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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示众-鲁迅《示众》反映了一种什么现象?

发布时间:2018-01-14 所属栏目:杂文评论

一 : 鲁迅《示众》反映了一种什么现象?

鲁迅《示众》反映了一种什么现象?

鲁迅《示众》反映了一种什么现象?的参考答案

鲁迅在《示众》里所要表达的深刻寓意在于,中国人常常经历死亡,但始终未能真正地关注死亡,

解析:几乎无事的悲剧——鲁迅小说《示众》简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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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林群

鲁迅先生的小说《示众》引起我的注意,是受了钱理群、王得后两位先生的启发,他们认为:“《示众》是鲁迅对人生世界的客观把握与对心灵世界的主观体验二者的一种契合,……我们甚至可以把《呐喊》、《彷徨》与《故事新编》中的许多小说都看作是《示众》的生发与展开。”①我非常赞同两位先生的论述,但仔细推敲后疑问依然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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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示众》收入鲁迅小说集《彷徨》,写于1925年3月18日。除了《故事新编》,大部分“对《示众》进行生发与展开”的小说,都写于《示众》之前。那么,鲁迅为何还要特地写这篇以“示众”为唯一内容并以此命名的小说?

其二,单看《示众》,无论内容还是形式,给读者的最初印象都是单薄和浅白。几乎没有情节,更没有主角。主题单一,结构单调,手法简单。所描写的也不过是“几乎无事的悲剧”②,甚至连悲剧都算不上,只能算是“几乎无事”的日常生活。那么,鲁迅为何如此看重这些日常生活琐事?《示众》这篇小说究竟给我们提供了什么有别于鲁迅其他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

其三,“示众”显然是鲁迅关注最长久、研究最深透的问题,是他最重要、最深刻的思想之一。但仅有思想的深刻性与重要性,不足以构成一篇具有重要地位与价值的小说。思想对艺术的损害,正是某些批评者对鲁迅作品的诘难。那么,这篇小说除了思想的深刻,是否还具备艺术的魅力?鲁迅先生“这样”而非像其他小说“那样”处理“示众”题材,是否有艺术的考虑?这种艺术的考虑最终是否与思想的深刻性完美结合,从而使《示众》本身而非仅仅是“示众”题材成为独具一格?换言之,《示众》艺术上的独特性究竟在哪里?

要回答这些问题,得先从“幻灯事件”说起。尽管现在有人不知出于什么目的,无端怀疑“幻灯事件”的真实性,但从鲁迅弃医从文、毕生致力于国民性批判、贯穿一生描写“示众”意象可知,“幻灯事件”——也就是“示众”事件——不仅具有生活真实性,更具有精神的真实性。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认为,童年创伤是一切精神疾患的根本病因,“幻灯事件”正是鲁迅终生难忘的早年心灵“创伤”。这创伤使他毕生致力于国民性批判与传统文化批判,传统文化正是导致种种国民劣根性的根源,而国民劣根性在各种类型的“示众”中表现得最具体、充分;他对中国文化的主要贡献是“立人”思想,而“立人”思想正是反抗“示众”的:不做看客才有可能成为新人,有了新人,民族才有希望。

“示众”这一意象对于鲁迅一生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而,我们可以把《示众》这篇小说看作是“幻灯事件”的文学版,两者有着一目了然的相关性,也正是鲁迅国民性批判的一个基本切入点。因此毫不奇怪,“示众”正是鲁迅最早的三篇著名小说共有的中心意象:《狂人日记》中狂人被邻人好奇地观看,连赵家的狗,也看了狂人两眼,甚至连小孩子,也“睁着怪眼睛,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孔乙己》中的孔乙己,是咸亨酒店里众人取笑围观的对象,他一出现,“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药》中革命者夏瑜被杀时,一堆看客“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嫑-犇)上提着”,华老栓与他儿子的悲剧,也一样不缺乏热心的看客。鲁迅的一生,从未停止过对看客的描绘与批判,在创作时间长达13年,直至他逝世前不久完成的《故事新编》中,也还有许多“示众”场景的描写:《理水》中的夏禹,《补天》中的女娲、《奔月》中的后羿、《铸剑》中复仇者与暴君的尸骨……都成了看客可以饱看的材料。鲁迅把无时不有、无处不在的看客,称之为“无物之阵”,他们的力量是强大的,他们的眼光足以把不幸者“看”死,足以消解先驱者的奋斗,而他们也在“铁屋子”里奄奄一息地苟活着,还以为世界是个大舞台,正有许多好戏可看。正基于此,鲁迅在其一生的创作中,把看客现象反复地“再示众”于读者面前,为的是唤醒麻木的看客。然而,鲁迅毕生的努力甚至都未使自己避免被“示众”。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鲁迅写下《死》这篇散文,其中有几条不算正式遗嘱的遗言:“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涂虫。”③鲁迅痛恨看客,也痛恨被看。为了让看客们无戏可看,他刻意地不要被纪念,而要人忘记他。令人感到滑稽与荒诞的是,痛恨并终生批判“示众”现象的鲁迅,居然也无法避免被“示众”的命运,这才是悲剧性的根本所在。

虽然鲁迅在诸多小说中已经着力写过很多“示众”场景,但那些场景都有上下文,不是主要情节,因而“示众”容易被上下文冲淡、遮蔽,甚至被读者理解成是悲剧之果,而非悲剧之因。正如我们读《阿Q正传》,往往会认为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使阿Q枉死,却不知鲁迅想要表达的恰恰相反,正是像阿Q这样愚昧麻木除了生存只剩下观看的国民才导致辛亥革命无法彻底,即使把他们发动起来,革命也一样变型走样。而没有上下文的《示众》则把“示众”从有上下文的场景提升到没有上下文的“原型”的高度,“示众”因而成为一切悲剧的因。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示众》是鲁迅小说创作的纲,是原型,是象征,其他小说对《示众》的生发与展开就形成了“目”,是《示众》原型与象征的具体化、形象化,是《示众》这棵树的枝与叶。没有《示众》的高度象征,其余小说的生发与展开就显得零散,不醒目,难以引起读者的高度重视。欲引起读者的重视,证明了鲁迅自己对这一可能是中国特有而普遍存在的国民性顽疾的高度重视。我认为这是鲁迅创作《示众》的思想动因。

鲁迅先生为何把“示众”视为最严重的国民性顽疾而反复描写这一意象?从小说《示众》来看,描写的无非是一些日常生活场景:马路上默默前奔的车夫,无精打采地叫卖包子的胖孩子。忽然来了巡警与犯人,引来了一群围观者,最终恢复原样。这顶多是一幕“阳光底下无新事”的普通场景,连“幻灯事件”中的砍头场面也没有,鲁迅为何痛心疾首地称之为“悲剧”?鲁迅曾经为悲剧定义:“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④《示众》里的看客,也许正是热心观看无数祥林嫂死去的那伙人,在一生的看客生涯中,他们看着很多人痛苦不幸甚至死去,依然像阿Q一样大叫“杀革命党。唉,好看好看”,临到自己示众游街将被砍头还不醒悟,依然为了满足看客而叫出“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的经典台词。在这出双重的悲剧中,毁灭的“有价值”的东西,正是“被示众者”与“看示众者” 的生命。革命党夏瑜被专制者无情镇压,其实只是表层的悲剧;看客们热心冷血地观看革命党被杀,才是更深层的悲剧——后者其实是前者的必然结果。但这毕竟是较为戏剧性的,不可能天天上演的,最深层的普遍性悲剧在于,当看客们没有什么可看时,他们也千方百计地找寻着观看的材料,就像《示众》结尾,热闹过去了,胖大汉就在槐阴下看那很快地一起一落的狗肚皮,这是更日常的更普遍的情形,鲁迅因而绝望道:“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多。”⑤其沉痛决不亚于前者,因为有如此国民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

然而,看客古已有之,于今未绝。鲁迅笔下首善之区西城马路上的这一幕,不断在上演,只不过看的形式更花样百出,途径更多,不出家门就可看到各种奇闻轶事。这正是鲁迅从真实生活中提炼出的我们生活的基本形态与内容:看/被看,也即:看示众/被示众。以小说这种艺术化的形式高度概括出人类的性格如阿 Q,我们姑妄称之为典型人物⑥,高度概括出人类而不是个体的生活本质,大概就可称之为原型。因此,我认为《示众》是一篇象征小说,它在思想内涵上对生活本质的揭示,在艺术上对象征的运用,达到了完美结合的程度,具有思想和艺术两方面的深刻性、丰富性与开放性。

一般来说,能称之为原型的都是可以作生发与展开的,而且,用来塑造原型的艺术方法,只有象征。当然,是整体象征,而非象征手法,且象征也有各种不同的具体方法。

先说整体象征与象征手法的不同。《狂人日记》里关于中国历史是“吃人”的说法,《长明灯》里的疯子“他”要熄灭长明灯的描写等,都属象征手法。象征手法一定是局部的,不是整体的。卡夫卡的《变形记》就是整体象征,这种象征贯穿整篇小说,象征也从局部的艺术手法上升到了一种整体构思。因此,象征手法是一种修辞手段,而整体象征则是一种思维方式。具体到《示众》,我们看不到诸如“吃人”之类明显的象征手法,整篇小说基本写实,因而也看不出《变形记》式的整体象征,为何我称它是象征小说?

前面已说过,整体象征也有各种不同的方法,我们可以用贝克特的剧本《等待戈多》来作比较。《等待戈多》表面上与《示众》非常相似,描写了弗拉季米尔与爱斯特拉冈等待戈多的过程。但是,戈多到底是什么?弗拉季米尔与爱斯特拉冈为什么要等待戈多?他们最终等到了没有?剧本都没有交待。因此,它不是写实的,而是表现主义的。剧本中人物的言行不像写实作品中的人物言行具有可理解的现实意义,却有象征意义,因此我们能看懂他们说什么做什么,却不知意义何在。《等待戈多》正是通过貌似现实生活的细节来象征生活的荒诞,其文本本身也是荒诞的。《示众》却用了现实主义的写实手法,从真实的现实生活中提炼出生活的荒诞性,同样达到了象征的目的,其文本却是易懂的,并不荒诞。

那么,两者同为整体象征作品,为何面貌迥异?众所周知,象征有两个层次构成:象征意象与象征寓意。凡象征作品均只出现象征意象,而不出现象征寓意,因为象征作品正是要以一个简单的原型达到最大限度放射寓意的目的。但象征意象出现的面目可以有多种,比如《等待戈多》的象征意象是以对现实进行了夸张、变形后的面目出现的,这种变形夸张又不如《变形记》中人变成甲虫那么直接、明显,故使人误以为是写实。《示众》却是以未经变形的现实本来面目出现的,因而一目了然,却也使人误以为不是象征。而我之所以把它视作象征小说,除了以上所述,还有三个原因。

第一,现实主义的写实,必须有故事情节、主要人物,交待事情起因、过程与结局,这些《示众》中全没有。而象征的写实没有曲折的情节,它提供的仅仅是一些元素性的细节,标志性的特征,如《示众》这篇小说,没有主角,人物都无名无姓,但有标志性的生理特征:胖、秃、老、粗、猫脸、椭圆脸等等;所述事情非常简单,无非就是“示众”,也就是看与被看,“看”便是一个元素性的细节。其间没有戏剧冲突,只有一个简单的动作“看”。鲁迅借他漫画式的笔、深厚的白描功夫,为我们画出了看客的众生相及他们的心理。他们都只有一些抽象的人形,而无具体的血肉,更无来历,也无结局。因而,这些人物形象是高度抽象化的。 “示众” 事件虽然描写得很具体、细节很充实,但也不具备故事性,只是一幕场景。此外,人物面目不清,事情无有因果,常常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写作手法,而很多现代主义作品正是象征作品。

第二,从鲁迅其他小说中,我们常常可以读到鲁迅压制不住的哀与怒,而从《示众》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作者的主观情绪,如果说我们也会感受到鲁迅的主观情绪,那是因为我们通过其他作品已经充分了解了鲁迅的思想倾向。这样不动声色地客观描绘,在鲁迅这样一个诗人气质强烈、易动怒上火的作家来说,是不多见的。不动声色地叙事正是象征作品的一个标志。

第三,象征作品的寓意具有多义性、开放性,其高度抽象的形象与细节可以具体化为不同的文本和生活。我们从《等待戈多》剧本中仅获知“等待”,等待是什么?等待什么?为什么等待?等待的结果是什么?读者完全可以自由联想:生活的本质是否就是等待——等待升官,等待发财,等待爱情,等待奇迹,等待死去?等等。《示众》的多义性主要体现在它所生发出来的种种不同的“示众”故事及现实生活中:祥林嫂被当作玩物般观赏是一种示众,革命者夏瑜被杀是一种示众,阿Q看杀革命党是一种示众,阿Q被砍头前的“示众”是典型的示众,人类操控动物互斗让人观斗,现代人从各种媒体上看明星政客们亮相示众,我们现在甚至可以在电视里看直播的战争进程,战争也示众于我们面前。“示众”原本特指“游街示众”,“斩首示众”,是一种惩罚,而鲁迅对原义进行了生发,使种种毫无意义的看与被看都变成了“示众”的内涵。

因此,小说《示众》无论就其人物描画(描画而非塑造,是因为塑造需要丰满的血肉,描画只需要几根线条),还是事件描述,都抽去了写实作品所要求的丰富性、具体性,只剩下些元素性、标志性的形象轮廓与基本动作。“示众”仅仅是一种生活现象,是生活的一个片断,而这片断经过鲁迅先生的描绘,具有了高度的概括性:从古到今以至将来,人们生活在“无事”的无聊中,以观看“无事”为人生乐事。它的象征意义便是《圣经·传道书》中一句话:阳光底下无新事。因为无新事,人们才起劲地找事来看,于是“看与被看”就成了无聊者的生活本质。在这里,鲁迅原先对封建专制几千年下国人生活的悲怒,已经上升到对人类生活本身的绝望。鲁迅是个悲观主义者,而历史与现实使他的悲观更变成了绝望,因此生出这样的感叹:“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而是民国的敌人……难道所谓国民性者,真是这样地难于改变的么?倘如此,将来的命运便大略可想了,也还是一句烂熟的话:古已有之。”⑦鲁迅发出这种感叹的时候,正是在写《示众》的前两个月,这篇小说可视作鲁迅先生“绝望的抗争”的表现。

《示众》所描写的虽然是人类有史以来一个再平常不过的瞬间,是我们生活的一块切片,而它所涵盖所辐射的却是整个中国历史。它真实地揭示了中国式日常生活的本来面目,实质上的悲剧性与荒诞性。这就是整体象征的穿透力与辐射力——它使我们逃无所逃,在劫难逃。就像哈姆雷特“生存还是死亡”,是每个人必须面临的人生困境,“看与被看”也是这样一个有关生活、生命意义的人生困境与难题。我们谁也免不了看与被看,免不了被笼罩于“无事”的日常生活中。《示众》把这道终极性的人生难题丢在读者面前,无法回避。这也便是《示众》的价值——超越时空的永恒价值。

参考资料:

二 : ●鲁迅《夏三虫》启示

闲来读鲁迅的《夏三虫》,茅塞顿开。鲁迅借夏三虫犀利剖析三种人,提示了当时的中国人思想的麻痹和对现实的无知,而往往受骗上当,思想受到腐蚀和侵害,对整个中国社会造成严重危害。鲁迅时代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姑且不论鲁迅笔下隐喻三种人,现代社会环境,这三种人竟有惊人相似之处,不坊解读现代版的夏三虫。

夏三虫有蚤,蚊,蝇。这三虫是夏天骚扰人体的害虫,令人烦扰。甚至防不胜防,鲁迅先生写道:假如有谁提出一个问题,问我三者之中,最爱什么,而且非爱一个不可,又不准像“青年必读书”那样的缴白卷的。我便只得回答道:跳蚤。跳蚤来吮血,虽然可恶,而一声不响地就是一口,何等直截爽快。蚊子便不然了,一针叮进皮肤,自然还可以算得有点彻底的,但当未叮之前,要哼哼地发一篇大议论,却使人觉得讨厌。如果所哼的是在说明人血应该给它充饥的理由,那可更其讨厌了,幸而我不懂。

由跳蚤习性联想到强盗之类人,李鬼冒充李逵,拿着板斧跳将出来:“是会的留下买路钱,免得夺了包裹!”幸亏遇见了真李逵,李逵看那人时,带了一顶红绢抓{髟角}儿头巾,穿一领粗布衲袄,手里拿着两把板斧,把黑墨搽在脸上。李逵见了,大喝一声:“你这厮是什么鸟人,敢在这里剪径!”那汉道:“若问我名字,吓碎你心胆!老爷叫做黑旋风!你留下买路钱并包裹,便饶了你性命,容你过去。”

拦路抢劫,这种强盗一看便知,就像跳蚤,虽然可恶,但直接爽快,只是遇见真李逵,只一个回合便打翻在地,押解至官府收监便安全,这是不合法强盗。李鬼遇上真李逵,自认栽了,他利用李逵善心,呼天喊地:“上有老母下有小,杀我一个,便是杀两。”李逵姑且放他一马,有些人打劫实属生活所逼,就像梁山泊众好汉,都是被官府逼上梁山。打富济贫,真也说不上十恶不赦。只是李鬼骗了李逵,才丢掉卿卿性命。当今现实中强盗也同样如同跳蚤,只要加强打击力度,基本上很难有生存空间。居家中保持卫生洁净,跳蚤便难以繁殖骚扰人的肌体。

由蚊子习性联想到贪官之类人,最可恶就是强盗与官府同伙,遇见强盗不抓,反而要强盗交保护费,便由强盗横行霸道。据说蚊子传播疾病80多种,繁殖极快,蚊子数量远远超过跳蚤和苍蝇,居室即使设置纱窗纱门,也是难以防止蚊子无孔不入,见缝插针,更令人深恶痛绝。

十八大以来,落马腐败贪官,在台上说得比谁都好听,一个比一个高调反腐倡廉。原江西人大副主任陈安众在湖南官场即素有“才子”之名,在江西任职期间,这位“才子”又多了学者型官员、教授型官员,他前往江西省反腐倡廉教育馆,接受廉政警示教育。参观结束时,陈安众挥笔题词:理想信念牢记心,反腐倡廉率先行;阳光运行作风硬,乐受监督修品行。( 文章阅读网:www.61k.com )

陈安众就是鲁迅笔下蚊子,在未叮咬之前,要哼哼发表一番议论,时下中国现状就有很多奇谈怪论,腐败是经济发展润滑剂,不拿回扣就干不成大事,适度腐败促进经济发展,吃喝嫖赌才能招商引资,封建特权等级思想,官大贡献大。蚊子们控制舆论,这些意识形态歪门邪说,无疑从思想上麻痹民众思想,还要说明理由,再冷不叮咬一口,咬几口,唱几句倒也罢了,关键还要传播病菌,让肌肤奇痒无比。甚至成群结队,来个狂轰滥炸,让人夜不能寐。自然界蚊子吸的是生物人血,而贪官危害整个社会肌体,这种口是心非的贪官带坏社会风气,让腐败盛行,对整个社会道德和公信力破坏力极大。

蚊子吃了人的血,还得披上一层“合法”外衣,冠冕堂皇成为“合法”强盗,比起李鬼有过之而无不及。腐败的贪官贪污过亿,民众心都在流血,无疑蚊子是夏三虫危害之首。

还有一虫便是苍蝇,鲁迅描叙苍蝇嗡嗡地闹了大半天,停下来也不过舐一点油汗,倘有伤痕或疮疖,自然更占一些便宜;无论怎么好的,美的,干净的东西,又总喜欢一律拉上一点蝇矢。但因为只舐一点油汗,只添一点腌臜,在麻木的人们还没有切肤之痛,所以也就将它放过了。中国人还不很知道它能够传播病菌,捕蝇运动大概不见得兴盛。它们的运命是长久的;还要更繁殖。

有句俗语:苍蝇不盯无缝蛋。苍蝇满天飞,那里一定臭哄哄的,现代灯红酒绿场所,活跃着打扮花枝招展的美女,一看便是众多绿头苍蝇,她们以美色依附在腐败贪官周围,分享由贪官带来残羹剩饭,恣意瓜分社会财富。那些为数不少公众的歌星、影视明星,节目主持人,她们攀附权贵,住别墅,开名车,珠光宝气,争富斗美,成为现代版的杨贵妃和潘金莲。

广州原副市长曹鉴燎贪污受贿过亿,长期与十一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这十一名美女便是不劳而获的绿头苍蝇,或许成为腐败贪官应声虫,充当贪官招摇过市的花瓶,陪酒陪舞陪睡,对社会也具有很大杀伤力。农村茅厕粪便池里绿头苍蝇,更是布天盖地,又肥又大,最要命还是苍蝇也是传播疾病元凶,奢靡享受思想传播同类,那些经不起诱惑美女误人歧途,最终成为人类一大公害。

鲁迅静僻地阐述:野雀野鹿,一落在人手中,总时时刻刻想要逃走。其实,在山林间,上有鹰,下有虎狼,何尝比在人手里安全。为什么当初不逃到人类中来,现在却要逃到鹰虎狼间去?或者,鹰虎狼之于它们,正如跳蚤之于我们罢。肚子饿了,抓着就是一口,决不谈道理,弄玄虚。被吃者也无须在被吃之前,先承认自己之理应被吃,心悦诚服,誓死不二。人类,可是也颇擅长于哼哼的了,害中取小,它们的避之惟恐不速,正是绝顶聪明。

简而言之,社会财富是全体民众共同创造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么简单道理谁都懂,可就有人却要吸民众的血脂民膏,把纳税人财富据为已有,还振振有辞称之为社会贡献大,权力与财富划等号,把人分成三六九等,非要做夏三虫。

该到了全民除三虫的季节,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到时一起报。不然民众的肌体被叮咬得千疮百孔,我们这个民族成为名副其实的东亚病夫。

三 : 读鲁迅小说《示众》

《示众》是《彷徨》中的一个短篇。[www.61k.com]作于 1925 年3 月,正值北洋军政府统治的时期。这篇小说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也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典型人物,仅通过“首善之区”街头“示众”场景的白描,写出了街头社会各色人物的生动剪影,细致入微地刻画了“看客”的群像。本文将试图通过《示众》这篇小说所反映的这幅街头社会相,窥探鲁迅所痛恨和批判的国民劣根性。
示众功能的消解
示众作为刑罚的一部分,是一种由政权主导制造的特殊的“看与被看”关系,“它不仅有着政权对被看者与看者的暴力,而且有着看者对被看者的看的暴力”[ 黄晓华."看-被看"暴力结构的解构与颠覆——论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示众母题[J].理论观察2008年第2期]。示众的意义在于,在折磨肉体的基础上进一步摧残罪犯的精神意志。整个过程,掌权者始终处于主导地位,民众通过观看不自觉地承担了“帮凶”的角色,因此也是屈从于掌权者暴力的表现。民众的目光作为这场刑罚的主要工具之一,以其所产生的各种话语对罪犯实施精神暴力,其中,以道德话语最为典型,看者群体自诩清白在道德制高点摆出强者的姿态,不自由且势力单薄的被看者不得不背负肉体和精神双重罪恶居于下位,示众呈现的就是这种看者和被看者之间的不平等权力关系。然而看客群体权力形成的重要前提乃是对真相的知晓和掌握,一旦缺少了话语制造的条件和内容,看者对被看者的约束和制约的权力就无从产生,这样,二者之间的不平等逐渐被打破,示众原先赖以存在的意义也就被消解,趋于失效。小说《示众》反映的就是这种示众这种刑罚功能被消解的过程。
作为被示众的对象,白背心的装束让观众看不清他的全貌,尤其是他的帽檐“遮住了眼睛的一带”,看者和被看者的互动受到一定阻隔,看客的目光想占据示众权力模式中的优势地位对罪犯进行先入的威慑就变得不可能。没有人能从背心上的文字获知罪犯的罪行,也意味着看客们缺乏站在道德制高点的条件,看者和被看者的差距无形中缩小了。白背心虽然曝露在众人目光之下,他却以对真相的独占将自身藏得隐蔽。相比而言,围观的众人在白背心的眼里是才是坦露的、赤裸裸的,白背心用他的“不看”,毫不费力地揉碎了看客们的先见,又以间接的“看”,讥讽看客的好奇,且直逼其内心的空虚:胖孩子撞见他的眼睛,“连忙顺下眼”;胖大汉见白背心正仰面看他的胸脯,“慌忙低头也看了自己的胸脯”,发现”两乳之间的洼下的坑里有一片汗”,赶紧用手掌拂去。在这里,原先权力模式下罪犯和看客的不平等关系已逐步消解,甚至颠覆,示众的目的效果也随之减损,于是,小说中的示众,其本来的刑罚意义趋于退隐,即原先突出的看客和罪犯间的互动关系从主题退居,转而为更复杂地展示看客间的微妙关系、进而深刻地揭示国民性格提供翔实的时空格局。
示众这一戏剧式的公共事件的发生,一下子驱走开头所描写的人们在酷热夏日下的懒散无趣,分散静止的各色人物流动汇集,颓废的精神状态也达到饱满,逼仄和炎热的外部空间产生了聚焦效果,人物的小动作被放大,细微的摩擦和碰撞也显得分外激烈。于是,潜藏在示众平静表面下的看客之间的紧张暗流成为小说的主体,对其无聊观看行为的观察和书写,也是鲁迅对国民劣根性的拷问和反思。
观看行为的无意义
围观的意义在于得知事实,《示众》里的围观却呈现另一种场景。弯了腰研究白背心上所写罪状的秃头,“怕失了位置,连忙站直,虽然文字还未读完”;长子两次弯腰想从垂下的草帽檐下去窥测,一被人推搡,就即刻立直,只能“擎起一只手来拼命搔头皮”。这两个站在前面的人为了保住位置,停止了对事实的主动追寻。而后面更多的围观者,没有亲身得知真相的条件,却都没有任何询问,只管争相填补空缺,看而不语。置事实于不顾,缺乏求真的热情,将精力投注在观看的行为本身而非观看的结果,这样的观看行为显然缺乏任何意义,同时也暴露了看客们内心的麻木和空虚,这正是他们沦为掌权者暴力工具的原因所在。
由于缺乏事实,众人一致保持沉默,无声又形成这场示众唯一的真实。在这样真实面前,“位置”代替“事实”成为看客所关注和追逐的对象,犹如看戏一般,位置的优先带给人们心理上的优越感,所以秃头宁可按捺自己的好奇心也不愿让老妈子乘机挤掉自己的位置,胖大汉屁股一歪挡住了小学生到里层围观的去路,长子情愿忍受瘦子那死鲈鱼大嘴里呼出的热气也不肯退出……小说对看客们位置争夺的细节描写越是精致化,其对行为无意义性的反讽越加强烈。秃头觉得背后不太平——“一只黑手拿着半个大馒头正在塞进一个猫脸的人的嘴里”,横阔的胖大汉因有人从他肩膊上伸出臂膊打前面的胖孩子“不免向前一踉跄”,局促空间使小动作显得粗暴,人物的感官体验也愈加剧烈,闹剧式的细节描摹尽显看客们的无聊和龌龊。其中,老妈子对孩子的“教育”最直接表现了看客们的看戏心理。“阿,阿,看呀!多么好看哪!”——能像观赏戏剧一样抱着娱乐的心态围观一种严厉的刑罚,看客们的无聊中也渗透着残忍。这种价值观甚至还被用来灌输给下一代,一代代的看客群体就是在如此的同化作用下逐渐长成的,小说中的两个小学生便是未来看客群体的代表。
另外,缄默一旦成为群体共识,其所产生的话语暴力同样不容小觑。小说仅有工人对示众提出了疑问,而这竟然遭受群体目光的打压和威逼,最后工人只有屈服、退出。工人的提问是对真相的寻求,一定程度上也是对观看行为意义的反思,他戳痛了看客们借围观打发时间的自我麻痹,以及幸灾乐祸的自我慰藉,直逼这群人空洞虚无的内心,这种启蒙意味对看客群体而言却是一种极大的杀伤力,尤其威胁话语掌控者的所谓权威,为其所不能容忍。就如小说中秃头,作为最早的看客,他站在最里层,还看过白背心上的判文,即使始终不明真相,他却能凭自己的位置在这群无聊的看客中就具有相对的话语权,所以工人向他恭敬提问,却无意中戳破他优越感的虚无性质,虚荣心使他不能容忍这种对他位置权威的质疑,他“不作声”并一直“睁起眼睛看定他(工人)”,用无赖的伎俩极力掩饰内心的空虚,甚至煽动相似的其他人,依托群体的麻木性来抵制启蒙的声音,始终以拒绝对自身行为意义的反思来遮掩内心的虚弱和匮乏。
《示众》纯客观的叙述表面上似乎不着鲁迅半点批判倾向,然而各种细致的描摹和风趣的比喻(小学生像用力掷在墙上而反驳过来的皮球、瘦子死鲈鱼的大嘴)又无不带有讽刺色彩。没有具体中心人物,鲁迅通过示众场景的描绘从群体角度集中展现了关于国民性的思考,国民的空虚、无聊、暴虐等劣根性再次跃然纸上。
焦点的凝固、转移和离散
在看客们的位置相对稳定,且观看氛围也趋于和谐的时候,看客们对其他人以及对罪犯白背心的关注也随着凝固,新的无聊沉闷产生了——“秃头正仰视那电杆上钉着的红牌上的四个白字,仿佛很觉得有趣。胖大汉和巡警都斜了眼研究着老妈子的勾刀般的鞋尖。”只有将焦点转移到新的突发事件,才足以将无聊消弭。众人一开始因找不到焦点而惘然,后来一场交通意外点燃了大家的兴奋,不料事故的和平解决粉碎了看客们看好戏的愿望。从观看他人的祸事为乐趣填补空虚,到无法实现便怀着阴暗的心理盼望他人的不幸,看客们焦点的转移和离散过程彻底暴露了民众心理的自私和冷漠,卑劣和龌龊。
四、结语
《示众》是鲁迅小说中为数不多的以群体为主要对象的作品,小说在高度集中的时空背景下所刻画的群体形象具有极大的容量,既反映了特定时期的社会群体形象,也是对民族性格的深刻展示。空虚苟且的精神状态是自私阴暗的民族性格弱点的投射,它必然导致这样的思维方式:一方面自我麻痹拒绝反省,另一方面粗暴压制启蒙力量,虚伪和卑劣由此形成传统并继续贻害未来。鲁迅小说所揭示的一切绝不局限于一时一地的现象,深入中国人安身立命的传统本身才是它突出的本色,《示众》也不例外。因此,细读《示众》,探讨看客现象背后的文化内涵,对深入了解民族性格,认识当今的中国社会同样具有借鉴意义。

四 : 鲁迅《示众》赏析

《示众》是小说集《彷徨》中一篇极具特色的短篇小说,最初刊登于《语丝》周刊上,鲁迅把北洋军阀统治的北京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小说之所以称为“示众”从小说情节来看似乎是因为小说主要核心是讲巡警用绳子绑住犯人游街示众而得名,但我们可以看到小说中的“示众”显然不是单向的,这些看“热闹的人"一面看着别人,但另一面又在被别人看,形成了看与被看的对立结构。在小说中我们发现它没有具体的故事情节的描写。人物刻画和景物描写在小说中也少有描述,没有主观抒情和作者的议论整篇小说就围绕着巡警“示众”犯人这一个事件展开,目的是为反应小说中众多的人物形象,这是一篇以群像描写的小说,这些写作的手法造就了《示众》有别于一般小说的结构,但却有着自身独具特色和风格。鲁迅示众 鲁迅《示众》赏析

鲁迅在小说的开头就写炎热的天气,显然是对看客的讽刺做铺垫,火热的太阳让人不愿在阳光下多呆一秒钟,但这些看客为了看热闹,就连炎热的太阳都忘记了,这不得不说是一种讽刺。比起这更加讽刺的是这些看客顶着烈日完全不在于他们对“犯人”的关心,他们之所以围观只是为了“找乐”,这些人拿别人的痛苦作为自己的乐趣,这种做法显然是让人厌恶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看客灵魂的麻木不仁,鲁迅之所以用群像描写法就是为了表达这种麻木不仁的中国人在社会上不是几个而是很多。我们从鲁迅的经历知道他向来对穷极无聊的看客是十分反感的。小说中胖小孩为了看热闹完全可以抛下自己的工作,人力车夫的跌倒引来的只是一阵嘲笑,在这些看客的身上我们看不到一点怜悯与同情,我们可以看到看客的身上其实反映着很多人身上所共有的劣根性,鲁迅描写的人物显然有着极高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鲁迅悲愤的拿看客的群像在读者面前“示众”,为的是希望我们可以“自省”。不要做一个麻木不仁的中国人。

本文标题:鲁迅示众-鲁迅《示众》反映了一种什么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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