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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下西洋-郑和下西洋

发布时间:2017-12-29 所属栏目:郑和下西洋的小故事

一 : 郑和下西洋

郑和下西洋

郑和 埃及、两河流域、印度、中国、希腊罗马、玛雅群芳竞艳的古代文明的世界格局打破以后,以汉、唐盛世作为代表的东亚文明一枝独秀,世所景仰1000余年。西亚的驼队、南海的商船迢迢东来,鲜丽的丝绸、精美的瓷器选题西去……“支那”的名声响彻世界。

但是,当蒙古帝国的铁骑精疲力尽以后,东亚文明开始衰落,而以文艺复兴作为先导的西方近世文明却已露出曙光。值此之际,“天朝上国”如欲再创辉煌,就必须打开国门,走向世界;久已搁浅的巨舶就必须驶出港湾,扬帆远航。郑和,一个生于云南昆阳的回族之子,以超乎常人的胆识和气魄,张开了这道通向世界的帆。

郑和原姓马,小字三保,“郑”为明成祖赐姓,明代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生于滇池之滨的一个回民家庭。其祖先或与元初云南平章政事赛典赤·瞻思丁有着某种血缘关系,祖父及父辈均为元朝重臣,封滇阳侯。他们曾经远走天方朝觐,被人尊称“哈只”,是虔诚的伊斯兰教徒。由于祖辈来自中亚以及屡走天方,为其熏陶,幼年的郑和即已有了以世界作为人生舞台的博大气魄。而又由于生长在滇池之滨,奔来眼底的五百里滇池很早就使郑和习于水性,并且诱发了他对大海的向往。十一岁时,明军人滇,郑和屈遭宫刑,被掳南京,转而北上,离开了生他养他的云南故乡。不幸之中蕴含着幸运,明王朝虽然迫使郑和离乡背井,但却把货通万国的都城、宽阔无根的大海以及整个世界送进了他的视线。(www.61k.com]

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七月,因功累擢成为内宫太监的郑和受明成祖委派,率领巨舶62艘、士卒及随行人员27800余人,开始了他举世闻名的航行。船队自苏州刘家港(今江苏太仓浏河镇)出发,沿我国东海、南海而下,披荆斩棘,乘风破浪,经占城(今越南南部)、爪哇(今印度尼西亚爪哇)、逞罗(今泰国)、锡兰(今斯里兰卡),最后经古里(今印度西岸)返回中国,历时两年零两个月。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庞大的远航船队,其船大者长44.4丈、宽18丈,中者长37丈、宽15丈, “体势巍然,巨无与比,篷帆锚舵,非二三百人莫能举动”。这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远航,其航行规模之大、人数之多、范围之广,不仅在中国航海史上是第一次,而且在世界航海史上亦无先例。它比迪亚士发现好望角早83年,比哥伦布远航美洲早87年,比达·伽马发现新航路早明年,比麦哲伦环球航行(到达菲律宾)早116年。之后,郑和又分别于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宣德六年(公元1431年)六下西洋,历经三十余国,最远处到达今非洲东岸的骨都束(今索马里)、麻林(今肯尼亚)及红海的麦加(今沙特阿拉伯)、亚丁湾的阿丹(今也门民主共和国)。七次航行的总航程达七万多海里,可绕地球三周有余。前三次航行主要集中在印度及其以东的区域,属于恢复旧有航线的性质。航行途中,梗化不恭者“擒之”,寇肆暴掠者“灭之”, “海道由是清宁,番人赖之安业”,使中国与东南亚并印度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有了保障。后四次航行则逐渐向西延伸,开拓了通向西亚、东非的新航线,从而把中国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带到了一个前所未至的地区。

以经济文化的相互交流而不是殖民掠夺为目的,郑和的七次远航把中国带进了世界,船队“遍历诸番国,宣天子诏”;也把世界带进了中国,“诸国使者,随和朝见”者无数。作为七次远航结晶的《郑和航海图》与《过洋牵星图》,为“天朝上国”的臣民沿着郑和的航线远到西亚、非洲提供了可能。而郑和助手马欢、费信、巩珍所写的《瀛涯胜览》、《星搓胜览》、《西洋番国志》详细记载的所到各国的物产、贸易、风俗,则为“天朝上国”的臣民了解西洋各国的情况提供了参考。郑和七下西洋极大地刺激了明代的臣民寻求海外的热情,《三宝太监西洋记》、《转运汉巧遇洞庭红》等海外历险的故事成为人所共知的话本。在郑和张开的帆下,一贯“惟此惟大”的“天朝上国”走出国门融入世界,有着悠久传统的中华文明获得了再度辉煌的契机。

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在最后一次远航回国后不久(一说航行途中),郑和病死。这是大自然的法则,郑和不应有恨;何况以其七下西洋的业绩,他当死而无憾。遗憾的是,“天朝上国”的后继者们并没有沿着郑和开辟的航道,永远张开通向世界的帆。恰恰相反,他们关上了国门,落下了这道希望之帆。“天朝上国”也就在它的余辉消尽以后,最终没落了。这是郑和的遗憾,也是我们至今仍然抱恨不已的事。

二 : 郑和下西洋

郑和下西洋

郑和是明朝永乐年间的大太监,人称“三宝太监”,意指佛、法、僧。

公元1405年,郑和率船队从刘家港起航,途经福建、印尼等地,到达了苏门答腊岛,开始了他七次下西洋的首航。

当时,人们把现在的苏门答腊岛以西的印度洋叫西洋。

[www.61k.com]在随后的38年间,郑和率船队七次出使西洋,先后访问了亚洲和欧洲的三十多个国家,最远到达了非洲东海岸,是世界航海史上的伟大壮举。

他的航行比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还早87年,是世界航海事业的伟大先驱者。

他所使用的宝船,设施齐备,载重量大,吃水深,前进阻力小,能抵御大风大浪的袭击,是我国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也是明朝强大国力和先进生产技术的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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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郑和下西洋——自吹自擂

郑和下西洋,根据小说成事,虚假故事,以讹传讹,经不住推敲,自吹自擂。

一、故事原型

郑和下西洋故事,是明朝太监郑和,1405年——1430年,七次率领明朝船队,航行到南海、印度洋。到过爪哇、苏门答腊等30余国,最远到达非洲东部,红海等地。宝船之大为长138米,宽56米,船只之多为200艘,人员之多2.7万人。

然而,如此壮举,却没有确切记载。《郑和出使水程》应包括原始资料,如皇帝敕书、船队编制、名单、航海日志,帐目等,但不幸失踪。

追其来源,只有古书廖廖数言:“宝船六十三号,大者长四十四丈四尺,阔一十八丈,中者长三十七丈,阔一十五丈”。此为孤证,没有其它原始资料佐证,即不能成为证据。

这段话最初来源于郑和的随行翻译,马欢1416年所著《瀛涯胜览》,后1617年明末顾起元撰写《客座赘语》,照抄一遍。清顺治年间,谈迁撰写《国榷》,也照抄一遍,清代张廷玉撰写《明史.郑和传》又照抄一遍。

郑和下西洋,主要根据则是,明末罗懋登长篇小说《三宝太监下西洋通俗演义》。而罗懋登在“郑和下西洋”100年后才出生,并且没有考古及历史研究,只是平空构想。故事经历朝历代,不断炒作,直至当代,隆重纪念。

二、复制难成

近来发现,建造郑和船只的船坞,在南京附近,西接长江,为人工开挖长方形大塘,与长江交汇处,有水闸控制。造船工人在作塘搭台架,在上面造船,船造好后,趁江水涨潮打开水闸,让江水进入作塘,将船浮起,船只即可漂入长江。

其中最大的是第六作塘,2004年11月考古发掘,发现明代搭造宝船台架木桩和地龙,地龙即水底巨型木料。证实明代6号作塘,深度不超过6米。造船专家结论,不可能建造尖底船。因此宝船只能是平底船。

而郑和平底宝船,经不起风浪。远洋航行必须是尖底船,因为尖底船吃水深,在水线以下有很大一部分船体,这部分船体不受表面风浪影响,水线以上船体受到风浪打击,水线以下船体产生力矩,可以抵抗影响,从而使船保持稳定。这样的郑和平底宝船,绝不能经受台湾海峡和马六甲海峡风浪。

另外,郑和宝船还有三点限制:首先,受造船技术限制。按照“长四十四丈四尺,阔一十八丈”,换算为长138米,宽56米。甲板面积大于足球场,排水量达数万吨。现代万吨油轮,能建如此体积,是使用高强度钢材,应用焊接才能拼接成船体。如果明朝仅仅使用铁钉、绳索、木料,不可能拼装如此大船只。即使勉强拼装起来,也是松散的,一遇风浪就会漏水,就会散架。

其次,航行编队困难。郑和船队多达200多艘船只,如何编队航行?这众多大船航行起来,要排列十平方公里,走快了会撞击,走慢了会失散。有人说使用灯笼、锣鼓、旗帜发出信号联络。如果暴风雨,雷电交加,漆黑之夜,怎么办?

第三,人员配置欠妥。2.7万人之众,分配到200多条船只,每船仅仅100余人,这不是空置太多了吗?美国一个航空母舰战斗群,也不超过万人呀。

郑和船队是虚构的,并不能实际存在。

三、并无创意

即使真有郑和船队,也并不伟大。其一,老路重走。郑和所走之路,并非首创,而是在走人家千年前的老路。在这条路上,波斯人,阿拉伯人,印度人一千多年前,就来中国做生意了。中国人航海技术,还是向阿拉伯人学习的。甚至《三国志》记载,两千年前汉代,罗马人已经航行到达中国。两千多年前,腓尼基人和埃及人已经实现环航非洲。

其二,无关贸易。西方国家来中国,是为了贸易赚钱,发展经济。郑和宝船所载宝物,都是送给访问国国王,是礼物。即使那些国家回赠特产“进贡”,也是得不偿失。

其三,损失巨大。有人指责郑和下西洋,不以贸易为目的,也不能不计成本。七次下西洋,给明朝财政造成巨大经济负担,导致国力衰退。

四、哀叹虚荣

历史学家吹嘘郑和下西洋,不过是虚荣而已。七次下西洋,花费那么大费用,没有征服一个国家,没有占领一座城池。自己说是“和平之举”,那些国家会这样认为吗?

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永乐期间,郑和下西洋所费在白银600万两,相当于当时国库年支出两倍,这还不包括造船等各地支出费用。而建造和修补一艘船平均需要1600两银子,每次出航平均需船260多艘,仅造修费用就需要几十万两银子。

如果是为了海外展示国力,对明成祖又有多大利益呢?那些弱国本来就没有小视中国。

当然,这些都只是推测,仅仅根据只言片语,就推测出郑和船队,并且越说越玄。到底有多大可信度呢?

历史,虚假之处,不在少数。郑和下西洋,如何评价?还请斟酌。

2014-10-9

四 : 东西兴衰与郑和下西洋

假若古代的中国多一点贪念,眼光多向外看一看,假若其他商人随着郑和的航迹走,而且继续走下去,亚洲很可能支配了非洲甚至欧洲。<?xml:namespace prefix = o />

从海上望过去,位于东非肯尼亚海岸外的帕泰岛同15世纪时的模样一定没有多大分别:沿岸是一大片密不透风的非洲红树林。在灰蒙蒙的晨曦中,我乘坐的小船任由波浪拍打着。往岸上眺望,看不到建筑物或者电视天线,也看不见红树林有任何被砍伐过的缺口,没有任何人类活动的痕迹,什么都没有,尽是神秘茂密的丛林。

我问遇上的人:“告诉我,这里的人是哪里来的?很久以前,有外国水手到这里住下来吗?”

答案都是耸耸肩头。一个人说:“我从没有听说过,你得问问老人家。”

年老的族长用一个出乎意料的清晰的声音对我说:“我是从祖父那儿听到这事情的,他也是这里历史的掌管人。很多很多年前,一条从中国来的船在这里海岸外触礁了,船上的人泅渡上岸,那儿靠近上加村,我的先祖住在那儿,见过他们。这些中国人是客人,所以我们帮助他们,给他们吃的住的。之后,他们和我们的女子成了亲。虽然他们并不住在我们的村子里,我相信在这岛上仍然可以找到他们的后代。”

多个月来,我在晦涩难明的文件和研究报告间寻觅,试图弄清楚很久以前一次中国船只触礁事件后中国人在非洲海岸落地生根传说的来龙去脉。我的兴趣源自对一个千年之谜的追寻:为什么西方压倒了东方?

从过去几千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看来,公元2000年由中国人或印度人支配世界的可能性远大于欧洲人,中国人殖民美洲和澳洲的可能性也大过称为英格兰的落后岛屿的住民。这一千年里对我冲击最大的新闻,是东西方命运的重大逆转,这也是最意想不到的事情。

我在亚洲居住的13年里,不断寻找这个谜底。我曾经想过,转折点是在14世纪初,当时,郑和从中国出发征服世界。郑和成为一支强大的中国明朝舰队的指挥官是不可思议的,他出身于一个背叛朝廷的家庭,是个回教徒,孩提之时就被中国军队俘虏,还像当时很多罪犯一样被阉割掉,很多人因此丢了性命。但郑和是个杰出而顽强的孩子,后来长得一表人材,而且有领袖才华,运道也不错,后随藩王朱棣,由伺童当到管家。

郑和与朱棣的关系日趋密切,作为朱棣手下的一名军官,他协助朱棣起兵推翻了朱棣的侄儿—建文皇帝,朱棣成为了中国的永乐皇帝。朱棣即位后对政敌进行了残酷镇压,接着论功行赏,让郑和率领一支庞大舰队出海,宣扬中国国威。

从1405年到1433年,郑和率领舰队7次出航。这舰队是此后500年里世界上所见的最大的舰队,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都没有一支舰队可以与之匹敌。舰队有28000人,船300艘,最大的长400英尺(据史载长44丈)。相比之下,哥伦布1492年的航行只有船3艘,最大一艘长85英尺,水手90人。郑和的船还有先进的设计,包括平衡舵和防水舷墙舱,这些设计技术直到350年后才传到西方去。

郑和舰队之先进凸显了东方一度比西方领先。事实上,除了罗马时期,中国几千年来比欧洲任何地方都富裕、进步和都市化。例如杭州在12世纪作为中国首都的时候,人口就超过100万。记录还显示,广州早在7世纪就住了20万外国人,包括阿拉伯人、波斯人、马来人、印度人、非洲人和土耳其人。而欧洲在1400年时的最大城市可能是巴黎,人口才稍多于10万。

哥伦布出生之前半个世纪,郑和就已到了东非,并从阿拉伯人口中知道了欧洲。中国人其实可以轻易绕过好望角同欧洲直接贸易。但他们认为,欧洲不过是个落后地区,中国对欧洲要卖的羊毛、珍珠和酒毫无兴趣。而非洲则有中国想要的东西─象牙、药材、香料、奇木和珍兽。

在郑和的年代,中国和印度的生产总值合起来占了世界的一半;在人类历史中,大部分时间是这样。据美国著名经济历史学家安格斯·麦迪(AngusMaddison)的计算,直至1820年,中国仍占全球经济的29%,印度占16%。

亚洲在郑和之后退却为相对孤立,错失了一个大好机会。这错失是灾难性的,它造就了欧洲、最后是美国的崛起。西方人常把他们今天的经济优势归功于他们先辈的智慧、民主意识或勤奋,但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15世纪中国统治者的愚蠢。

中国传统的精英分子─士大夫们对郑和充满疑虑,千方百计要把他的航海记录摧毁。即使这样,从中国的消息来源─王宫的档案以及航海者的回忆录─可以知道一些他的东西。例如,历史记录表明,郑和的成就并非来自外向心理的突然冲动,而是来自长期的航海传统。中国文献显示,早在5世纪,中国僧人便远航到神秘的“东瀛”,那看来很像是玛雅时代的墨西哥,那个时代的玛雅艺术品正好突然出现了僧人的形象。到了13世纪,中国船只已定期航行到印度和东非去。

当然,郑和船队比所有船队都大得多。他最大的船只称为“宝船”,长400英尺,宽160英尺,有9根桅杆,张红色丝帆,有多层甲板,豪华船舱还有阳台。他的船队有专运兵马的船,有战船、巡逻船和20艘运水船。一行28000人中包括阿拉伯(时称天方)语和其他各种语言的翻译人员、预测天气的占星家、观测星象的天文学家、搜集草药的药物学家、修船的专家,甚至还有两名协助安排官式会见的礼宾官员。

这样不可思议的壮举后,你大概以为会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更深刻的印记和更伟大的遗产吧?或许,郑和遗迹如今模糊本身是个很好的训诫。一个探险家最终只能创造历史,却未必能够改变历史,因为他的影响并非取决于他开创的道路,而是取决于其他人是否愿意沿着他开创的道路前进,一个伟大远征的成就因而最终取决于后继者的民族意志。

1999年2月,我到了印度东南部的港口城市卡里卡特(《明史》中称古里),它是世界的胡椒之都。抵达的那天傍晚,我走到市中心的海滩去,想看一看郑和船队曾经碇泊的海岸。在14世纪和15世纪,卡里卡特是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中国人称之为“西洋大港”。郑和船队15世纪初在这里碇泊,标志着世界两个最强大国家中国和印度的力量汇合。

我采访了港口办事处。办事处里散发着发霉的气味,壁板上还可以看到近一个世纪前手写的船只进港记录。管理港口的莫哈南上校如实解释了港口的情况:“码头都老化了,从来没有进行过适当的维修。到我们想要维修时,这样做已不划算了。”于是在1989年,船运终止了,这个世界最大港之一的港口不再是港口。

印度一个大港看不见中国的大船队,标志着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机会给错失了─亚洲因而无法支配这个一千年的后半叶。这是怎样发生的呢?

当郑和在印度洋航行的时候,支配着中国政府上层的士大夫正同被视为贪污腐化的宦官进行权力斗争。在宫廷里,宦官不但看管妃嫔,还管理宫中大小事务,常常在批发营生中收贿。他们的一个动力,是众所周知的贪婪。士大夫是在熟读中国两千年圣人之书然后走上仕途的,宦官虽然没有这样的学术根基,但有时会有外向之心和进取心。事实上,正是那些德高行廉的士大夫在15世纪中叶把中国推上了不幸之路。

永乐皇帝1424年驾崩后,中国发生了一系列残酷的权力斗争,继位的皇帝在可疑的环境下死去,士大夫最后取得胜利。他们结束了郑和继承者的航程,不再建造新船,“罢西洋宝船”,限制私人航运。为了防止死灰复燃,他们毁灭了郑和的航海记录,并且在新皇帝的支持下开始解散中国的海军。

1500年,政府把擅制多过两桅的船的行为定为杀头的死罪。到1525年,政府下令毁灭了所有远航船只。一个世纪之前有3500艘船、历史上最强大的海军,灭亡了,而中国由此踏上了一条走向贫穷、战败和衰落的道路。

使中国丧失其世界性影响力的不仅是15世纪40年代的一场权力斗争。历史学家列举了一系列原因说明为什么亚洲最终在商业上迷失了方向和在工业上落后,其中两个半原因是最有说服力的。

首先,就是亚洲不够贪婪。在古时的中国,儒家思想支配着社会的精神气质,而支配着印度的是种姓制度,结果是两个国家的精英分子都轻视营商。中国古时所重者不少,重名节、重艺文、重礼教、重忠孝,而钱财退乎其后。孔子特别教诲说“父母在,不远行”,还把重利者贬作“小人”。因是之故,郑和的船队虽然很庞大,又给外国领袖带上了那么丰富的礼物,他的航行本来可以赚大钱的,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

相对于亚洲,欧洲贪婪成性。葡萄牙15世纪带头打开新发现的时代,主要是因为它需要香料。这是一种珍贵的商品,是赚取利润的欲望推动它的船只不断沿着非洲海岸向南航行,最后绕过好望角到亚洲去。这一贸易的利润可以很巨大:麦哲仑的水手一次以比成本高一万倍的价钱卖出26吨丁香。

亚洲经济停滞不前的第二个原因较难表述,但它同一种可以说是自满的文化有关。中国和印度都有视线朝里看的倾向,沉醉于古老的理想和方法,敬畏权威,疑惧新思。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戴维·S.兰德斯曾论及中国古代的“知识界仇外情绪”。印度前总理尼赫鲁则讲过印度社会的“阶级僵化”和“静态性质”。这都是对经济和知识界自满的不同表述。

中国的才俊之士把他们的国家视为“中国”,认为外面的夷人没有值得学习的地方。印度也有大致相同的自足心态,印度历史学家M.P.斯里德哈兰说:“印度人不到葡萄牙去,不是因为他们去不了,而是因为他们不想去。”

那时的葡萄牙人却相反。因为它的海岸线和渔业,葡萄牙人总是朝向海洋发展,但与之为敌的西班牙等国家把它拒诸地中海之外。葡萄牙要想得到东方的财富,便得征服海洋。

剩下的半个理由,就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单一的国家,而欧洲却由很多个国家组成。当儒家的士大夫控制了北京和实施海禁的时候,他们的政策错误危害到整个中国,而欧洲国家一旦进行经济自杀只会危害到有关国家。因此,当葡萄牙人在16世纪陷进了中国式的思维模式,屠杀犹太人、焚死异教徒并把天文学家和科学家驱赶到国外的时候,荷兰和英国可以把棒接过去。

当我最初研究郑和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会随着他的航线跑到非洲去。后来我读到一些引人入胜的论述,说一些中国人可能因为撞船而在帕泰岛住了下来。于是,我忽发奇想飞到了肯尼亚北部的拉姆岛,并雇了一条船和一个翻译,亲身到帕泰岛看一看。

帕泰岛是个遗世孑立的小岛,岛上没有电力,没有公路,没有交通工具,大部分是丛林。我穿过椰林进入了一个叫西雨的村落,遇上了一个40多岁、肤色浅淡、眼睛细长的渔民。他说:“我是属于法茂族的,这儿还留下50到100个法茂族人。根据传说,我们是中国人和其他人的后裔。”

他继续说:“一艘中国船来到这里,撞到岩石损毁了,水手游了上岸,到了一个我们现在叫上加的村落,后来与本地女子成了亲。这就是我们法茂族的样子这么不一样的原因。”

另一个法茂族人走过来听我们谈话,他的肤色也是浅淡的,也有亚洲人的样貌特征。他的名字叫阿特曼·穆罕默德·姆兹,他也说从先辈口中听说过中国人船只触礁的事,他还说到了一个有趣的细节:非洲人曾把长颈鹿送给中国人。

每次听到长颈鹿的故事,我的脉搏便加快跳动起来。中国人的文献显示,第一头长颈鹿是郑和带回去的,这一事实并不广为人知。长颈鹿在中国引起巨大轰动,因为人们相信它就是神秘的瑞兽麒麟,或者叫中国的独角兽。很难想象,在帕泰岛这样偏僻地方的非洲村民会知道关于长颈鹿的故事,除非这故事是由中国水手流传下来的。

东非沿岸很多地方都可以找到中国瓷器,帕泰岛找到的中国古瓷,也可能是从阿拉伯商贩那里买来的。可是,帕泰岛上的瓷器绝大部分是在法茂族人之间发现,这表示瓷器很可能是祖上遗传下来而不是买来的。我还到法茂族一些古代的坟墓前看过,它们像中国圆顶的所谓“龟背坟”多过肯尼亚的传统坟墓。

研究人员还发现了其他同样引人入胜的线索。帕泰岛和拉穆岛邻近岛屿的工匠会编织一种在中国南方常见而在肯尼亚本土没有的篮子。在帕泰岛,打鼓的风格接近中国多过非洲。当地方言个别发音也似乎源自中国。更令人诧异的是,葡萄牙牧师蒙克拉罗(Monclaro)1569年留下的记录说,帕泰岛曾有过兴旺的制丝业─除了帕泰岛,当地其他地方没有制丝业。帕泰岛多个村落的老人家向我证实,他们这个岛确曾产丝,直到半个世纪之前才停止。

我问我聘请的船家,船会在上加的海岸之外触礁吗?他笑着说:“那里的海底到处都是礁石,如果不知底蕴,必撞船无疑。”

假若真有中国船在帕泰岛外触礁的话,这很可能发生在郑和的时候。因为这如果发生在他之前,庆幸生还的水手不会流传下长颈鹿的故事。而如果这发生在他之后的话,生还的水手不会在上加村定居,因为英国的考古专家发现,这条村落曾在大约1440年的时候被劫掠和焚烧,全村被荒弃,时候刚好在郑和最后一次航行之后不久(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是在明宣宗宣德年间,即公元1430年至1433年)。

然而,撞船之说仍然未有确证,其中存有不少漏洞。帕泰的古墓上没有留下中国古文字,岛上找不到远航的器具,中国人也没有留下曾在东非撞船的记录。最后一点空白可以用船队的航海记录都被毁灭解释过去。但是,如果船队的一条船真的在帕泰岛之外触礁了,船队的其他船只为什么不给予救援?

当我穿过丛林往回走的时候,我思量着这次发现的重要意义。在法茂族人的面上,在那些陶瓷和惹人遐思的中国文化痕迹上,我似乎模模糊糊地瞥见了正在走到尽头的这个一千年中一个其实可能发生的演变结果。我想到了最终改变了新世界和旧世界的哥伦布的交流,包括动物、植物、基因、细菌、武器和人员的交流。我也不由地神驰于另一个本来可能发生而终于没有发生的交流─郑和的交流。

假若古代的中国多一点贪念,眼光多向外看一看,假若其他商人随着郑和的航迹走,而且继续走下去,亚洲很可能支配了非洲甚至欧洲。中国人可能不只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定居下来,还会在东非、太平洋上的岛屿甚至美洲定居下来。法茂可能给我们显示了这样一个世界里的混血儿会是什么模样的,他们是一种没有诞生的混合文化的孩子。我在帕泰岛所瞥见的,是亚洲力量达到最高峰时留下的印记,但这力量自此废弛了,这并非因为没有船只或技能,而是缺乏民族意志。

这一切都似乎是奇思妙想,但在郑和的年代,一个由西班牙人和英国人开创的新世界,远远比一个由中国开创的新世界遥不可及。如果郑和继续航行到美洲去,人类历史会多么不同!思之令人精神恍惚,其演变结果难以想象。那么就只想一想这一个结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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