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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我的回忆

发布时间:2018-04-14 所属栏目:回忆我的母亲

一 : 我的回忆

  爸爸带回来一个方盒子,我很好奇,忙打开一看,原来是个小灵通。我问爸爸:“你买小灵通干吗?”爸爸笑着回答说:“这个小灵通不是买的,是上宽带网赠送的,我想把它送给你。”“给我?”我惊讶的张大了嘴巴。

  “你拿去看一看吧。”

  我拿过放小灵通的盒子,仔细观察,小灵通的显示屏是蓝色的,围绕着它的是一些黑色的“护花使者,”小灵通的背面也是黑色的,其他地方都是银灰色的,小灵通的“头”上有一个“角”,很滑稽。

  我突然想到什么,跑到爸爸身边,问爸爸:“爸爸,这个小灵通叫什么?”爸爸说:“这个小灵通号称‘蓝光诱惑,屏屏生辉’,意思就是:流线外型展现幽雅气质,蓝色显示屏更具时尚魅力。”“哇,好棒的名字。”我在心里暗暗叫道。

  在爸爸的指导下,我知道了红色的键可以关闭所有系统,上面画着书本的键是电话号码簿,上面写着英文字母的键里有许多功能……我试着用小灵通来通话,哇!声音非常清晰,真是太好了。

  这个小灵通既漂亮,功能又多,名字还很好听,我好喜欢它。现在科技发达了,家家户户都装上了电话,爸爸妈妈有手机,我有小灵通!

 

二 : 回忆《我的1976》


回忆《我的1976》 回忆《我的1976》



前些天,凤凰台由陈晓楠主持的凤凰大视野栏目连续播出了几集《我的1976》:

整整三十五年之前,在那一年的9月,当时的中国人被一条难以置信的新闻惊得目瞪口呆:毛泽东去世了,这是1个难以接受的现实。因为长期以来毛泽东这个名字一直是作为旗帜、作为光环存在的。他得去世将给中国政治带来怎样的变化呢?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苏东坡的这首诗不仅描绘了庐山,也描绘了作为个体无法目睹全局的那种窘境,尤其是当时的背景之下。

然而时间过去三十五年之后,历史告诉我们1976年在客观上成为了中国命运转折的节点。这一年天灾人祸接二连三,但是在政治上终于出现了让人欣慰的变化:4个现代化取代了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反右、文革等等政治内容也迅速消失。

而这些变化究竟是怎么到来得呢?整个1976年人们生活、情感和信念又有着怎样的起伏跌宕?

一起来重温1976这段特殊的时光!

纪录片主要反映的是当年的政治变革,几集看下来,我的1976渐渐浮现在了眼前:

三十五年前,我结束了七、八年上山下乡、工农兵学员生活,分到内蒙科尔沁左翼中旗一所中学任数学教师。75年底一天下课后,我和爱人在教室里举行了结婚典礼,主持婚礼的是驻校的工宣队代表,教研室的老师们都前来贺喜,会上还出人意外地念了天津家中的老人打来的贺电。

结婚时住的新房是一间我们自己亲手用秫秸杆扎顶棚和打隔断的小屋,土炕占了半间屋子,炕前是自己挖的地窖,好储藏土豆过冬。用现在时髦的词讲,我们就是裸婚,生活虽然简朴,我们仍然感到很幸福。

这张照片是在新房里拍的,墙上带穗的镜子就是结婚礼物,桌后是秫秸杆打的隔断,纸糊的墙

不到1个月,时光就进入了1976年,想不到迎头就遇到了大寒伤逝,1月8日我们最敬爱的周总理不幸逝世,虽然我们远离北京,但这里年轻的教师都是京津知识青年,对于总理的为人有一份说不出来的由衷敬佩,特别是总理与天津南开的渊源,更让我们悲痛万分,于是我们在内蒙边远的小镇带领学生举行沉痛的悼念仪式,深切缅怀总理的一生。1月15日北京几十万市民自发地走上街头,十里长街泪送总理,更是空前绝后的场面,刻印在脑海里,挥洒不去。

76年春节前,刚刚完婚不久的我们回到京津探家,这时我们感觉京津两地的空气很紧张,无论是北大的叔父、文联的婶婶还是农业部的姐夫聚在一起神情都很凝重,谈话的主题始终围绕中央内部的斗争,就是普通老百姓在家中也都纷纷议论总理逝世前后的时局变化。

那个年代,到哪,都需要携带单位证明,这是我的探亲证明

这样能够起到良好的防水作用。

那时我已有几个月身孕,但作为班主任我仍然爬上教室的屋顶亲自甩泥浆,铺房顶,并指挥学生干活。另外我还和学生一起脱坯,烧砖。当时烧的是小砖,比插队时垒墙脱的大坯要省劲的多。

春节期间,我发现自己已怀孕,寒假很快就结束了,我们如期回到内蒙的学校。

1976年的农村中学还处于半工半学状态,在课堂教学之外,经常组织学生进行建校活动和学工劳动。

雨季来了,为了维修校舍,我和学生一起将用水搅拌好的三合泥土运到房顶,均匀铺撒后,用木板拍打,直至灰浆冒出慢慢凝固。

这时遥远的北京天安门广场正发生着一场永远载入史册的四、五清明悼念周总理的群众运动。

一代风流百代骄,人民革命尽英豪。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
国殇今夜八千里,哀动长江上下潮。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作为远离北京的知青,我们通过书信传抄着天安门广场上的诗篇,时刻关心北京的时局变化。


这是76年春末夏初我们在学校后面的沙坨地上留的影,身孕已略显。

2005年夏我回到这块土地,保康二中已迁到三中的校址,合并建立了新二中。

当我光着脚,拎着鞋走过已长满荒草的校园,心情无限感慨称,这里曾经留下我青春的足迹,也是我跨入教育界的起点。

这排房的西头曾是学校的教工食堂右面的房子则是学校教研室的办公用房,远处是是曾经的教室,中间是操场。


身后这排房的东头就是我当年结婚的新房


1976年的7月6日,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之一,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90岁。

7月下旬学校放暑假,当时我已怀孕八个月,便和爱人一起坐火车经沈阳回京津生孩子。当时城市的副食供应较差,我们就在保康买了一些鸡蛋用纸裹成一卷卷装在箱子里,背着上了路,因鸡蛋箱比较沉,在背之际不小心磕了一下,也没在意。我们启程的时间是7月26日,到沈阳后中转签的是28日凌晨四点多钟的车票。白天发现鸡蛋箱有一些湿,就到沈阳故宫公园里找了个僻静的地方打开箱子检查,原来是一部分鸡蛋磕破了,于是我爱人到商店费了半天口舌买了1个大茶缸(因那年代买商品要用工业券),我们把磕破的鸡蛋打进茶缸,将其余的鸡蛋重新整理,还揪了许多草垫在箱子里。

7月27日在沈阳中转等车时在故宫门前留影

我们端着这茶缸鸡蛋在车站附近找了个饭店到后面厨房恳求大师傅帮我们炒熟,大师傅看着我不太方便的身体痛快地答应了。入夜,我们坐在沈阳火车站候车室里等待凌晨的火车,周围的旅客都处在半睡眠状态。不知什么时候,我突然觉得摇了起来,抬头看见候车室顶棚的灯左右乱晃。第一直觉是地震了,因为海城地震我也经历过这种感觉,只是不知这次发生在什么地方。时针慢慢指向列车应该到达的时刻,检票处没有任何动静,那时火车晚点是常事,象这回南来北往的多次列车均晚点既不到也不发却是不寻常。等车的旅客开始不安起来,纷纷询问具体情况,但得不到答案,等来的只是工人民兵维持车站内候车人群所挥舞的拳头。早晨七点钟车站广播传来有关丰南地区发生地震的的新闻报道,丰南在哪儿?与列车晚点有关系吗,人群中不时传来各种说法,我爱人到邮局发电报告诉北京我们不能按时到,结果被告之通往京津地区的通讯全部中断。我们在候车室焦虑地度过一天,晚上车站工作人员开始安排滞留的旅客去住宿,经过几条街我们被领到一间澡堂门前,原来是洗澡时间过后改为临时旅店。进屋后,有股难闻的味扑鼻而来,这是搓澡堂特有的味道,看到满地脏水和躺床上灰黑的浴巾,我俩决定还是回候车室好点。我们背着鸡蛋箱,提着大包小包又回到了候车室,好在是夏季,在长条椅上睡了下来。以后的几天,从广播中我们渐渐知道丰南、唐山以及天津发生特大地震,灾情相当严重,铁路完全毁坏。因为根本不可能再往前走,7月31日,车站安排去往关内方向滞留的旅客免费返回原出发地,并退掉已购火车票款,就这样,我带着八个多月的身孕在沈阳火车站候车室长凳上睡了三天后,返回了科尔沁左翼中旗保康。

这是76年地震后的退款证明,也是历史的见证

(以上这段文字摘自我的博客《三十年前地震,那难忘的日子》)

回到保康后,我们焦急地等待与天津的联系,后来得知南开北村的房屋也受到破坏,是北京爱人的弟弟到天津帮助搭盖的临建,姑母他们全都住了进去。


这是当年天津南京路上的地震棚


大约过了二十多天,津唐大线还是没有开通,但安排了一条经太平川、承德从北线进京的线路。1976年8月23日我们迫切地坐上了这趟临时列车,车上没有什么人,每人可以坐上三人的长座。车过了大虎山向朝阳开去,就没有旅客上车了,因为是临客,过往车站也不卖票。
第一次坐这种穿山越岭的火车,就象坐过山车,还真有点紧张。我的双脚肿的穿不上鞋,挺着九个月的肚子坐在硬座上两天多。

经过近1个月的往返颠簸,终于回到北京,因天津的家人还住在地震棚里没有恢复正常生活,就决定在北京生孩子了。

婆婆家在天宁寺,最近的医院是宣武医院,一切都安排好了,就等孩子落地。

9月9日收音机响起了哀乐声,1个晴天霹雳的噩耗传来:毛主席去世了!

尽管文革后期人们对个人崇拜已有非议,但“毛泽东是新中国的缔造者,是各族人民心中不落的红太阳”在大众心里已然根深蒂固,那天,日子好像凝固了,很多人突然有种天塌下来的感觉,大多数老百姓都没有思想准备[www.61k.com),都不知道没有了毛主席,以后的日子到底要怎么过,大街小巷又一次传出发自内心的悲痛。

9月17日,我开始有些轻微的阵痛,家人把我送进宣武医院,由于第二天是毛主席的追悼会,大夫们都有点不安心。9月18日上午我被送进产房,由于宫缩无力,只能再等待。下午三点毛主席的追悼会开始了,所有的大夫都去参加追悼会议肃穆致哀,只有我1个人静静地躺在产床上。

追悼会结束后大夫回来想起我这个产妇,开始做各种检查,决定使用产钳,由于怕婴儿的大脑受损,需要家属签字同意。但追悼会从入场到散场各个路口一直都在戒严,家人根本到不了医院。到晚间七、八点办完手续,经过针刺麻醉,侧切,使用产钳,我的女儿终于诞生了。

由于当时副食供应困难,新生儿能够得到照顾,凭出生证明供应鸡蛋、排骨、糖油等物品。

出院后,天津的家人到北京来看望这个小外孙女,看到健康漂亮的孩子,大家终于松了一口气。

1976年10月6日,我都还在月子里,北京的大街小巷突然响起了鞭炮声,“王、张、江、姚‘四人帮’”垮台了,到处都在叫卖三公一母的螃蟹。1976年的金秋10月,终于结束了文革的十年浩劫。
1976年11月初,也就是我歇产假45天之际,我和爱人把孩子放在北京祖母家回到了内蒙的学校上课。

当寒假来临,我的女儿已变了模样:

我的1976跟祖国一样经历了磨难,也完成了1个成为妈妈的过程,当我回忆往事,感慨称万分,但始终无怨无悔。

三 : 我的回忆

我的回忆
回忆,回忆……
留在记忆中的,还有什么呢?
也许都忘了,让我想想。
最小的时候,也是最远的记忆。只记得在那青砖青瓦的小院里,没有砖只有土的地面上,满头大汗的我把本来就松软的土地搞得更不像院子。破竹篱内那些绽放的花朵和青翠的小草,和我有着一样的汗水。累了,躺在大地母亲的怀抱里,傻傻地笑。也许回忆中的小院里,还回荡着我的笑。
三年后,我背上书包上了小学。清楚地记着,坐在学校大厅台阶上的我,一遍遍数着学校名字的字数,以为这是我一生的家。我一直专心看着黑板上的文字和数字,吃力地记着。
教室外,走廊上凌乱的脚步声,让我的心也飘了出去,加入了他们的队伍。玻璃球,沙包,纸牌和乒乓球以及操场上晃动的人影。夕阳下的游戏更是令人记忆深刻。
一切似乎都想起来了。
每次都得意地向成绩单上的前几名望去。一个个红色的分数让我洋洋自得。但在教室外挨批被罚的人中也少不了我。放学后扛着扫把,提着拖把在教室内外追逐打闹的我们没人管。乒乓球台下是一堆书包,上面却是跳动的小球和挥舞的球拍。一米多高的大舞台我们几个一翻而上。十三个格子高的爬栏让人望而生畏,爬上去却让我们心情舒畅。高大的杨树下的小树丛中是我们累了、哭了、无聊了的好去处。
岁月在流逝,一切都过去了。
我记忆最深的老师是在毕业前三个星期让我们再也见不到的语文老师。我们那高高的一摞作业也许还在那落满灰尘的办公桌上放着,我即将发表的作文也锁在了那永远也不会被打开的抽屉中。毕业照中的老师们我们几乎一个也不熟悉。
那个暑假好郁闷,没有作业也没有了心。中学开学的第一天我记忆犹新,我知道那是我初中生涯的开端。我知道初中三年会很快过去。不错,1035天已经过去了516天,再有519天就会再次封存一次记忆。
我不想再回忆了。时间之快令人寒战!也许明天就是你生命中的最后一天,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岁月在墙上剥落,记忆也在大脑中渐渐升华。
思考、发呆、叹息——回忆。
现在的一秒钟,在将来也会逝去。
回忆就是过去时和完成时,正如过去时的ed(edging意为边缘)和完成时的en(endless意为无穷无尽的)一样。两个单词可以完美地解释“回忆”,
记忆在不断增加,回忆在不断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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