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为中将郑维山平反的前前后后
原载《党史博览》2002年1月
1969年6月至1971年1月，郑维山出任北京军区司令员。
“文革”初期，时任副司令员的郑维山遵照周恩来和叶剑英的指示，在极其复杂困难的情况下，带领部队对北京和华北地区的多起突发事件进行处置，制止武斗，收缴武器，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为首都安全做出了贡献。1969年他奉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命令，带北京军区前指和部队赴内蒙古地区，保证了稳定北疆，增进民族团结，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活，毛泽东、周恩来给予了充分肯定。
“文革”动乱中，北京军区地位举足轻重，郑维山在逆境中主持工作，他忍辱负重，尽职尽责，苦撑局面。1970年庐山会议后，北京军区党委第十二次扩大会议开了50多天，郑维山在会上据理力争，险些病倒。最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出面，才勉强收场。
1970年12月16日，毛泽东在三十八军党委上送的《关于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集团的报告》上批示，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一次，各师要有人到会，时间要多一些，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托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
从此，郑维山的厄运来了。
1971年1月9日，北京军区召开党委扩大会，后来军委座谈会也并入，这就是华北会议。主要是揭批陈伯达，并严厉批判李雪峰、郑维山。会议分小会（北京军区、北京、天津、河北省负责人）、中会（省、市、军以上干部）、大会（全体人员）三种形式。由李德生、纪登奎主持，黄永胜、李作鹏到会，却不讲话。
陈先瑞回忆，毛主席说江青在华北会议上“反林有功”，江青也自认为立了大功，时常出现在会议上，并多次讲话。“杨余傅”事件就是“华北山头”，同志们想想，他们就在主席身边搞“山头”，这多么危险！现在查清楚了，这个“华北山头”不仅大得很呀，还有历史性和隐蔽性呢，军队的同志不能掉以轻心。聂荣臻、罗瑞卿，还有杨成武、郑维山、傅崇碧，他们都出在华北。华北是“坏人”当道。不知道为什么江青对北京军区的仇恨这么大，对北京军区的一些人和事记得那么多，她在一次会上一口气点了北京军区十几个人的名，而且每个人的名前都冠以“王八蛋”。在“文革”那个特定的时期，被“伟大旗手”江青点名，等于在政治上被判了死刑。
江青还说，“华北山头主义”顽固得很呀，这个陈伯达就是“华北山头主义”的政治头头，是太上老子。陈伯达为什么敢反党反毛主席，就是因为他有“华北山头”作后盾。他有个武将叫郑维山嘛，郑维山和陈伯达搞在一起反对林副主席，看来，北京军区不改组不行了。
这回没有人敢保郑维山了，他先靠边站，接受批判，最终失去了自由。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郑维山以为有出头之日了，没想到江青却把“华北山头”的标签从陈伯达身上贴到林彪身上，说北京军区是林彪经营多年的“山头主义窝子”。郑维山“摇身一变”，从反林彪又成了林彪的一员大将，伙同林彪反党。被押往安徽山区一个农场监督劳改。
“四人帮”被打倒已经两年有余了，被关押八年的郑维山仍是囚徒。
郑维山的子女给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写信，要求早日对父亲的问题做出结论。聂荣臻批示：请总政干部部阅处。
郑维山子女的信和聂帅的批示，转到总政。
1978年11月16日，总政落实政策办公室给主任韦国清写了一个报告。
因为郑维山曾是北京军区司令员，建议北京军区做出审查结论。
12月12日，北京军区请示总政，郑维山已调离原职，其行政和组织关系均已交总政管理。鉴于此种情况，我们建议由总政负责做审查结论。
12月29日，胡耀邦召集公安部、总政和北京卫戍区有关人员交代处理阎仲川等人的问题时，提到原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
1979年2月1日，总政落实政策办公室根据胡耀邦的这个指示精神提出，郑维山的结论，拟由总政会同北京军区，对他的错误事实重新核实，提出意见，上报中央，请中央军委审批。对郑维山先结束“劳动”，由总政派人接回北京，住在招待所，等待结论。总政主任韦国清批示：遵照聂（荣臻）副主席对郑维山同志给中央、中央军委的信的批示办，同意解除劳动，调回北京，等待结论。
徐向前也打电话过问此事。
很快总政落实政策办公室派人将郑维山和家属接到北京，并解决过党的生活、看文件以及派警卫员、坐车等问题。
总政落实政策办公室的徐厚田处长起草了为郑维山平反的第一稿。因为当时手头没有材料，基本上是按着郑维山的检讨写的，写了郑维山被隔离审查的情况，聂荣臻等领导同志的批示。郑维山的主要错误，一、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两次表态同意设国家主席；二、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在关于抓杨勇同志的问题上与老帅当面对质，是错误的；三、在五台山给林彪修纪念馆；四、把陈伯达捧为北京军区“太上皇”；五、“支左”中“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郑维山审查结论，一、表态支持设国家主席是错误的。1969年，在林彪和军委办事组授意下，修建五台山林彪纪念馆，负有领导责任。还有几条如支左和抓杨勇与老帅对质，不好写入结论，算结论之外。
第一稿写好后，征求了郑维山的意见，他不同意。说这是根据我的检讨写的，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不得不那么说。现在应该对华北会议批判我的几个问题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7月13日，郑维山写报告给胡耀邦，要求为“华北山头主义”平反。
因为，“华北山头主义”不平反，他的平反也不可能。
胡耀邦批示：郑（维山）的这次报告是要求为平反所谓“华北山头主义”的问题。“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一伙不断反“华北山头”，矛头指向聂总，并株连了不少的人。当然是一个莫须有的罪名。聂总不便多说。由于是非未清，又还有些同志受株连。我建议采取适当办法，对此案予以澄清。
7月14日，总政副主任史进前打电话给落实政策办公室的徐厚田，说昨天看见聂帅时，聂帅问，郑维山同志的问题要快点儿解决，可以代中央起草个文件，发县团以上单位，因为这个华北“黑窝子”的问题牵连了不少同志，要解决好。
7月22日，在总政主任办公会议上，副主任梁必业、朱云谦说，郑维山的结论应由北京军区作，如坚持不作，军区党委要正式写报告表态。
7月29日，总政电话通知了北京军区。
8月27日，总政落实政策办公室给韦国清主任、梁必业、史进前副主任写报告，说北京军区秦基伟司令、袁升平政委一再表示，不了解郑维山的全部情况，无法作结论。建议将我们的初稿征求北京军区的意见。
9月1日，北京军区政委袁升平批示同意总政落实政策办公室关于郑维山问题结论的初稿，司令员秦基伟圈阅。
郑维山的平反之所以艰难，是因为他并不是“文革”初打倒的，而是在“文革”中工作了三年。包括上层，很多人认为没有在“文革”一开始被打倒就是有问题。
郑维山资历很老，从朝鲜前线到北京军区，却老是副职。直到1967年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司令员杨勇相继被打倒，他才坐上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椅子。很多人传，抓杨勇是郑维山干的。此时杨勇已经从新疆军区司令员调任副总参谋长，他虽然一句话也没说，但很多人为他鸣不平。这使郑维山的平反艰难起来。
当初，杨勇是怎样被倒的呢？
1967年初，廖汉生因为和贺龙有亲戚关系，最先被“烧焦”。
“二月逆流”后，杨勇也被莫须有的罪名打倒。
徐向前回忆，当时叶剑英说，上峰的意思，杨勇要“烧而焦”。
时任北京军区政委的陈先瑞说，杨勇被关起来后，他曾两次给毛主席和林彪写信，军区一刻也没有压他的信，立即上送了，上面没有人说话。在杨勇同志被打倒后十来天，毛主席2月3日在接见阿尔巴尼亚来我国访问的卡博、巴卢库时说，北京军区司令部里的人要打倒萧华，结果被别人打倒了。这说明毛主席也是知道的。3月，上面追查抓杨勇的问题，军区写了报告，并请求批示，但上面没有答复。“九大”期间，毛主席在一次讲话中说，北京军区杨勇是怎么回事？周恩来在传达毛泽东“九大”期间的几次谈话中，讲到了杨勇、廖汉生被抓的问题。为此事，北京军区组织人员进行了清查。有人借机把矛头指向郑维山和我，并提出谁是抓杨勇、廖汉生的主谋，说这是北京军区大鬼小鬼之间打架，要求军区领导成员向毛主席写保证书，讲清事情的经过。
1973年12月，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毛泽东说，杨勇同志是哪个方面下命令抓起来的，我不知道。这话被北京军区管理局的一个副局长得知，马上写了一份揭发军区陷害杨勇的材料。1969年10月，因紧急战备把杨勇疏散到外地，制造汽车相撞事故，企图把杨勇撞死。1971年1月，杨勇在部队打篮球摔伤，送到石家庄和平医院治疗，有人授意要截掉杨勇的一条腿，使其终生残废。
如此耸人听闻，北京军区党委非常重视，由当时军区第二政委纪登奎亲自负责，认真清查了三四个月。这时郑维山已经被打倒，重点落到政委陈先瑞的头上。要是罪名成立，陈先瑞肯定逃不掉。幸亏周恩来过问，纪登奎在军区常委会下了结论，杨勇、廖汉生被抓，北京军区没有责任。至于上边谁批准的，怎么定的，你们以后也不要问了。还有对杨勇制造车祸、截腿，都是子虚乌有。这样，陈先瑞才被解脱，而郑维山却因为其它罪名继续“劳动”。
郑维山作为副司令员，他有什么资格抓司令员呢？而且，很快他也被造反派关了起来。是军委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亲自给军区造反派打电话下命令，郑维山才被放了出来。
聂荣臻在电话中对史进前说，我可以证明抓杨勇与郑维山无关。
但是，郑维山的结论时还有几个问题，一、慈县问题；二、冀东“黑党”问题；三、同公安部副部长于桑两次去天津的问题。
落实政策办公室的徐厚田重新搜集资料，找郑维山谈话，代中央起草了为华北“山头主义”平反的文件初稿。稿子送聂总、徐帅审查。徐帅批示：不了解情况。聂荣臻对草稿亲自作了修改，10月29日退回,并指示快上报。
10月30日，史进前说，聂帅讲，你们总政办事太慢。
于是，当日作急件报总政主任。
12月6日，中央发了1979年93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为所谓“华北山头主义”平反的通知》。
郑维山同志1979年7月13日向中央、中央军委要求澄清所谓“华北山头主义”的问题。中央经过查证，认为所谓“晋察冀山头主义”、“华北山头主义”完全是林彪、四人帮强加的莫须有的罪名，是他们蓄意制造的冤案，现中央决定予以公开平反。
1968年3月，“杨余傅事件”中，捏造了一条“晋察冀山头主义”、“华北山头主义”的罪名，之后在北京军区一次又一次地大反所谓“华北山头主义”，前后达七年之久。他们把当时军区一部分领导作为经营“华北山头”的代表，对这些同志罗织罪名，残酷地进行打击迫害，并把矛头直接指向在华北地区担任过主要领导工作的聂荣臻、徐向前、罗瑞卿、杨成武等同志，特别是对聂荣臻同志，每次都要进行恶毒的攻击。他们把北京军区党委分成“华北山头”的和受“华北山头”排斥的，把部队分成“六字号”的和“非六字号”的，把机关群众分成“保山头”、“爬山头”和受“山头主义打击迫害”的，以此分裂军区党委、分裂部队、分裂机关群众，株连了大批同志，搅乱了人们的思想，严重地破坏了部队的团结和建设。他们还通过各种形式，把捏造的所谓“华北山头主义”的等等罪名扩散全国，使原华北军区的干部背上了沉重的政治包袱，造成了严重的恶果和影响。
在此期间，他们在北京军区掀起了三次反所谓“华北山头主义”的高潮。
一是“杨余傅事件”后，捏造北京军区“在杨成武操纵、干预之下搞山头主义”。林彪当时曾指令北京军区党委立即召开第十二次全委扩大会，并派黄永胜、吴法宪、谢富治等人坐阵指挥，强令会议“揭山头主义的罪行，批山头主义的危害，肃山头主义的流毒”，把“山头主义批透”。以后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叶群等又亲自出马讲话，大造反革命舆论，诬蔑北京军区对内“排挤外来部队”，“排挤外来干部”。造谣说对三十八军采取了“搞臭、撵走、摧垮”的六字方针，把对干部的正常调动处理，都和所谓的“山头主义”联系起来。还诬蔑军区在领导班子里搞华北山头的“清一色”，在机关搞“以人划线，镇压群众”。对外“反政反民”，向江青“要开枪权、扫荡权”，并且胡说这种“山头主义已发展到不跟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危险地步”。就这样给北京军区制造了一个所谓“华北山头主义”的罪名。
二是陈伯达反党问题公开揭露之后，他们又把所谓“华北山头”同陈伯达扭在一起。1972年初，江青在中央召开的华北会议上（后一段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的领导人参加进来，开成了一个全军性的会议），编造了一整套的谎言，说什么“陈伯达是北京军区的‘太上老子’、‘政治头头’”。把郑维山同志奉命陪陈伯达到内蒙视察，说成“背着中央”，为“庐山反党做准备”。并说这次“周游”“可能是和勃列日涅夫到阿拉木图遥相策应”。说郑维山同志“伙同”、“勾结”陈伯达反对林彪，在庐山帮助陈伯达反党夺权，“陈伯达在庐山那样有恃无恐”，是因为“有北京军区给他作后盾”。公开诬蔑北京军区有一套“打烂三十八军，乱保定，攻北京，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战略计划”，成了“一块反革命根据地”。她还疯狂攻击“华北山头有历史性”，“从聂荣臻、杨成武到郑维山、傅崇碧，一个班底接一个班底”，“是坏人当道”。恶毒诬蔑聂荣臻同志“从37年就搞山头主义”，是“华北山头”的“黑后台”。所有这些，全部都是蓄意的诬蔑和捏造。
华北会议上，还对北京军区主要领导进行了改组。
三是“九一三事件”后，“四人帮”制造了新的谎言，又掀起了反“华北山头”的高潮。他们原来把所谓“华北山头”说成是反林彪的，现在又把所谓“华北山头”说成是跟林彪的；原来他们说陈伯达是北京军区的“太上老子”，现在又说北京军区是“林陈反党集团经营多年的山头主义窝子”；原来他们把北京军区说成是陈伯达篡党夺权的“后盾”，现在又说成是林彪在首都发动反革命政变的“墙角”；原来他们把郑维山说成是勾结陈伯达反对林彪的“武将”，现在又说成是林彪的“大将”。这样，在北京军区的“批林整风”、“批林批孔”中，又多次开展了“捣华北山头主义窝子”的运动。除继续批判郑维山外，变本加厉，又捏造了一个所谓的“华北山头的第四套班底”，作为靶子，加以批判。上述种种卑劣作法，充分说明了所谓“华北山头主义”是一桩彻头彻尾的冤案。
中央确认，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有在华北地区战斗过的部队和工作过的同志，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为革命事业是做出了宝贵贡献的。林彪、“四人帮”把晋察冀军区、华北军区、北京军区的光荣革命史，横加诬蔑诽谤，完全是出于他们反革命的政治需要。因为他们把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看作是他们搞反革命政变的严重障碍，所以三番五次地掀起反“华北山头主义”的恶浪，千方百计地要把过去曾在华北工作过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当时北京军区的一些领导同志打倒，以便实现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这是问题的实质。
现在中央正式宣布：所谓“晋察冀山头主义”、“华北山头主义”、“林陈反党集团经营多年的窝子”、“坏人当道”等等，纯系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彻底推倒。凡有关所谓“晋察冀山头主义”、“华北山头主义”的文件、讲话、简报和个人检讨材料一律撤销，凡由于这个案件受到打击受害和株连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此件发到县团级，北京军区传达到全体党员干部。
虽然为“华北山头主义”平反的文件发了，但有些单位落实的不够，有的单位没向下传达，有些同志的职务受了影响没有调整，郑维山的平反也还拖着。
郑维山到底有什么“罪”呢？
中央1971年6号文件记载，1971年1月24日周总理在华北会议上的讲话提纲第三部分是李雪峰、郑维山的错误和中央的决定，主要说郑维山紧跟反党分子陈伯达，反对党的“九大”路线，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的严重错误。还说郑维山一贯闹宗派、拉山头、搞独立王国，在组织上犯了严重错误。再有就是家长制，搞一言堂，错误是历史性的，郑维山跟着杨成武搞“山头主义”，“独立王国”。
经过复查，这些问题基本都不存在了。于是徐厚田又起草了为郑维山平反的第二稿，经过反复修改，1980年7月12日最后定稿。从1978年11月6日开始接收郑维山，到1980年9月22日最后上报结论，郑维山的平反前后拖了10多个月。
1981年8月3日，胡耀邦对南萍同志的问题批示，（杨）尚昆、（韦）国清同志：南萍一案，是1972年清算林彪反革命一伙被牵连进去的。现在看，因当时“四人帮”的干扰和插手，对当时军队被审查的一些同志定性和处理是错误的，其中有名的10名“大将”中的两员，郑维山同志已经改正，李雪峰同志虽然错误严重，但永远开除党籍，中央同志认为也是错误的，也准备改。
中央组织部1982年8号文件关于落实政策要善始善终的问题，提到坚持“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的方针。……对“文革”中既犯有错误，又受过错误处理的，要考虑到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对其所受的错误处理应予以平反纠正，对其说的错话，办的错事，要教育本人总结经验教训，一般不写入结论。
郑维山终于被彻底解脱。
1982年，郑维山被任命为兰州军区司令员，临行前小平接见他，说到作战问题，你是内行，我就不讲了。我主要强调两点，一是用20年时间绿化大西北，造福子孙后代；二是培养选拔好10个接班人。在西北任职期间，郑维山先后行程7万多公里，进行现地调查研究，按军委防御作战方针搞出了一套完整的、现代条件下的西北地区防御作战方案。
不管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被误解、被审查、被关押中，郑维山对党对革命事业坚贞不渝，始终如一。病重期间，他一再要求医院停止抢救，省下钱来用于统一台湾。直到去世前几天，他还致信中央军委，祖国一定会统一，祖国的明天一定会更美好。
2000年5月9日，郑维山在解放军总医院逝世，享年85岁。他生前留下遗嘱，逝世后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不进八宝山，遗体供医学解剖研究，骨灰撒到家乡大别山。他对自己一生的评价，只有两句话，我是一名老共产党员，是人民军队的一个老战士。
（附）郑维山简历
1915年8月郑维山出生在河南省新县泗店乡屋脊洼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7受黄麻起义的影响，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930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月参加赤卫队，任副指导员，6月带70余人编入中国工农红军。到1933年他已经身经百战，担任主力师政委了。
长征中，他三次爬雪山，过草地。在西路军河西走廊作战中，他参加指挥了四十里铺、永昌、八坝、水磨关、倪家营子、梨园口、康隆寺等多次大血战。战斗中，他身先士卒，浴血奋战，几陷绝境，直战至头部负伤。在西路军失败后，他一心向党，冲过马家军的层层封锁和搜捕，历经艰险，百折不挠，回到延安，后入延安抗大学习。
抗日战争中，他任晋察冀军区抗日军政学校主任军事教员、抗大二分校主任军事教员，抗大二分校副校长，军区教导团团长兼政委，先后培养了2000多名抗日干部，其中不少同志后来成为我军的高级指挥员。在此期间，他率领教导团参加了百团大战和五一反扫荡。1941年秋，日军集中重兵对我晋察冀边区实施报复性“铁壁合围”，抗大二分校和军区后勤机关陷入重围，情况十分危急。郑维山奉司令员聂荣臻的命令，立即查明敌情，利用敌人扫荡间隙，巧妙掩护1000多人安全突围。1943年起，他先后任第四军分区副司令员兼行唐前线总指挥、分区司令员，与其他领导同志一起组织军民开展了有力的抗日斗争。
解放战争期间，他历任张家口卫戍司令员，察哈尔军区司令员，晋察冀野战军第三纵队司令员。1946年在张家口保卫战中，他主动扩大警戒范围，指挥部队顽强阻击，迟滞了敌人从张北偷袭张家口的行动，为晋察冀党政领导机关安全转移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受到了军区的高度赞扬。在保北阻击战现敌人胶着时，他和胡耀邦政委以及文年生一起向“野司”建议，就地继续坚持阻击，诱敌误以为抓住了我军主力，引出了敌第三军从石家庄北上，创出了清风店歼敌的战机。之后，他率两个旅与兄弟部队一起，在保北顽强阻击敌人，保证了我军主力在清风店全歼敌第三军，活捉敌军长罗历戎的重大胜利。在石家庄战斗中，他指挥所部与兄弟部队一起攻克石家庄，开创了全国攻坚大城市的先例。在涞水庄疃战役中，他断然主动率部出南，歼灭傅作义的嫡系“虎头师”，击毙了师长李铭鼎，迫使军长鲁英麟自杀，给新任华北“剿总”的傅作义以当头棒喝。1948年春，他参加察南战役，之后率部出击平北、冀东，进行了长达六个月的“牵牛战”，牵制了华北敌三个军、一个骑兵师，配合东北部队作战。这期间进行了强攻上下店、两打古北口、两打石匣镇、奔袭贾家营等战斗。
1948年10月，蒋介石密谋偷袭石家庄，危害我党中央，周恩来副主席、聂荣臻司令员命令三纵队必须在五天以内到达行唐沙河一线，阻击进犯之敌。郑维山率部从涿鹿出发，昼夜兼程，强行军500多里，提前一天到达阻击地域，粉碎了蒋介石危害党中央的图谋。
平津战役中，三纵奉命从西面和西南面包围敌三十五军于新保安，郑维山发现敌一０四军西进接援，在无法得到兵团指示的情况下，他当机立断，以对战役全局高度负责的精神，分兵东进，将援敌阻于碱滩以东，击退援敌后，他不恋战，放弃缴获和抓俘虏的机会，毅然回防新保安，出色完成了上级赋予的围城任务，连续受到兵团、军区、军委的通令嘉奖。之后与兄弟部队一起，消灭傅作义王牌三十五军于新保安。接着进军大同，复又回师包围北平。
然后他作为六十三军第一任军长，1949年4月，率部参加太原战役，攻克双塔寺，突破首义门，铲除了国民党在华北最后一个堡垒。随后六十三军编入第一野战军，挺进大西北。他指挥血战窦家山，打开兰州大门，占领黄河大桥，截断马家军退路，对兰州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尔后巧布三路奇兵，突击宁夏中卫，迫敌八十一军起义，促使宁夏国民党余部联名向我军投降。
1950年10月他任第十九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抗美援朝爆发后，他于1951年2月赴朝作战，协助杨得志、李志民指挥了第五次战役、夏季防御作战和开城保卫战。1952年7月，调任第二十兵团代司令员，组织指挥了志愿军东线的1952年秋季战术反击作战和1953年夏季反击作战第一、二阶段作战。作战规模由小到大，直至突破了敌人整师的坚固防线，形成了整个战线中的主要方向，为组织实施金城反击战创造了条件，提供了经验。在北汉江东岸作战中，又成功地实施了3500人和数百门火炮在敌前昼夜大潜伏，一举突破敌两个师的防御正面，突入敌纵深十余公里，创造了志愿军在阵地防御攻坚作战中一次歼敌一个团大部的范例。之后，他参与了金城战役的组织计划和作战方案的制订。
从朝鲜回国后，1954年8 月他入南京军事学院学习。
从1955年2月至1971年1月先后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他对部队的战备训练和各项建设，呕心沥血，他重点抓了战备布防，反复勘察华北地区地形，创造性地贯彻了“积极防御”和“重点设防、重点守备”的作战思想，对各个重点工程和重点地域甚至每一条坑道都亲自定点，组织施工，检查验收。根据军委指示，他先后两次去东北、西北察看地形，制定与友邻部队协同作战的预案。1966年河北邢台地震，他陪周总理到灾区视察，按照总理指示指挥部队开展抗震救灾，组织“万人宣传队”宣传发动群众，自救互救，恢复生产。
聂荣臻称他作战心细如绣花，善捕战机，多谋善断，具有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是我军功勋卓著的一员虎将。他胸怀坦荡，光明磊落，刚直不阿，无私无畏。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爱憎分明。他工作雷厉风行，处置果断，敢负责任、敢担风险，标准高，要求严，工作起来不知疲倦。他处处以革命利益为重，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立党为公，严于律己，清正廉洁，艰苦朴素。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和建设，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曾载于《党史博览》，作者重新修订）
二 : 冯占海将军的前生后事
年年九一八，中华民族难以忘怀的抗日英雄谱，冯占海，是1个不用想起也从不会被忘记的名字。11月6日，是冯占海将军诞辰115年纪念日。本文作者冯树棠先生，是冯占海将军第三子。在爸爸又1个诞辰日到来的时候，今已年近八旬的冯老先生，以深厚的感情追述自己敬仰并深爱的爸爸不平凡的一生。
冯占海将军的前生后事
——纪念爸爸冯占海诞辰115周年
冯树棠
策划人语
从今年开始，“九一八”已被正式确立为中华民族的国耻日——这个中华民族最沉痛的日子，也是中华儿女不甘沦落奋起反抗日本侵略、用热血点燃抗日烽火的开始。
年年九一八，中华民族难以忘怀的抗日英雄谱，冯占海，是1个不用想起也从不会被忘记的名字。作为吉林最早树起抗日大旗的民族英雄，他的名字和“冯”字三角旗，已是中国抗日战争的标志之一。
11月6日，是冯占海将军诞辰115年纪念日。本文作者冯树棠先生，是冯占海将军第三子。在爸爸又1个诞辰日到来的时候，今已年近八旬的冯老先生，以深厚的感情追述自己敬仰并深爱的爸爸不平凡的一生。作为冯占海将军的至亲，他是英雄生命的亲历者，也是其精神与事迹的发掘者与弘扬者，文中除了我们熟悉的抗战事迹，还有许多内容是鲜为人知的。
为此我们特别策划这块专版，让读者更多更深地了解冯占海生命经历的同时，也是对有关历史资料做一份有益的补充与备案。
这两张打着“冯”字旗的老照片，已是抗日战争史的经典资料。
冯占海将军在吉林的影像。本版照片均为冯树棠提供
爸爸冯占海是一位具有重要影响的历史名人。
1931年日军入侵我国东北，国难当头的时候，爸爸是首批勇举义旗、抵抗日军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将领之一，并从此开始他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人生……今年11月6日是爸爸诞辰115周年，特此撰文深切缅怀。
爸爸冯占海，字寿山，1899年11月6日出生于辽宁省锦县（今凌海市）班吉塔镇西杂木林子村。幼年丧父，家境贫寒，仅读私塾8个月，9岁辍学去给别人家放猪，直至18岁去沈阳投军。先在姨夫张作相身边当勤务兵，后被送入东北陆军讲武堂第三期步兵科深造，毕业后在当时的奉军中任职。
1924年，张作相出任东北边防军驻吉副司令长官兼省政府主席，调我父任长官公署卫队团少校营长。
1927年，卫队团老团长病逝，爸爸升任卫队团上校团长。上任伊始对卫队团进行全面治理整顿，用两年多一点的时间，即把卫队团打造成了一支军纪严明、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部队。卫队团辖步兵三营，骑兵、炮兵各一营，迫击炮、重机枪、通讯、工兵各一连，拥兵3000人，属特种加强团，相当于1个旅的实力，在省内名列前茅。时爸爸仅而立之年，他的年轻有为、才华出众、治军干练、成绩卓越，受到社会各界的格外关注。冯占海卫队团遐迩闻名。
“冯家军”与吉林抗日义勇军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军入侵占我国东北。年仅32岁的爸爸，三次拒绝敌伪的威逼诱降，于当年9月末，打出一面绣着“冯”字的大旗，率卫队团3000健儿，毅然通电举兵抗日。
爸爸率卫队团渡松花江北上时，沿途遇日伪军阻截，一路边打边进，于10月末抵达舒兰县，收编了当地具有爱国心的绿林武装。青年们踊跃报名参军，民众见有“冯”字大旗，就把这支抗日队伍称其为“冯家军”。
部队向五常县进军时，吉林省抗日临时政府在宾县成立。爸爸在五常宣誓就职吉林省警备司令，组建起万余人的警备军，展开了御敌之战，连战连捷。时许多东北军爱国官兵加入警备军，伪军中有的整建制地携带枪支反正投诚，部队猛增至两万余人。张学良电令宾县临时省政府把警备军调整为边防军，委任我父为吉林边防军总司令。
1932年1月，日伪军进犯哈尔滨。爸爸会合依兰镇守使兼24旅旅长李杜在哈市外郊击退进犯之敌，第一次哈尔滨保卫战获大捷。云集在哈市的将领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吉林自卫军”，总部设在哈市，公推李杜为总司令，我父为副总司令兼右路军总指挥。
2月，日军动用飞机、坦克、重炮在伪军的配合下再次进犯哈尔滨。哈尔滨失陷，爸爸遂率部奔赴依兰。
4月，自卫军重振旗鼓，兵分三路反攻哈尔滨。日军乘依兰兵力空虚，于5月17日突入依兰。爸爸就这样同自（www.61k.com）卫军失去了联系，遂率部返回宾县。经军事会议研究决定，将本部改称为“吉林抗日义勇军”，爸爸任总指挥。
6月，爸爸决定南下攻取伪政权心脏吉林市，重新开辟抗日局面。部队南下屡战重挫敌伪，连续收复数县，9月攻占了吉市外围。然市内有重兵扼守，围攻数日不下。爸爸当机立断，决定率主力四万余人转进辽西热河请求补给，以图返吉与敌再战。
吉林抗日义勇军改编后的命运
1933年1月，爸爸率部艰难地到达热北重镇开鲁城。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张学良，派员前往进行慰问，并将我父所部吉林抗日义勇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63军（暂编1个师91师），任命我父为63军中将军长兼91师师长。部队整编过后，遂参加热河保卫战和长城抗战。
热河失陷后，张学良被迫下野，何应钦就职。蒋介石对由爸爸率领的吉林抗日义勇军改编的63军放心不下，令何应钦对63军进行清肃整军。整肃后的63军锐减至两万余人，蒋介石又派亲信出任副军长，并在军中设置政训处加以监控。
1934年3月，63军由察哈尔怀来调至河北高邑及其附近八县驻防，军部设在高邑。
1935年春，爸爸怀念在东北抗日为国捐躯的英烈，着手筹建一座阵亡将士公墓，亲自命名为《忠魂公墓》。墓地在高邑城南花园村，并在当时的县政府备案。
是年秋，蒋介石又对63军进行“清共”。爸爸偶获政训处准备进行密捕的人员名单，立即派副官给列入名单的每个人发足路费，暗中护送离开部队。这件事，在20年后出现一次巧遇。爸爸1955年就任吉林省体委主任后，有一年到北京国家计委报批计划，一位姓黄的副主任接待。一见面，黄副主任紧握住我爸爸的双手，让到沙发椅坐下后，恭恭敬敬向我爸爸深鞠一躬，然后说：“感谢军长当年搭救之恩！”原来这位黄副主任是当年被护送走的人员之一。
1936年初，爸爸为了摆脱蒋的监控，申请撤销63军番号。申请很快得到批准，保留91师建制，爸爸仍任中将师长，划归万福麟的53军所辖，继续驻防高邑。安插的那位副军长只得走人，政训处也不复存在。
1937年“七七”事变，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91师作为首批征调部队，奉急令以强行军从高邑北上开抵固安一带，阻击日军南进。永定河阻击战，由于武器装备相差悬殊，91师损员6000余人。南撤途中，日军飞机向91师队伍撒传单诱降：“冯寿山将军，不要往南撤了，蒋介石利用抗日消灭东北军，快回来与日军合作吧！日军保证你家人的安全，保护你在东北的财产。”爸爸丝毫不为所动。日军见诱降无果，便改变策略，撒传单诈说“冯占海已被日军飞机炸死了”。这后者之说，不知是真是假，一度令妈妈甚为担忧。
10月初，91师奉令开抵河南省尉氏县整编待命，此间91师因兵额不足被缩编为乙种师，辖2个旅，每旅2个团，仅13000余人，划归汤恩伯指挥，91师遂调往开封防守黄河南岸。
1938年8月，91师急调德安，参加武汉会战外围战之万家岭地区阻击战。是役91师损员近万人，除伤病员所剩不足2000人，爸爸从东北带出来的袍泽手足和老部下大部壮烈殉国，其中，得力战将271旅少将旅长王锡山将军不幸阵亡，爸爸受打击甚大。加之汤恩伯所派副师长王毓文仗势在军中专横跋扈，致使爸爸在91师已大权旁落，心灰意冷，遂萌去意。余部开赴南昌附近整编时，爸爸以就医为名，仅带亲随副官二人，悲愤去职，余部被分散划入其他部队。
91师273旅的韩声涛营长，1931年在吉林参军时即在卫队团。韩老前辈于2009年以97岁抗战老兵名义，在网上发表回忆录中深情表述：“时至今日，每当想起第91师，一幕幕悲壮的与日寇厮杀的场景就浮现在眼前，悲从中来，久久不能平静。我怀念冯占海将军，怀念王锡山将军，怀念赵维斌将军，怀念英勇抗日的第91师官兵，怀念那些在战场上为国捐躯的官兵，也怀念幸存下来的官兵们。历史不会忘记他们，人民不会忘记他们。”
拒绝蒋介石打内战的任命
1939年夏，爸爸由香港飞赴重庆向军事委员会报到，请缨重返抗日战场。然蒋介石只给了1个军事委员会中将参议的空头衔。不久，爸爸受龙云之邀前往昆明，先是经营滇缅公路汽车运输，后改为经营旅社为业，直至抗战胜利。
爸爸暂居昆明后，便托人捎书信至北平，一是报平安，二是让妈妈带着我去天津英租界，侍奉我的年近八旬的老奶奶。见信后，妈妈悬挂了两年的忧心终于放了下来。
1942年初，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租界。宪兵队多次传唤我妈妈带着我去谈话，说：“冯寿山将军现在昆明，你写信告诉他你们全家都很好，皇军不记前仇，愿意友好，让他回来与皇军合作，还给他中将，他要上将也给，皇军保护他的所有财产，他的这个小孩（指我）可以送到日本去读书。”妈妈不为所动，始终一口咬定：“冯占海已经被你们的飞机炸死了。”宪兵队无奈，只得终止了传唤。
1944年5月，奶奶辞世。丧事如何办理，妈妈拿不定主意，便去拜见辅帅张作相请教意见。经过仔细商酌，张作相与妈妈王秀贞决定从容大办：大门前和楼门前各扎1个大素彩牌楼，设灵堂，请僧、尼、道念经，放焰口，出大殡，备大型灵车，扎全堂纸活，设路祭。出殡当天，我替爸爸摔盆打幡，辅帅一直护送灵车到英国花园，待安葬完毕才返回。
在当时的非常时期，这样大办奶奶的丧事，一是对抗日将领的萱堂的尊敬，二是大义凛然地对日寇的藐视。
奶奶的七期过后，摆脱了日军的监视，妈妈带着我悄然离津，一路艰险奔赴昆明与离别七年之久的爸爸团聚。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于1946年初，曾委任我父为吉林地区保安司令，负责收编吉林地区军队，被我父婉言谢绝。爸爸对家人讲：“老蒋想利用我打内战，我不打，我与共产党无仇无恨，我的枪口从来没对过共产党，共产党是真心实意为国为民的，一定能成事，国民党支撑不了多久了。”同年秋，爸爸携全家回北平定居，继续以经商为业，直至北平解放。
重回吉林
新中国成立后，爸爸在1950年当选为北京市西四区人民代表会议特邀代表，并出任西四区房屋修缮委员会主任。同年9月经宁武和龙云介绍加入民革，并当选民革中央团结委员。
1954年，吉林省省长栗又文在宁武的陪同下来到我家，栗省长说：“奉周总理指示，代表吉林省委、政府和人民，前来邀请冯将军回吉林工作。”爸爸当即欣然应允。
1955年4月21日，周恩来总理任命我父为吉林省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随后，他又当选为吉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常委。爸爸是民革吉林省委创始人之一，任副主任委员。
1962年夏，爸爸患食道癌。8月末，病情进1步恶化时，他叮嘱家人：“我的身后事，一切听从组织安排，不许提任何要求。”
1963年9月14日晚8时36分，爸爸与世长辞，享年64岁。当晚，张文海副省长对我们在场的子女讲：“你们的爸爸是三节人士。第一节，抗日时期，他举旗抗日；第二节，抗战胜利后，他拒绝打内战；第三节，新中国成立后，他积极为国工作。这样的重要历史人士，在东北地区已经很少了，冯将军过早地离世，是个很大的遗憾。”
16日上午，张文海副省长到长春市同志街9号家中，传达了省领导关于我父墓地的安置意见，讲：“鉴于冯将军在吉林的重要历史影响，省领导的意见，把冯将军的墓安置在吉林市北山，征求一下你们家属意见。”我们遵照爸爸生前的叮嘱表示同意。
18日上午，在省人民委员会礼堂举行省市公祭大会，于克副省长主祭，张文海副省长致悼词。会后当天，由省体委金秘书长陪同家属，将爸爸骨灰送往吉林市北山安葬。
“文革”初，爸爸的墓被毁，骨灰连同大理石骨灰盒一并失踪。
1984年5月，省体委遵照省委统战部的批示，在原墓址按“文革”前原样修复冯占海墓。由于爸爸骨灰失踪多年，无法寻觅，修复的墓实为衣冠冢。
2010年3月，民革吉林省委提出了重修冯占海将军墓的建议，并把这项工作列入民革省委年度十件大事之一。2010年10月，我们家属与吉林市政府协商达成共识：把冯占海将军墓从原址迁至北山公园内烈士陵园前山坡处，由市政府署名重新修建。冯占海将军新墓，掩映在青山绿树之中，居高俯视松花江，全部用石料修建，庄严肃穆。在前往墓地的甬道入口处，民革吉林市委制作了一面精致的不锈钢指示牌，上刻：“抗日英雄冯占海将军墓地。”
2011年4月22日上午，中共吉林市委、市政府为冯占海将军举行新墓落成仪式。副市长杨金顺代表市委、市政府及各界人士宣读了缅怀祭文。祭文中说：“纵观冯占海将军一生，其忠贞的爱国情怀，崇高的民族气节，不屈的抗争精神，忘我的工作热情，已成为吉林人民乃至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重建将军墓，此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世人无不称颂……愿将军威名与日月同辉，愿将军业绩永垂青史。”（编辑/王晓杰）
三 : 为中将郑维山平反的前前后后（舒云)
为中将郑维山平反的前前后后·舒 云·四 : 大舅的身后事
大舅的身后事
大舅梁文斌，淄川区龙泉镇大土屋村人，2004年去世，享年八十九岁。
大舅临终前的一二年，每每见到邻家老人死后发丧的场面，礼节繁琐，三拜九叩，迎来送往，男人嚎啕，女人哭啼，就对人说，我死后，不要搞这些东西，丧礼越简单越好。听的人就不以为然，讪笑他说，你说这些没用的，那时候，你两眼一闭，啥都不知道，还不是子孙们想怎么办就怎么办。我当时也是这么认为的：可不是嘛，人死了，自己的事自己怎么作的了主，一切还不是后人说了算；虽说大舅是个离休老干部，但大舅毕竟生于农村，老于农村，后人又皆是农民，一切免不了都要按当地农村的风俗去办，否则，怕是要遭人耻笑。
但是，大舅却有大舅的行事风格。后来事实证明，大舅是那样说的，大舅的身后事也是那样办的。我和别人的那些世俗想法，在大舅这儿显得是多么多余。
大舅去世后，丧葬之日，众多亲朋好友都前去吊唁。我未到之时，想起大舅生前关于丧礼从简的话，觉得于情于理都很难做到，一切都少不了会跟别的老人一个样子。到了那里才得知，一切竟然都是按大舅的意思去办的。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原来，大舅生前早就对自己的身后事做了详细安排。先是嘱咐子孙该如何从简操办。又给村里干部及操办丧礼之人写下书信，当面交给人家，信中内容全是关于丧礼从简的方法，并要人家答应在他死后决不能违背他的意愿。再给各家亲朋好友的头面人物每人书信一封，信中也是关于丧礼从简之事，要人家理解并支持。大舅生前为了死后能够把丧礼从简，把方方面面的工作都做到了，几乎是天衣无缝。于是，一切都不得不按照大舅的意思去办。尽管是在这样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在这样一个古老的农家小院里，大舅的丧礼，却显得异常的平静，听不到哭声，来来往往的人尽管有很多，却一点不显得嘈杂忙乱。阳光静静的照在灵棚里大舅的遗像上，我看见大舅的神态是那么和蔼、安详。
中午时，所有到来的亲朋好友都坐下来吃饭，这也是依照大舅生前的安排。饭桌上，几样农家小菜，几杯水酒，清清爽爽，干干净净，很像大舅生前的风格。在平静的闲聊中，已经七十多岁的四舅开始挨个劝酒。四舅说，大哥生前安排我替他劝酒，大哥说了，大家一定多喝几杯，要高高兴兴的喝，这是喜丧啊。大家听了，都端起来盅子一饮而尽。我喝下酒，心里浮起的全是大舅生前的音容笑貌。我坐的那一桌席，有好几个老者都是大舅的生前好友，据他们讲，他们平日有时间经常会到大舅屋里坐一坐，听他讲一些做人的道理，受益匪浅。大舅最常说的一句话是：清清白白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大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大家说着大舅的一些生前往事，不知不觉都喝了不少酒。饭后，根据大舅的生前的安排，大家集体向大舅的遗体三鞠躬，算是最后告别，而丧礼也到此结束了。( 文章阅读网：www.61k.com )
大舅的丧礼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而我也对大舅更加敬佩。我不由想起了大舅生前的一些逸闻趣事。
其一，母亲曾经偶然说起，大舅结婚那一天，竟不辞而别，家人四处寻找，却不见踪影。后来才知道，他是跟着别人去了上海。我总觉得大舅是在逃婚。那时候的婚姻都是父母之名，媒妁之言。大舅毕业于县城的师范学校，应该是个具有新思想的青年人，如果逃婚也属正常。但是大舅最终还是回来了，然后一直和舅母生活在一起。后来大舅和舅母生育了一子一女，两人相敬如宾，感情非常好。舅母早几年去世，临终前躺在病床上那段时间里，大舅更是对她照顾得无微不至。
其二，大舅早年参加革命，思想开明，见多识广，对各种问题往往有独到见解，喜欢评论国家大事。退休之后，正逢国家搞改革开放，很多人不理解，发牢骚，他却坚决支持，每天看报纸听广播，给人答疑解难，乐此不疲。可是，后来一段时间，又痛骂贪官污吏，指责社会黑暗，忧国忧民，长吁短叹。
其三，大舅七十岁时，镇上组织老干部进京旅游，考虑到大舅年龄比较大，怕他身体受不了，没有通知他。大舅知道了，找到镇上领导，非去不可。同去的人都以为他是个累赘。谁知大舅在北京城里不但为大家做起了导游，还主动为那些六十岁的人背包，很多人累得走不动了，他却像个小伙子，步履矫健，不知疲倦。这事回来后一时被传为美谈。
其四，舅母去世后，每年的大年初一，晚辈们到大舅家里去拜年，大舅总是锁上门，一个人到村外的山上去玩，他说那里最清静，空气也好。大舅似乎是不喜欢那些繁琐礼节，总想把日子过得简单一些。
其五，大舅晚年喜欢健身，每日晨起散步，还让我的父亲为他做了一副轻巧的小哑铃，天天练习推举。
其六，大舅晚年喜好书法，每当有得意作品，便悬挂于墙上，请来访的亲朋好友评点欣赏。
其七，大舅晚年爱好音乐，置办了二胡，自拉自唱，我每次去他那里，大舅都要为我弹唱一曲。虽然大舅老了，唱起来嘴里有些透风撒气，拉起来音调不是很准，但是在我听来却别有一股韵味。
大舅的故事应该有很多，可惜我知道得太少。
大舅个子高大，面庞清瘦，精神矍铄，行事独特，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以前，大舅在世时，我每年都会去看望他。现在大舅不在了，我只能以此文来纪念他。
本文标题：马原将军的生前身后事-为中将郑维山平反的前前后后61阅读| 精彩专题| 最新文章| 热门文章| 苏ICP备13036349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