四海，静处"紫禁城"的内心却是无比孤独；皇权虽至高无上，对失去权力的恐惧却是如影随形；皇朝虽深不可测，大白于天下的却是看不迭的兴衰更替。打天下时，诸雄争霸，豪情万丈；定天下中，觥筹交错，兔死狗烹；盛世之下，拓疆开土，路不拾遗；转折阶段，矢志改革，图以中兴；衰亡时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如此的图景，如此的命运，谁是主角，又当何解？
多少年来，人们从自然经济、小农意识、政治体制、传统文化，乃至系统论、结构功能主义等角度来评断中国古代封建的长久与帝制的延续，可谓见仁见智，不一而足。对封建王朝的主角--皇帝，也基本是在时势与英雄、开明与昏庸的张合之间定性和定型的。给人的印象是，一旦牵扯到个人，尤其是皇帝本人，学科理性就变得忽隐忽现。是没有合适的透视镜，还是缺乏持镜的人？就当前来看，我们倾向于后者。就工具而言，我们选择了管理学，透过管理学来管窥中国古代历史，透过静态管理定位皇帝的角色，透过动态管理解析皇朝的循环，是为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动静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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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节：改革与转折：中兴之路(8)　　　　
纵观历史，我们给出两个比拟：把古代中国的封建皇朝比作一个企业集团，把古代中国的封建皇帝比作一个企业领导人，尽管古代之事并不具备某些现代性，但我们通过研究发现二者有着诸多相似性与共通之处。基于此，我们分析一个（企业）组织的领导者应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又是如何实现他的意志的；分析一个（企业）组织的发展演变过程，从而研判它的生命周期，也就是在什么阶段是怎样结构有如何管理。我们要做的工作--撰写《黄色管理》一书，就是拟从静态管理和动态管理两个维度，围绕角色定位和组织演变两个基点，来尽可能地破解这么一个历史简单定律：创业→成长→巅峰→转折→衰亡。历史和现实给出的逻辑是，这个简单定律不仅是中国古代皇朝的生动描述，更为惊异的是，它也是中国现代（家族式）企业的生命周期的真实图景。以古鉴今，由今观古，不得不由衷地感叹：历史之于现实，历史的大门在任何时候都向任何人敞开，就看现实中的人谁能够把握的更好，学到的最多；就好比先生之于学子，任谁都是一样的传道授业解惑，但谁成状元谁却落第，就非老师之力了。历史之于现实，无疑也是"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再来看角色定位和组织演变，这是我们论述的两个基点。
角色定位，是现代组织管理学的基本原则，是组织（群体）行为的静态因子，它强调角色基础、角色分工、角色能力和角色责任，其实就是现代组织的职位说明书。在这里，一般预设有：首先是组织的各个方面，有无定位角色；其次是基于组织的任务，定位是否准确；再次是随着条件的变化，角色有没有进行及时调整；还有一个岗位与能力相匹配问题，也就是在一定的环境中，占据这个位置的人的能力是否足够胜任这个角色。在中国古代皇朝中，皇帝所拥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和不受限制的权力，决定了皇帝的角色至关重要，他的素质基本决定了他所经营皇朝的兴衰，也就演绎出一幕幕王朝兴衰更替大戏。戏中主角之于戏剧的决定性，不容我们迟疑和回避。
组织演变，同样是现代组织管理学的基点，是组织（群体）行为的动态因子，它强调外部环境、结构功能、制度变迁和组织愿景，其实演变过程就是对组织进行动态管理的过程。在这里，一般预设有：首先，组织面临着什么样的外部环境；其次，外部环境对这一阶段的组织及其领导者有什么要求；其三，组织的战斗力是怎样激发并形成机制的，即人才管理方面；其四，组织制度对组织运行起着什么样的规范作用，它的效率和效果有没有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能否主动适应组织内外部条件的变化；其五，组织形成的文化有没有生命力，是否得到承续和发扬，没落的途中对思想文化是疏导还是围堵、改造还是控制。
古代中国除了在其结构形态上有长期停滞的表征外，还有另一种不能忽略的历史现象--皇朝（皇权国家）的周期性更替。纵观中国历史，旧王朝覆灭的同时新王朝代之而起，呈现出一种时间上的周期性。而再细琢，就会发现，秦王朝以降的每个朝代，基本都呈现这样一种图景：一个个皇朝相继兴起、成长，又明里鼎盛、暗伏危机，直至衰落、崩溃。皇权国家内部呈现的阶段性，除了皇帝的角色（领导者的经营作用）外，也必须挖掘皇朝本身的（结构的、行为的、管理的、文化的）原因。就好比，以崇祯皇帝的个人素质，若放在皇朝的成长阶段或者转折阶段，总之前五分之四阶段吧，也不大可能背上亡国之君的名分，崇祯皇帝的"君非亡国之君，臣乃亡国之臣"，固然有为自己开脱责任之嫌，就当时明王朝混乱的管理制度、颓废的社会局势，实在是积重难返，明王朝的灭亡已是大势所趋，挽狂澜已非一人之力，崇祯皇帝的绝望之情难以言表。所以，惟有立足于皇帝和皇朝两个基点，才可能最大限度的破解古代中国皇朝的兴衰和更替，发现古代中国皇帝的管理成败与得失。
行文至此，从读者的角度看，通过本书究竟可以领会或体验到什么呢？我们的本意落为四点，那就是"了解点历史，学一点管理，懂一点政治，品一点文化。"
其一，了解点历史。这里的历史不再像大部分教科书那样--基本是编年体；也不像帝王智谋、正说皇帝、戏说历史之类--基本是故事选编；当然，也不会像历史学术著作那样宏篇大论、见微知著。本书尝试着围绕皇帝与皇朝及其相互作用和要求，来管窥古代中国的历史。毕竟，一部皇帝史，一部中国史，说得夸张，却也道出了关键所在。因此，我们想换个角度，在娓娓道来的轻松中了解点历史。
其二，学一点管理。市面上"学管理"风头正猛，"不为学问究，也被时髦追"，表明管理还是要学一点的。但究竟是学什么管理、向谁学管理呢？想必是贴近生活的、联系实际的，当然，若能把读者本人带进其中，激发出特别的感觉更好。标准如此，那就惟有历史了，已经渗透在骨子里的自己的历史。不用说"以古鉴今，由今观古"，也不必拿"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来说事儿，细细捉摸，单是历史中的管理案例就遴选不尽，管理经验也精炼不穷，管理教训更是汲取不够。这方面，尤以古代中国皇帝的角色定位和管理得失，以及他所经营皇朝的兴衰演变和动态管理为要。
其三，懂一点政治。自古以往的中国人都多多少少喜欢谈点政事，哪怕是夸张的传播，那怕是在"莫谈国是"的时代，也都有内我的评价，至于懂多少"政治"或者政治讲的恰当与否，好像没有特别的要求。人天生为政治动物，终归还是要懂一点政治的。政治从何处来呢？现实是一方面，而我们中国人自古还是倾向于从历史中学的。清人龚自珍就有一句话："欲知大道，必先知史。"是的，历史中不只有帝王的阴谋权术，散落其间的政治智慧，潜移默化的政治规则，日积月累的政治习惯，还有钱穆先生历数过的政治得失，都在"法其可法，戒其可戒"（章太炎语）之列吧。
其四，品一点文化。当我们在为建设先进文化努力的时候，一定不能忽略："文化的源泉是历史"。在历史中学习文化，就好比在旷野上品味香茗，有种心旷神怡、豁然开朗的感觉。而且，历史中不尽是帝王冠以教化之名的思想控制手段和文人骚客之墨宝遗迹，更蕴含了修齐治平之精神境界和小康大同之理想追求。正是文化的传承，绵延了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中华文明是世界古代文明中始终没有中断、连续5000多年发展至今的文明。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深深影响了古代中国，也深深影响着当代中国。现时代中国强调的以人为本、与时俱进、社会和谐、和平发展，既有着中华文明的深厚根基，又体现了时代发展的进步精神。"这是***同志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片断。也可见，品一点历史文化，无论于国于己，都还是不无裨益的。
历史不尽惆怅，管理不尽深邃，政治不尽严肃，文化不尽枯燥。《黄色管理》要是能给大家这么个感觉，应该说，就达到目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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