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近代史上革命女侠
近代史上革命女烈士无数，堪称女侠的唯有，其女继承遗志
二 : 中国近代学者谭嗣同所著《仁学》一书中引用了法国大革命时
| 中国近代学者谭嗣同所著《仁学》一书中引用了法国大革命时期传诵的一句名言：“誓杀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泄万民之恨。”由此可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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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该书作者系“开眼看世界”之人 B．该书思想与维新思想相对立 C．该书发出了当时中国社会变革的最强音 D．该书代表了新文化运动的方向 |
| C |
考点：
考点名称：维新变法思想维新变法思想：
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特点及出现的原因：
（1）特点：
①把西学的有关政治学说与儒家经史相融合，来宣传维新变法的道理。
②利用孔子的权威来论证资产阶级维新变法理论的合理性，为维新变法制造历史依据，向封建正统思想提出挑战。
（2）原因：
①资产阶级力量弱小，不敢也不能够与封建势力彻底决裂，表现在文化上，康有为借助古代文化形式来表达他的思想。
②维新派对自己的理论认识肤浅。他们的思想是从西方引进来的，然后把外国的东西加以民族化，并非社会实践的产物。
③西学在我国的传播水平低，特别是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
④康有为本人是一位今文经学大师，对儒学有很深的研究和深厚的感情，他更知儒学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和影响，采用儒家外衣的方式更有利于维新思想的传播。
⑤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所致。
早期维新思想：
1、产生：
早期维新思想产生于19世纪60年代以后，是伴随着中国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阶级的产生而产生的；
2、代表人物：
正在转化中的资产阶级的新型知识分子。
3、主张：
①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文化的传入，是早期维新思想的来源。
②早在洋务运动实施过程中，一批积极参与洋务或与洋务有密切联系的有识之士已经觉察到洋务运动有不少弊病，认识到如果向西方学习仅仅局限于“器物层次”是远远不够的。这是代表着一种舆论和思潮的萌发,为维新变法思想做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
4、局限性：
一是没有完整的理论；
二是没有付诸行动。
5、影响因素：
洋务运动破产、民族危机、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和民族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
19世纪90年代的维新思想：
1、开展：
19世纪90年代，维新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为首的维新派开始用西方政治制度和思想来评判中国，提出了系统的理论和明确的施政纲领，要求实行君主立宪，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和文化。
2、阐释：
维新，是指提倡新事物，反对旧事物，特指政治上的改革运动。
维新变法就是政治上、经济上反对旧事物，实行新法。
3、维新思想传播的方式：
开办学堂、著书立说,建议引导学生归纳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各自的观点和对封建思想的冲击、近代思想解放的贡献。
4、论战：
维新派与顽固派的论战，是由于维新运动的高涨，引起封建顽固势力的仇恨和攻击而展开的。洋务派也站在顽固派一边，形成了维新派与顽固派、洋务派的尖锐对立。变与不变的矛盾空前激化，面对时代推来的问题，做出了两种相反的回答。
5、意义：
维新派用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为武器，提出了系统的维新变法的理论和主张。通过这场论战，使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开始在中国传播开来，知识分子中不少人开始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形成向西方寻找真理，学习新学的热潮。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进步的，具有一定的思想解放意义，推动了维新变法运动的高潮。
维新变法思想在近代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作用：
1、维新变法思想推动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历程由器物到制度层次的推进，资产阶级维新派反对封建专制，主张兴民权，提倡新学，起到思想启蒙的作用，促进了人民的觉醒。
2、这是中国近代一次思想解放潮流。
3、维新派对封建制度的批判，客观上还有利于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传播。
4、维新变法思想将救亡与政治变革结合在一起，推动了戊戌变法运动的开展，虽然没有取得实践上的成功，但是作为一场爱国运动，对于开阔眼界、振奋民族精神、提高人们的参政热情，仍然有深远的影响。
近代前期资产阶级维新派和激进民主主义者对待孔子和儒学的态度及原因：
1、态度：
（1）康有为等维新派认为孔子是托古改制、主张变革的先师，将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以儒学的形式进行宣传，使二者统一。
（2）新文化运动时期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对孔子进行绝对否定，加以批判，对儒家的传统道德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2、原因：
（1）维新变法时期，顽固派仍有很强大的力量，康有为等借用孔子的名义是为了减少变法的阻力；与资产阶级上层的两面性及康有为等人的家世、教育和经历有关。
（2）新文化运动时期，北洋军阀利用孔子企图达到复古复辟的政治目的，使孔子成为封建思想的代表；与辛亥革命后的思想潮流及陈独秀等人的学说、经历有关。
维新变法：
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康有为深感“亡国无日”。上书光绪帝，痛陈国难深重，应赶紧变法图强。光绪帝“不甘作亡国之君”，与慈禧太后意见不合,而企图借变法，巩固与强化自己的地位与权力。1898年1月康有为呈递《应诏统筹全局折》，表述了资产阶级维新派政治改革的全部要求，也是戊戌变法的施政纲领。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这是一篇以皇帝名义宣布实行变法的宣言，标志戊戌变法的开始。
光绪帝主持的戊戌变法，触犯了封建顽固势力的利益，这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所不能容忍的。变与不变的矛盾发展为一场带血的斗争,变法运动遭到了失败。
维新派提倡西学，兴民权，对封建专制制度和传统观念进行了冲击，促进了中国人民觉醒，为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传播打下了基础，具有思想解放的启蒙作用。是一次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也是一次发展资本主义的改革运动；他们提倡资产阶级新学，批判封建主义旧学，引导人们重新认识世界，他们痛感民族危机的严重，号召人们奋起救国，谋求国家的独立富强；给古老的中国社会所注入的活力是不可低估的，站在历史长河的高度看，由传统农耕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变是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尽管它在19世纪末的中国遭到了暂时挫折，但对清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却是一次巨大的冲击，它留下的痕迹永不磨灭，永远鼓舞与启迪后人。
三 : 在近代中国革命史上，战略中心曾发生过多次的转移，其中从长江流域向黄河流域成功转移的直接原因是A．北伐
在近代中国革命史上，战略中心曾发生过多次的转移，其中从长江流域向黄河流域成功转移的直接原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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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试题分析：北伐战争的胜利使中国革命的中心由珠江流域转移到长江流域。而红军长征由江西瑞金出发，转移到陕北，实现了由长江流域到黄河流域的转移，选择B项。 |
考点：
考点名称：定都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
①时间：1931年11月
②首都：瑞金
③建设：制定了宪法大纲
④主席：毛泽东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的成立：
（一）成立条件：
1、统一领导全国各革命根据地和红军斗争的迫切需要。
从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开始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到1931年秋短短的4年时间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建了10多块“工农武装割据”的农村革命根据地，掀起了土地革命的高潮。然而，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密封锁、残酷“围剿”，加上交通阻隔，各根据地和红军的斗争活动基本上是各自为政，难以形成合力，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政权来加强领导、统一步调。
2、争取政治主动，实现人民利益的迫切需要。
在当时的中国政坛上，实际上已经存在着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政权，一种是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革命政权，一种是国民党执政的反革命政权。然而，这两种政权是不对等的，前者是区域性的、零散的、没有外交话语权的，后者是国家形态的、系统的、具有外交话语权的。随着各地苏维埃区域的建立和迅速发展，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建立苏维埃国家政权，以便赢得政治斗争的主动权，更好地表达和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同时也只有尽快建立苏维埃国家政权，才能更好地保护和实现苏区人民乃至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3、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的形成为开基建国创造了有利条件。
1930年12月到1931年9月，毛泽东、朱德领导红一方面军连续取得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赣南、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拥有21座县城、5万平方公里面积、250万人口的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中央革命根据地，这就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瑞金因其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深厚的群众基础和稳定的周边环境，成为红色国都的不二选地。
（二）性质：
1931年12月1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第一号《布告》，庄严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中华苏维埃政权体制是由全国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人民委员会、最高法院、审计委员会等部分组成。全国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高政权机关。全国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执行委员会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高政权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闭会期间，选举主席团为最高权力机关。人民委员会则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行政机关，最高法院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司法机关。
这个政权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人民民主专政；
它宣布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不承认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政治经济特权；
“在苏维埃领域帝国主义的海陆空军不容许驻扎”。大会通过宪法大纲、土地法、劳动法、妇女法等，规定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分配给贫农中农。
临时中央政府于1932年4月26日发出对日宣战通电，宣告它将“领导工农红军和全国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实行瓜分中国，以求得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
（三）光荣终结：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1935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成立，以博古为主席。12月，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决定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改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以适应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
1937年9月6日，随着国共合作抗日局面的形成，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更名为中华民国陕甘宁边区政府。至此，历时5年零10个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完成了光荣的历史使命。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走向消亡，而是因为国内革命形势的变化而转换成地方政权的形态得以继续延续，直至1949年10年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瑞金的“红场”通向了北京的天安门，中华人民共和国承接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逻辑。
（四）历史地位：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继苏联之后，世界上出现的第二个红色国家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劳苦大众当家作主的新型国家，是中国共产党建立人民政权的探索和尝试，可以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次伟大预演。……当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雏形，这里是共和国的摇篮。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各根据地、各部分红军的中枢指挥作用，扩大了党的影响，也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根据地建设，以及后来新中国政权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
中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工农民主政权的根本法，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由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1934年1月由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修改，共17条。
其基本内容为：
1、确定政权的性质是工农民主专政，“这个专政的目的，是在消灭一切封建残余，赶走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势力，统一中国，有系统地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苏维埃的经济建设，提高无产阶级的团结力与觉悟程度，团结广大贫农群众在他的周围，同中农巩固的联合，以转变到无产阶级的专政”；
2、规定国家的组织形式是民主集中制的工农兵代表会议制，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最高政权机关，在大会闭会期间，全国苏维埃中央委员会为最高政权机关，中央委员会下设组织人民委员会，处理日常政务，发布一切法令和议决案；
3、规定工农劳动群众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政治民主权利，并用政权的力量“保障他们取得这些自由的物质基础”。
4、宪法大纲还规定了体现工农民主政权彻底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坚决保护工农劳动群众的政治经济利益，坚决保护少数民族和国际革命友人利益的劳动政策、土地政策、财经政策、对外政策、军事政策、婚姻政策、文教政策、宗教政策、民族政策等。宪法大纲是中国第一部反映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参加国家管理的宪法性文件，为后来建立革命政权和法制建设提供了经验。
南昌起义概况：
1、背景：
（1）大革命失败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人民进行了极端残酷的镇压，中国革命进入低潮。
（2）为挽救革命和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我党决定在南昌发动起义。
（3）选择南昌作为起义的地点是由当时南昌敌我力量对比决定的。
2、经过：
（1）时间：1927年8月1日
（2）领导人：周恩来、贺龙等
（3）军队：国民革命军
（4）过程：南昌起义→南下广东→分兵作战(湘南和海陆丰)。
（5）结果：
直接：占领南昌城
最终：南下途中遭到敌人封堵，损失严重；一部分由朱德、陈毅率领，转战湘南，坚持斗争；另一部分进入海陆丰，与当地农民军会合。
3、意义：
（1）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
（2）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
4、教训：
（1）夺取城市和巩固中心城市的革命道路不符合中国民主革命的实际情况，所以不能成功；
（2）革命武装力量没有同中国人数最多受压迫最深的农民、同农民对于土地的需求结合起来。
国共十年对峙阶段背景：
1、这一时期的基本特征是国共两党、两个政权的对立斗争；
2、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3、国共两党由对抗走向合作；
4、中共由幼稚走向成熟。
国内矛盾变化：
①大革命失败后，南京国民政府坚持一党专政和独裁统治；中共确立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开展土地革命的总方针，进行了一系列斗争。国共两党所代表的阶级矛盾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矛盾。
②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中日民族矛盾开始上升。但这一时期日本的侵略还没有触及到美英和四大家族的根本利益，国民政府仍积极“围剿”红军。所以，阶级矛盾仍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矛盾。
③1935年，日本制造华北事变，中华民族已到了亡国灭种的关头。中日民族矛盾已上升为压倒一切的矛盾，阶级矛盾退为次要和服从地位。
1927年～1937年中国国内革命形势的变化：
①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处于低潮，随着“工农武装割据”的形成，革命形势重新高涨；
②但第五次反“围剿”失利，革命遭到惨重损失，被迫实行战略转移；
③红军长征胜利后，中国革命转危为安，并逐渐形成抗日救亡新局面，革命势力又重新上升。
中国共产党政策、方针的调整：
（1）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开展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取得四次反“围剿”胜利和长征的胜利。
（2）纠正错误路线，确立正确路线：从城市转入农村，开辟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之路；
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领导。
（3）对日本侵华：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领导和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
（4）逼蒋抗日，促成时局转变：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揭开了国共两党由分裂对峙到合作抗日的序幕。
国民党政策的变化、调整：
①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继续对共产党屠杀和围剿；
②蒋介石对日本侵华实行不抵抗政策，接着又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③国民党内部出现分化，爱国将领冯玉祥、蔡廷锴等抗日反蒋；
④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逼蒋抗日。西安事变最终和平解决。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
易混知识提示：
①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新局面是指中共开始了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夺取政权。
②文家市决策在中国革命史上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
③中国革命选择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是中国特殊国情决定的，即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
④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的核心内容和战胜敌人的基本条件。
⑤九·一八事变使华盛顿体系瓦解，民族矛盾开始上升，抗日救亡运动兴起。
⑥“左”的错误，特别是军事方针的错误，使红军放弃根据地被迫战略转移的根本原因。
⑦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
⑧遵义会议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是指中共摆脱共产国际的错误领导。
⑨“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是促使中华民族的新觉醒，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⑩西安事变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国共由内战到和平，由分裂对峙到合作抗日。
中国共产党从极端困难走向成熟：
胡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说：“从大革命失败到抗日战争前夕这十年，是中国共产党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并达到政治上成熟的时期”。
1、极端困难的表现：
①国民党独裁政府对共产党人的镇压和根据地的围剿。
②日本侵华。中国共产党承担起反侵略的领导责任。
③党内“左”倾错误，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
2、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表现：
①从大革命失败中认识到革命领导权和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八七会议”，纠正了陈独秀右倾错误，决定进行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三大起义开创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新局面。为中国革命创建人民军队，从城市转入农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揭开了序幕。
②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创立了“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解决了中国革命道路问题。
③1935年，遵义会议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运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普遍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妥善地处理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分歧和矛盾，是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
④瓦窑堡会议，中国共产党根据社会矛盾的变化及时地调整了党的方针，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理论。
⑤1936年，中国共产党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表明中国共产党能够高瞻远瞩，正确处理国内复杂的政治问题，是政治上成熟的一个重要表现。
3、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原因：
①中国共产党能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②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实践，总结出正反两方面经验。
③中国共产党排除了共产国际“左”倾错误的干扰，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的问题。
④能够根据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方针政策。
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
1、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开始。
①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了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新时期。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②“八七会议”确定了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
③三大武装起义为中国革命创建人民军队，由城市转入农村揭开了序幕。
2、毛泽东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
①毛泽东在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
②及时总结了井冈山斗争的经验，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
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
国共十年对峙（1927--1937）：
考点名称：前四次的“围剿”与“反围剿”第一次反围剿：
1930年11月，国民党经过先前数月的准备后调集11个师又2个旅，共约10万余兵力由江西省政府主席兼第9路军总指挥鲁涤平组织对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进行第一次大规模围剿。中国共产党第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在查明敌情后，同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就反"围剿"的方针问题进行了多次讨论，确定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方针。最终红军诱敌深入，歼灭国民党一万两千多人，活捉敌第18师师长张辉瓒，红军第一次反围剿也宣告胜利。
第二次反围剿：
蒋介石在第一次“围剿”失败后，于一九三一年二月，派他的军政部长何应钦代行总司令职权兼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调集十八个师另三个旅，二十万人的兵力，“以厚集兵力，严密包围及取缓进为要旨”，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作战方针，积极部署对红一方面军的第二次“围剿”。中央红军则继续按照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诱敌深入”战略方针，连打五个胜仗，歼敌三万余人，缴枪二万余支，痛快淋漓地打破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第三次反围剿：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蒋介石在前二次“围剿”失败后，于1931年6月21日，亲自带着德、日、英等国军事顾问到南昌，就任“围剿”军总司令，何应钦为前敌总司令，调集二十三个师另三个旅，约三十万人的兵力，准备发动第三次“围剿”。这次“围剿”，敌人采取长驱直入的作战方针，企图先击破红军主力，捣毁我根据地，然后再深入进行清剿。方面军总前委决定仍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毙伤俘敌三万余人，彻底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
第四次反围剿：
1932年5月，国民党反动派就开始准备对各根据地红军发动第四次“围剿”。这次“围剿”，敌人采取的战略是逐次转移重点，实行各个击破，转入“围剿”的第二阶段，对中央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达到围歼中央红军的狂妄目的。面对国民党来势汹汹的进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周恩来沉着应战，黄陂、草台冈两仗，共歼敌近三个师，俘敌万余名，缴枪万余支，基本上打破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
红军粉碎国民党反动派三次反革命“围剿”：
1、“围剿”和反“围剿”战争，是当时中国革命与反革命之间战争的主要形式。
2、三次反“围剿”战争是在毛泽东的直接指挥下进行的。
3、在战争中，发展了井冈山时期红军游击战的原则，形成一套科学的战略战术原则。这些战略战术原则，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科学，不仅保障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而且是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宝贵财富。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军事科学上的具体运用。
红军能够打败反革命“围剿”原因：
从1930年10月到1932年底，国民党军队相继向红军发动四次大规模“围剿”。妄图消灭红军，但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工农红军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能够一次又一次地粉碎数倍于己的敌人的数次“围剿”。
1、根本原因：党在根据地实行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赢得了人民群众人力、物力的广泛支持。
2、基本原因：这些胜利也同毛泽东等人的正确的战略战术指导分不开，它主要表现在：
着眼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集中兵力，各个歼敌；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在运动中发现敌军弱点，速战速决。
这些正确的战略战术思想，解决了红军如何以劣势兵力和落后装备去战胜强大的敌人这个异常复杂而困难的问题。它是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特点，在实践中逐步探索形成的。
四 : 革命史观Vs现代化史观——如何解释中国近代史86
革命史观Vs现代化史观——如何解释中国近代史 当前存在的主要史观（范式）
史学范式是史学家研究历史的范型和模式，是历史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也是史学观点、史学范畴和史学方法等有机集合体。高中新课标程式下的史学范式已从单一走向多元，由传统单一的阶级斗争范式（或称革命史范式），发展为阶级斗争范式、文明史范式、整体史范式（亦称全球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等四种史学范式。这些新的史学范式，提高了历史研究的框架性认识。
1．文明史范式（通史顺序）
文明史范式认为：人类历史从本质上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人类文明的发展及其人类自身的文明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人类创造、积累文明的过程及其所获得的成果是历史的基本内容。人类文明由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构成，三者在相互作用、协调互补中交替促进、共同发展。
2．全球史范式（经济一体化全球化）
全球史观，又称整体史观。他们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视为一个有机整体，是从分散发展到整体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进程中重视交往、强调交往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生产力的发展和世界各地区交往的发展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两条主线，建立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的世界各地区交往的发展是推动人类社会从分散走向整体发展的决定因素。
3．近（现）代化范式
现代化是以商品经济为特征的工业文明取代以自然经济为特征的农业文明的结果，它主要表现为经济领域的工业化和市场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和法制化、思想领域的理性化和科学化。
4．革命史范式（阶级斗争）
革命史范式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界从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占绝对主导地位的理论范式。其理论基础源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根据这一学说，在阶级社会里，两大对立阶级之间的矛盾，最集中地反映了该社会发展阶段的基本矛盾，考察和研究阶级矛盾、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发展，便能把握住历史发展中最本质的内涵，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性。“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学界史观的主要谱系
极左的革命史观——后革命史观——现代化史观——告别革命（历史虚无主义）
目前用现代化史观重建中国近现代史成为时髦
一、现代化化学说的提出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国内外兴起一种新的学说——现代化学说，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亨廷顿(美国)等著《现代化》和北京大学罗荣渠教授的《现代化新论》及《续篇》就在现代化的总体观念上提出了一元多线史观，认为在同一生产力水平上可以存在多种社会形态。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美国史学家布莱克著《现代化的动力》采用“传统-现代”作为分析历史变迁的一个新框架，为此，该书不加回避地对以往的概念如 “文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等等作出自己的解释，同时，还对各个国家民族在现代转型中面临的许多基本问题作出了若干分析。现代化理论从生产力角度将人类历史分为原始社
会、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三个阶段，打破了传统的占主导地位的五种社会形态学说。这样在解释为什么中国封建文明已经十分发达时欧洲还在奴隶制的黑暗中徘徊、为什么近代英法美等走上资本主义民主化道路而德意日走向极权道路、为什么在20世纪后发展中国家各自选择不同的发展道路、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的制度下选择多种模式等一系列历史问题。
二、对现代化的理解
现代化是世界历史的必然进程，是以工业化为核心引起的的全面变革。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理解现代化：
1．现代化的核心是工业化（或机器化，工业与传统的手工业的最大差异就在于使用机器，而不再是手工劳作），但并不局限于工业化，它代表了整个社会的变革，如政治民主化、官僚化（国家事务越来越为国家体系来操办）和法制化，经济的都市化、文化的理性化、科学化、大众化和通俗化（即精英文化的衰落），社会的平等化和世俗化。
2．现代化是一个历史进程，是动态的。只要在工业经济时代，现代化就在进行，就在变化。
3．现代化是一种历史必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4．现代化并不等同于社会进步。作为一种历史进程，它也有消极一面，如理性化造成人际关系的淡薄，追求效率而导致不择手段，人的个性的扭曲等。
三、中国现代化历史观的理论局限
近现代化理论是西方在二战后才兴起的一种对抗苏联的理论，把世界割裂地分为"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提供了一套差异于马克思"五段论"的"进化发展"学说。
它继承了19世纪西方对世界的看法，认为西方之外的大陆没有"历史"，只有西方才存在发展与进步，其它大陆的现在就是它们的古代，社会停滞没有发展，西方代表"文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它世界则代表了"野蛮"。
这种观点具体到中国近现代化中，可以简化成如下几个论点：a、只有通过强烈的外来刺激才能使中国从"稳定"中惊醒；b、只有近代西方才能提供这种刺激；c、中国必将"按照西方形象改造中国的文化与社会"。（与这种观点针锋相对的是列宁主义的历史观，这种观点认为各个国家和地区可以独立发展资本主义，是帝国主义的侵略阻碍了这个过程。）
现代化的理论把传统与现代割裂：中国的革命者，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都在争取利用农民对现状的不满，通过革命走向现代化，而在这些农民的不满中，更多的是意图回到一个传统的社会，以结束现在的颠簸与动乱--就这样，在中国，传统与近代化以奇怪的方式结盟了。
在思想领域，由传统儒学推导出来的观念，如康有为的"大同"、梁启超的"群体主义"、王先谦的"公"，都不是近代化的阻碍力量，而是近代化的推动力量。五四运动中激烈反对儒学、打到孔家店的那些激进派或自由派知识分子，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其实仍然继承了由"文化"拯救天下的传统，只不过是把这个"文化"由"孔家店"换成了形形色色的"问题与主义"。
"传统至现代"的近代化历史观理论，一个巨大的缺陷就是割裂了传统与现代，认为它们是不可融合的两个极端；另外它认为历史的发展是按照一个"直线"的步骤有序进展的，这是一种不可信的"进化论"（我比较信奉竞争论，不太相信进化论）；"近现代化"理论注重"结果"，"挑战回应"理论注重"过程"，两者结合构成了主流西方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从而夸大了西方的影响，忽略了中国自身原因的因素，让整个西方"高大全"的扮演了拯救中国的"救世主"角色，充当了霸权国家意识形态的工具。
中国进行现代化的三大政治前提：必须建立一个可以自由行使主权和意志、充分支配物质、精神和人力资源的强大的国家权力核心；其次是必须阻止和彻底清除外力，也即彻底抑制帝国主义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粗暴干扰和无端阻碍；三是必须让绝大多数的中国农民和工
人过上温饱的生活。具体言之，就是让中国不再挨打，让中国人不再挨饿。否则，一切现代化的谈论和努力，都将流于空谈和徒劳。
近代史研究中的"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
学术研究与现实需要的高度契合，是中国近代史学科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有学者指出，这门学科从20世纪初一开始就是为了满足当时的救亡需要而出现的，是直接为了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近代中国历史变迁的主题而产生的。因此，虽然早在这门学科形成之初就存在着两种解释体系，即将中国近代史视为在西方冲击下走向近代化历史的“近代化（现代化）体系”，和将中国近代史视为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程和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过程的“革命史体系”。由于其与时代精神的高度合拍、对近代史事的高度解释能力以及针对性极强的资治功能，“革命史范式”在长时期中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唯一范式。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开始了实质性的社会转型，“此时的‘时代精神’已由激烈的‘革命’‘斗争’转向现代化追求??这就为从‘现代化’的角度来重新认识百年中国的‘新范式’的出现和影响的不断扩大提供了先决条件”。这种从现代化的角度重新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研究趋向，在80年代初就已出现，后逐渐扩大影响，并从理论上加以系统化，形成学派。从90年代中期开始，“革命史范式”（旧范式、革命史取向、革命史观）和“现代化范式”（新范式、现代化取向、现代化史观）的论辩反复展开，是近年来近代史学界少有的针对性强并具有建设性意义的学术争论之一。两种范式的讨论对于拓展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对于近代史研究中理论思维的深入，对于不同学术流派发现和纠正自身及对方的偏颇和不足，对于推动学术界的思想解放，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革命史范式”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根据这一学说，在阶级社会里，两大对立阶级之间的矛盾，最集中地反映了该社会发展阶段的基本矛盾，考察和研究阶级矛盾、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发展，便能把握住历史发展中最本质的内涵，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性。按照这一理论框架，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两大基本矛盾，争取民族独立以反对帝国主义，争取社会进步以反对封建主义，是近代社会发展的主要趋势，并以此作为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主要标准和参照系。
在这一理论框架中，反帝反封建是中国近代的时代基调和主要内容，发生于近代一百多年来的阶级斗争、革命斗争被给予更多的关注。从革命的视角审视，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社会变迁，以及中外关系、区域发展、少数民族问题、阶级斗争状况，无不或多或少与革命的进程、革命事业的成败相联系。一部中国近代史，如果抓住了这个基本线索，就能够顺藤摸瓜，理清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相反，如果忽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特殊性，将现代化视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要趋势或本质内容，说百年来的中国历史“其实是一场现代化史”，则证据不足，不符合历史事实。
持“革命史范式”的学者认为对方对自己的理解存在着误差甚至严重歪曲。革命史观，诚然是以革命为基调，为主线，为主要内容，但绝对没有把中国近代史仅仅看作是一场革命史，更不是“以农民战争为主线”。在“革命史范式”下所写的中国近代史，也都叙述了并不属于“革命”至少并不属于“农民战争”范畴的洋务运动史、戊戌维新史、辛亥革命史、新文化运动史和五四运动史、北洋军阀史、资本主义发展史，也都包括清末统治阶级内容状况、改良主义思想以及西方思潮在中国的传播等内容。但相关学者也对自身的不足进行了检讨，认为用“革命史范式”撰写中国近代史，局限于革命史的视角，可能对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迁注意不够。有的学者进一步指出，“旧范式”当然存在着许多缺陷，如研究对象的片面化，研究方法的单一化，研究思维的绝对化，研究理论的教条化，以及存在若干研究误区和禁区等等。该派学者同时肯定了现代化取向研究的贡献，认为以之观察近代中国的历史，分析现代化事业在中国的迟滞、发展和曲折，是有意义的，它使读者通过另一个视角看
到了近代中国的历史。中国近代历史纷繁复杂，丰富多彩，从任何一个侧面或角度为视角去观察、研究它，都将是一种有益的探索；20年来许多学者（包括持“现代化史观”的学者）对中国近代史所作的多角度、多领域研究，或者校正了传统观点的某种偏颇，或者拓宽了研究领域，填补了学术空白，丰富了人们对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整体认识，无疑是一种有益的研究工作。
不同于坚持“革命史范式”学者立场观点的高度一致，被归纳于“现代化范式”旗下的学者可分为两派。根据“现代化范式”中“主流派”的认定，这两个派别，其一是“告别革命论”者，认为将其定性为“历史虚无主义”是恰当的；其二是“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论者，此为“现代化范式”的主流，他们的学术观点迄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主流”派学者对“革命史范式”学者在论战中不加区别、将“支流”当作“主流”、未厘清真正对手的做法表示了明确的不满。“革命史范式”论者在争论中指向有所偏差确是一个事实，然而，或许身在其中者更容易看到内部的分野，而争论的对手方却往往更关注其同质的一面。从总体上说，这两个派别均强调中国近代史上现代化历程相对于革命历程的重要性，均以是否有利于现代化作为评判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主要标准，也都承认为“新范式”的拥护者。将之统归于“现代化范式”是可以理解的，在争论中将矛头对准旗帜更鲜明、立论更直截简明的一方也是合理的。当然，随着讨论的深入和学术性的加强，更具自身学术逻辑和学术建设意义的学术流派和学术观点理应受到更大的重视，也就是现代化史观中主流派学者的学术观点。
相关学者指出，“现代化范式”的主流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应用和发展，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这一理论的主要建构是：中国近代存在三大矛盾：殖民主义侵略和反殖民主义侵略的矛盾，资本主义新生产方式与中国古老的小农与手工业结合的生产方式的矛盾，以基督教文化为核心的现代工业-商业文明与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农耕文明的矛盾。三大矛盾决定了四大趋向，即衰败化、半边缘化、革命化、现代化。衰败化是指“国家政治权威的衰落与立国的阶级基础农业和农村的衰败”；与内部衰败相连的是外部力量不断导致中国的“半边缘化”，中国虽仍保有主权和独立，但逐步沦入新兴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半边缘地位。遏制衰败化和半边缘化趋向的方法有两种：激进的革命手段和温和的自救运动，两者的目标都指向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历程经历了几代人的艰苦奋斗，期间出现了三次局部断裂和三次模式转换。论者指出，这一现代化理论，与源于西方的现代化理论界限鲜明，双方在现代化的动力、目标、理论基础以及现代化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单向“传播”过程还是多因素作用下的多线性发展过程等方面的认识，都有着本质的差别。它也反对几种生产方式单线演进的传统理论。其理论核心是“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把生产力的发展作为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把从前现代的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或大过渡）的现代化作为世界历史进程的中心内容，同时强调，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具有多样性，在各个国家、各个历史发展阶段可以各不相同。他们指出，从现代化视角看，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发生的极为错综复杂的变革都是围绕着从传统向现代过渡这个中心主题进行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大趋势。有了这个中心主题，纲举目张，就不难探索近百年中国巨变和把握中国近现代史的复杂线索。现代化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在于：它拓宽了史学家的视野与史学研究的领域，并且将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与成果融入史学，进一步实现了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和跨学科的研究，有利于对纷繁复杂的历史过程、历史现象进行多方位、多角度的思考。
“现代化范式”学者认为自己与“革命史范式”有剪不断的关系，并肯定“革命史范式”的历史地位和贡献，但认为它存在着明显的失误和不足，主要是忽略甚至否定了近代史上许多方面的内容。而“现代化范式”旨在建立一个包括革命在内而不是排斥革命的新的综合分析框架。包纳抑或并存
如上所述，无论“革命史范式”，还是“现代化范式”，都不否认对方存在的价值，都在
自己的解释体系中为对方保留了一席之地，双方的分歧在于，如何看待两者的关系？谁更能反映中国近代史的主要趋势和本质内容？对方是否可以作为一种研究模式存在？
在这些问题的看法上，大体有三种意见，一是以“现代化范式”取代“革命史范式”；二是用一种范式包纳另一种范式；三是提倡共存，认为不仅这两种范式可以并应当并存，而且应该倡导史学研究范式的多元并存。
对于“取代说”，“革命史范式”论者表示了明确的反对意见，指出：用“现代化范式”替代“革命史范式”，其结果，对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基本面貌的解释，与人们通常熟知的中国近代史知识完全相反，因此不能认为是正确的替代。他们不认为有用“新范式”替代“旧范式”的必要。由于这一反驳没有引起对方的回应，而持“取代说”者也较少进行学理方面的深入探讨，因此目前看不到继续争论的迹象。
分属两种范式的学者均有持“包纳说”者。“革命史范式”论者提出，如果在“革命史范式”主导下，兼采“现代化范式”的视角，注意从现代化理论的角度，更多关注社会经济的发展、更多关注社会变迁及其对于革命进程的反作用，就可以完善“革命史范式”的某些不足。与此相反，一些“现代化范式”论者主张将“革命史范式”包纳进自己的解释系统中。有学者指出，用现代化史观考察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进程，不仅包纳了百年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而且涵盖了像戊戌变法这样的改革运动和其他众多的社会变迁，这就比革命史观广泛得多，也较接近历史的真实。显然，两种范式都不排斥对方，但也都只把对方作为自身理论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试图用已方模式包纳对方模式。这样的争论，已经进行了多年，事实上不大可能说服对方，达成共识。而且，任何解释系统都应该有自身的界定，“无所不包”常常导致自身意义的稀释，这是应当引起警惕的问题。
“并存说”的明确提出虽较近，但全面衡量和调和两种范式的意见却早已出现。一些学者从分析近代中国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人民富裕）入手，指出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是围绕着这两大任务的实现而不断前进的，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是现代化实践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构成实现经济工业化和政治民主化的首要前提；实现国家独立和现代化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国家独立，现代化只能是幻想，但如果没有现代化造成的阶级基础，也就不会有成功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显然，国家独立、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是“革命史范式”的研究主题，而“繁荣富强”、“工业化”、“民主化”等是“现代化范式”的研究对象。有的坚持“革命史范式”的学者表示，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广义上隶属于世界资本主义范畴，如果将近百年的中国社会放在世界范围内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国际大背景下加以考察，说中国近百年历史“其实是一场现代化史”，也未尝不可；自己所反对的，是以“现代化”作为更主要的视角来建构近代史研究“新范式”的理论框架，将现代化视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要趋势或本质内容。不久前，有持“现代化范式”的学者大声疾呼承认不同见解、不同“范式”长期共存的正当性，明确表示“现代化范式”不可能取代其他史学范式而自定或被定于一尊，并指出史学范式的多样化，是中国史学繁荣之道，正式提出“并存说”。
在这场史学范式之争中，有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刘大年、胡绳这两位“革命史范式”的重要构筑者，其同样的论述不断被争论双方同时引用，以支持己方论点。在两位前辈的言说体系中，“革命史范式”的痕迹宛然可见，对现代化视角研究的重视也毋庸置疑，对于近代史两大任务（民族独立和现代化）的完成，虽分了时间上的先后，却全然未作主次的分野。他们没有直接就近代史研究范式之争发表意见，可以认为这是由于这一讨论与他们的学术活动在时间上的错位造成的，但可将之视为前辈大家的一种智慧。
近代史研究中“新旧范式”并存并不是80年代后才出现的，早在30年代，这种并存的倾向就已经出现，按照某些学者的意见，李鼎声和陈公禄各自的《中国近代史》被认为是“革命话语”和“现代化话语”的代表，这虽然有点言过其实，但的确，30年代后期到40年代
革命史观Vs现代化史观——如何解释中国近代史86_现代化史观
初，近代史研究出现这两种“范式”：革命范式以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册）和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为代表；现代化范式以蒋廷黼的《中国近代史》和郭廷以的《中国近代史》第一册为代表。只是随着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前者在大陆成为主导范式而后者在台湾成为主导范式，海峡两岸出现两种范式并存的情况。至于美国汉学界的情况，起步于战后的中国近代史研究，1949年以后一直是两种范式交替演进，时而并存，时而更替。
新旧范式之间出现的“范式转换”可以说正是中国现实历史变化的反映，是一种“进化论”思想指导下的理性、求真的反映。但是，这种“范式转换”绝不是“范式代替”，从目前所谓的旧范式对新范式的批评我们就可以清楚的知道，说“新范式代替了旧范式”，完全言过其实，恐怕是一种“臆想”。总的来说，目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正处于“新旧范式”并存发展的时期，“旧范式”虽不能全盘称为“僵化模式”，但关于“近代中国近百年历史的基本矛盾、基本内容和基本线索的认定”也未必都“准确”，都“符合历史的真实”；“新范式”的出现，的确“泼掉了污水”，但并没有“倒掉孩子”——争取民族独立；争取社会进步这两大主题都被保留下来，并用中国学者自己的“自成体系”的“现代化范式”，“揭示历史的真实”，认为近代中国不但有“真正意义的现代化”，而且存在“连续的现代化运动”，因此可以把近百年的中国近代史概括为“其实是一场现代化史”，并由此证明了“其存在和运用的价值”。
中国近代史的演变过程，是一个整体性的社会变迁过程，人们可以而且应当从不同的视角来观察和分析这一过程，只要持之有据，言之成理，都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这一过程的性质、特征和意义。任何一种学问，也都可以从不同角度加以探讨，可以强调某一侧面，而相对忽略其他部分。毋宁说，这正是为学之道。更何况历史学具有人文学科的特质，而历史现象包括人类曾经的活动的全部，决不可能有一种包罗万象、面面俱到、人人认可的历史学。所谓史学范式，即是对于历史研究的框架性认识，正不妨横看侧看，远看近看，上看下看，以至于内看外看，左看右看，任何一个侧面认识的加深，都有助于对整个历史进程认识的加深，都是对人类知识的贡献。多元并存，相互争鸣，彼此宽容，是学术发展的必由之路。
总体来说，目前至少有三种历史虚无主义需要我们注意。第一种就是党史研究领域的“否定革命”的虚无主义，这种虚无主义实际上并不可怕；第二种是对全部历史的虚无主义，“新历史主义”等后现代思潮的主张就是如此，长此以往，现实将因为历史的不堪回首而支离破碎；第三种是对历史教育的虚无主义，影视创作领域的“戏说”热和“空手道”、网络FLASH的“搞笑”和“无厘头”等等就是这种虚无主义的具体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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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题：中国近代革命史-近代史上革命女侠61阅读| 精彩专题| 最新文章| 热门文章| 苏ICP备13036349号-1