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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若干问题规定-红七军团组尤其若干问题质疑

发布时间:2018-01-31 所属栏目:科技

一 : 红七军团组尤其若干问题质疑

红七军团组成若干问题质疑

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团是1933年6月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新组建的一个军团。1934年7月初,奉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以“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离开中央苏区,吸引国民党“围剿”部队,掩护中央与主力红军施行战略转移。10月到达闽浙赣苏区与新红十军会师,两军合编为十军团,原七军团改为第十九师。由此可知,红七军团仅存在了一年多时间。但关于其组成及编制情况,迄今为止,说法不一。笔者根据所见到的一些资料,特提出几点看法,以与党史界同仁共同商榷。并希望当年红七军团的老同志及熟悉情况的同志,能提出准确的解答。

一、关于红七军团的组成问题

1、当年曾任红七军团参谋长的粟裕在《回顾红军北上抗日选遣队》一文中说:“一九三三年一月,闽浙赣苏区的红十军调到中央苏区,成为红七军团的主要组成部分。”①

2、军事学院张国琦的文章,《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军编制情况》②(续篇)说:“红七军团是由原赣东北地区南下的十一军改编的。一九三三年六月七日,军委发出了《关于改编红第一方面军所属独立军团的通令》,其中决定将‘原十一军改为七军团’。”而红十一军则是“一九三三年初,中央电令红十军开到中央根据地参加第四次反‘围剿’。”“红十军与中央红军会合后,即改编为红十一军。”③

3、陕西社会科学院党史室所写《各路红军长征中的会师》说:“红七军团是原活动于闽浙赣边的红十军,一九三三年七月南下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与红十七师全合编成的,共六千余人。”④

4、某军事学院所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军事汇编之一)第九页说:红十军在“一九三三年七月,中央红军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后,乘胜进军浙赣边界,后南下中央苏区与红七军会师,从而合编为第七军团。”

肯定了红七军团是以原赣东北红十军为主组成的。但究竟是由红十军与红七军还是与红十七师,或者是与其它部队组成的呢?以上几种资料,互相矛盾。对于这个问题,当年任七军团参谋长的粟裕是最清楚不过的,但他的文章却没有谈及这点。

张国琦的《续编》则说:一九三三年“七月间,红七军团正式组建,计编二十、二十一、三十四等三个师;二十师以闽北独立师编为五十八团,邵光独立团编为五十九团,以建黎泰独立师等编为第六十团;二十一师以闽赣独立师与建泰独立团合编为六十一团,以工人第二师编为六十二团,将扩大的黎川模范团编为六十三团;还有十二军的三十四师(《源于七军团之编制及装备的报告》一九三三年七月五日)。”由此可知,七军团是由红十军与中央根据地的工人第二师及闽西红十二军的三十四师所组成。依据是当年七军团成立时给中央的有关编制及装备的报告,应是可信的。以上所说的各部队,除十二军之三十四师算正规红军外,其它各师团都是地方独立部队,这些部队是否就是原红十军?

陕西社科院党史室的七军团是由红十军与红十七师合编之说则无法令人信服。据查,红十七师按编制应属六军团建制,当时远在湘赣苏区,直至长征时六军团还一直保有该师建制。

同样,某军事学院的《军事汇编之一》所说也不能成立。

1945年1月,中央军委在延安召开原广西红七军军史座谈会。原副总参谋长,红七军老战士李天佑说:1930年夏,红七军“经将近万里转战,终于一九三一年到达湘赣苏区,”“六月到兴国桥头与主力红军会合,从此红七军直接在中央和三军团领导下参加了三次反‘围剿’。一九三三年夏季,在永丰大湖坪整编时,七军与二十一军合并成立三军团第五师。四年来七军的历史至此告终。”⑤

红七军老战士卢耀武也说:红七军从成立时,先后经过七次改编。“第六次在永丰大湖坪部队改编,第二十一军与七军合并,第七军番号取消,番号改为第三军团第五师。师长寻淮舟,政委乐少华。”“第七次,长征到贵州时,第五师全部改编为第十三团。”⑥

李天佑等红七军老战士的谈话,完全否定了红十军与红七军组成七军团之说。关于这点,我们还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论证。

首先从时间上来看,四次反“围剿”后,军委为统一整编红军,决定将小师小团合并为大师大团。首先加强主力一、三、五军团,然后再成立新的军团。因此,七军与廿一军合并成三军团五师在前,七军团成立在后。否则,七军与廿一军合并成五师后,怎么会再去与十军合并成七军团?反过来,十军与七军合并成七军团后,也不会再与廿一军合并成三军团五师,如不是这样,七军团那就不存在了。

其次,假如七军确与十军合编组成七军团。那后来七军团与新十军合并组成十军团,在怀玉山区失败时,除粟裕率少部突出重围外,其余全部牺牲或被俘。后来,这部分部队一直在闽浙赣边坚持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改编为新四军。而当年红七军的一些老战士如韦国清、李天佑、莫文骅等,要么就是在怀玉山牺牲或被俘,要么就编成新四军。但他们却都随三军团长征到达陕北,最后改编成八路军(韦国清后调往新四军)。因此,从以上两点分析,可以肯定,七军与十军组成七军团之说不能成立。

那么,全不会有些同志因寻淮舟、乐少华两同志以前曾是七军负责人,后来又是七军团负责人。所以,就认为七军团是七军与十军合并而成呢?红七军在第四次改编时,寻、乐二人曾担任过七军军长与政委。但第五次改编七军与廿一军合并成三军团五师时,他二人又分别担任师长、政委。七军团成立后,寻淮舟调任七军团军团长。而乐少华则是在1933年11月黎川失守后,七军团政委肖劲光被“左”倾机会主义者撤职,才接任七军团政委的。如果不了解这些事实,就主观臆测,那就未免有点牵强附会了。

二、关于七军团的编制问题

张国琦的《续编》说:七军团辖二十、二十一、三十四这三个师。

但邓友梅同志《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东方军片段)中说:1933年7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组建东方军。它由三军团的第四、五、六师和红七军团的第十九师以及闽赣省的独立师合编而成。”

林禾在《东方军入闽战斗概况》中说:“一九三三年七月一日,经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以三军团为主成立了东方军,东征福建。东方军由彭德怀同志兼总指挥,滕代远同志兼政委,由三军团和十九师组成,为配合作战,闽西三十四师和闽赣军区以及宁(化)、清(流)、归(化)分区所辖独立师、团、营统归彭、滕就近指挥。”“一九三四年一月初,此时七军团也共同作战,在沙县、尤溪间担任打援,并归三军团指挥。”⑦

当时的共产国际驻中央军委顾问李德说:“到一九三三年底建立了很多新的正规部队,例如:第十九、二十和二十一师(后来合并成七军团的一个师)。”⑧

这就与张国琦的说法相矛盾,张说七军团辖二十、二十一、三十四师。李德等则说还有十九师,这样,七军团岂不是有四个师了?

林禾的文章说东方军是1933年7月1日组建的。张国琦的《续篇》则说:“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八日,军委正式命令成立红军第七军团,以寻淮舟为军团长,肖劲光为政委,指挥三个师和一个独立团。”这样就将十九师排除在七军团建制之外。

张国琦所说依据是1933年7月5日《关于红七军团之编制及装备的报告》。这是最原始的材料,应当是可信的。然而,邓友梅、林禾、李德等人的说法,也有他们的根据,例如,粟裕的文章就谈到了这个问题,七军团“较长时间在中央苏区东线——东方军的编成内作战。”由此可见,东方军包括了三军团和整个七军团。这就证明了邓友梅、林禾的说法。而李德当时作为共产国际驻中央军委军事顾问,“自持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利用中国同志对共产国际的尊重,取消军委的集体领导,实行个人专权,专横跋扈,独断独行。他名义上是军事顾问,实际上是统帅,是‘太上皇’。”⑨因此,有关当时的部队编制情况,他肯定会全权过问,也必然清楚。

据此,我们不妨看看十九、二十、二十一、三十四师的演变过程。

二十师:张国琦在1981年《近代史研究》第二期《红编》与第四期《续篇》中说法就不同。《续篇》说:“七月间,红七军团正式组建,计编二十、二十一、三十四三个师,二十师以闽北独立师编为五十八团,邵光独立团编为五十九团,以建黎泰独立师等部编为第六十团。”但第二期《红编》却说:“据《红色中华》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刊载:最近为着执行党所提出的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的战斗任务,江西军区五分区决定猛烈扩大地方武装,于赣南成立工农红军第二十三军……。”一九三三年六月,红二十三军改编为二十师。此时(6月7日),正是“军委发出了《关于改编红第一方面军所属独立军团的通令》”之时,将小军小师小团合并为大的军团或大师大团,而七军团也正是此时组建。这样,1933年6月,岂不同时成立了两个二十师,哪一个是七军团的二十师呢?

三十四师:据张国琦在《红编》中说:“一九三三年三月六日,由闽西上杭、南阳、旧县一带的红军游击队组成的红十九军,在旧县成立。一九三三年六月,红十九军改为十二军之三十四师。”在此以前,“一九三二年十月,中央军委决定以十二军在江西的军部和三十六师与二十二军合编为二十二军辖三个师,罗炳辉为军长,邝朱权为政委。”据一些老同志回忆,那时,十二军便有一个三十四师。因此,可以肯定,以后的十九军是并入了原三十四师。6月七军团成立,三十四师拨归七军团建制,这有可能,在时间上也是吻合的。但三十四师在长征前七军团改编成“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时,却又调归五军团建制。谢良的《铁流后卫》说:长征过湘江时,“我们五军团只有十三师和三十四师两个师,如今三十四师没有过得了江,这是多么惨重的代价!”李德也说:1934年夏,“第七军团和独立三十四师在邵武以东地区抵抗陈诚的部队,以掩护第一、三军团的左翼。”⑩这样,又把三十师独立于七军团建制之外。因此,三十四师这一演变过程,基本上已经清楚。

粟裕同志在《回顾》中说:“当接受抗日先遣队任务时,由于在东线连续作战的消耗,全军团约有四千多人。为了执行新任务,突击补充了两千多名新战士,合计六千多人,其中战斗人员四千多人,分编为二个师,实际上各相当于一个大团。”而此时(1934年7月),三十四师已不在七军团建制之内,而七军团还有三个师的建制,这三个师按顺序排列,显然就是李德等人所讲的十九、二十、二十一师了。后来七军团与新十军合并成十军团,七军团缩编为十九师,这是否又是李德所说:“第十九、二十和二十一师(后来合并成七军团的一个师)呢?”

二十一师:李德在《中国纪事》中说:“根据我一九三九年的笔记中记载的一九三四年红军总参谋部的统计数字,……,新编第八军团由原来的独立二十一师和二十三师组成“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时”,实际上只有十九与二十师了。那么,这岂不是一个矛盾吗?”

总之,根据以上所见到的资料分析,关于红七军团的组成及编制问题,有几个疑问是值得弄清的。但目前关于红七军团的资料实太少,且有些又无法见着。因此,特提出这几点疑问,以与张国琦等同志商榷,并希望当年红七军团的老战士及熟悉七军团历史的同志,能就此事,作出正确的解答,以便全面地完整地反映出当年红七军团的斗争历史。

注释:

①《回顾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粟裕《解放军报》一九八一年七月二十六日

②《近代史研究》一九八一年第四期

③同②

④《近代史研究》一九八一年第四期

⑤《回忆红七军的历史》李天佑

⑥《广西红七军历史检讨》卢耀武

⑦《与红三军团有关的历史问题及文献》第一四0、一四八页

⑧《中国纪事》第四十九页 李德

⑨《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伍修权《星火燎原》八二年第一期第十八页

⑩《中国纪事》李德第八十七页

写于1987年8月3日

二 : clearcase 问题若干 (原创)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0-09-15 10:27:46/ 个人分类: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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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心,困扰了两天的在clearcase中不能用beyond compare比较两个结点的问题终于解决了:)记录下中间遇到的问题:

1. 之前我用的clearcase的版本是2002.5,这个版本貌似不支持静态view的第三方软件版本间的比较,升级到2003.06.10就可以了

2. 在创建snapshot view的时候遇到过如下两个问题:

“a view cannot be created under another view's storage directory or snapshot”

“storage directory must be in UNC style”

解决方法是将之前的目录和视图都删掉,重建view, 特别注意的是在建snapshot view时,在第二步,点“Advanced options..."按钮, 在打开的对话框中要选择”use server storage location".

3. 修改默认比较工具的方法是,修改..\rational\clearcase\lib\mgrs\map文件,将相关的"xcompare" or "xmerge"改成你所用比较工具的绝对路径,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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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行业混战问题凸显 谁来为O2O行业定规立标?

  O2O的火爆现状仿佛2011年团购领域“千团大战”的重演。各领域O2O企业发荣滋长,资本的大量涌入也让O2O企业拥有了“烧钱”占领市场的底气。然而,行业快速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许多问题。与此同时,O2O企业和消费者也表达出盼望出台行业标准的意愿,但标准由谁来定、怎么定、如何执行成为待解的难题。

  标准由谁来定

  O2O企业具备参与定立标准的资格,但企业之间的竞争关系导致了单一企业提出的标准难以普及。某O2O企业负责人坦言,目前市场竞争激烈,只有当公司在某一标准上略胜于竞争对手的时候才会在公众场合提出这一标准,是一种公关手段,由企业提出的标准难以被同行认可。

  率先制定出标准的第三方组织可以增加在行业中的影响力。世界O2O组织理事会曾表示正草拟《O2O行业基础规范和标准》,涉及OTA、洗衣、装修、地产、上门推拿等领域。然而,该组织是一家由专门做会展的主办方牵头成立,其专业性和权威性会受到质疑。

  一拍一修创始人伍励提出,希望政府主管部门可以鼓励新型组织、形成行业联盟,促进行业标准化、规范化。目前,工信部、商务委等部门均与O2O行业相关,消费者权益的问题又会涉及工商局、消费者协会等部门。业内人士指出,目前我国对互联网行业的管理仍处于“九龙治水”的局面,而在标准制订上业务难免有交叉。

  亟须维权渠道

  多数O2O企业认为改善用户体验、解决维权问题是当务之急。用户体验包含配送速度、服务质量、专业程度等多个考量维度。维权应在效率和态度上有严格规范。未来若出台行业标准,这两点必须囊括其中,不同行业可根据服务内容细化。

  快方送药创始人熊华林称,国家对药品监管很严,对药品的温度及湿度都有要求。在送药O2O的细分领域,送药速度和送药过程中的药品安全性是最需要被明确的标准。

  荣昌e袋洗董事长张荣耀表示,O2O行业每时每刻都在变化,标准需要在推广中不断调整和修改,过去可能是几年换一个标准,现在可能半年就要进行调整。同时征询政府有关权威部门和专业机构的建议。

  深圳消费者委员会秘书长冯念文表示,标准对行业来说可以复杂,但对消费者一定要简单。标准落地的关键是消费者能参与,消费者要监督标准执行。

  立规易执行难

  由于缺乏政府参与,规范缺乏效力是消费者最头疼的问题。洗衣O2O是传统行业在线上的尝试,去门店化却让消费者投诉无门。此前曾有消费者投诉称通过手机App预约了上门洗衣服务,3件衣服洗坏了两件,投诉后却被推卸责任,约定的补偿也迟迟没有到位。

  此外,高标准的约束不利于新生企业的发展。业内人士指出,小型O2O企业在发展初期缺少资金、技术;在企业管理与行业经验上也不足。

  另外,对于从业人员标准化培训尚不到位,若仅参考成熟企业来制定标准,不利于新兴企业的参与,长此以往会形成寡头垄断。

  北商研究院分析认为,O2O行业关乎市民生活,应鼓励其发展。但在安全性、维权渠道等方面应提出标准,并由政府监督执行。而行业细化标准可交还给市场进行优胜劣汰,过于死板的标准或影响市场活力。在相关标准出台前,消费者仍可通过《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进行维权。

  北京商报记者 李铎 肖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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