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王敏清：我参与了抢救胡耀邦

胡耀邦

本文作者：王敏清　　 　　

《炎黄春秋》2009年第10期刊登《凭空编造荒诞无稽——评师东兵的几本书》一文（作者为胡耀邦的秘书高勇），写到如何抢救胡耀邦时，有以下叙述：
八、请再看看师东兵是怎样写抢救胡耀邦的。他在第401页写到胡耀邦在中南海怀仁堂突发心脏病被抢救时，他写道：“一位医生从口袋里掏出1个锡盒子，倒出两粒药片，就要往胡耀邦嘴里送。‘等等！’赵紫阳走过来，接过那盒药，看了看商标，问‘什么药？’医生说：‘硝酸甘油片，治疗心脏病的特效药。先让他服下缓解下来后，再作进1步医治。’赵紫阳点点头，把药还给医生。那位医生服侍胡耀邦把药吞下去，接着又给他喂了点水。……接着又昏了过去。‘再不要耽搁了，赶快送医院抢救！’赵紫阳看到这样情景，生怕再出意外，急忙给守在身旁的医生和护士下令。在场的医生、护士和一些政治局委员，七手八脚地把胡耀邦抬上救护车。然后赵紫阳等人目送救护车，看着它缓缓出了中南海……
阅读上文后，极为诧异。不禁使我想起网上另一篇题为《胡耀邦最后的瞬间》的文章来，为节省篇幅，只摘录此文其中的两段：
……工作人员宣读决定草案一共念了40分钟。接着，李铁映发言，向大家介绍这个决定草案的起草修改经过。这时，胡耀邦站起来说：“我胸闷，难受。”他边说边想迈步离开会场。同志们见他脸色苍白，额头渗出汗珠，知道他生病了。时值9时48分。“是不是心脏病啊？千万不要动，赶快坐下。”这时胡耀邦旁边的秦基伟扶他在原位坐下。“快叫医生！”周围的同志们说。怀仁堂的多部电话机同时拨通，三部警卫车同时开动，以最快的速度去接医生。这时，胡耀邦双眼紧闭，已经不能说话。大家万分着急，慌乱中有人问了一句：“谁带了保险盒？”恰好江泽民随身带了，就给胡耀邦口服了硝酸甘油片，嗅了亚硝酸异戊脂。后来，医生认为这一措施对舒张血管，争取时间起了很好的作用。
为了抢救胡耀邦，北京医院的主任医师、主治医师，北京阜外医院、协和医院的心血管病专家们也很快被接来了。专家们经过会诊，确定胡耀邦患的是大面积急性心肌梗塞、合并心源性休克及心率失常、阵发性心房扑动、房室传导障碍。经他们全力抢救，胡耀邦的病情稍有稳定。下午4点20分，专家们认为胡耀邦病情初步稳定下来，可以上救护车，经同家属商量，将胡耀邦送入北京医院。
以上两文写得如此活灵活现，似乎作者在现场一样，局外人真无可挑剔。但却让我着实感到莫名其妙。我当时是负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保健局局长、内科主任医师，又是第一时间到达中南海现场的当事人，并处理了抢救胡耀邦的全过程，直到把胡耀邦送入北京医院病房。怎么对以上所述却全然不晓呢？
在此，我实在有必要把抢救胡耀邦的所见所为记述如下，以正视听：
1989年4月8日中午12点15分，我正在办公室吃午饭，突然接到中南海打来的电话，说：“胡耀邦病倒在怀仁堂。”我放下碗筷，立即乘车直奔中南海。途中，我用车载电话与北京医院等单位紧急联系着。
当我赶到中南海怀仁堂时，北京医院急救车已赶到了现场。心脏病专家钱贻简主任等医护人员正在紧张地抢救：检测心电图、吸氧、输液、注射急救药剂……胡耀邦躺在怀仁堂的后大厅内，闭着双眼，表情痛苦。
心电图显示：急性心肌梗塞。钱贻简主任依据心电图和临床症状，告诉胡耀邦说：“您患的是心脏病，需要安静。”
胡耀邦听后不以为然，他自信地对我说：“我不是心脏病。我胃痛，是胃病。”
心肌梗塞的疼痛有多种表现形式，不典型者往往表现为心脏以外部位疼痛，如胃痛、后背部疼痛、肩胛痛，甚至有出现牙痛者。胡耀邦不是医生，说“胃痛”，也是实话，我十分理解。但是，我更了解胡耀邦的个性：正直、刚强、疾恶如仇、克己奉公，他经常不知疲劳地连续工作。
此时，我若不将病情如实告他，不引起他的重视与配合，后果是严重的。于是我严肃地对他说：“您确实是心脏病，是心肌梗塞，而且很重！需要住院。”
我一反常态的语句，似乎还有点命令的口气，使半睁着眼睛的胡耀邦为之一震，他感到了问题的严重。
片刻后，胡耀邦问我：“住哪个医院？”这说明他同意了医生的诊断，也答应了住院。我肯定地回答说：“要住，就住北京医院。”
北京医院自1949年以来，一直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医疗保健基地。况且，今天前来抢救的医护人员都是北京医院的医护人员，更何况急性心肌梗塞病人不适合多搬动，因此不适合再更换其他医院。
胡耀邦听罢未做声，又闭上了眼睛，显然是默许了。
我接着说：“现在您需要安静休息，待血压和病情好转后，再送您去医院。”
下午4时许，胡耀邦的血压与病情稍有好转，我和钱主任等医院抢救人员一起将胡耀邦送入北京医院北楼402病房。待我把一切安排妥当之后，已是晚上7点了。
由此看来，上述两文所写，都是子虚乌有地编造，太荒诞、太离奇了！
请问上述第一文中提到的师东兵：①“一位医生从口袋里掏出1个锡盒子”，是哪位医生？②赵紫阳能指点胡耀邦的抢救吗？又竟能“还生怕再出意外，急忙给守在身旁的医生和护士下令”。这里的“医生和护士”是谁？③“……接着又昏了过去”，胡耀邦始终就没有“昏了过去”！谁能证实胡耀邦昏了过去？④所写“七手八脚地把胡耀邦抬上救护车”，急性心肌梗塞，还敢“七手八脚”？⑤抢救现场就没有赵紫阳在，怎能“赵紫阳等人目送救护车，看着它缓缓出了中南海……”呢？
再请问上述第二文作者：①胡耀邦病初，本人根本就不认为自己是心脏病，怎能糊里糊涂地服用不是医务人员给的硝酸甘油片，嗅了亚硝酸异戊脂？②“医生认为这一措施对舒张血管，争取时间起了很好的作用”一句中，是哪个“医生”认为的？又起了怎样“很好的作用”？③为了抢救胡耀邦，北京阜外医院、协和医院来了哪个“心血管病专家”？又是哪些“专家们经过会诊，确定胡耀邦患的是大面积急性心肌梗塞”的？④“确定胡耀邦患的是大面积急性心肌梗塞、合并心源性休克及心率失常、阵发性心房扑动、房室传导障碍”中的“合并心源性休克”等四项诊断，是根本就没有的事！可查病历为证。⑤“经同家属商量，将胡耀邦送入北京医院”一句中，到底是谁“同家属商量”的？又是同哪个家属商量的？当时没有一位家属在场，和谁商量？⑥所述胡耀邦9点48分突然生病，但直到12点多才报告保健局、通知北京医院来人急救，这是中央保健医疗史上从未有的事！又有谁敢负这个责？⑦我在做保健工作数十年期间，无数次的重病抢救中，从未见过有高层领导人在抢救现场指挥。而且，两文中所写的领导人，我1个也没见到！难道他们见我来，都撤离了？

无须再费笔墨了，上述二文所谈，都是不在现场者们的胡编臆造！
写历史问题，特别是重大事件，字字句句应实事求是，对历史和后人负责，要经得起社会和历史的考证。绝不可臆造。
（作者系中央保健局原局长）

鲍 彤：我所目击的胡耀邦发病经过

前几日，偶然间看到贵刊2010年第2期，上面刊有一篇王敏清局长的署名文章，题目为《我参与了抢救胡耀邦》。读过之后，感到文中所谈的当年胡耀邦同志发病和抢救经过不够完整，有的与事实有相当出入。作为当年耀邦同志发病现场的目击者之一，我认为有必要致函贵刊，对这一历史瞬间的事实加以厘清。
该文在前半部分，驳斥了几种社会上流传的关于胡耀邦同志发病过程的说法，认为他们说的不符合事实。为了“以正视听”，作者叙述了他的经历，说，“1989年4月8日中午12点15分，我……突然接到中南海打来的电话，说‘胡耀邦病倒在怀仁堂’”之后，立即乘车赶往中南海，参加了抢救胡耀邦的过程。作者说他“当时是负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保健局局长、内科主任医师，又是第一时间到达中南海现场的当事人，并处理了抢救胡耀邦的全过程，直到把胡耀邦送入北京医院病房。”对于作者的身份，我不是很清楚。仅就其上面叙述的经过来看，至少他没有参加那个“全过程”。因为，耀邦同志发病的时间，不是中午12点前后，而是比作者得到通知的时间早了2个小时甚至更早一些。
1989年4月8日上午9时，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听取教委党组起草的关于教育改革文件的汇报。作为政治局常委的政治秘书，我列席了会议。胡耀邦坐在椭圆桌这头，主持会议的赵紫阳坐在那头。我们这些列席会议的人员坐在后排，我所坐的位置距离耀邦同志仅3～4米左右。
会议刚开始不久，我估计不到10点，耀邦在座位上，一边捂着胸口，一边向紫阳挥手，说：“紫阳同志，我这里不太舒服，要请假……”紫阳见耀邦用手按着心口，就问：“你是不是心脏有病……”耀邦一边挣扎着想站起来，一边说：“过去我自己也不知道，上次出差……（我不记得耀邦是说‘湖南’还是江西’），他们（那里的医生）说我……”紫阳说：“你如果有心脏病，现在千万不要动，千万不要站起来，不要移动。”紫阳立即叫中办马上找医生。这时，耀邦已疼痛得说不出话了，靠在椅子里。紫阳问：“谁有心脏病的急救药？”政治局委员江泽民在座位上犹豫了一下，说，“哦，我有，我没有心脏病，从来不带这种东西，不过老伴一定要我带”，于是从包里找了1个急救包出来。可是在座的人都不知道急救药应该怎么用。这时，一位工作人员说，他知道，站起来讲解。
至于药是不是给耀邦服用了，我不清楚。反正中南海的保健医生、护士带着仪器药物很快就赶到了，立即投入抢救。又过了一会，看到医务人员在紧张工作，赵紫阳松了一口气，说：“我们腾地方，这里需要安静。为了保证对耀邦同志全力抢救，我们大家转移到勤政殿开会。抢救工作请家宝同志留在这里主持，有什么情况随时到勤政殿报告。”大家都依言迅速离开会场。后来，政治局会议快结束时，温家宝到勤政殿报告：“抢救过来了。”会议结束后，紫阳留下家宝，又详细询问了情况，叮嘱在可能时尽快转送医院。
这就是我所目击的胡耀邦同志发病的经过。这里，我想指出的是，贵刊所发的这篇文章中所谈到的，是作者在当天中午12点之后的经历，但是耀邦在2个小时前发病的第一时间，作者并没有在现场，他所了解的情况并不完整；他所否定和指斥为“臆造”的一些说法，有的是事实，有的与事实接近。
最重要的问题是，作者说，“我在做保健工作数十年期间，无数次的重病抢救中，从未见过有高层领导人在抢救现场指挥。”作者这些话，对其他人的抢救，想必符合事实，唯独不符合抢救胡耀邦的现场。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都在场，和我同坐在后排的芮杏文、阎明复、温家宝等列席会议的人员，都看到了，可以证明，大家都非常关心耀邦同志的安危。而且，作者还进1步说，“领导人我1个也没见到！难道他们见我来，都撤离了？”这句话不知道作者想说明什么问题。
胡耀邦同志是我们所尊重和爱戴的领导人。他在疾病袭来甚至可能危及生命之际，仍然坚守在他的岗位上。主持会议的赵紫阳同志在耀邦发病之后，立即叮嘱耀邦切不可起身走动，叫工作人员赶快请医生，在医生到达并开始工作后，决定中断会议，转移会场，以便为耀邦提供安静的抢救环境，这些都是事实。我作为目击者，有责任将亲眼所见讲出来，留给历史。
2012年6月12日

对《我所目击的胡耀邦发病经过》所提问题的说明

《炎黄春秋》编辑部：
看到贵刊2012年第8期刊登的《我所目击的胡耀邦发病经过》一文，对文中所提的问题，作以下说明：

一、我在贵刊2010年第2期上发表过《我参与了抢救胡耀邦》一文，当时我写这篇文章的原因呢？

1.鉴于社会不良风气，不断有媒体失真的报道。而胡耀邦是我十分敬仰的老一辈，又是我父辈的挚友和恩人。在我全权抢救胡耀邦的问题上，我要对社会和历史负责，不容有任何不实之处，这是我最根本的初衷。
2.我原文所写“1989年4月8日中午12点15分，突然接到中南海打来的电话，说‘胡耀邦病倒在怀仁堂’，我立即乘车直奔中南海”，以及我到怀仁堂后的全过程，字字句句都是真实的！
需要说明的是：从我接电话和我赶到抢救现场后，没有任何人向我介绍过胡耀邦上午发病后的经过，我始终认为我是第一时间到现场的。十分感谢作者翔实地写了此文，使我第一次真正了解了那天上午的真实经过。
3.那天，在我12点半到怀仁堂后，只和北京医院的钱贻简主任研究和处理着病情，没有见到任何领导人、任何家属和其他医院的专家在场，所以我曾郑重写文“以正视听”。
4. 我之所以对当天上午胡耀邦病后经过有疑问，根据是：
最主要的是：胡耀邦既然是上午9点多钟突发的心肌梗塞，怎么会拖到中午12点多才通知中央保健办公室呢？这是中央保健史上从没有过的事！例如1989年1月28日（距胡耀邦发病前不到三个月），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大师，在西藏日喀则发生急性心肌梗塞时，随十世班禅外出的人大常委会干部张建纪，第1个向作为保健局长的我报告，然后，我立即报告了中央保健委员会主任杨德中，这是正常程序。

其次，当我和钱贻简主任在怀仁堂研究病情时，胡耀邦当面否定了钱主任给我报告的“心脏病”。还说：“我不是心脏病。我胃痛，是胃病。”一位不认为是心脏病的高层领导，怎么会服用非医务人员给的心脏病的药呢？这似乎不近情理。
再就是，我在现场和钱主任看到的心电图，只是急性心肌梗塞，根本没有什么“合并心源性休克及心率失常、阵发性心房扑动、房室传导障碍”，此点可查证病历。

其他不赘述了

二、作者文中问，我原文中说“领导人我1个也没有见到!难道他们见了我，都撤离了？”这句话想说明什么问题。

对此，我答：这仅是，我对那天整个抢救过程中，未所见、所闻事情的反问而已，别无他意。为的是：给社会和历史留个清清楚楚的交代。

三、我也曾听到有人责问：［www.61k.com)“你不知道上午的事，也不问问？”在此，顺便解释一下。

这话，若是局外人，就不好多怪了。但在中南海工作过的，应该明白：中南海有纪律：不该问的，不问；不该看的，不看；不该去的，不去……我受熏陶几十年，这个还是懂的。况且是我认为没有的事，也没有根据再问什么。
四、感谢《炎黄春秋》编辑部给了我1个说明事实的平台。
王敏清
2012年8月13日

二 : 邓力群说胡耀邦民族政策错误

(www.61k.com)

三 : 胡耀邦与裴昌会

原文地址：胡耀邦与裴昌会作者：裴裵

裴昌会原是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副主席兼第七兵团中将司令官，在指挥所属部队阻止人民解放军南下的壶梯山、大荔以北的诸战役中，损兵折将，为了对自己所率十余万将士的生命负责，他考虑再三，决心率部起义。于是裴昌会派代表赴西安同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联系起义。时任一野政治部主任的胡耀邦出面接待，表示欢迎。 　　1949年12月23日，裴昌会率第七兵团在四川德阳孝泉镇向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出起义通电，同时电令兵团所属各军就地起义，除失去联络的孤军外，其余各军都复电随兵团起义。起义的第二天，胡耀邦来会见裴昌会，对他说，我来一是慰问你和起义部队，二是征询你还有什么疑难问题、有什么要求。我们是一家人了，请你敞开说吧！胡耀邦还说，关于率部起义的诺言，你没有失信，实现了你的愿望，我和你都高兴嘛！ 　　1950年8月，裴昌会率领的起义部队整训完毕，开往天水，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七军并编。部队整编结束后，裴昌会提出要转到地方工作，按照政策安排他和胡耀邦一起到川北行署工作。胡耀邦任川北区委书记兼统战部长，裴昌会任川北行署副主任兼工业厅厅长。 　　胡耀邦得知裴昌会要到川北工作，派统战部副部长刘玉衡专程到重庆去接他，都还在南充戏院为他召开了盛大的欢迎会。胡耀邦亲自安排裴昌会与自己同住1个院，同吃1个灶，同乘一辆车，相互信任，密切合作，关系十分融洽。裴昌会当时只有50多岁，精力也很好，经常到基层去。行署为他配有秘书和警卫员，他曾多次提出过取消。胡耀邦对他说，这是党的政策，一视同仁，不能取消。 　　胡耀邦除了严格按照党的政策对待裴昌会之外，在各方面还给了他许多特别关照。裴昌会起义[www.61k.com)后，到川北行署工作仍享受的是原来部队的供给制待遇，生活水平比较低，没有什么积蓄。为此，胡耀邦建议他改为工资制。这样，他的收入增多了，生活宽裕了不少。 　　1952年，胡耀邦调到北京工作，裴昌会也调到重庆任西南纺织局局长。1954年起，裴昌会担任一至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和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每次到北京开会，胡耀邦都要接他到家中相聚，吃顿便饭，一直保持着亲密的交往和良好的关系。 　　“文革”中，中国共产党有关起义人员的政策受到干扰和破坏，裴昌会率领起义的第七兵团近10万人中产生了大量冤假错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数以千计的人向裴昌会申诉。1982年，裴昌会的孙女在胡耀邦家中吃饭时，反映了有关情况，胡耀邦对她说：“无论何党何派，起码要讲信义，你祖父联系起义时我们是有保证的，共产党讲信义，我们对他负责到底。”在平反冤假错案中，凡是依据政策可以解决的，裴昌会都联系有关单位予以落实，不能解决的，他都及时向胡耀邦汇报。胡耀邦认真听取他的陈述，并及时作出处理。如成都解放时，对西安绥靖公署散在成都的3000多官兵，裴昌会是根据贺龙司令员的口头指示接收的，当时贺龙在大会上向这些人讲过按起义政策对待，但未形成档案，致使在落实政策中无据可查。1984年裴昌会向胡耀邦反映后，胡耀邦立即指示中央主管部门单独下了文件，使这些人落实政策的问题得到圆满解决。 胡耀邦 裴昌会

四 : 邓力群：我与胡耀邦同志的磕磕碰碰

1、调王忍之去《人民日报》搁浅

在这一年里，研究室出现了各种矛盾。在1983年3月发生雇工问题的争论，在书记处会议上，我说要调查研究，胡耀邦就说这是从概念出发。后来说要召开各省市研究室主任的会议，胡耀邦又说：这个会一开就给下面一个印象，中央关于雇工的政策变了。

到了1984年1月，胡绩伟不当《人民日报》总编，王若水也不当副总编了，就要调人进去。我找秦川谈话，与他商量意见，那时想把王忍之调去当副总编，另外还从社科院和其他单位调人，其中包括调沙健孙去理论部等。同秦川当面说得好好的，秦川还说，这次收获很大，但一转身他就到组织部去了，找到李锐，向他说了一通。接着，李锐就与内蒙周惠通了消息。周惠就打电话给万里，说：在一次会上，他与王忍之都参加了(王那时在计委吧，记不准了)，在一起开会，王忍之在那次会上发表了反对雇工的意见。周还和万里说：让这样的人去《人民日报》当副总编，我们不放心。这些事情我事先都不知道，等到我把原来商量好的名单提交书记处讨论时，万里就说：周惠来电话了，说王忍之反对雇工。让这样的人当《人民日报》副总编，他们不放心。李锐在这个问题上没说话，但从另一方面说话，他说：我这个人还算搞过新闻工作，这个工作可不简单，王忍之以前也没搞过新闻工作，一下到《人民日报》，工作很难接得上。这样，原来的调人方案就搁浅了。后来，我问王忍之：你是反对雇工吗？王说：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我在会上只讲过，包产到户以后，很多户都有剩余劳力、剩余时间，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有些专业户、重点户积累了资金，有钱；因此这两个东西合在一起，出现雇工这种现象是不可避免的。我只是说明这种情况。

后来，我专门把会议记录找来，从记录上看，王忍之确实没有反对雇工。这样，我就给胡耀邦写了封信，说明实际情况。王忍之并没有反对雇工，当然王也没表示坚决赞成雇工。我还把那个记录原件附在信后，还建议组织专门的同志对此事进行调查，弄清真相。我的信是写给书记处和常委的，王鹤寿说了句公道话，他说：王忍之这个同志，我知道是个不错的同志，不必专门组织调查了吧。但是，调任人民日报副总编的事就搁下来了。

到了1984年4月21日，那时邓小平同志说要做一个思想工作的决议，乔木组织了几个人在玉泉山搞方案，准备材料。一直不怎么成熟。后来乔木去了杭州。其他几个人在向书记处做汇报时，会上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意见，没做结论，让我去杭州向乔木通报书记处讨论的意见。我星期六启程去了杭州。

2、为陈伯达写的材料，胡耀邦对我责难

我到杭州以后，在下个星期一上午的书记处会议上，胡耀邦拿出一份陈伯达写的材料，说：陈伯达摆出一付教师爷的架势，引用列宁的话来教训我们，这样的事情是邓力群干的，邓力群不能这样干，今天他不在，等他回来以后，要和他谈这个事。乔石出来说：王力出来以后，表现疯狂啊！

为什么会出现陈伯达写材料的事呢？这里需要回溯一下。处理"四人帮"问题的时候，王力、关锋免于刑事处分，从拘留所放出来后回家了。陈伯达是保外就医，也回了家。一天，胡耀邦来到我的办公室，对我说：这几个人出来了。他们以前是做文字工作、作研究工作和写理论文章的，出来以后，还可让他们继续做点研究工作，写点文章。你去和他们联系一下。胡耀邦这样安排是好意，我当时就问胡，以什么名义去和这几个人联系？胡耀邦说，代表中央。这样，我就找王力谈了。王力这个人不安分，给我惹了一些麻烦，先不去说他了。至于陈伯达，我就想到"文革"中他这个人不负责任，推卸责任，最使我讨厌的是，他那时每次去红旗机关，都要问邓力群死了没有。因此我对他很反感。所以就找了他原来的两个秘书王保春、王文耀，让他们去与陈联系，转达中央对他的这个意见，说明他出来后还可以做研究工作，为党做点事。后来，陈伯达陆陆续续地写了些东西，有些东西属于小品，有些东西还有些看法。其中几份，我还交给了周扬，让周想办法处理一下。有一份讲对佛教的一种理解，我觉得有点意思，后来化名送给辽宁出版了。大约是1984年春天，陈伯达送来一份根据报纸材料写的东西。那个时候，对重点户、专业户进行贷款资助，陈把这些材料汇集起来，然后说：根据列宁的主张，对合作化将给予财政上的支持，而我们现在不支持合作化，而是支持个体户。陈伯达认为这违背了列宁的教导。以往陈伯达送来的东西，都在小范围里给几位同志看看，都没说话；而这份东西我没看，当时我正帮邓小平同志准备二中全会的材料，也照样送给有关人看，胡耀邦看了后就发了火。我想，可能胡耀邦看陈伯达写的材料时，认为与自己的意见不一致，看不下去，生气了，就忘记了这原本是他布置的工作。

那次会议，书记处研究室苏沛列席旁听。我那时在杭州，他就来电话说：胡耀邦发了脾气。乔木也为这事为我抱不平，他说：看来胡耀邦要整你，要搞掉你。乔木好像要为这事写信，那时陈云也在杭州，薄一波也在。这时正好《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根据胡耀邦的意见写的关于富民政策的文章。乔木对这个富民政策也不满意，想就这个问题给胡耀邦写个意见。原来乔木想三个人联名(他、我和陈云)写，陈云同志在党内有经验，说：这个形式不好，好像我们三个在外地的人，联合起来给中央提意见。这样就没有联名写信。乔木是想为我说话，我说，你不必这样做，我自己会写信的。

我从杭州回来后，就写了封信给常委，其中把这些事的原委都讲了。我还把胡耀邦当时委托我去做事的原话都附在信后面，使常委都知道这事。胡耀邦看了信后说：是不是在书记处的会议上议论一下这个事情。陈云看了信后，作了如下批示：邓力群在这件事上没有责任，以后对象江青、王力这样一些人，再也不要做工作了。

3、我的对照检查和一次谈心会

这时，宣传部和书记处研究室的整党工作已到了对照检查阶段。我代表书记处研究室室务委员会做了一次对照检查，我个人也做了一次对照检查。在此前后，在宣传部，我代表部委做了一次，个人也做了一次，先后共做了四次对照检查。据整党指导委员会的同志讲，书记处的成员在整党里头个人做对照检查的只有邓力群一个，更不要说政治局的成员了。我当时是认真对待这个事的，检查得好不好、深不深姑且不说，但态度还是很认真的。大概在1984年10月间(具体时间记不准了)，有一天，***、万里、胡启立、乔石说要和我开一次谈心会。好像是习主持，乔石说了什么，我记不得了。万里说：你这个人，前几年我对你的印象不错；这几年，我越来越感觉你不对劲，看来，你没有冲破"左"的思想框框。这是尖端的话。胡启立则现身说法，说自己吃亏吃了好几次，对于那些当面说好话的人，不能相信，不是那么回事。劝你对那些当面说好话的人，也提高一点警惕。这是一个谈心会，最后我表示：你们这些意见，我会好好考虑，既没表示同意，也没表示反对。这种小范围的谈心会在书记里面大概也只有这么一次。 本文标题：邓力群与胡耀邦-王敏清：我参与了抢救胡耀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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